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强劲推动、现代化潮流的翻腾奔涌、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20世纪上半期国际范畴的重大变革和事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给思想界注入了新的生机，促使一些新思想和新理论的诞生，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主要哲学思潮　在20世纪上半期，东方哲学大体继续承袭了自古代形成的哲学体系，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变更。西方哲学则延续其哲学演进的特点，流派纷呈。在时代精神的烘托下，这众多的流派可大致归纳为两大思潮，其一为科学主义思潮，其二为人本主义思潮。这两大思潮不仅在西方影响巨大，而且对东方亦有冲击。
 科学主义哲学是在法国哲学家孔德于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创立的实证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物理学革命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现代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给哲学家们打开了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视野，促使他们思考新的问题。西方哲学家对现代自然科学规律的探寻、研究、总结，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这是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研究内容，以排斥本体论为特征的哲学倾向。科学主义哲学思潮中产生了不少流派，如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结构主义等。在20世纪上半期，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较大。
 20世纪20年代，曾一度在科学主义思潮中占主导地位的马赫主义，已不能解释自然科学发展中的新问题，在理论上日趋软弱。因此，科学主义思潮亟待一种新理论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新局面。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逻辑实证主义成为科学主义思潮新时期的代表。1925年，德国哲学家施利克和卡尔纳普筹建的“维也纳小组”成立，标志着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形成。英国哲学家罗素和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施坦在维也纳学派诞生之前就提出了逻辑原子论，成为逻辑实证主义事实上的理论奠基人。
 逻辑实证主义的倡导者力图实现一切科学的大统一，把实证主义的经验论传统与对科学理论严格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哲学”。这个学派既不同于一般的实证主义，又有别于一般的逻辑学派，故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哲学任务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通过分析，找出它们结构的纯粹形成，并创造一个符号系统，把这些纯粹的形式用符号表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20年间，逻辑实证主义是西方哲学发展最成熟，声势最浩大的一个学派。但是，随着自然科学向微观高速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50年代以后开始走向衰落，而为此时兴起的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取代。
 人本主义哲学重视以认识主体为本体的本体论研究，即以人为本体，认为人应该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着重研究人的本质、自由价值，以及与人相关的社会问题。20世纪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包括生命哲学、实用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流派，其中以存在主义影响最大。
 尼采的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都可称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而存在主义的思想渊源，严格地说是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他最先采用“存在”这个概念专门指称人，并由此引申出一种强调人的自由、选择、主观性以及各种情绪状态的生活哲学。然而，由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哲学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理性主义，故尽管克尔凯郭尔表述了存在主义的存在观，却终未形成存在主义的哲学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国土残破，社会动荡，德国人处于苦闷之中，尤其是中产阶级以下的阶层深感前途渺茫。这使得精于思辨的德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理性产生怀疑，并试图重新思考人生问题。在此基础上，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雅斯贝斯把克尔凯郭尔的理论进一步形而上学化、本体化，从而创立了存在主义哲学。1927年，海德格尔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出版，标志着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30年代以后，法国哲学家马塞尔、萨特等已开始从德国引入存在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迅速败亡。长达五年的法西斯专政，使法国人饱尝了阶下囚的屈辱与恐怖。存在主义和当时法国的社会情绪很快融合了起来，并形成了西方文化史上的“存在主义运动”。
 存在主义将人的问题作为基本的问题。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理论主要由存在论、自由观、人学辩证法三部分组成。
 萨特说：“世界就是人，人心的深处就是世界。”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才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这种存在是指人的“自我意识”，而不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只有从自我出发，才能说明外部世界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萨特有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认为人的本质这种似乎很抽象的东西，是人在世界中通过自由选择创造的，是由人的自我存在决定的。
 自由理论是存在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的核心，维护和尊重个人的自由是存在主义道德观的最高标准。存在主义认为，自由是一种选择，自由是一种力量，自由的作用是决定自己的命运、本质。每个人的本质就是他自由选择的结果。自由选择要付诸行动，自由的意义体现于行动。人的价值与尊严就在于能够自由地选择、设计、造就自己。而选择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个人绝对负责，既要对自己负责，又要对全人类负责。
 存在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是“人学辩证法”，人学辩证法是关于人们行动的逻辑。它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个人实践的辩证法”。在这个阶段，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要从外部取得物质资料，这要同物质资料的“稀有”作斗争，人与自然构成被动的统一。二是“集体实践的辩证法”。这时人们因获取生活资料的需要相聚成松散的“群”，集体地进行实践。然而这种“集体实践”已是对“个人实践”的否定，劳动产品已不是为劳动者本人所有，而发展成反对自己的力量，从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自由与人性，使人异化了。三是“共同实践的辩证法”。这时人已由群发展成为“集团”。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把人们紧密联系起来。这个阶段不是“个人实践辩证法”的简单重复，但却包含了个人实践时的“自由”，恢复了人作为“辩证法的存在”。
 存在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哲学体系，具有较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存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性的压抑，对人存在价值的否定及对人的主体性的抹杀。但它仅强调主观，仅从人的自身去探索，这就回避了西方文明症的社会根源。
 弗洛伊德学说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说，并终生致力于这一学说的发展、传播与运用。精神分析学说以独特内涵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弗洛伊德于1900年出版了名著《梦的解释》(又译为《释梦》)。此书集中反映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内容——无意识和性本能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具有三种系统，即意识系统、前意识系统和无意识(潜意识)系统。意识是表层的精神活动，前意识是中间层的精神活动，无意识是最底层的精神活动。人的心理现象的有意识部分起源于无意识的东西，是在无意识的基础上发展并赋予了某些固定的形式。无意识是人的自然本能的心理活动，它虽不会被意识觉察，却向意识提供了原动力。处在精神领域最底层的无意识是最原始、最活泼、最不安分的因素，它总是想方设法要冲破前意识的阻拦，而在意识中表现自己。但意识严格地控制着无意识，不许其有越轨行为，以保证意识的活动不被无意识破坏，并按理性活动。因此无意识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活动的基础是性本能，即“力比多”。“力比多”存在于无意识系统，人的意识处处受到“力比多”的支配，“力比多”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内驱力和能量源泉。精神分析学说所指的性，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不仅指生殖欲望和生殖活动，还泛指所有人的快感，指一切与“爱”字有关的那些本能的力，包括自我爱、父母爱、子女爱和一般的人类爱，以及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忠诚。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是人生来就有的，但在性发展中常会遇到阻力，使这种发展发生不协调的情况。这就隐藏着发生性变态和歇斯底里症的危险因素。弗洛伊德把精神病的病因建立在“力比多”受压抑的基础上。因为社会的伦理准则把成年人的这种本能禁锢在无意识之中，这就导致人的精神世界的冲突和矛盾。当矛盾发展到精神不能承受的地步，无意识就以精神病的形式侵入意识。
 无意识理论在治疗精神病方面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这一理论扩展到正常人的范围，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无意识学说是精神分析学家普遍认同和共同坚持的理论观点。而在性的问题上，许多精神分析学家则持有不同意见，这是弗洛伊德学说最有争议的部分。但要看到无意识学说和性的学说是精神分析理论最具特色的内容，是弗洛伊德的开创性贡献。
 在弗洛伊德的晚期思想中，很突出的是形成了新的心理结构理论，即人格模式。它的构成因素有三部分，这就是“本我”、“自我”、“超我”。“本我”是由最原始、最野蛮的本能和基本欲望构成的，其活动原则是不顾及任何现实条件而得到直接快乐。因此，在正常人的心理活动中，它很自然地被压抑、受控制。“自我”是人的有意识的、理性的精神活动。其活动的目的也是追求生活的快乐，但它不脱离客观现实，使人的本能需要服从于现实条件。它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一则，在现实允许的基础上，尽量满足“本我”对快乐和幸福的追求;二则，在“超我”的指导下，对“本我”的无原则追求实行有原则的压服。“超我”是符合社会生活原则和社会道德原则的精神生活，是人的心理中代表社会力量的一种趋向，表现人的良心和理想。弗洛伊德认为，现实的人是“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共存的人。如果这三方面能协调一致，处于平衡状态，那么人的精神活动是健康的，否则就是异常的。而居间的“自我”的地位尤为重要，只有建立一个坚强的“自我”，使人有坚强的理性，才能切实合理地调节三者。
 总的来说，弗洛伊德的学说不乏错误与混乱的成分。但弗洛伊德作为无意识研究的开先河者，不仅在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范围内开辟了新的领域，而且揭示了长期被忽视的人性的一面，从而更深入地认识了人本身。因此，精神分析学说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文学艺术范畴乃至社会生活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　20世纪上半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学科越分越细;另一方面，学科之间、部门之间的联系又日趋广泛、密切，从而形成了许多边缘学科、横断学科。新的状况呼吁新的理论诞生，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应运而生。这“三论”虽产生于科学技术界，却又突破此界限，向社会、人文学科以及更广的范围渗透，因而具有普遍意义。
 由于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也由于科学革命导致的科学工作者的思维方式的变化，那种单角度、单方位、线性的考虑问题已远不能适应需要，系统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1937年，美籍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统论原理。1945年，他发表《关于一般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处于一定的相互关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总体”，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组成系统的基本定律。贝塔朗菲把产生于生物系统的规律，概括成可以为所有系统认同的普遍原则。他划出了一般系统论的范围，即“系统科学、系统技术和系统哲学”。系统论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面对系统论在实践中的运用，许多数学家加深了对系统问题的研究，建立了线性规划论、非线性规划论、排队论、搜索论、决策论等运筹学的各个分支，这就为深入研究系统问题奠定了数学方法的理论基础。而只是在电子计算机应用之后，才有了用系统方法处理实际问题的广泛的可能性。
 美国数学家维纳是控制论的创始人。他认为，应该把各学科联系起来以探讨贯穿其中的规律。他从心理学引进了目的和行为的概念，并且以目的和行为来解释机器，发现人的神经控制系统和机器工程的控制系统都是建立在对周围环境和本身状态的种种信息的获得、传递、变换和处理的基础之上。1948年，维纳发表了《控制论》一书，引进了一系列独特的概念，包括系统、目的、反馈、信息以及功能模拟、黑箱方法等，研究了动物(包括人类)、自动机器和有机体的控制和通讯的共同因素。《控制论》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控制论的诞生。控制论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自动化技术的进步。控制论成为沟通各学科的桥梁。
 一个系统的控制需要物质要素和能量供给，而所有的控制都离不开信息。进入20世纪后，信息开始被作为科学概念提出，并对此进行了相应的理论研究。1928年，美国数学家哈特莱发表了《信息传输》一文，首先提出了信息是代码、符号、序列，而并非内容本身。他还第一次对信息量作了规定，力图用数字方法来描述信息量的大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雷达的发明和应用，电子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防空系统、火炮等系统的设计，加速了对信息问题的研究。控制论的首创者维纳、美国贝尔研究所的申农、英国的费希尔和艾什比、苏联的戈尔莫戈洛夫等都为信息论的诞生作出了贡献。信息论是研究信息度量的方法和信息传输的理论。这个理论与控制论相辅相成，信息论着重于对信息的认识，而控制论着重于对信息的利用。信息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种成分组成的概念，从而改变了世界是由物质与能量组成的传统概念。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许多现象的一致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主要的人文社会学科研究概况　人类对人文、社会现象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但是具有现代科学性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则是近二三百年的事。经过长期的孕育与发展，18—19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逐步取得独立地位，并逐渐分化出各种分支学科。进入20世纪后，各学科的理论更加成熟、完备并开始呈现多元局面。
 人类学。人类学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以整个人类文化为研究对象，包括人类文化的起源、成长、变迁和进化的过程，并研究及比较各民族、各部族、各国家、各地区、各社区的文化异同，借以发现和归纳文化的普遍性及特殊的文化模式。文化人类学所探讨的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探讨经过训练学到的行为形式，而不是通过遗传下来的行为形式，并且这些均包含在社会组织的内容中。1871年，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爱德华·泰勒的名著《原始文化》问世。这是第一部科学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它奠定了文化人类学继续发展的最初的理论基础。此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发展较快，出现了很多学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学派主要有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历史批判学派、功能主义学派、心理学派等。这些学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进行文化人类学研究，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理论和方法。
 心理学。19世纪7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创建了实验心理学体系。在此基础上，20世纪的心理学得以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学派。比较重要的有行为主义与新行为主义、完形心理学、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等学派。行为主义是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创立的。新行为主义是在行为主义基础上演变和发展的。行为主义与新行为主义之间虽有区别，但在理论上有着根本的共同之处，即否认意识，以行为作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20世纪初，完形心理学(又译“格式塔”心理学)发端于德国，主要创始人为德国的心理学家惠太海默等人。完形心理学派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来自直接经验，即一个人直接真实地感知到的一切，它同物理世界有时是相符合的，有时也不相符合。完形心理学主要以直接经验或现象经验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一种纯粹的经验观察。它强调“完形结构”或“整个形体”，认为人们在知觉时，会按照一定的形式把经验素材组织成有意义的整体，而且整体并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整体先于部分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学派的根本理论基础是弗洛伊德学说。
 社会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1830—1890年为创立阶段，20世纪后进入了形成和发展阶段。在后一阶段，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地位重要。韦伯认为，社会学要认识的是社会行动，要从根本上说明社会行动的过程和影响。社会学应该把个人的行为或者个人的集团的行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单位的个人和他的行为，好比社会的“细胞”。韦伯还独创了“科层制”的理论。所谓“科层制”，是一种具有专业化功能及固定的规程和权威分等的正规组织。他认为科层制在许多社会组织中是提高行政组织工作效率最合理的一种制度。韦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对社会的结构和管理的研究。社会学起源于欧洲，蓬勃发展则在美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芝加哥大学成为美国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心，形成了芝加哥学派。该学派注重社会调查，重视研究社会具体问题的独特风格，对社会学的研究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历史学。进入20世纪后，历史哲学有两个分支引人注目。一是思辨的历史哲学，这是传统的历史哲学的继续和发展。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认为，世界历史就是人类各种文化的传记，就是各大文化自然生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应该用“比较形态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即对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高级文化作形态学上的比较，以此来理解各种文化。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进一步指出，产生文明的环境不是安逸的，而是困难的，挑战与应战是文明起源的规律。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讨论人是怎样创造历史的问题，那么，以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和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为代表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讨论人怎样写历史的问题。基于此，克罗齐认为，历史即哲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自20世纪上半期始，法国著名的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影响日益扩大。第一代年鉴学派学者费弗尔和布洛赫强调，历史应该研究人，研究人类总体，从而确立了他们的新的历史观，即“总体史学”或“综合史学”。这为以后年鉴学派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上半期，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也都形成了自己新的理论体系和学派，并不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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