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完全消除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虽然西欧国家一般较重视社会福利，但贫富差距依然悬殊，社会公正仍然离现实很远。例如，在法国，1961年，2000个显要人物中，68%来自只占总人口5%的上层阶级。英国史学家安东尼·桑普森指出，劳动者的子弟上升到权力地位的机会，几乎与18世纪一样艰难。虽然有“经理革命”和“能人政治”，但高级经理绝大部分还是出身资产阶级上中层，出自普通工人的很少。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刺激了人们对财富无止境的欲望和精神世界的失落。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激进的左翼思潮——“新左派”在西欧出现了。他们对现实社会展开了批判，形成“新左派”运动，其指导思想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等。在法国有卢卡奇的新马克思主义和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联邦德国是流亡美国15年后于1950年回国的西奥多·W·阿多尔诺和马克斯·霍尔克海默创立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意大利是被葛兰西用人道主义思想所贯穿的马克思主义。此外，新左派还受到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以及某些极“左”思潮如托洛茨基主义等的影响。不难看出，西欧的新左派与美国60年代的新左派既有类似又有不同。

这些以新左派自居的年轻人认为，欧洲老左派的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已成为维持现状的支柱，工人阶级已“日益资产阶级化”，改造社会的重任将由知识分子来承担。他们批评西欧和美国在国际经济中分享特权地位，以新殖民主义的形式，保持对非白人的统治。新左派中有些人由于对现存社会秩序不满而向往无政府主义，反对社会规范，宁愿在小范围的团体中按直接民主的方式行事。由于高校急剧扩招，大学生激增，学校成为新的政治旋风的中心。在联邦德国，大学生和青年人开展“议会外”的抗议运动，提出了厌恶国家、反对传统、要求以革命的方式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要求改革大学课程和管理。柏林自由大学甚至一度为激进分子所控制。1973年，联邦政府以宪法法院决议的方式，对大学管理方式进行一定的改革。

60年代后期，西欧新左派运动走向激进，形成高潮，最突出的是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戴高乐重新上台后，经济虽有较快发展，但也引起了不少问题。为提高出口竞争力推行的法郎贬值，在1959年至1963年秋使法郎的购买力下降1/3;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而推行削减小农户的政策，则使农民更加不满，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60年代中期，戴高乐的威望开始下降。1965年12月，法国总统选举，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和部分自由政治家、共产党人联合，组成左翼联盟，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得到32%的选票，致使戴高乐未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当选，只好举行第二轮投票才当选总统。

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在1968年宣泄出来。5月初，巴黎大学索邦分校的学生因校方开除学生运动领导人而群起罢课，并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工人和农民支持学生运动，法国发生全国性的工人罢工运动，其后部分工厂被占领，工会领袖拒绝与资方协商解决办法，政府权威处于崩溃状态。戴高乐宣称“改革可以，乱来不行”。5月底，他在取得军方的支持后，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另一方面，他不得不表示满足工人和学生的部分要求，将最低工资提高35%，许诺进行教育改革。此后学生运动和罢工运动逐渐平息。

60年代西欧的新左派运动，反映出西欧高度现代化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西欧的新左派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人后来走向消沉退隐，融入了现存社会;另一些人则走上了恐怖的“城市游击战”的道路，遭到各国政府的镇压。

此外，高速发展时期的西欧还潜藏着与文明和进步极不和谐的因素。在意大利，黑手党因1943年协助盟军登陆而形成“气候”。战后其势力逐渐越出西西里岛，扩展到包括罗马、米兰、那不勒斯、都灵、热那亚、佛罗伦萨在内的15个大城市。50年代，黑手党通过控制农副产品市场和西西里灌溉、水利工程牟取暴利。六七十年代，黑手党转入房地产和土地投机生意，逐渐垄断了走私和贩毒市场。黑手党甚至渗入政府和警察部门，成为意大利社会久难根除的一大毒瘤。

在西德，纳粹主义阴魂不散，并未因联邦政府的压制而销声匿迹。1949年成立的社会帝国党，是战后初期最有影响的纳粹主义组织。它被联邦宪法法院判决禁止后，又有德意志帝国党续其“香火”。1953年，联邦德国民意研究所做的调查表明，约有5%的人支持复兴纳粹党。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联邦德国政坛有人甚至认为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而非纳粹残余。70年代中期，新纳粹分子中的一部分人还开始转向用暴力和恐怖手段表达对社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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