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体制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困难。一些国家不得不改弦更张以应对新的形势。即使是并非依靠苏联支持和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新的问题。冷战结束使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美国和西方利用其优势地位，加强推行西方式的发展道路、政治经济原则和意识形态。它们提出了“新干涉主义”，加强全球干涉活动。加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也构成新的压力和冲击。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抗风险能力低。南北差距仍在进一步加大。新技术革命导致的信息技术差距，即所谓“数字鸿沟”，也成为新的南北差距的根源。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被“边缘化”的危险。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本国经济、争取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仍然任重道远。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新秩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早在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90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世界多极和“中国算一极”的观点。中国主张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命运，反对用新的强权——集团政治代替旧的强权——集团政治。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以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机会，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原则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建立公正合理、互利合作、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认为，人类面临着诸多共同问题，全球化应是有利于“共赢”的全球化。在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方面，各国应加强合作，但处于强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应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的国际新秩序主张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得到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中国为实现这种国际关系新秩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努力促进大国关系的和平调整，改善了与各大国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主张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开展多方面的国际合作。中国努力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实现睦邻友好合作，并积极参加区域性经济和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反对以武力解决争端和利用别国的内部事务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维护联合国的作用和权威，反对无视联合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中国反对军备竞赛。中国在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以人民币不贬值的实际行动，体现了负责任的态度。

建立公正合理、有利于各国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国际新秩序，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为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国际新秩序的努力也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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