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中叶起，首先在美国开始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一般认为这是自近代以来发生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场技术革命很快向世界扩散，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这次新的技术革命，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第二次科学和技术革命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首先是一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方面的突破。19世纪末20世纪初量子力学的诞生和相对论的提出，在物质观、时空观、运动观和方法论方面都突破了牛顿力学理论体系，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从一般宏观世界引向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孟德尔—摩尔根关于生命遗传因子的探索，则为当代遗传学的突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20世纪上半期科学研究的一些重要发现，如原子能的发现等，也为新的技术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酝酿于大战期间并在战后初期形成理论体系，随后得到重大发展的“三论”，即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为当代技术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系统论认为，系统是处在一定相互联系并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一般系统论包括系统科学理论、系统哲学和系统技术。信息是表示物质及其客观存在的消息，但将信息作为一种理论系统研究并奠定其理论基础是美国数学家申农。申农1948年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从理论上阐释了通讯系统模型的基本理论问题。进入50年代以后，信息论在心理学、解剖学、数学、电子学、物理学、计算机和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得到广泛应用。控制论是研究系统控制和调节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所谓控制，是指一个系统以其内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为依据，而去进行调整，以克服不确定性，使系统稳定地保持或达到某种预定状态的过程。“三论”的产生为当代新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新概念、新思路，沟通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系，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出现与第二次技术革命创造的技术与物质条件是密不可分的。在发生于19世纪后期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期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产生了超高压、超低压、超高温、超低温、超纯度、高真空等实验手段，使一大批精密仪器，如电子显微镜、电子示波器、质谱仪、同位素测定仪、原子光谱仪以及能获得高速质子的回旋加速器等，得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问世。第二次技术革命中产生的许多技术，为第三次技术革命创造了技术前提，如4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以第二次技术革命中无线电技术的发展为前提。1937年，英国发明的军用雷达，把电子的电路和元件技术提高到新水平。图林1936年发表的《理想计算机》一文，解决了数理逻辑和计算理论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技术革命中，技术的重大突破经常与新材料、新工艺的诞生相伴随，一些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更为突出，如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以晶体管的问世为条件，第三代计算机的问世得益于集成电路的诞生，当代宇航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各种新型合成材料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技术革命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的需要，推动一些国家做出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发展与战争相关的尖端技术和武器，从而直接催生了新的技术革命。如利用原子能做炸弹的能源的建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尽管人们早已发现了原子能，并提出能量与质量转换的公式，但直到战前，科学家们对能否人工利用原子能普遍持悲观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第二天，爱因斯坦致电罗斯福总统，建议试制原子弹，得到罗斯福的支持，这样才有两年多以后的“曼哈顿工程”计划。纳粹德国战时研制的V-1、V-2火箭，则成为战后航天和导弹技术发展的重要开端。电子计算机的问世，也是与战时的计算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新一轮技术革命。

战后国际经济的激烈竞争、欧美各国的社会进步、劳动者斗争的发展和对劳工基本权利的保障的实行，以及公民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主要西方国家的企业在争夺市场、资源，获取利润的活动中，不可能继续以残酷榨取劳动者的绝对剩余价值为主要方式，而需要将发展新技术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手段。所以，各国政府和企业都重视科学技术的开发及其在生产中的运用，从而刺激了技术革命的发展。

发达国家普遍采取的强化科技干预政策，对当代新技术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政策主要有组织科研经费的分配制度、发展科研组织的多轨制;鼓励创造发明的专利制、奖金制及保障科研的基金制;重视国民整体素质的全方位教育制度和突出智力开发的人才选用、引进制度等。各国还建立了专门管理科学研究的政府机构，如美国设立的航天局等，统一领导和推动有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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