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亚非国家挣脱殖民枷锁，获得独立。到50年代中期，这一地区获得独立的国家已达30多个。同时，由于冷战的爆发，亚非新独立国家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美国在这些地区加紧推行其全球战略，将冷战引入亚非国家。但亚非新兴国家多数并不愿意卷入冷战纠纷，而是希望排除外来势力，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加强相互合作，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所以，亚非地区开始兴起一股中立和不结盟的潮流。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宣布奉行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背景下，在1954年4月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五国总理的科伦坡会议上，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提出召开一次亚非国家会议，得到与会四国的支持。同年12月，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亚非国家参加。

中国响应了亚非会议的倡议。中国虽然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但一直将自己作为亚非被压迫民族中的一员，积极发展与亚非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主张亚非国家团结进行反帝反殖事业。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和印度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了处理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在4月底签署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确认下来。随后，中国又与印度、缅甸共同向世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的倡导，对亚非国家的团结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也产生了重要的世界影响。

1955年4月18日—24日，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美丽的山城盛况空前。29个国家的30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正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如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突尼斯的新宪政党、摩洛哥独立党、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等，也派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以《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为题致开幕词。他呼吁亚非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他提出亚非国家不是要建立反对其他集团的集团，而是要为亚非各国、为全人类寻找通向和平的道路。

由于与会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差异，互相了解不足，加上美国在会外的活动，会上少数代表提出亚非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有的甚至指责中国对邻国搞“颠覆”。面对会议可能陷入内部纷争的危局，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力挽狂澜，表明了中国代表团求同存异的立场，同时以确凿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回答了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周恩来的发言和求同存异的方针使大会化险为夷，找到了绕开对立和争吵走向成功的道路，对会议成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亚非会议的成果以《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的形式发表，包括《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和有关经济、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问题等七项决议，倡导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万隆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由亚非国家自主地处理自己事务的国际会议，是亚非国家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会议所体现的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要求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万隆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亚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促进了亚非人民的团结与友谊，推动更多的国家走上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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