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生活，直接干预各种社会关系。战后初期，美国总统威尔逊为稳定国内局势，主张实行局部改革。他请求国会在法律上承认工人有权缔结集体合同，不允许对反托拉斯法作出不利于劳工的解释，并承认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但遭到企业主们的坚决拒绝。企业主要求取消战时的管制措施，回到“个人自由主义”和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这一“真正的美国原则”。在此背景下，1920年夏，共和党人以“恢复常态”为竞选口号，其候选人沃伦·哈定赢得大选，成为美国总统。

哈定上台后，便从战时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恢复到共和党传统经济主张，执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对内允许企业界有充分的自由，官方不过问企业的合并、组合和发行股票等活动，并放弃控制物价和调节生产的措施;对外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提高关税税率。他还把许多大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安置在政府的重要职位上。在他任内，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风，政治道德扫地。

1923年8月哈定猝然去世，副总统加尔文·柯立芝继任总统。他声称“美国的事情就是做生意”，强调政府要保护大资本家的利益。政府对充斥社会的证券投机活动听之任之，并加以鼓励。财政部长梅隆热衷于投机。结果，新证券不断上市，老证券的交易价格不断上涨，股票以其账面价值3倍到20倍的价格卖出。最高法官、前总统塔夫脱则顽固反对政府以任何形式干预工时、工资和劳动条件方面的问题。

1928年大选，共和党人再次打出个人自由主义旗帜，其候选人赫伯特·胡佛获胜，于1929年就任总统。他踌躇满志，声称：“只要让我们继续执行过去8年的政策，我们借上帝之助，很快将看到贫穷从这个国家消失的日子。”

但美国政府对左翼工人运动决不“放任”，而是严厉镇压。美国共产党从20年代初即被迫转入地下。1927年4月，法庭以强抢1.5万美元的罪名判处美籍意裔工人萨科和范齐蒂死刑。尽管当时许多证据证明他们清白无辜，美国和世界的千百万人提出了强烈抗议，但他们仍被处死。真正的原因是“他们是红色的”。直到7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终于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

在极端自由放任主义指导下，生产的无政府状况加剧，种种弊端也在增加。首先是农业长期不景气，一直持续到30年代。1929年，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3左右。农民的购买力降低。其次，在新兴工业迅速高涨的同时，设备陈旧的工业如采煤、造船、纺织业发展缓慢，普遍开工不足，大批工人失业。第三，收入分配极为不均，贫富差别依然悬殊。柯立芝说，贫穷是罪恶的报应，政府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的穷人。20年代，5%的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1/3，而1929年60%的家庭收入仅够维持生活。购买力不足造成国内市场狭小。第四，战后美国的出口始终超过进口，造成世界黄金大量流向美国，其他国家难以继续扩大从美国的进口。随着经济的恢复，欧洲等地也减少了对美国产品的需求量。这意味着美国海外市场的缩小。最后，近乎疯狂的投机活动，导致美国繁荣的泡沫成分，也加剧了其脆弱性。

到20年代末，美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规模和生产方式都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长期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病已经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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