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建立后，在政治上规定了一系列民主权利，在经济上确立了“劳资共决”的原则。这是德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进步。但这个共和国面临沉重的内外压力，在好几年中动荡不定，直到20年代中期，国内局势才趋于稳定。

外来压力主要来自凡尔赛条约。凡尔赛条约极其苛刻的条件，在德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由于魏玛共和国在一场革命后建立，并签署了凡尔赛条约，所以它成为德国战败受辱的替罪羊。十一月革命并未彻底打破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等极右保守派的力量，而是镇压左派的革命要求，保留了旧帝国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基础。所以反对共和国的力量相当强大，而建立共和国的功臣则受到种种攻击。最严重的指责莫过于“背后一刀”和“十一月罪人”的神话。至于“劳资共决”一类“经济民主”的规定，则流于一纸空文。

经济困境也相当严重。经过战争和革命，德国经济本已极端困难，巨额赔款更使之雪上加霜。赔款之争发展成1923年鲁尔危机，德国生产骤降，失业剧增，通货恶性膨胀，达到天文数字。中下层人民的小额储蓄顷刻化为乌有，苦不堪言。德国政局急剧动荡，政府发生更迭。8月上台的斯特莱斯曼政府改弦更张，一方面宣布实行“履行和约”政策，另一方面设法采取措施稳定货币。1924年8月，德国接受道威斯计划，外国贷款流入德国，有助于货币的稳定，也为企业注入了资金。同时，通过实行产业合理化，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这样，德国经济度过了极端动荡的时期，实现了稳定、恢复和增长。

从1924年起，德国工业开始回升，1929年工业指数超过1913年15%。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农、林、渔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10-1913年的23%降至1925—1929年的16%，同期工业和手工业产值从45%升为48%，商业、交通、服务行业产值从32%增至36%。人均收入从1913年的178美元增至1928年的279美元。在生产合理化的过程中，经济的集中和垄断程度有了更大的提高。如法本化学公司几乎完全控制了德国合成炸药及人造纤维、颜料的生产，联合钢铁公司则集中了煤铁生产的约50%和钢生产的40%。垄断资本控制着德国的经济命脉，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

20年代前半期，德国政治极为动荡。政府按凡尔赛和约实行裁军，引起军方反叛。1920年3月，埃尔哈特海军旅和其他几支部队占领了柏林政府区，拥立东普鲁士地方长官卡普为总理，史称“卡普暴动”。国防军军务局长塞克特将军以“国防军不打国防军”为由，拒绝镇压暴动。艾伯特总统和鲍尔总理只好逃离柏林。好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号召柏林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叛乱者，才使暴动失败。但政府并未严惩叛乱者。

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德国再次出现政治动荡。10月，萨克森和图林根先后出现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政府”。共产党还准备于10月20日发动起义，建立全国政府。后觉时机不成熟，取消了起义计划。但汉堡工人仍然在台尔曼率领下发动起义，激战三昼夜后失败。10月底和11月，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工人政府”也被镇压。

主张极端民族主义和复仇主义，反对一切民主自由的极右势力，也在滋长。1920年，极右政党“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文缩写为Nazi，简称“纳粹党”)^[1]成立。1921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该党领导人。该党提出了杂糅极端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二十五点”纲领，并组织武装，积极活动。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率领纳粹党的冲锋队，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并宣布向柏林进军。但暴动很快被平定，希特勒被判刑。在狱中他口授了《我的奋斗》一书，表达了他集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极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于一体的反动思想。1924年出狱后，他致力于重建纳粹党，同时转变策略，参加选举，争取右派权势集团支持，伺机而动。

在动荡中，德国政坛格局总的趋势是向右转。共和国成立不到一年，在1920年6月的国会选举中，对创建共和国有功的社会民主党、德意志民主党等得票骤减，社会民主党失去了组阁之权，以后就没有恢复。德国成了“不要共和派的共和国”。司法部门对积极活动的右翼势力姑息宽容。20年代中期，政局走向稳定，但右转趋势却继续发展。1924年，共和国总统艾伯特因参加过十一月革命，被指责为“在背后打击了军队”，而受到起诉和审判。1925年2月艾伯特去世后，右翼政党支持的保守的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前帝国元帅冯·兴登堡当选为总统。随后德国政府又不顾强烈的反对，发还革命期间被没收的各邦诸侯王公的财产。这显然是对十一月革命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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