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苏联的停滞和僵化现象非常严重。经济增速大大减慢，20世纪80年代初近乎停顿。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层严重老化，失去任何改革的激情。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后，苏联又陷入泥潭，难以自拔。而与此同时，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正方兴未艾，苏联在与世界先进水平的竞争中日益处于不利地位，世界范围的新的调整改革浪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新浪潮已经兴起。苏联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改革越来越刻不容缓。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尤里·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年68岁。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即表示要进行改革，一方面采取措施与贪污腐化、纪律松弛等现象作斗争，另一方面开始关于体制改革的讨论。他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些理论作了一定程度的重新估计，如把“发达社会主义”的“建成论”改成“起点论”;在所有制理论方面，主张把占有方式和经营方式区别开来，批评一味追求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做法，主张放松对个体劳动者的限制，不再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但安德罗波夫领导时期只有14个月，除开重病时间外，实际不到半年，在理论探索和实际的改革中，不可能取得什么重要的进展。

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去世，73岁高龄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党内有些人强烈希望把权力移交给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但也有不少人反对，经过争论达成了妥协，再由老一代人担任一次最高领导，作为过渡。契尔年科这样老迈而又疾病缠身的领导人出任最高领导人，本身就反映了苏联体制的僵化停滞。契尔年科以“和事佬”著称，根本不可能成为新思想的创造者和新的改革的推动者。苏联也就在暮气沉沉中又度过了一年的时间。1985年3月，契尔年科去世。

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内，苏联先后有三位老龄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岗位上。他们似乎就是苏联病入膏肓的象征。苏联大地上哀乐连连，在表面安定的环境下，潜藏着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在继续积聚和加深。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又担任了最高国防委员会主席。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新一代领导人，年富力强。他的上台反映了苏联党内对于改变苏联一个时期以来死气沉沉的现状，开辟改革新局面的希望。随后，苏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层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苏联党政领导改变了老人政治的局面，显示出生气和变革势头。因而，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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