东亚国家独立之初，大多数实行多党民主制度，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但由于经济落后和发展的不平衡，种族、宗教、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及其与西方的差异，社会整合程度较低等原因，西方式民主在运作中出现变形，普遍出现政局不稳等问题，后来先后转变为强人集权体制，政党和议会徒有其表。在这种体制下，实现了国内局势的相对稳定。同时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先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建立本国工业，70年代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利用本国优势，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工业。到80年代，又注意出口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协调发展，进行产业升级。60—80年代，东亚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普遍较快，成效可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更具有代表性。

印度尼西亚独立初期，在政治上实行多党民主制。当时主要政党有以苏加诺为精神领袖的民族党、以哈达为领袖的马斯友美党、社会党和共产党。苏加诺根据“建国五基”^[1]，试图把各派力量联合起来。然而，各派力量斗争激烈。共产党以工农运动为基础，迅速壮大。民族党与马斯友美党也发生严重分歧，地方分裂主义膨胀，政局不稳。苏加诺认为这是因为采取了错误的制度，西方式民主不适合印尼国情，提出建立“有领导的民主”，实行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相结合的“纳沙贡主义”。从1957年起，苏加诺逐步推行行政机构改革，1959年解散政党内阁，任命非党派的工作内阁。限制党派活动，成立合作国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和最高评议院等，试图把各派力量统一于民族主义领导之下。在经济上对荷资企业实行国有化，扶持本国资本发展，实行土地改革，提出实行“互助合作社会主义”，建立有领导的经济，并于1960年公布了发展经济的八年计划。

但是，苏加诺未能实现政治体制的统一，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以军队为代表的右翼力量和以苏加诺为代表的中间力量斗争激烈。苏加诺未能真正控制军队。1965年9月30日晚，在获悉军队“将领委员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准备发动政变的信息后，“左派”军官发动政变，矛头指向“将领委员会”，此即“九三○”事件。陆军战略后备军司令苏哈托组织反击，很快控制了局势，旋即对印尼共产党和嫌疑人进行大屠杀，数十万人遇难或被捕。

此后，苏加诺大权旁落。1966年，苏哈托出任代总统，1968年正式就任总统，开始了“新秩序”时期。苏哈托政府加强对政党的控制，镇压共产党等反对派，由军人担任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要职、国有企业经理，并把权力渗透到民营企业，控制政治和经济命脉，形成军、政、财一体化的关系。此后，苏哈托蝉联七届总统。“新秩序”体制使局势相对稳定。政府重用经济专家，重视经济发展，采取大力兴办国有企业、制定有利于引进外资的立法等措施来推动经济发展。在苏哈托统治时期(1966—1998年)，印尼经济增长迅速。经济的较快增长虽然未能解决印尼的多种矛盾，但有助于减少人民对半专制体制的不满，苏哈托甚至被称为印尼的“经济之父”。

菲律宾独立后，建立了美国式的政治体制，被称为“东方的民主橱窗”。但是民主基础非常脆弱，政党不能代表民众，选举中的贿赂、作弊等司空见惯，国家缺乏整合。1965年底，马科斯当选总统，实行整顿官场、打击腐败、土地改革、振兴工业、提高福利等政策。1969年，他竞选连任。但马科斯的一些政策也引起混乱，经济状况恶化，地方分离主义、共产党的武装斗争都加剧起来。统治集团内部激烈争斗，反对党在1971年的参议院选举中取得优势。1972年，马科斯依靠军方，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解散国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而后又修改宪法。马科斯集总统和总理权力于一身，逐步建立了以军队为支柱的马科斯及其家族的集权统治。马科斯强调菲律宾面临共产主义暴乱、右翼政变、穆斯林分离主义、贪污腐败、私人军队和政治军阀、经济恶化等多重威胁，并推出其“新社会纲领”。马科斯政府一方面打击地方分裂势力和反政府武装，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土地改革，依靠技术官僚建立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体制，鼓励外资进入，发展出口产业，推动经济增长，逐步实现“新社会”。70年代，菲律宾经济出现较快增长。

韩国是在冷战背景下建立的，建国后名为共和国，实际上形成李承晚的专制统治，只剩下一个“民主的外壳”。当时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初步建立工业基础。60年代发生学生运动，以朴正熙为首的少壮派军人取得政权，提出“民族的活路在于经济现代化”。政府实行“政府主导，民有民营”的经济发展模式，运用各种手段推动经济增长。1965年韩日建交，韩国获得3亿美元赔款和5亿美元贷款，补充了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1967年，韩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金融、技术组织，大力发展面向出口的产业，主要以日、美为市场。韩国还利用了60年代越南战争中的特需。韩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被称为“汉江奇迹”。

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情况有所不同。马来西亚独立后实行多党制，但联盟党长期执政。泰国1947年发生政变后，长期实行军人统治。70年代以后出现文人政府与军人政府交替的局面，但多数时间是军人政府执政。新加坡1965年成立独立的共和国，人民行动党在历次大选中一直保持不败的地位。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光耀长期担任总理。这些国家议会和政党一般都继续存在，但基本属于威权主义或准威权主义类型的体制。各国政府也重视并积极促进经济发展，到七八十年代都获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从60年代开始，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新加坡经济年均增长率1966—1970年为13.3%，1971—1975年为9.6%，1976—1980年为8.7%。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1966—1970年高达12.7%，1970—1975年为9%，1976—1980年为7.6%。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随后也进入快车道，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60年代四国分别为3.9%、5.1%、6.5%和8.4%，70年代分别高达7.6%、6.3%、7.8%和7.2%。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更高。落后农业国的面貌得到很大改变，其中一些被划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被称为亚洲崛起的“小龙”。东南亚只有缅甸，自60年代以来，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建立了一党集权的军人统治，要建立“缅甸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国有化，建立计划经济，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闭关锁国等政策，经济非但没有起色，反而成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东亚这些国家的发展酝酿了新的变革的要求。首先是集权型的政治体制对民主权利的压制。这种体制在一定时期内能起到稳定政局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中产阶级的成长，更多的民主要求被提上议事日程，这种体制就逐渐难以为继。其次是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扭曲了市场机制，造成不少弊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腐败问题突出。在有的情况下，工业化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了掌权集团的工业化，其成果往往主要为少数人或集团所享有。例如苏哈托家族、马科斯家族均积聚巨额财富，成为腐败的典型事例。这种情况自然会加剧社会矛盾，并引起变革要求，所以到80年代，这些国家纷纷出现民主运动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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