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情的土地》唱出了施光南的爱国情怀，唱出了他对祖国这片土地的赤子之心。热爱祖国不是他一日一时的情感，而是他从懂事以来就日渐加深、日久弥坚的情感。他并不是空谈爱国，而是用他的歌来实践他的爱国之情。他说：“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这种爱国的主题，不仅只是写歌颂祖国、抒发爱国之情的歌曲，也包括弘扬主旋律、反映美好家园、美好生活、美好情感、美好爱情的各类题材的各类作品。他的所有作品无不体现了这种精神和意愿。
要坚持这种精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经得起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受得了贫贱。
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拜金的风潮愈演愈烈，也影响到文艺界，“一切向钱看”，一度“走穴”成风。流行歌曲，甚至低俗的歌曲风靡一时，而反映主旋律的、传统的艺术歌曲却没有市场。一些流行歌星的出场费从几万到十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像施光南这样的作曲家，一首歌的稿费才十几块、几十块。《在希望的田野上》的稿费不过30元，词、曲作者各15元。施光南曾诙谐地说：“才够买一张流行歌星音乐会的入场券。”
1985年前后，施光南已担任全国音协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但他的工资却是按艺术创作级别拿的，每月只有105元，生活过得紧紧巴巴。
为了创作及社会生活联系方面的方便，他要安装一部电话。没有钱，只好卖掉他心爱的摩托车。
他家的一张蓝色躺椅，十分简易，两根半圆不锈钢构成的底架，支撑着可以调节的帆布椅座。他的女儿蕾蕾说，这是在80年代，她和爸爸骑车路过北京西四的一个家具店时看上后买下的。在那个没有出租车的年代，爸爸租了一辆三轮车，把躺椅蹬回了家。
从此这张躺椅就成了他的专座，只要不是坐在钢琴前创作的时候，他总喜欢坐在躺椅上，读书看报，拆看全国各地寄来的成打的信件。信堆里，有各种歌词杂志，还有各地业余词作者慕名寄来的作品。施光南看到感兴趣的歌词，就会即兴哼唱，然后顺手把旋律记在歌词杂志或者来信上。这就是他最好的享受。
在施光南去世之后，亲属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两张稿费领取通知单，两首颂扬优秀少先队员赖宁的歌曲，稿费一共只有20元。
晓光对一位朋友说，施光南不喜欢吃肉，平时以吃素为主，但爱吃鱼，不过所吃的鱼的等次在逐渐下降。起初，他说黄鱼最好吃，后来又说带鱼好吃，再往后就是橡皮鱼。去年他又郑重其事地向朋友们推荐说，他发现鲫鱼也非常好，又便宜，才一块多钱一斤。晓光说这话时带着笑，但眼睛里却闪着泪花。
举办他的歌剧《屈原》清唱音乐会时，他居然与洪如丁骑着自行车从东郊的家赶到西城的民族文化宫礼堂。他很想让母亲去听这场音乐会，可让87岁高龄、腿脚不方便的母亲去挤公交车，他又不忍心，只好留下遗憾。
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经济拮据、生活清苦，但是，凭着他的音乐才能，完全可以过得更好些。有朋友劝他去走几回“穴”，或是写一些时兴的流行歌曲，赚些钱再搞事业，也算是“退一步进两步”。
可施光南不加考虑就拒绝了。
在社会上各种潮流碰撞的时候，他不干涉别人，但绝不允许自己在艺术上有丝毫的妥协和堕落。
1983年，他在《艺术家的情操与追求》中写道：
作者和演唱者自己在作品中反映的情趣和格调，直接影响到听众，特别是对青年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人们把我们尊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我们应该珍惜这个称号，要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时刻想到艺术创作不是个人的事，要考虑对社会负责、对听众负责、对青年人负责。……我们不是“卖艺”，我们有责任用自己的音乐来提高听众的欣赏情趣。不能被某些暂时的剧场效果、口哨声所迷惑，受欢迎无疑会使人得到鼓舞，但有时喝彩并不一定意味着艺术上的成功。我曾对一些歌唱演员说，宁肯少返场，也不要用“发嗲”“发狂”之类的货色换取廉价的掌声。艺术的价值不能用票房收入来衡量，而真善美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要相信大多数群众，不忘我们用美的音乐来陶冶人们情操的神圣使命。……目前，“艺术商品化”的风对文艺界不无影响。某种捷径的确比较容易名利双收，客观上也助长了一些不太健康的追求和艺术上粗制滥造的作风。比如，有的部门把“掀动剧场”的能力作为衡量演出水平的标准，有的人把作品和演唱向什么“时髦风格”靠近作为“开绿灯”的条件;为某些唱片的轻歌曲写伴奏，花不了多少时间，收入颇丰，而起码需半年到一年的心血才能完成的歌剧、交响乐，上演后作者分文皆无。在这样的现状下，艺术家能不能不受诱惑、干扰，还要不要坚持高尚的审美观，是值得扪心自问的。
1986年12月13日，他在给《中外名人座右铭》作者何民胜的一封信中说了自己的座右铭：“走自己的路，让作品说话。”
在这封信中，他还对自己的座右铭作了诠释，并说了他对当时乐坛一些现象的看法：
这些年来，在乐坛上有些人赶时髦，摆来摆去。我以为：一个艺术家应有自己明确的追求，不应为某些风向所左右。在“四人帮”统治时间，我因创作《打起手鼓唱起歌》被迫害，但我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创作方向;今天在某种“向钱看”的风气冲击下，我不愿自己的作品沾上铜臭，绝对不为了暂时的“风头”而迎合低级趣味，同样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第二句话和第一句话是相关联的。我认为，一个人走什么样的道路并不只是听他的宣言，而主要看他的行动。对于作曲家来说，则应该看他的创作实践。我力求走一条“雅俗共赏”的道路，使自己的作品既受群众欢迎，又不“媚俗”，既有艺术价值，又不“孤芳自赏”。这一切，我愿通过我的创作实践，接受群众和时间的检验。因此，我不愿过多的出头露面，也不想卷入一些争论，我要抢回被“四人帮”所耽搁的十年光阴，把尽可能的时间用于为人民贡献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如果要了解我的艺术观点，尽在我的音乐之中，这就是“用作品说话”的含意。
1986年12月13日施光南就自己的座右铭写的信
“走自己的路”，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流行歌曲风靡的时候，他创作的几百首传统艺术歌曲却被关在抽屉里;他创作的歌剧《伤逝》虽然是我国民族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佳作，但作为谱曲的他却没有得到分文稿酬。由于自己没有钱，而所在单位中央乐团和音乐家协会也没有钱来举办他个人的作品音乐会，只好束之高阁，成为“废纸”。他为自己满怀激情写出的大量作品积压，变不成音乐、变不成时代的精神财富而痛苦、遗憾，甚至悲哀。他曾十分感慨地说：“我的艺术养活不了我的艺术。”
即使这样，他仍然带着一股“傻气”安于清贫，不改初衷。
任何诱惑，任何干扰，都不能改变他对崇高理想和美好艺术的追求。他把整个身心都投进了五线谱中。在他的日程表上，几乎没有日与夜之分，没有寒暑、休息和娱乐，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在创作。从他的工作笔记上可以看出，他把自己的工作日程排得很满，就连去商店买东西，也注明几点去几点回，音乐几乎成了他生命的全部。
一天，施光南和晓光作为中日友好医院院歌的词曲作者，应邀出席了该院落成庆典。舞池里，对对舞伴随着音乐的节拍时而欢快时而舒缓地移动着舞步。舞间休息时，各种饮料在人们的手中传来传出，大家说笑着，气氛热烈，煞是热闹。只有施光南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角落的沙发里，手里拿着眼镜，两眼发直，身体一动也不动。词作家凯传走到他身边时，他也没有觉察。
“喂，伙计，干什么哪?”
听到问话，施光南只是一笑，随口蹦出一句“专业名词”：“种豆芽菜哩。”
“种豆芽菜”，多么形象!他就像一位辛勤的农民，在音乐的天地里只问耕耘，不计个人在经济上的收获。他所要的收获是能为广大听众提供更多优秀的音乐作品和良好的精神食粮。
施光南为着自己的音乐理想，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不仅不“走穴”，不编写那些能赚钱但低俗的歌曲，就是收学生，也不计报酬。他提携过不少歌坛新秀，有好多位后来都成了有名的歌唱家，如关牧村、佟铁鑫、殷秀梅等人。他们都称他为恩师。但施光南从不收费，都是无偿的指教，无私地奉献，就连佟铁鑫有一次从东北老家带来几斤大米送给他，他也要付钱。佟铁鑫说：“施老师留给我的遗言居然是‘鉄鑫，上次你从东北老家带来的那几斤大米多少钱?下次见面的时候，我把钱给你’。”他不仅教他们唱歌，更以良好的师德教他们做人。
施光南最感到内疚的是没能为母亲、妻子和女儿提供好的物质生活，让她们和自己一起过清贫的日子。正因为这样，他更爱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女儿。
妻子在合资公司工作，上班十分紧张、劳累，只要她下班回到家，施光南总是主动地关心照顾她。虽然他是个耍笔杆子的大作曲家，但他主动多承担家务活，特别是扛粮食、扛东西等重活儿，全是他一个人干的。虽然有时他沉迷于创作之中，会忘记一切，像个“书呆子”，但是，只要他暂时放下创作，干起家务活，也是像模像样，就连装饰房间的活他也干得蛮在行。他家中仅有的一间装饰过的房间——客厅兼琴房的壁纸，就是他自己亲手一张一张糊上去的。
可他有时也会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来。有一次，他去粮店买米，将50斤大米夹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他一边骑着车，一边想着音乐旋律。回到家后，却不见了大米，不知在路上掉到了啥地方。妻子和他一同去寻找，没有找到。
几天后，只见一电线杆子上贴出招领一袋大米的启示，夫妻二人去认领。
拾到大米的人问：“丢的米有多少斤?”
“50斤。”施光南回答。
“什么时候丢的，上午还是下午?”
“下午丢的。”
“我们可是上午捡的。”
施光南拍拍脑袋想了想，无奈地说：“那就不是我的，我上午还在家里写曲子呢。”
施光南夫妇只好扭头回家。
“回来。”对方叫住他们，笑着说：“嘿，我们是想试探一下你们。你说的没错，米是下午捡到的，这米是你们的。你们真是老实人。”
施光南说声“谢谢”，便扛起大米，和妻子回了家。
洪如丁热爱自己的工作，努力学习英语，施光南竭力支持她。他自己在下放大港油田劳动“改造”时，也曾利用晚上休息时学习英语，在痛苦中寻找乐趣。
洪如丁虽然是一位工程师，却很喜爱艺术。他们夫妇虽然不是同行，但在音乐上却有共同语言。施光南认为，阿丁是自己的知音，一旦有新作品出来，总要先唱给妻子听，征求她的意见。洪如丁也总能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且一说一个准：
《打起手鼓唱起歌》是施光南为她的生日创作的，施光南第一次弹给她听，她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首歌，不仅仅因为这是爱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也是这首歌的旋律打动了她。她说这首歌“听众一定会喜欢，一定会流行”。后来，这首歌确实赢得了听众的喜爱，很快流行到全国各地。即使在这首歌遭到“莫须有”的批判时，她仍然把它视作“宝贝”，珍藏在心灵深处。施光南去世以后，每当她一年一度的生日来临，她都要轻声哼唱这首歌。既是对自己生日的祝福，更是对爱人深深的怀念。
当她第一次听到《祝酒歌》时，激动、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首歌太好了，唱出了我想说的话，唱出了大家的心声，一定会火的!”是的，这首歌真的火了!火遍了神州大地。
当施光南把刚刚谱好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唱给她听时，刚听到一半，她就流泪了，听完全曲，她更是情不自禁，说：“这首歌一定会打响!它会感动亿万听众的。”事实正如她说的，这首歌拨响了亿万人民的心弦。凡是唱过或听过这首歌的，无不为之感动，为之流泪的人又何止千千万万……
有时，洪如丁为了释放工作上的压力，爱去跳跳舞。但是，施光南不会跳舞，也没有时间去跳舞，可他总是关心和支持妻子跳舞的爱好。有一次，民航局邀请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去参加舞会，施光南去不了，可他特地给朋友晓光打了电话，恳切地嘱咐晓光说：“请你多招呼一下如丁，多陪她跳一会儿舞。”爱妻之情溢于言表。
施光南与妻子、女儿合影
洪如丁生肖属狗，特别喜欢狗。妻子知道他与画家韩美林是朋友，就向他提出，让他向韩美林要一幅小狗的画。施光南是从来不主动向朋友索要东西的，虽然他有一些画家朋友，但也从来没有向人家索要过画作。但是为了满足妻子的要求，他破例了，亲自找画家朋友韩美林说了自己爱人的心意。韩美林爽快地答应了，精心地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送给他，并说：“我为你和如丁作此画有两层意思：一是为你们夫妇而作，以示友情，作为纪念;再一个就是为我自己而作，因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永远忘记不了的经历——我落难时，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与我分手疏远了，只有我的一只小狗一直在我的身边……”
1983年3月16日给母亲、妻子、女儿的信
特殊年代的特殊情感，只有亲历过的人才会理解。其个中滋味施光南也是深有感触的。
施光南深爱着自己的妻子，每次出差，即使再忙，也要想方设法为爱人买些她喜欢的东西。
1983年3月，他在上海为芭蕾舞剧《白蛇传》配乐，并参加全国在上海举办的新歌比赛活动，工作十分繁忙。3月16日，他在给母亲、夫人和女儿的信中，说了芭蕾舞剧《白蛇传》的排练和演出情况，以及《文汇报》将要发表他在歌曲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的信息，让家人了解他的工作并分享他的喜悦。接着，他说自己怎样忙中抽闲，上街给妻子和女儿买东西。他在信中写道：“在有限的几次空隙中，替蕾蕾买到了体操服和裤子。阿丁要的罩衫，我在南京路一家服装店的橱窗里看到了，的确好看，但除了展品外，全卖光了，我怎么说，售货员也不肯卖展品，我只有在离沪前再到淮海路碰碰运气……”寥寥数语，足见他对妻子、女儿的一片深情。
1989年，在广州举办音乐会期间，施光南和朋友去一家华侨农场参观时，看到了妻子喜欢吃的新鲜的柠檬和菠萝，他买下了一大包。
“这些水果北京不是也有吗?”有的同伴说。
“这里的新鲜。”
“拿这么沉的东西回北京，很累的。”
“累点怕啥，只要阿丁喜欢就好。”
回北京那天，他扛着行李和沉甸甸的水果上了七楼自己的家，真是累得够呛。
洪如丁见他买回来一大包柠檬和菠萝，真的很高兴，但又心痛丈夫从广州带这么沉的东西回北京，一定很累的，便说：“累坏了吧?”
“看你高兴，也就不感到累了。”
这时，如丁的心里比吃了水果还要甜。
施光南与妻子相濡以沫。洪如丁也十分支持丈夫的创作，尽力为他创造良好的创作环境。虽然施光南是位大音乐家，可是由于稿酬低，他又不愿写能赚钱的流行歌曲，主要是靠不高的工资生活，因此，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家中仅有的一件值钱的东西就是一架钢琴，这还是施光南的父亲生前的赠物。很多年来，施光南一直使用着一台陈旧的“砖头”式录音机。洪如丁觉得，他应该有一件更好的音响。80年代，洪如丁有机会出国工作，便省吃俭用，积下一笔钱，买了一套组合音响，为丈夫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帮助。
施光南对独生女儿蕾蕾也是关爱有加，可是在女儿小的时候，他因忙于创作，常常答应星期天带女儿出去玩，却总是食言;学校开家长会，他也没去过几次，女儿还因此责怪过他。
施光南与妻子洪如丁合影
女儿上小学时，有一次放学时下大雨，同学们都陆续被家人接走，只有蕾蕾和少数几个孩子一直站在走廊里等着雨停。天快黑了，蕾蕾才走回家。女儿一肚子委屈地来到爸爸的书桌前，问他：“爸，下大雨了，为什么不去接我?”
施光南从谱纸堆里抬起头，抱歉地反问女儿：“是吗，下过雨了?衣服淋湿了没?”
“我是等雨停了才走的。”
“那好。爸爸以后会注意的。”说完又埋头创作。
在女儿看来，爸爸是个音乐迷。她在一篇回忆爸爸的文章中写道：
爸爸有个习惯，就是嘴里不停地哼哼曲子。在家创作时，骑车出门时，他脑子里总是不停地想着他的创作。每次和爸爸一起出门坐公交车时，他只要灵感来了，就会旁若无人地小声试唱他脑子里的种种构思，弄得满车的人都怪怪地朝他看。在我成长意识特别强的那个时期，曾经向爸爸提出抗议，因为那时看到路人好奇审视的目光，我总替爸爸难堪，可是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在意过路人的目光和打量。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正是爸爸对音乐的投入，才使他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就是在爸爸一路哼着的作品中诞生出来的。
爸爸不管在做什么事情，思维随时都会跳跃回到他的音乐之中。在家里看电视，有时看到演员唱歌或听到电视剧的插曲，爸爸会突然从躺椅上跳到钢琴前，敲几个音符，测测某个演员的音域，想想谁适合唱他创作的什么类型的歌曲。
也许因为音乐才是他的语言，爸爸并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对我的爱都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细节中渗透出来的。现在想起爸爸，脑海中经常浮现的是生活中的平常片段，好像没有剪辑的电影胶片：爸爸带我去动物园看猴子;早晨拿着收音机叫我起床;带我去以前的东安市场排长队买奶油炸糕;在楼下院子里打羽毛球……
我上中学的时候，妈妈从来都是抱着由我个人兴趣决定学习什么的态度，我从小淘气，不肯吃苦学钢琴，他也从不勉强我。直到爸爸去世半年前，他问我想不想试试学唱歌?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便开始引导我进入他的音乐世界……
施光南与女儿蕾蕾
施光南教女儿唱歌
的确，他对女儿的爱渗透在日常的生活细节中。1988年夏天，是施光南创作最繁忙的时候，他硬是抽出一天时间陪女儿到海边一个农场去游泳、钓鱼、摸蟹、啃老玉米。女儿钓上一条小鱼，他高兴地为她鼓掌、喝彩。
他虽从不强求女儿学什么，但为了丰富她的知识，培养她的兴趣，自己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陪女儿下棋，教她弹琴、唱歌。当上高中的女儿说愿意学唱歌时，他十分高兴，那时他正在创作歌剧《屈原》，女儿成了他的第一个听众，时间不长，她就熟悉了剧中每个人物的唱段。通过教女儿试唱，他发现女儿有歌唱天赋，可以演唱婵娟，便抽空孜孜不倦地耐心教女儿练唱其中的一些段落。同时，他还用心地对女儿进行音乐的启蒙和开导，希望把她培养成在音乐上有成就的人。
那一段，他们父女的感情特别好。
施光南与妻子、女儿为母亲过生日
施光南十分崇敬自己的母亲，在他的心里，母亲是位伟大的女性。
他孝顺母亲，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她。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母亲房中问候，给她捶背揉腰。为此，他还学了一套按摩手法，为母亲按摩。
妈妈每年的生日，只要他在北京，都要精心准备，诚心祝寿。
有时，光南会陪妈妈说说话，谈谈自己创作的歌曲。妈妈也会说出自己的想法。
1984年施光南与母亲谈自己写的歌
早餐，光南和妻子、女儿大多是每人喝一碗稀粥或玉米粥，再吃些干粮，唯独对老妈妈特别照顾，是一杯牛奶加一个鸡蛋。中饭、晚饭，施光南也总是把母亲爱吃的菜夹到她的碗里。
妈妈年老多病，他总是悉心照顾，及时陪她去医院诊治。
为了丰富母亲的精神生活，有时，光南会搀着母亲去参观画展、听音乐会，或是搀着她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团拜会……
母亲也疼爱光南，每当光南伏在钢琴上创作时，她可以一声不响地坐在门前，默默地望着儿子，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儿子常常和她谈起新创作的歌曲，她总是认真地听，分享儿子的快乐，有时她也会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有些家务事，她也帮着做，尽量减轻儿子的负担，让他有更多的精力从事创作。
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和对家人的爱是统一的，是相融的。施光南把对母亲的爱，对妻子的爱，对女儿的爱，都渗透在日常点点滴滴的生活中;把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都融进了他的音乐。
他离不开祖国这多情的土地，离不开他爱和爱他的家人，离不开他爱和爱他的广大听众……
钟复光在看歌曲《周总理，你在哪里》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施光南先后访问了日本、新西兰、美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有一次，他出国访问回来，大家请他说说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他的第一句话是：“看来看去还是我们的祖国好。”
1985年前后，音乐界有一批名家流往国外。施光南的夫人从小在新加坡长大，有人劝他们也“出洋去过过”。施光南听了很生气：“我的根在中国。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我能为11亿人写歌，新加坡才1000万人，有几个人听我的歌?”
1989年底，他在全国青联常委会的一次夜谈时说：“不论社会上有多少让人不满意的事，我总是对我们的国家充满希望。要是我们的社会没有充满希望的人，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前途呢?”
施光南不是空谈家，他用他的歌来实践他的爱国之情。
他的同学、朋友王立平说：“他干起活来就像一头牛，可以整天在钢琴上不下来。”
他在全国青联的同事李源潮也说：“上次开全国青联全会的休息间隙，委员们都忙着招呼久未见面的朋友，唯独他和彭丽媛在一边讨论什么，我上前一看，原来他趁开会期间给彭丽媛写了一首抒美好河山之情的歌，正在边试唱、边改动呢。”
为了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也是为了使更多的国人产生共鸣，他先后创作了《我的祖国妈妈》《多情的土地》《把心儿贴着祖国》《不老的祖国》和《黄土根》等。
《我的祖国妈妈》篇幅不长，只有两段，每段都是八句左右。根据内容，施光南采取了单段体、分节歌的结构。旋律婉转深情，采用模进手法，层层推进，每个乐句以弱起开头。为了刻画鬓发全白的老人返回故土时百感交集的心情，施光南运用艺术歌曲的形式，乐句或是比较平稳的歌腔，或是动荡不定的动机式音调，而唯一拉得比较开的又有一定激情的乐句是“祖国妈妈呀!”在旋律进行中只是陈述中的过渡，而高潮直到最后才出现：“我亲爱的祖国妈妈!”这样安排，符合一位白发老人的心理逻辑和情感抒发的节奏。歌曲娓娓道出一位满头白发、漂泊异乡的年迈老人渴望投入祖国怀抱、渴望叶落归根的思想感情。
这首歌以真挚感人的音调、精巧的节奏安排，朗诵性与歌唱性的有机结合，细腻、抒情地表现出海外游子对祖国妈妈深深的眷恋之情。
这首歌也是施光南对祖国不离不弃的眷眷赤子之情的倾情抒发和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