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期间，英印政府宣布站在英国一边对轴心国作战，并在印度实行战时统治，将印度当作战略堡垒，将战争负担转嫁到印度人民身上，同时镇压反英反战运动。国大党对此不满，于1940年宣布不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决心争取印度“完全独立”。后又提出在英国承认印度自由的前提下，与英国合作，但被英国拒绝。于是，甘地要求英国“退出印度”。国大党还准备重新开展非暴力的群众斗争，结果遭到英印当局的镇压。另一部分印度民族主义者则采取与日本人合作反英的政策，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自由印度”和“印度国民军”。

1945年上台的英国工党政府，面临印度民族反英斗争的新高潮。同年夏秋，英国调动印度军队到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恢复秩序”，实际是镇压两国人民的独立运动，以及审判“印度国民军”军官的活动，成为引发反英运动的导火索。10月25日，印度各地举行“保卫东南亚日”群众大会，要求立即从东南亚撤回印籍军队。而抗议对前国民军军官进行审判的浪潮，则持续到1946年2月。游行示威者高呼英帝国主义者“滚出印度”、“滚出亚洲”等口号，多次与军警发生冲突。1946年2月，孟买印籍水兵举行起义，第二天便迅速扩展到孟买港内20艘舰船与驻孟买的2万名印度兵陆战部队。起义水兵在孟买人民的支持下，与英军进行了昼夜激战，死伤惨重。工农运动也蓬勃兴起。1946年6月，南印度海德拉巴土邦的特仑甘纳地区爆发了空前规模的农民起义。1947年1月—8月，印度有130余万工人罢工。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处于剧烈的动荡与危机之中。

印度民族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两大政治势力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对独立持有不同的见解。英国实行“分而治之”则加剧了这种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穆斯林联盟通过了建立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巴基斯坦的决议。国大党则不赞成按教派建立国家。大战期间，国大党遭英印当局镇压，为穆斯林联盟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它先后在以前由国大党执政的省份获得支配地位，所主张的巴基斯坦的领土概念也更为明确。1944年夏秋，国大党领袖甘地和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秘密通信讨论。甘地建议在印度独立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分立，真纳主张在印巴分立的基础上取得独立。1945年6月，英印总督韦维尔在西姆拉召开印度各党派领导人会议，讨论成立印度临时政府，并考虑制宪问题。会议亦因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的分歧，而归于失败。1946年7月，国大党同意组织临时政府，由英印总督任总理，贾·尼赫鲁任副总理。穆斯林联盟拒绝参加临时政府，宣布为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采取“直接行动”。随之，大规模的印、穆教派冲突在加尔各答爆发，四五天内数千人丧生。9月2日，临时政府宣誓就职后，穆斯林联盟的抗议行动更为强烈。教派仇杀向穆斯林与印度教徒杂居的省份和社区蔓延，全国几乎处于一场公开的全面内战状态。

印度反英浪潮的高涨以及使国家濒于分裂的教派冲突，加上战后英国自身力量的衰退和国内的重重困难，迫使英国统治者决定加速撤出南亚次大陆。1947年2月20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下院宣布，如果到1948年6月印度各政党仍不能达成一致，英国就会将权力“或者整个地移交给某种形式的英属印度中央政府，或者移交给某些地区现存的各省政府，或者以最合理的、最符合印度人民利益的其他方式移交”。

1947年3月，新任也是最后一任英印总督蒙巴顿抵达印度。印度爆炸性的局势使他感到，如果将移交政权的日子拖延到1948年6月，英国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正如他的参谋长所形容的：“1947年3月的印度是一艘舱中满载弹药而在大洋中着火的船。”所以，蒙巴顿在同印度各派领导人会谈并与英国政府磋商后，即于6月3日公布了《印度独立方案》(即《蒙巴顿方案》)。其要点是：准许按宗教信仰将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各王公土邦有权自行决定加入任何一个自治领，或不加入自治领而与英国保持原有的关系，但得不到自治领的权利。

国大党对印度的分割感到痛心，穆斯林联盟也对“截短而破烂”的巴基斯坦感到不满。但它们最终都接受了这一方案。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真纳任第一任总督和制宪会议主席。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成立，贾·尼赫鲁任总理。英国在南亚次大陆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印巴独立使两国人民挣脱了沉重的殖民统治枷锁，获得了根据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开拓未来的历史主动权，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然而，分治却使两国遭受极大的创伤。在分治之际，发生了严重的教派仇杀，复杂的领土和边界分割，人口的迁移等，形成了深深的积怨。分治还留下了一个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问题，使印巴两国陷入长期复杂的边界纠纷和冲突中，为该地区的动荡和外部势力的介入埋下祸根，严重制约着次大陆的持久和平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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