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造成了两种趋势,一是打破民族间的壁垒而形成多方面的国际联系,二是促进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进入20世纪后,这两种趋势加强了。囊括世界的资本主义体系造成空前密切的国际联系、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新特点,更加有力地把非西方世界卷入了工业化的世界进程,也以更大的力度促进了那里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新变化,即新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形成。但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是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而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瓜分空前加强,就不能不加深和激化了它们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被压迫民族反帝反殖斗争不仅加强了,而且出现了新的内容和新的特点。这就是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接受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包括社会主义)学说,作为理论武器,使反帝反殖斗争开始越出旧式反殖斗争和狭隘的上层改革自强的范围,具有更加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
这一新的变化,在亚洲表现尤其明显,形成了被列宁称为“亚洲的觉醒”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潮。在此以前,亚洲国家反对外来侵略和奴役,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斗争,往往还是旧式的民族运动,或者只是有限的上层改革,不能提出彻底变革旧制度和建立新社会的纲领和目标。而进入20世纪后,一方面,不同程度上以现代化为取向的上层改革仍然在一些国家实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开始登上舞台,其目标更加广泛,方式也更为激进。资产阶级与广大民众两股力量开始会合,民族和民主运动的组织性和群众性也提升到新的高度。一些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进入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阶段。
对于亚洲来说,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和1905年俄国革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日本打败了一个强大的欧洲帝国,使土耳其、中国、印度、伊朗等国的民族主义者从中受到了鼓舞。俄国1905年革命向本国的君主制度发起挑战,又地跨欧亚,其影响很快传播到相邻的亚洲国家。列宁写道:“世界资本主义和1905年的俄国运动彻底唤醒了亚洲。”亚洲的觉醒和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1]。
世纪之初亚洲发生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包括了朝鲜、越南、菲律宾、伊朗、印度、土耳其和中国等国。伊朗发生了1905—1911年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土耳其发生了青年土耳其党的资产阶级革命。印度出现了反英民族运动的新高潮,还发生了孟买工人政治大罢工。印度尼西亚兴起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成立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团体。越南发生了黄花探领导的反法民族起义,成立了民族主义组织——越南光复会,提出了独立要求。朝鲜人民开展了抗日斗争。中国爆发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辛亥革命,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共和政体,成为这一时期亚洲国家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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