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国家改革的道路非常坎坷，除了本身的困难和传统思想的框框外，还有苏联的经常干预。赫鲁晓夫1955—1956年曾承认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道路，但口惠而实不至。东欧改革如履薄冰，难以真正解放思想，独立探索。在这方面，有的国家进行了抵制，有的国家则长期受制于苏联。

波兰在1956年后曾进行若干改革，包括批判个人崇拜、扩大政治民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调整农村政策等。但1958年，苏联发起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哥穆尔卡于是表示要与“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在改革上趋于停滞。1959年，哥穆尔卡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表示重新按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顺序进行建设，结果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粮食不能自给。60年代的投资积累率逐渐提高，对劳动者工资增长却采取限制和冻结政策，10年间职工的实际工资总共只提高18%。1970年，波兰政府决定提高食品和日用品价格，引起了严重抗议，导致党中央领导层改组，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新领导一方面调整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实行“三高”(高速度、高消费、高积累)的“高速发展战略”，要实现波兰的“第二次工业化”。结果在经历了三四年短暂的表面繁荣后，波兰经济再次陷入比例失调、物价飞涨的窘境。1976年，波兰再度发生危机，不得不再次实行调整。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经历了更大的曲折。苏共二十大以后，捷共领导人诺沃提尼在国内对个人崇拜展开了批判，对经济生活中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片面重视重工业，忽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忽视市场调节机制等重大弊端作了一定改革，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此后，捷共盲目乐观，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年)指标定得过高，造成国民经济新的严重失调，第三个五年计划被迫中止。捷共领导人又将经济困难归咎于改革，1962年捷共十二大决定恢复中央集权旧体制。

60年代中期，捷共中央又提出进行改革的口号。1967年10月至1968年1月，党内围绕改革问题开展大辩论。主张改革的杜布切克任党中央第一书记，斯沃博达任总统。1968年3月28日—4月4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即《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之路》)，提出要“建立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改革经济体制，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中央计划主要规划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短期调节主要靠市场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扩大企业职工的经济参与范围，成立由职工民主选举的工厂委员会。第二，改革政治体制，确保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不允许用党的机构代替国家机构、经济领导机构和社会组织。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允许媒体公开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第三，对外政策方面，奉行独立自主的立场，在尊重主权、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同时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捷共的《行动纲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改革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这种现象被称为“布拉格之春”。但是，苏联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变化是反苏的自由化运动，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1968年8月20日晚，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军队，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改革派领导人被清洗，新领导集团实行“正常化”。此后不再使用“改革”的说法，只能进行更为有限的局部调整，如70年代捷共提出加强经济的集约化发展，1980年提出完善经济的计划管理体制的措施等。

苏联的干预导致东欧改革的曲折坎坷，一再反复，屡次贻误发展时机，最后终于积累成80年代末的总爆发，成为东欧社会主义总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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