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缓和期间，苏联的全球扩张攻势造成对西方战略地区的严重威胁，促使美国采取抗衡措施，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并重振世界霸权。1979年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于1980年初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将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以击退任何外来势力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尝试。这就是所谓“卡特主义”。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对苏联实行制裁，缓和为新的一轮紧张的冷战对抗所代替。

1982年，美国共和党右翼罗纳德·里根就任总统。里根政府加强了对苏斗争的意识形态色彩，重新强调以抗苏为中心的政策，加强对苏联的军事遏制和抗衡，全面增强美国实力，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又称“星球大战计划”)，在西欧部署新的中程导弹和巡航导弹，在第三世界重新加强干涉，声称“支持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就是自卫”。1983年，美苏间的中程导弹谈判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破裂，新一轮对抗达到顶点，人称“第二次冷战”。这时苏联已是内外交困，领导老化并连续更换，经济停滞，对外扩张战线太长，不得不屈居守势。

80年代中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新的领导人上台后，鉴于严重的内外困境，决心厉行改革，以加速发展。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强调核时代全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两种体系只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国家安全不能靠军事力量而应靠政治和外交手段来保证，各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在国家关系中摒弃意识形态分歧的因素等。苏联对外政策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收缩力量，放弃70年代扩张的一些成果，并谋求与外部世界改善关系，加入现存世界体系。

主要由于苏联政策的重大变化和较多的让步，80年代后半期冷战重新出现缓和。美苏两国首脑会谈再次频繁进行，双方形成了多层次的磋商机制。在削减军备方面达成了重要协议，特别是1987年达成了关于中程导弹的协议，规定消除部署在欧洲和亚洲的全部中程导弹，实现“全球双零点”，从而首次实行了军控中的“向下平衡”。两国在第三世界热点地区的争夺实现降温。1988年，两国签署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此后，苏联从阿富汗分阶段撤军。不久，由美国斡旋，在美苏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有关各方达成了实现安哥拉和平的协议。美苏共同促成了两伊战争的停火，在阿以冲突问题上苏联开始与美国协调立场。80年代后期美苏新的缓和，是在苏联内外交困、收缩力量的条件下实现的。美国则转为全面进取的态势。

促使美苏冷战再度走向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此时，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削弱。8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特别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而是要根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根据事情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政策，致力于和平与发展。中国既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又积极改善与各国的关系，全面对外开放，争取合作。中国与美国政府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进行了斗争，同时坚持发展中美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开始逐渐改善。1982年，勃列日涅夫发表“塔什干讲话”，发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中国对此作出积极反应，提出全面改善中苏关系的三大前提：苏联从中苏中蒙边境撤军，解决阿富汗问题和柬埔寨问题。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领导人之后，全面调整对外政策。中国方面也积极推动，邓小平表示愿意在苏联消除三大障碍的条件下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经过努力，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采取了实际行动，从而实现了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对中国的访问。中国提出中苏关系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正式宣布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80年代，西欧和日本的独立自主性进一步加强。当美国对苏联实行强硬的抗衡和制裁的时候，西欧国家却要求保持东西方缓和成果，继续裁军进程，与苏联、东欧对话，坚持进行经贸往来。围绕苏联与西欧的“天然气——管道交易”，美欧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使美国无法组织起对苏联的集体制裁。这对美国冷战政策牵制很大，也是美国控制盟国能力削弱的表现。

80年代，西欧联合有了新的发展。1981年和1986年，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使共同体增加到12国。1986年，欧共体制定了“单一欧洲文件”，要求加强一体化，对共同体决策中的“一致通过”原则作了一定修改，在部长理事会实行“特定多数表决”，以加强决策能力。同时还提出在1992年建立统一的欧洲大市场的计划，实现商品、人员、劳务、资金流动“四大自由”。作为建立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步骤，再次提出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1989年的“德洛尔计划”，提出分三个阶段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在科技方面，80年代法国提出了以发展高新技术为目的的“尤里卡”计划，促进了欧共体国家的科技合作。

欧共体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合作也在加强。值得注意的是在防务合作方面，鉴于80年代美苏关系极不稳定和多变，欧洲既担心美苏对抗失控而使欧洲受害，又担心美苏达成协议而牺牲欧洲利益，深感需要加强自己的防务能力。80年代中期，沉寂多年的“西欧联盟”重新激活，作为讨论欧洲防务的一个论坛。法德两国还酝酿开展军事合作，决定于1987年组建“法德联合旅”，希望以此加强欧洲的独立防务能力，作为大西洋联盟的“欧洲支柱”。

80年代，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排名又有所上升，不仅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本资本大举进入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收购股票或直接投资建厂。在此背景下，日本宣传要进行“第三次远航”，要在世界上扮演“能动创造者”的角色。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放言日本要成为“政治大国”，要向“国际国家”的方向迈进。1987年，竹下登首相又提出“新地球主义”，要展开“主体外交”，实现“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不断增加军费开支。80年代，日本的军费开支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和苏联。日本表示要充当西方联盟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要“分担对世界的安全责任”，要从“专守防卫”转变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积极伙伴，使其地位进一步向“平等伙伴”方向发展，要在作为“西方一员”的同时，提高对国际政治的参与程度。

日本谋求在亚洲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种种环太平洋区域的构想。其对亚太事务的参与已从经济方面扩大到政治、安全等方面，其中特别重视东盟国家。中曾根提出要把日本与东盟间的“纯经济关系”发展到“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合作”。日本的目的，一是谋求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扩大，确保稳定的市场和资源供应，使之成为日本与美欧鼎足而立的“经济后院”;二是作为其谋求提高政治地位的依托。1990年，日本在东京主持召开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表明了它在亚太地区发挥政治作用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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