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冷战双方完成了各自的军事集团的构建，加之此时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受挫，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核武器有了新发展，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逐步走上改革之路，美国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等种种因素，促成了冷战的变化，一个对话与对抗相交替的局面开始出现。

1954年召开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东西方四大国外长会议。1955年，在日内瓦举行了战后以来第一次四大国首脑会议。1959年9月，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会谈。这是美苏两国首脑第一次进行双边会谈。其间还有若干次外长会议。

在这些会议和会谈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四个：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增加东西方交流和接触的问题。关于德国问题，苏联强调德国的统一条件已不再具备，必须首先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取代欧洲两大集团，才能为德国统一创造条件;而西方主张解决德国问题乃是当务之急，应通过“自由选举”成立全德政府，德国有权加入同盟。关于裁军问题，美国强调需要建立有效的核查制度;但苏联认为，核查可能成为西方对苏联的间谍活动。双方只是同意逐步消除东西方和平贸易的障碍，促进人民更自由地接触和交流。这些会谈具有象征意义，但实质性成果很少。

1959年戴维营会谈后，四大国商定1960年在巴黎举行新的首脑会议，继续讨论缓和冷战、实现合作的问题。但是就在巴黎首脑会议召开前夕的1960年5月初，发生了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并被苏联击落的事件。这件事陡然恶化了美苏关系，导致这次首脑会议流产。

1961年，美国新总统约翰·F·肯尼迪上台，一方面仍然坚持冷战政策，另一方面表示“宁上高峰，不近边缘”，愿意与苏联举行高级会谈。不久，他与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了会谈。但是，在裁军问题、德国和柏林问题，以及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问题上，双方仍然是各执一词。这次首脑会谈后，美苏关系重新出现一个高度紧张的阶段。

一是新一轮柏林危机。它从1958年就开始酝酿。德国分裂之后，联邦德国坚持它是全德的唯一合法代表，坚持要按联邦德国的主张实现统一。但是，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苏联就采取承认两个德国的政策，同时把西方在西柏林的存在视为东欧势力范围中的一个不安定因素。1958年，苏联提出缔结对德和约，在缔结对德和约之前先使柏林成为一个非军事化的自由市，由联合国管理。如果不能与统一的德国缔结和约，则与两个德国分别缔结和约，并要求在6个月内解决问题。这种要求被西方认为是严重的挑战。于是形成紧张局势。到1961年维也纳会谈时，赫鲁晓夫再次提出解决德国和柏林问题，并再次要求在6个月内解决。而肯尼迪也寸步不让。苏联和西方都作出一系列态度强硬的表示，柏林危机达到一个高潮。1961年8月13日，在苏联的支持下，民主德国建立了柏林墙，对东西柏林之间的交通加以限制。但是双方并不希望发生武装冲突。肯尼迪政府认为，只要苏联没有从根本上威胁西柏林的“自由”和“生存能力”，没有单方面取消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就不必作出过分的反应。而苏联虽然言辞激烈，在行动上也始终谨慎。此后，美苏重开对话，围绕德国和柏林问题达成妥协的倾向明显发展起来。

二是古巴导弹危机。1959年初，古巴发生了卡斯特罗领导的反美反独裁的革命。苏联则乘支持古巴革命之机，加强在拉丁美洲的影响，于是引起美苏之争。1962年，苏联把一批中程导弹和中程轰炸机运进古巴，试图加强与美国在全球问题上讨价还价的地位。美国肯尼迪政府决定采取强硬态度。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宣布对古巴周围海域进行“隔离”，并下令三军进入戒备状态，对苏联施加强大压力，要求把中程导弹和中程轰炸机撤出古巴。剑拔弩张之下，苏联被迫接受了要求。美国则表示不会入侵古巴，作为对苏联的回应。

美苏双方终于在战争边缘后退，此后都小心地避免直接危险的对抗，一种既斗争又合作的倾向更加明显起来。不久，它们就在一个重要的领域达成了协议——1963年的美、苏、英《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8年联合国通过的《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也是在美苏合作的条件下达成的。美苏还达成了其他一些协定。60年代中期，美国甚至一度认为苏联比较理智，而中国则更加危险和好战。约翰逊政府提出对苏联东欧“架桥”和进行“和平接触”的政策，寻求美苏关系的改善和冷战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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