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是中国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处于汉朝的学术界、文学界乌烟瘴气的黑暗时代。这时的作家受统治者宣扬的今古经学、天人感应、谶纬符命学的影响至深，如刘向是今经文学家，扬雄则倾向于古经文学，班固治古经文学，又大谈图谶说，他的《白虎通义》就是典型的宗教迷信与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作。这些作家把古今经学及图谶说带进文学创作，自然就不可能写出富于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

针对上述汉代文学界的弊端，王充提出了一系列进步的文学主张。首先，他认为写文章应有用于世，“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佚文》)。能劝善惩恶，文学才能为世所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他还提出文与实要相符，他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超奇》)所谓：“外表内里，自相副称”，就是要名实相符;所谓“意奋而笔纵，文里而实露”，也就是说思想与艺术的统一。他的另一个文学主张是反对模拟。他认为，文学作品的特色，源于作家的个性。他说：“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多似者失情……文士之多，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辨伪以实事。”(《自纪》)他还批评了当时文学界贵古贱今的不良倾向。他指出：“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自纪》)这在当时是少有的卓见。

王充提出的“劝善惩恶”“文为世用”和“文见实露”等文学主张，必然要受到他所处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这些文学主张，对反对汉代文学界“不切实际”“模拟因袭”等恶劣文风，却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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