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3月，战时繁荣的日本经济陷入了危机，其后持续萧条。1923年9月，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受灾人口340万，财产损失达100亿日元。1924年起，日本经济才开始摆脱停滞状态而有所回升。1925年，工业产值和出口额超过1919年的水平。整个20年代，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3%。城市建筑、铁路建设和电力工业的发展带动了钢铁工业的繁荣。电力工业的发展使中小企业普遍电气化，以电力为主要动力的化肥工业迅速发展，与生产电机、电线有关的工业部门随之兴起。棉纺业发展迅速，达到先进国家水平。日本的工业化水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了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政府推动和资助产业合理化，强化财阀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企业采取措施革新生产技术，改进生产管理，同时解雇剩余劳动力，以提高效益。

然而，某些部门却一直不景气。如1929年造船吨位约为1920年的1/3。产业合理化加剧了失业，全国失业半失业人数在20年代一直保持在100万左右。由于受工业化的冲击，加上半封建因素的影响，农业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中，20年代的农业年产值始终低于1919年。对日本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对外贸易的增长极为缓慢，外贸赤字增加，造成黄金储备空虚。日本政府不得不举借外债，利率有时高达6.5%，造成金融形势的恶性循环。外贸的不利地位还促使日本政府铤而走险，企图以超经济手段攫取海外市场。

战后初期，日本工农运动高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民本主义运动”也在继续发展，争取普选运动成为更为广泛的群众运动。1918年9月，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原敬号称“平民首相”。次年3月，原敬内阁提出选举法提案，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从10日元降至3日元。但普选运动更加激进化。代表财阀和地主阶级的政党宪政会、国民党于1920年2月提出男子无财产资格限制的选举权议案，以避免人民走向革命。但这一提案未能实现。

1921年11月原敬遇刺身亡后，日本政局动荡，随后的几届所谓“超然内阁”，执政都很短暂。在工农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背景下，资产阶级政党日趋活跃。1924年，宪政会、政友会和革新俱乐部三党组成“护宪三派”，要求“根据宪政精神建立政党内阁制度”，“打倒特权内阁”，“实行普选”，“改革贵族院”，“整顿行政财政”，发动了反对“超然内阁”的运动，并在1924年5月的大选中获胜，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组成联合内阁。这是日本政党第一次依靠自身力量取得议会多数并掌握政权。此后几年被称做“政党政治”时期。尽管天皇专制体制未变，但由众议院多数党组阁，却是一个重要突破，表明资产阶级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加强。政党内阁时期，1926年大正天皇去世，太子裕仁继位，改元昭和。

政党政治时期进行了某些改革，政治民主有所进展。1925年3月，“护宪三派”内阁提出“男子普选权”法案获得通过，废除了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凡年满25岁以上男子均有权选举众议院议员，年满30岁以上男子均有权当选，但生活上享受各种救济者除外。这使选民人数骤增至1200万，占人口总数的20.8%。在财政方面，主要是裁减政府官吏，缩减财政预算，加强议会对财政的监督权。此外，还实行裁减军费和现役军力。

但“政党内阁”也坚决镇压日本人民的革命运动和共产党。就在通过新选举法的1925年，政府颁布“治安维持法”，规定“凡以变更国体或否认私有财产为目的而组织结社或知情加入者处以10年之下之惩役或禁锢”。矛头指向1922年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工农群众运动和民主运动。

政党内阁时期，日本对外采取比较审慎的政策。1924年6月至1927年4月期间的外相币原喜重郎，提出“协调外交”的口号，又称“币原外交”。此时日本对英美不搞对抗，适应华盛顿体系;与苏联建交，并从库页岛北部撤军;对中国，表示“不干涉内政”，有条件接受中国的“关税自主”要求，而通过在中国军阀中寻找代理人和采用经济侵略来扩大在华势力。但1925—1926年，日本出兵帮助中国奉系军阀张作霖击败郭松龄和冯玉祥，撕破了“不干涉内政”的假面具。

1927年3月，日本爆发金融危机，银行提存、歇业和公司破产浪潮席卷全国。同时，中国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和南京。在此背景下，1927年4月，政友会总裁、长州军阀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并兼任外相。田中内阁上台后即采取所谓“积极外交”，加紧对华武装干涉，借口“保护侨民”，悍然出兵山东。1928年5月再次出兵山东，制造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济南惨案，无理要求中国军队不得驻在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同年，因张作霖拒绝日本修筑新铁路的要求，日本竟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

在此期间，田中内阁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议通过《对华政策纲要》，确定了日本分离满蒙、侵略中国、称霸远东的方针。该文件妄称“满蒙并非中国本土”，对日本“国防以及国民生存上有重大利害关系”，万一中国革命和北伐战争波及该地区，日本应立即进行武装干涉。当日本在华权益和在华侨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时，应“坚决采取自卫措施”^[1]。日本两次出兵山东，以及后来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无不是这一方针的体现。

田中内阁对内也实行强硬的镇压政策。1928年2月，普选法开始实施。在政友会取得微弱多数的同时，日共支持的劳农党等“无产政党”也获得48万票。但3月15日，政府在全国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实行大逮捕。4月10日又勒令解散劳农党、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等左翼组织。6月，田中内阁修改“治安维持法”，对政治犯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1929年4月再次实行大逮捕，日共中央委员全部被捕，其他人士被捕者近千人。

田中内阁的政策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中国抵制日货的斗争遍及全国。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给日本的野心以当头一棒。在日本国内，各阶层广泛反对武装干涉中国和对内镇压政策。由宪政会和政友会合并而成的民政党也指责田中内阁“牺牲对华关系及南洋贸易，严重损害国家，失信于内外”。1929年7月，田中下台。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组阁，币原喜重郎重任外相。

20年代，日本也出现了极右派的法西斯组织。第一个法西斯组织是1919年大川周明建立的“犹存社”。以后各种法西斯团体陆续建立。冈村宁次、东条英机、河本大作等则参加了军内的法西斯团体。日本法西斯的主要理论家是北一辉等人，其要求可以大体归纳为：“改造国家”，加强天皇制，反对民主主义，限制私有财产、土地和资本，反对财阀。对外称日本是“国际无产者”，主张用武力夺取殖民地，反对协调外交。他们是20年代日本的一股反动的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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