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出现后，西方国家左右为难。用赤字财政和膨胀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会造成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之间的恶性循环，而实行紧缩性政策，又会加剧衰退。真是“扶得东来西又倒”，暴露出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反危机措施不灵了。

于是，经济学领域“风水轮流转”，现代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跃上前台。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76年，弗里德曼获诺贝尔经济学奖。1956年和1969年，他先后出版《货币数量论的一个重新表述》和《最优货币数量和其他论文》等著作，1979年又出版《选择自由》一书。他的现代货币主义的基础是现代货币数量论。他通过研究发现，只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快于产量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会如期而至。他主张实行“单一性规则”，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在一个不变的水平上，这个增长率应同预计较长时期内出现的经济发展速度相一致。他认为解决高失业率的长期办法，是鼓励人们储蓄、投资、工作和雇工。他公开反对政府干涉市场和妨碍“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反对凯恩斯主义主张的赤字财政。他把经济中的种种弊端归咎于国家干预：“政府是今天经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供应学派产生的时间较晚，但其基本原理则早在19世纪就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来了：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伯特·孟德尔、阿瑟·拉弗、乔治·吉尔德等，他们提出以增加供给、提高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经济只需考虑生产的增长，而减税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途径。税率过高会使人们失去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而且会减少税源，无法弥补财政赤字。过多的福利则不利于个人储蓄和劳动创造性的发挥。1984年，美国供应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保罗·克雷·罗伯茨出版了一本题为《供应学派的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的书，阐述这一派的理论。供应学派与货币主义一样，也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刺激需求的政策。

经济“滞胀”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也引起了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和政坛格局的重大变化，出现一股强劲的保守主义趋势。保守主义大力抨击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说它们是造成“滞胀”的祸首。工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受到削弱。在北欧，自30年代危机以来长期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76年下台。在英国，工党政府在1979年下台，此后开始了保守党长达近20年的执政。在联邦德国，联盟党在1982年取代了社会民主党。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以保守著称的共和党右翼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以压倒多数当选为美国总统。在日本，则有自民党右翼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甚至一些以改革相标榜的政党及其代表人物，也不得不向保守主义的政策转向。

保守派重返政坛，针对当时出现的经济“滞胀”，进行了一场“新保守主义”的改革。他们在经济上所依据的主要理论，则是“新自由主义”——现代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一系列主张，对内在经济社会政策中普遍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实行较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对社会福利实行严格限制，对国营部门实行大规模私有化，采取各种手段促进私营经济部门的发展。新保守主义在对外政策中也有表现，如里根政府重新加强意识形态色彩和实现对苏联强硬对抗的政策，在国际范围内推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药方等。

这场保守主义回归，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共识政治”和“中间道路”为特点的时期过渡到以保守的中右为指向的时期，其影响至今犹在。之所以称为“新保守主义”，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彻底地回归到二战以前的传统保守主义，因为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已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没有哪个政府可以做到完全对经济袖手旁观，像20年代那样“无为而治”。即使在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典型的美国，政府也不可能对经济彻底地自由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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