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20年中，西欧经历了一个经济空前高速又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西欧经济年均增长率大大高于20世纪上半期，西欧主要国家除英国外，德、法、意等国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同期的美国，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按197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组成欧共体的九国(德、法、意、荷、比、卢、英、丹、爱)的国内生产总值，1950—196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4.8%，1961—1970年为4.7%。工业年平均增长率更高，50年代联邦德国为9.5%，法国为6.1%，意大利为9.1%，英国为3.3%;60年代联邦德国为5.8%，法国为6.0%，意大利为7.2%，英国为2.8%。西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从1951年的20.8%上升到1970年的28.6%。西欧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大为上升，如法、德、意、荷、比、卢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从1957年的22.7%上升到1970年的39.7%。战后初期，西欧的黄金外汇储备几乎枯竭，到1970年，上述六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已占资本主义世界的36.9%。西欧对外投资也大为增加，英、法、德三国1948年的对外投资总额不过210亿美元，1970年三国的对外资本输出已达975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对外资本输出总额的约1/3。到70年代初，西欧与日本、美国形成西方世界经济三足鼎立之势。

20多年中，西欧经济发展总体上保持着稳健的特点。各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在1950—1973年没有出现过绝对下降，英、法、德、意四国国民生产总值除联邦德国1967年下降0.1%外，其他三国均没有一次绝对下降。物价涨幅不大，如西欧八国(四国加上荷兰、比利时、瑞典和瑞士)1951—1960年年均生活费用上涨仅3.2%，1961—1970年年均上涨3.7%。由于名义工资增加较多，所以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有较大的提高。到60年代，大多数西欧国家实现了充分就业，失业率最高的意大利也只有3.3%。

但是，西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平衡。主要国家中，增长最快的是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英国增长最慢。就各国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黄金外汇储备等在世界上所占比例来说，德、法、意等国都上升了，而英国则是下降了。通货膨胀也是英国比较突出。英国经济常常被描述为“停停走走”，是英国衰落的重要表现。

西欧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因来自多个方面。首先是西欧在30年代的大危机后，还没有恢复元气就卷入战争的火海，近20年的停滞和倒退，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需求。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秩序的恢复，各国久受压抑的需求得到释放，购买力由于工资的增长而不断增强，国内市场得到有力扩张，也刺激了投资的高涨。战争的影响使西欧在重建过程中也实现了一次技术更新，大量引进和利用了首先在美国取得突破的新技术革命成果，提高了西欧经济的技术水准，促进了经济增长。

其次是国家干预盛行。这一时期是凯恩斯主义鼎盛时期，也是社会党一类政党的“社会主义”盛行的时期。各国政府都实行干预政策，甚至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如发展国有和公私合营企业，增加政府投资，推行国家计划，扩大财政预算等。有些西欧国家的国营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相当高，称为混合经济体制。即使是国有企业较少的联邦德国，国有企业70年代初也占全国投资的20%。西欧国家广泛实行赤字财政，政府财政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约为20%，战后普遍上升，到70年代英国和意大利甚至高达40%左右。国家金融机构在信贷业务总量中占有的比重，在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高达1/2到4/5。国家成为最大的投资者、最大的放贷者、商品和劳务的最大采购者。西欧国家还普遍制订和执行了各种经济调控计划，协调地区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等。各国情况也不完全相同。法国是宏观计划调控最有连续性的国家。联邦德国60年代后期才开始制订和执行宏观经济计划。“福利国家”政策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形式，即以税收和福利的形式干预再分配过程，缓和社会矛盾。国家干预在这一时期总的来说有利于经济增长，其负面作用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

第三是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西欧在殖民地独立后仍然保持了与前殖民地的特殊联系，保证了对亚、非、拉美的市场和廉价资源的继续获得。西欧内部则先后出现了煤钢共同体、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区域内合作扩大了内部市场，促进资源实行超越国界的流动和配置，适应了当代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要求，也是西欧经济增长较快的重要因素。

第四是西欧国家军事开支相对较低。6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没有卷入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联邦德国军事开支更小，得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这一时期，西欧经济集中进一步加强。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律、欧洲共同体的成立、美国资本大举进入等因素，使竞争更为激烈，西欧各国政府以“合理化”为由推动集中。60年代，西欧的经济集中出现了高潮，其速度甚至快于美国。在整个欧洲共同体，1965年5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采掘业和制造业的35.1%，而到1970年上升到45.7%。虽然有的国家曾经实行过反对过分集中的立法，如联邦德国在战后初期曾对垄断组织强行分割，1957年通过了反卡特尔法，但并没有阻止经济集中的发展。混合型集中也成为西欧经济集中的主要形式，虽然西欧的混合集中比美国开始得稍晚，规模较小，但到60年代中期，多样化经营几乎成了多数西欧大公司的突出特征。也有许多西欧大公司成为巨大的跨国公司。欧洲公司在国外设立的分公司数量激增。1971年世界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中，西欧占15家，1983年达到21家。

与美国的情况类似，西欧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也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首先是物质生产部门与非物质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到70年代中期一般达到占经济总量的近50%。属于物质生产部门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部门的比重下降。特别是农业(第一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最为明显。1950—1973年，法国农业从占33%下降到12%，联邦德国从25%下降到7%，意大利从41%下降到17%。第二产业部门所占的比重，除意大利、联邦德国、葡萄牙、芬兰略有上升外，其他各国均呈下降趋势。到70年代中期，上述四国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在第二产业部门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新兴工业兴起，而除石油开采以外的采掘工业和部分传统加工工业的比重普遍下降。如联邦德国的新兴电子工业在整个工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的1.9%上升到1975年的5.5%，而纺织工业的比重却从10.2%下降到3%。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是西欧国家高度工业化的表现之一。

同样，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科技和教育的发展、人们收入的提高等，西欧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人口就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从50年代到70年代都下降了一半以上。同期，从事各种非体力劳动、进行非直接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即白领阶层大为增加。生产部门的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使工业部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也大大减少，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大增。由于非物质生产部门如医疗卫生、银行保险、科学教育等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加上人们收入的提高、城乡差别的缩小、生活方式的改变等，西欧的社会结构也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枣核形或椭圆形，即极富、极贫的两极人数较少，收入和生活处于中间状态的社会阶层人数居多。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分析社会分层时常用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属性已难以准确描述战后西欧各阶层的社会关系。

这一时期，西欧国家在政治上总的来说是走在“中间道路”上。战后初期，西欧各国广泛进行了改革，扩大了资本主义民主，确立了既反对法西斯极右势力，又排除共产党等左派力量，由中右或中左势力执政的格局，奠定了战后西欧政治发展的基础。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结构变化进一步加速，中间阶层人数大增。各国政府又通过税收和福利制度等政策来调节收入差距，保障一般人的基本生存需求。通过扩大工会权利和工人参加企业某些问题的决策(如联邦德国的“共决制”)，对工人的不满进行疏导。所有这些，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的缓和，要求从根本上推翻现存制度的激进革命大大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所以，西欧国家的工人群众和一般劳动者虽然没有停止争取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的斗争，甚至时而出现高涨，但并未发展成为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在新的条件下一再修改纲领和策略，试图通过争取议会多数，推动“结构改革”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共产党为争取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的权利而长期斗争，这是促使政府改善工农群众的地位和处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甚至曾参加过联合政府，但总的来说是被排斥在政坛主流之外。一些国家的极右力量也难以形成气候。如德国50年代的社会帝国党、60年代的德国民族民主党和70年代初的德国人民联盟等老法西斯残余和新法西斯势力，受到多方面限制和多数民众的反对。阿登纳曾说，决不允许1933年重演。

于是，在西欧政坛上，虽然多数国家党派林立，总的格局是形成以中右的温和保守派政党和中左的温和改良派政党为主导政坛优势的两大阵线。一方面，属于温和右翼的主要代表社会上层利益的保守政党，如英国保守党、德国基督教联盟党、法国保卫共和联盟、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等，长期执政;另一方面，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左政党，如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成为强大力量和轮流执政的政党，推行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特点的各项政策。50年代，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等先后扔掉工人阶级的“布帽”形象，修改党纲，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转变成为“人民党”，以争取新的中间阶层选民;而保守政党也主张进行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在执政期间并不完全取消中左政党执政时的改革成果，两类政党界限趋于模糊。英国出现了保守党与工党间的“共识政治”。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59年召开党代表大会，公布了《哥德斯贝格纲领》，接受基督教联盟党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

大体说来，50年代西欧主要国家是保守政党占优势。联邦德国的基督教联盟党在1957年大选中获得过半数的选票和议席，单独组织政府，达到鼎盛。联盟党的康拉德·阿登纳自联邦德国建立后连任联邦总理达14年之久。他在经济上实行社会市场经济，使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所谓“莱茵模式”的主要代表;在政治上既反对极右政党，又压制共产党。在法国，1958年戴高乐上台，标志着中右保守势力在法国政坛力量的加强。戴高乐厉行保守主义改革，其最重大的改革是修改宪法，加强总统的权力，削弱议会的权力，建立起半总统制的国家政治体制，使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成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改变了政党林立、政局不稳的状况。同时，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推动法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50年代英国保守党取代工党，一直执政到60年代上半期。意大利执政的是天主教民主党，也是中右的保守政党。

60年代，西欧政坛社会民主党等中左政党势力逐渐上升。6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以联盟党为首的“大联合政府”，60年代末又与自由民主党组成“小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利·勃兰特成为总理，实行具有社会民主党特点的内外政策，如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扩大社会福利等。社会民主党一直执政到80年代初。英国在60年代中期开始重新由工党执政，继续加强国有化，扩大社会福利。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在60年代联合，曾在1965年的总统选举中迫使戴高乐进行第二轮选举，才勉强当选总统并在1965年和1967年的议会选举中选票大增。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实行“向左开放”政策，于1963年成立了由天民党、社会党等组成的中左联合政府，并接受社会党的主张，推行社会和经济改革。

这一时期西欧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殖民帝国的瓦解。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西欧各国不得不采取措施结束殖民统治，并努力以新的方式保持与殖民地的联系。战后初期，英国开始从殖民地撤退。但50年代，英国还对肯尼亚、马来亚、塞浦路斯进行了数年之久的殖民战争，英法联合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进行了多年殖民战争，但都以失败告终。60年代，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承认“变革之风正在劲吹”，英国必须面对现实。法国总统戴高乐也承认殖民主义时代与油灯和马车的时代一样过时了。六七十年代，在非洲、亚洲、南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纷纷独立，尚未独立的已经很少。60年代末，英国决定从苏伊士以东撤退军事力量。到70年代中期，英国的军事收缩基本完成，只在香港地区、塞浦路斯留有少量驻军。同时，英国努力使殖民地独立后留在英联邦内，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国的利益。然而，英联邦越来越松散。法国则先是在50年代中期退出了印度支那，戴高乐上台后于1962年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法国的非洲殖民地也都在60年代获得独立。法兰西帝国改为有名无实的“法兰西共同体”，但仍然保留了法国在前法属殖民地的特殊关系和“义务”。70年代中期，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莫桑比克、安哥拉等也先后独立。西欧国家几百年来的殖民统治体系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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