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2日，苏共中央主席团趁赫鲁晓夫到黑海度假之机，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决定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第二天，赫鲁晓夫被召回莫斯科参加会议。14日，苏斯洛夫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全面的批评。赫鲁晓夫不得不签署辞职声明。勃列日涅夫被选举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

勃列日涅夫上任后，宣布继续实行赫鲁晓夫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苏联上层形成了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三驾马车”“集体领导”体制，党政不分的局面有所改变。取消了赫鲁晓夫后期的一些引起混乱的措施，如撤销了“工业党”和“农业党”的划分，重新加强工业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废除了干部定期按比例更换的制度。

在经济方面继续实行改革，这是在对赫鲁晓夫后期的某些尝试作了总结之后，由柯西金主持以“新经济体制”的形式逐步推行的。新体制从1964年开始试点，1965年后开始全面推广。到1972年，实行新体制的企业已达到4.3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的87%，占工业总产值的94%。

新体制侧重于管理方式的变革：增加运用经济的方法即增加利用价格、利润、信贷等杠杆手段管理经济，以利润指标为核心考核企业;减少指令性计划，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对产、供、销、人员编制等方面有一定自主权;贯彻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使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最终生产成果联系起来，强化经济刺激。新体制比赫鲁晓夫时期推进了一步。

在农业方面也采取了新的措施，主要是对农产品采购实行固定收购，超计划交售给予奖励，进一步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资，放宽对个人副业的限制，允许农庄庄员按市场价格出售农副产品，对农庄庄员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制。

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增长。1966—1970年，苏联经济增长较快，国民收入年均递增7.2%，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8.5%，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3.9%，均超过60年代上半期。1967年，勃列日涅夫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70年代初，苏联国力达到鼎盛。其国民收入在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1%，1975年上升到67%，工业总产值在上述年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30%和80%以上。在军事领域，苏联处于与美国大体势均力敌的地位，在某些科技领域甚至领先于美国。

但总的来说，新体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打折扣的情况很多。例如在企业自主权问题上，企业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大多数经理认为，企业条例中规定的一些权限经常遭到上级机关的侵犯。在用经济方法领导经济的问题上，人们惯于用老一套行政指令方法，经济杠杆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在不少场合没有协调好。结果，正如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承认的，经济工作成就很大，但有许多问题并未解决，一些重要产品的生产任务没有完成，许多部门没有完成采用新技术和提高生产率的任务，农业仍然非常困难，消费品不足。

进入70年代，苏联发展经济急需新的动力，改革需要有新的突破。苏共二十四大提出“经济是最大的政治”。但二十四大之后，甚至连“改革”的词语也不再出现在正面宣传中。在理论上，苏共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倾向”持强烈批评态度。二十四大提出加强生产的集约化，在大大加快新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和效率。此后，苏联加强以集约化经营为核心的企业改组，建立生产联合公司、工业联合公司、科研生产联合公司等。但这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苏联经济始终难以转到市场机制激励下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效益为中心的集约化经营轨道上来，仍然是粗放型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越来越慢，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量没有降低，反而有所上升。70年代的欧洲缓和，换来了较为有利的发展环境。苏联本应利用这个机会调整发展方针，加强改革，但却进行全球扩张，谋求军事优势，继续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模式。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工业投资中，甲类工业(即重工业)投资一般占85%～88%。军费开支1965年占国民收入的15.2%，1981年高达21%。70年代，苏联累计军事开支甚至大大超过美国。这些对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后果。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再次下降，此后便再也没有恢复起来。据统计，苏联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1971—1975年为7.4%，1976—1980年仅为4.4%，1981—1985年只有3.7%;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的相应数字为2.5%、1.7%和1.1%。其实，即使这种低速增长也不能反映经济衰退的实际情况。因为石油价格上涨，苏联在1974—1984年仅从出卖石油与石油产品获得的收入，最保守的估计也达到约2700亿～3200亿美元，否则情况可能会更糟。

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政治改革方面则没有什么进展，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勃列日涅夫比较平庸，不像赫鲁晓夫那样鲁莽冲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苏联内政上的波动，但也导致革新精神的消退，社会政治生活趋于沉闷和停滞，其主要表现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集权的现象重新抬头。1977年，勃列日涅夫取代波德戈尔内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结束了“三驾马车”体制。对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崇拜也泛滥起来。各种宣传工具不断拔高宣扬勃列日涅夫。1976年底，在为他庆祝70周年诞辰时，《真理报》开辟了七天的专栏，称他为“我们时代的伟大人物”，“真正列宁式的领导人”。其他很多领导人也同时兼任苏共、苏维埃与政府部门的重要职务。党内民主流于形式，独断专行现象严重。甚至像1979年底出兵阿富汗这样的重大军事行动，也只是由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四人商量后即作出决定。最高层的这种作风上行下效，影响到各级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

干部定期更换的具体规定被取消，导致新旧更替缓慢，领导干部终身制加强，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结构。中央委员连选连任者的比例，在赫鲁晓夫时代约占50%，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二十五大时上升为83.4%，1981年二十六大时为90%以上。二十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二十五大的原班人马，这在苏共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加盟共和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领导干部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赫鲁晓夫下台前夕的1964年，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61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54岁。到苏共二十六大时，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为68岁。这种“老人政治”，很难有活力和创造性。

此外，苏联体制的其他弊病也很严重，如机构臃肿现象越来越突出，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效率低下等。据俄罗斯后来的研究，这一时期苏联党政领导机构的决议得到执行的充其量不到1/10。而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任人唯亲、裙带关系发展到使不少干部不是把精力用于如何做好工作，而是用于投机钻营，吹吹拍拍，唯上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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