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西欧和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地位的加强，使它们的自信心随之恢复和加强起来。它们逐渐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而是越来越多地显示出独立自主性。戴高乐时期法国对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酝酿和实行、英美特殊关系的变化、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等，都表明了西欧、日本与美国关系的变化。

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致力于恢复“法兰西的伟大”，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发起了挑战，他的一系列政策被称为“戴高乐主义”。他首先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提出要在大西洋联盟内建立一个由美、英、法三国组成的委员会，共同就西方的战略进行磋商和决策。这实际上是要求法国与美国取得平起平坐的地位。在遭到拒绝之后，戴高乐就连续采取行动，以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和独立自主。

首先，戴高乐政府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戴高乐宣称法国的军事力量只能由法国自行指挥，迫使美国撤走驻在法国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机构(包括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等)。法国继续进行第四共和国时期开始的核计划，于1960年试验成功了第一枚原子弹，同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旨在控制盟国核力量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法国反对美、英、苏在1963年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1968年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认为它们是为维持美苏等国的核垄断地位服务的。

其次是在经济上，戴高乐公开批评战后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认为它单方面有利于美国，并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法国以其掌握的大量美元兑换黄金，加剧了60年代后期的美元动荡。同时，法国还限制美国资本的进入。

第三是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不是欧洲的一部分”，力图在法德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法国主导的摆脱美国领导的联合的欧洲。戴高乐大力加强法德友好合作，同时对英美“特殊关系”存在反感，一再否决英国加入共同体。他提出“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和对苏联“缓和、谅解与合作”的口号，改善了法苏关系，努力打破美国对东西方关系的垄断，防止美国与苏联背着欧洲国家搞交易。法国也由此增加与美国打交道时的筹码。

戴高乐还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其中一个重大举措是不顾美国的反对，在1964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戴高乐还批评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不义战争”，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采取不同的政策，号召拉丁美洲“向法国看，向欧洲看”。

与此同时，其他西欧国家与美国的关系也在酝酿着新的变化。联邦德国在建国之初实行对美国“一边倒”和对苏联、东欧强硬的政策。但随着冷战走向缓和，联邦德国认识到德国不可能在短期内统一，而且联邦德国需要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活动空间。所以60年代，联邦德国出现对外政策新思路。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主张改善与苏联东欧的关系，促进两德接近，“以接近求改变”，为统一创造条件。60年代中期，以艾哈德为首的联邦政府发出“和平照会”，表示愿意与苏联东欧就相互关系进行谈判。1966年组成了联盟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大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任外交部长，调整政策的力度加大。于是，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的关系逐渐缓和。1969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的“小联合政府”，勃兰特成为总理，“新东方政策”全面展开。此后，经过谈判，联邦德国先后签订了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双边条约和两德之间关系的“基础条约”。由此，联邦德国在有条件地承认两个德国、承认战后欧洲现存边界的基础上，实现了与苏联、东欧的缓和，打开了相互交往的大门，也大大拓宽了自身的外交活动空间，有利于其经济力量转化成外交上的影响力，谋求与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外交地位。

与此同时，英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发生一定的变化。战后英国一直强调英美“特殊关系”和英联邦、英帝国的重要性，将它们放在与欧洲的关系之上，对欧洲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采取消极态度。但是到60年代，英国也提出了加入欧洲共同体的申请，主要原因是：英国感到英美“特殊关系”不能充分保证英国的利益，美国常常排挤英国;殖民地解放运动蓬勃高涨，英联邦再也难以成为英国世界地位的支撑;欧洲共同体成立后，日益成为一个新的引力中心。英国权衡利害，于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虽然此后遭到戴高乐的一再否决，英国仍坚持既定方针，并终于在1973年初正式成为共同体成员。在此期间，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提出英美关系是一种“自然关系”。英美“特殊关系”并未真正抛弃，但是英国政策的重心还是有所调整，被称为英国对外政策的“欧洲化”。

战后日本以日美关系为对外政策的“基轴”。其实质是日本受美国的安全保护，同时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从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控制的斗争的不断开展和日本经济的恢复并高速增长，日本谋求加强自主性和对美关系的对等性。50年代中期，鸠山石桥内阁提出修正旧金山体制，开展“自主国民外交”。1957年上台的岸信介政府提出，要加强日美关系的对等性，开始“日美新时代”，并把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作为最重要的一步。在此期间，日本不顾美国的干扰，于1956年与苏联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目标。而后又与美国谈判，于1960年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即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新条约保持了旧条约的基本内容，但是作了一些修改，强调了日美关系的“相互”性，删除了旧条约中过分干涉日本内政的内容，明确了驻日美军行动应与日本磋商等。日本的地位和外交的自主性有所提高。

日本提出的所谓“自主外交”，到70年代有了某种真实的内涵。日本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更加突出日本利益。1972年出任首相的田中角荣提出“多边自主外交”，随后三木武夫内阁又提出“等距离外交”，福田纠夫内阁则提出“全方位外交”。提法不同，实质不变，都是既保持日美特殊关系，又要改变一切服从美国的做法，实行较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1978年，大平正芳出任首相，明确提出日本与美、欧是同盟关系，与中国是友好协商关系，与苏联是对话关系。日本加强了与东南亚和东亚各国的外交。

在经济上，日本成为世界市场上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60年代中期，日本对美贸易扭转了逆差的局面，并出现巨额顺差，到1968年已达到10亿美元之多。日美贸易摩擦不断，且日益加剧。两国虽然努力协调政策，减少冲突，仍然无法根本消除摩擦。70年代以后这类摩擦仍有进一步发展之势。

在此种背景下，美国设法调整它与西欧和日本的关系。对欧洲，尼克松政府宣布1973年为“欧洲年”，建议美欧签署《新大西洋宪章》，以调整美欧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但是欧共体国家却提出一个《欧洲特性宣言》，法国带头与美国唱反调。直到1974年6月，美欧才终于签署《大西洋关系宣言》，其中强调美欧要平等互信，“保持密切磋商、合作和相互信任”;美国保证维持北约安全所必需的军事力量，西欧承诺为共同安全而承担其应负的责任;要消除经济政策冲突的根源，保证相互经济合作。对日本，美国于1960年与日本签订新的安全保障条约，70年代归还冲绳行政权，旨在调整美日关系。

70年代，美、欧、日形成“三边主义”。从1975年开始举行的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即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为美、欧、日三边协商的主要形式之一。七国首脑会议的作用，一是协调它们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政策;二是形成西方在三边协调的基础上共同主宰世界经济的机制，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经济霸权。这表明到了70年代，美国已不能像在战后初期那样包打天下，需要与欧、日协商，以克服困难，并共同维护西方在世界经济领域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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