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西亚、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普遍在政治上实行“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体制，在经济上建立国营经济，实行政府干预，有的还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纳赛尔执政时期的埃及比较具有典型性。

1952年革命后，埃及成为共和国，实行高度集权的总统制。纳赛尔自1954年起取代纳吉布后连任总统，直到1970年逝世。国家重要部门职位多由军官充任。纳赛尔称一党制和多党制都不适合于埃及，只有执政党是合法的政党。国民议会实际是一枚橡皮图章。埃及宣称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上”，“代表各个阶级”，实际上是以纳赛尔为首的军人威权主义统治，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纳赛尔时期的经济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自由经营阶段(1952—1956年)、指导性资本主义阶段(1957—1960年)、社会主义转变阶段(1961—1965年)。第一阶段基本沿袭法鲁克王朝的自由经济政策。第二阶段，国家在与私人资本合作的同时，引进了计划机制，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发展国家资本。1957—1962年的第一个工业发展五年计划投资中，国家占61%，私人占39%。在第三阶段，政府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和全面经济干预，国家掌握了全部银行、保险公司、重工业、中间工业、采矿业，对允许存在的私营企业则严格限制。同时注意缩小贫富差别，允许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和分红，发展福利事业和教育事业，逐步推行免费教育。在农业方面，于1952年、1961年和1969年先后三次进行土地改革，1953—1970年间共分地约82万费丹，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5%。土地改革打击了地主阶级。

纳赛尔时代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约为10年(1957—1966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工业产值从1952年的6.6亿镑增至1970年的16.34亿镑;产品结构和产量发生巨大变化，钢铁、汽车、拖拉机、冰箱、电视机等新型工业建立起来。各类大学生人数由1952年的130万增至1970年的360万。农业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也有较快增长。但纳赛尔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也产生了经济僵化、生产效率低下等后遗症。此外，急于求成、投资过大到超过国力、福利事业发展太快，则造成负担过重。1967年战争的失败和政府的削减投资政策，终于使其政策的弊端暴露无遗。

纳赛尔逝世后，安瓦尔·萨达特执政，开始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1974年，萨达特发表《十月文件》，宣布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包括吸收外国资本、发展私营企业以及调整公营部门。埃及议会通过了《外国投资和自由贸易区》的法律，政府特设机构，处理外国投资事务。政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提高私营公司承包项目的最高限额，增加向私营部门的贷款，恢复股票和证券交易。在政治上，《十月文件》宣布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与社会”，政治上实行开放。1976年后，允许成立政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多党制，新闻自由。不过对多党制仍然有多种限制。萨达特的统治仍然属于个人集权式的统治，

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促进了经济增长。到1981—1982年，国营企业产值的比重明显下降，私营和合资企业的工业产值明显上升。1975—1982年，埃及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8.4%，是独立以来最高的。1973—1981年，工业产值增加近4倍半，农业产值增加2倍多，第三产业总值增加4倍多。工人最低月工资由1971年的5埃镑增至1981年的25埃镑。

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政策也导致新的问题。外资银行将大部分存款汇往国外，抽走了埃及有限的资本。进口的放松导致进口激增，外贸逆差迅速扩大，政府因外汇短缺大量举借外债。经济控制的放松使走私、贩毒、黑市交易和贪污腐化活跃起来。经济的自由化使贫富悬殊扩大，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0%的上层收入者占有国民财富的比重，从1964年的31.9%上升到1976年的58.5%，引起广大人民不满。1977年初，首都开罗爆发因食品涨价的大规模骚乱，就是这种不满的宣泄，而穆斯林宗教极端组织“赎罪与迁徙”则将这一切归咎于政府的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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