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消雪化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1976年10月6日，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当人们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全国各族人民欣喜若狂，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举起旗子和标语，纷纷走上街头，游行庆祝。各单位食堂都不约而同地备下喜宴美酒，举杯庆祝，纵情狂欢，场面十分热烈。
这一天，施光南在北京的家中，一家人听到这惊人的喜讯后，无不激动不已。
施光南的母亲格外高兴，十多年来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被掀翻了，祖国又有希望了，自己的儿子也被解放了，丈夫施复亮的冤案也有希望昭雪了。
施光南也一扫心中的雾霾，脸上绽开了欢快的笑容。他在《我怎样写歌》一书中写了他当时的心情：
当这些文化刽子手被拉下历史舞台时，我的内心该有多么激动!压抑了的创作激情如开闸的潮水一般奔流，我急切地想要用音乐来表达这亿万人民所欢庆的胜利。
他想写一首歌抒发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
洪如丁和他一起想歌词，你一句，我一句，施光南记了下来。
歌词写好了，施光南迫不及待地谱曲，很快就写了一首表演唱《万众欢呼除“四害”》。他把这首歌交给了在大街上游行的队伍，并教会他们演唱。
但是，施光南认为，这首草草写就的歌曲，远远不能表达自己当时的感情，更不能反映亿万人民海潮股的激动和喜悦之情。他又不断地找来一些描写这一伟大事件的歌词，但他都不满意，有些失望，不是“热烈欢呼、纵情歌唱”的格局，就是“迈开前进的步伐”等老套，他总觉得缺点什么，没有真正反映出“十月的胜利”在人民感情中掀起的广阔波澜。他的创作冲动仍在激荡着，在寻找宣泄的出口……
这天，在施光南的单位天津歌舞剧院，同事们和他一样，也是激动不已、欢乐无比。当天下午，他们举着旗子和标语，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据统计，当天天津共有两百多万群众上街游行。
当天晚上，天津歌舞剧院的干部群众在破旧的食堂里举杯庆祝。大家难抑兴奋和激动，一边推杯换盏，一边笑谈胜利。与施光南同在一个创作室的韩伟，平时滴酒不沾，这时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举杯畅饮。几杯酒下肚后，他热血沸腾、情绪高亢，眼见群情振奋，不禁诗兴大发，脱口吟出：“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们请你干一杯!”
“好!好!……”同事们连声叫好。
“应该编成歌词。”有人建议。
当天晚上，韩伟就打出了腹稿。第二天，他将歌词寄给了在北京的施光南，请他谱曲。
施光南看了韩伟寄来的歌词后，如获至宝，十分高兴。后来，他在《我怎样写歌》一书中回忆了这段往事：
这首词立刻打动了我，它生动、感人、丰满而又概括，既有对过去的回顾，又有对胜利的庆贺，更有对未来的充分信心。我觉得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情感，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情感。我十分欣赏“杯中洒满幸福泪”这一句，虽然只有七个字，却能勾起人们的许多联想。没有这一句，只是一般的“欢呼、歌唱”，不能体现“十月胜利”的特殊性质，这不是一般的生产捷报传来时的那类庆祝，而是饱含泪水的欢庆。人们不会忘记这胜利来得多么不易，不会忘记十年浩劫中的辛酸，不会忘记惊心动魄的1976年的艰苦斗争。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首歌曲不能只谱成一首欢乐的歌曲，而应在庆祝的基调中带有时代印记的深沉感以及向未来进军的昂奋情绪。这种“直感”指导我谱出了《祝酒歌》。如果我不是因为在“文革”中受到了磨练，能够更成熟一些地来看待事物，还像“文革”前那样单纯、幼稚，或者在“文革”中没有受到什么挫折，甚至是一帆风顺的境遇，就绝对不会有这样强烈的责任感，也写不出现在的《祝酒歌》。
施光南把全部身心都投入《祝酒歌》的创作之中。
首先定的音调、音域是女中音。他认为女中音音色醇厚绵长，有利于抒发出满腔深情和不尽的喜悦。
接着，他构思整首歌的结构布局。他想，这首歌在结构布局上应该别具一格，不能按常规作法谱成三段同样曲调的分节歌，而应打破传统分节歌的框框，采用展开性的写法。
第一、二段是相同的旋律，在音乐结构上采用主副歌式结构，主歌节奏徐缓，音调在中低音区环绕，突出深沉、凝重的色调，是对历史的短暂回顾。副歌要与主歌形成强烈对比，可采用铿锵有力的军鼓节奏，逐步上行的曲调，逐渐流露出胜利的喜悦和兴奋。
他想，如果第三段在形式上不加变化，全曲就是一个典型的重复了三遍的单二部曲式。为了从内容出发，必须有变化。因此，在第三段的前部分，施光南想采用从主歌和副歌派生出来的新因素，形成一个对比性的段落。再加上衬词“来来来”，使旋律又和前两段的副歌相同。他认识到，关键不能只是简单地原样重复副歌，而要增加一个扩充的结束段，形成典型的复二部曲式，把音乐主题在高八度再现，以一股不可抑制的气势达到全曲的高潮，表达向未来进军的豪迈气概。
构思好结构和布局后，施光南考虑最多的是这首歌曲的旋律。他认为：“搞音乐创作最重要的是要有作曲方面的‘音乐感’，这就是说，要善于把自己的创作激情化为音乐，而且要化得好、化得感人”;“主要是写出和自己的激情相符合的旋律。音乐艺术最打动人心的东西是旋律，旋律是一首曲子的灵魂，这是因为旋律是创作中个性最鲜明、最有创新余地的东西。”
他想，与这首歌中欢庆胜利的气氛和激情相符合的旋律应该是欢畅、明快、深情和激昂的，是人们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欢歌和希望之歌。
想好这一切之后，他便开始谱曲。
《祝酒歌》本来是一首欢畅、明快的歌曲，但是，施光南在创作时却流下了眼泪。他在哼唱前几句的旋律时，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的猖狂，全国的混乱，众多的干部、知识分子挨批斗，有些甚至被折磨致死。自己的父母受批斗，住牛棚，父亲含冤去世。自己写的歌被批判，被禁唱，甚至被剥夺创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还被发配到农村、炼油厂劳动改造……经历过这一切的人，一旦看到“四人帮”被粉碎，祖国获得新生，一大批被打击、受压制的干部、知识分子重获解放和自由，当然感慨万千、喜不自胜、泪流满面……
施光南把这种感奋和喜悦谱进了曲子。
在音乐的前奏中，他吸取北方民间吹打乐中喜庆锣鼓的节奏，使得歌曲一开始就欢快而跳跃，生动表达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举国欢腾的热烈场面。在锣鼓喧天的背景声中，最后两小节渐弱渐慢，接着进入主歌：
我们仿佛看到人们举起手中的酒杯，节奏徐缓、语调深沉地歌唱起来——
“美酒飘香啊歌声飞”，这第一句是在低音区的迂回音调，“美酒”两字音调低缓，“飘香”两字音稍高，“歌声飞”三字音调又趋低缓，其旋律线是一个正弧形，形象地说，也可以说是虹形，与歌词一致，而“飘香”两字则拉长，是借鉴了戏曲音乐的甩腔，使美酒的浓香顿时溢满听众的心田。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和“今天啊畅饮胜利酒”，不仅夸张地将“干”“畅”两字拉长，并且使“请”字和两个“干”字的语气恳切、意味深长，这不仅美化了旋律的线条，体现了举杯共饮、喜庆胜利的欢乐心情，还可使人们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十年浩劫”带给祖国和人民的灾难，感受到其中言语难以表达的辛酸，更觉得胜利来之不易。
他在第四句“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用了全曲最低的音，同时还在“洒”字上用装饰音体现深情，而在“幸福泪”上用了几个附点音符，这样就显得跌宕起伏，并含有江南民歌亲切、委婉的音调，更加深了歌曲第一部分的深沉、醇厚的感情。
在以上四句，施光南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在描述辛酸、短暂回忆的同时，在每句中插入短小的间奏，把“回忆”拉回“现实”。“幸福泪”处“渐快”的速度指示和“渐强”的力度标记，都是为了引入第二部分的情绪中，并为后面欢庆胜利的高涨情绪的表现作铺垫。
为了使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形成强烈的对比，一开始，施光南就在低音区用了铿锵有力的军鼓式的节奏型。写到这里，他又想用衬词“来来来”。这又使他不由得想起“文革”中他因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所受到的打击，原因之一就是“来来来”的衬词被指责为“形式主义”。而“四人帮”倒台后，有的地方还不让演唱这首歌。想起这一段遭遇，一股不肯屈服的“气”促使他唱出这首歌的衬词：“来来来……”
正是由于施光南的这一段特殊经历，使得这个音乐动机一反常规中“来来来”衬词运用时那种轻松活泼的气氛，却具有一种豪迈的战斗气息。这正好是久受压制的心灵得到解放后扬眉吐气之感的自然流露。这些短句以其鲜明的特点成为整首歌曲音乐形象的核心，也可以说是《祝酒歌》的音乐主题。
在写到“八亿神州举金杯，舒心的酒(啊)浓又美”时，施光南通过亦张亦弛、亦伸亦缩的手法，将胜利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
进入第三部分时，施光南想到，如按照歌词本身的写法，照搬前两段的曲调，显然不符合感情的需要。因此，他突破原有的分节歌结构形式，采用展开性的写法，综合前两部分的音乐材料，谱写出更加奋发、豪迈的进军号式乐句：“今天啊畅饮胜利酒，明日啊上阵劲百倍。”
他有意将“畅”字、“上’字拉长，甩出高腔，活灵活现地表现出畅饮的豪情和上阵的英武，使得音乐形象更加丰满，感情更加充沛，使得歌曲在第三段里充满了自信和勇气。
施光南在创作中
在歌曲的结尾，施光南又用衬词“来来来……”这个音乐主题在高八度出现，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气势达到全曲的最高潮：“咱重摆美酒再相会!”
整首歌曲一气呵成，回肠荡气。唱之令人畅快，令人振奋!令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1976年底，《祝酒歌》完稿。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是首位试唱者。她的演唱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1978年初，施光南在男高音歌唱家李光羲的建议下，按照男高音声部和李光曦的声音特色重新配器。
1978年春，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国宾的一次宴会上，李光羲演唱了《祝酒歌》，引起全场轰动，赢得热烈掌声。
1979年，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李光羲再次演唱了《祝酒歌》，赢得了亿万听众的喜爱。有人说，《祝酒歌》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一时，众多的歌唱家竞相演唱《祝酒歌》，男高音和女中音两个版本风行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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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编辑部主持、由全国读者和听众参加评选出15首获奖歌曲，《祝酒歌》名列前茅，荣获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一等创作奖。
※1980年，《祝酒歌》的唱片出版，发行上百万张。这一年，由文化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广大群众最喜欢的歌”群众评选活动，《祝酒歌》凭借16万封来信投选，荣获第一名，并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亚洲文化中心选为在亚洲青少年中推荐的歌曲。
※1985年，共青团中央举办评选“当代青年最喜爱的歌”活动，全国有30万个团支部参与投票，在获奖的30首中，施光南的作品占三首，《祝酒歌》是其中之一。
※1989年，《祝酒歌》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洲杯”四十年广播金曲奖。
※1989年，在改革十年全国优秀歌曲评选中，《祝酒歌》获优秀创作奖。
※1989年，李光羲以《祝酒歌》的演唱获首届“金唱片”奖。
施光南也因这首歌和1978年创作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歌曲被誉为“时代歌手”。
※1994年，《祝酒歌》入选“百歌颂中华”优秀歌曲。
※2008年，《祝酒歌》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流行金曲30首之一。
※自从1978年《祝酒歌》被唱响以后，数十年来，它被人们屡屡唱起，成为众多歌唱家的保留节目，成为众多音乐爱好者的心爱之歌，成为音乐殿堂里的经典之作。
《祝酒歌》获奖证书
在写完《祝酒歌》之后，很快就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
这使施光南想起痛彻心扉的1976年。这一年，中国的三位领导人相继去世：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7月6日，朱德总司令溘然逝去;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三位伟人的去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使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山河哀鸣，日月同悲……
施光南清楚地记得，1月8日，当他听到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的消息后，痛哭了一场。施光南最亲密的合作者晓光说：“这么多年来，我只见光南流过三次泪，其中两次是为周总理而哭。”
施光南更为敬爱的周总理骄傲。他去世后，联合国总部破格降半旗致哀，这在联合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许多国家的外交官为此忿忿不平，并向联合国总部提出质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当面回答了众人的质问，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降半旗，这个决定是我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富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她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要是能够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的时候联合国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他只讲了一分钟，便让所有激愤的外交官哑口无言，心悦诚服，接着，还报以热烈的掌声。
当时，施光南想到用歌来表达自己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之情，可是，他写不下去。他也明白，就是写出来了，“四人帮”不但不会让他唱出去，他还会遭到灭顶之灾。他的这个想法很快就应验了：
这一年的3月下旬到清明节，首都最多一天有两百多万民众自发地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他们发表演说、念着各种悼念的诗词。本来这是很正当的事，却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四人帮”猖獗的年代，人们连悼念周总理的权利都被剥夺，更不要说用文艺形式歌唱他了。施光南十分清楚，几十年来，我国创作赞颂领袖的歌曲不知其数，却单单没有为周总理写的歌曲，而这位伟人却是千百万中国人感到最亲近的。
周总理去世近一年来，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施光南的眼前萦绕。他对周总理有着一份更特殊的感情，对总理的高尚品德也有着切身的体会。自己的父亲和周总理是多年之交，早在“五四”运动之后，周恩来就从巴黎写信给在日本东京留学的光南的父亲，鼓励他树立雄心，坚定方向，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奋斗。在漫漫的长夜里，周恩来常同光南的父母促膝交谈，指引两位爱国知识分子为建立一个民主、光明的新中国而斗争。重庆校场口事件后，光南的父亲受伤住院，周恩来到医院看望，并为了光南的父亲免遭国民党特务的伤害，他亲自安排，让光南的父亲及家人乘飞机离开白色恐怖的重庆，前往上海。建国前夕，总理又把施光南的父母邀请到北京，同毛主席和各界人士一起共商治国大计，并任命光南父亲为劳动部副部长。特别令施光南难忘的是，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光南的父母横遭批斗，他的母亲甚至被关进了私牢。为了救母亲，光南曾陪父亲去找了周总理。他亲眼目睹总理平易近人，出于对他父母的关爱，当着他的面亲自打电话解救他的母亲。在总理的干预下，他的母亲很快被放回家。其实，光南明白，在“文革”中，周总理何止只救了他的父母，被总理救下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成千上万。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施光南和大多数正直的人们一样，把周总理看成是人民与“四人帮”抗衡的正义之柱，看成是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保护伞。想到这一切，他心潮汹涌，决定写一首歌献给敬爱的周总理。
这时，他收到了一些有关写周总理的歌词，差不多都是赞颂型的，都不能令他满意。他认为，周总理的品德的确是伟大、高尚的，但仅仅是“评功摆好”式地罗列他的丰功伟绩，远不能体现“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这样一种无比深厚的感情。他在苦苦寻找能体现这种无比深厚感情的好歌词。
1976年12月30日，天寒地冻，女高音歌唱家孙家馨来到施光南家。
施光南说：“这么冷的天，你怎么来了?请坐。”
孙家馨没坐下，就风风火火地说开了：“听说你在到处找怀念周总理的歌词?我给你送来一首好歌词，你看了一定会喜欢。”她把歌词递给他。
施光南接过歌词，一边看，一边说：“不瞒你说，从今年4月开始，我就在搜集有关纪念总理的诗词，但一直没能找到一首叫我满意的……”
“请喝咖啡。”洪如丁泡了一杯咖啡放在孙家馨面前的茶几上。
“谢谢!”
孙家馨明白施光南说的这个“4月”，是指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当时有上百万的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高声朗诵悼念的诗词。
孙家馨说：“那些诗词我也看到一些，有的写得也不错，但我认为，还是柯岩的这首写得好，她的这首诗就是那个时候写的，还没有正式发表呢。”
“那你是怎么拿到的?”
“是传抄来的，由王昆传到了李德伦，我又从李德伦那儿抄了一份。”
施光南刚看了一半，就激动地说：“这首诗写得太好了!谢谢你给我送来了这么好的歌词，真是太及时了!”
施光南手捧诗稿，动情地朗诵起来：
周总理啊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怀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周总理!
山谷回声：他刚离去!
我们对着大地喊：周总理!
大地轰鸣：他刚离去!
他读着读着，眼睛就湿润了，泪珠滚落了下来，打湿了胸襟，打湿了诗稿……
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的：
全诗尚未读完，我的双目都已湿润了，我从内心里感谢诗人写出了人民对总理的深厚感情，也是深深埋在我心中的感情。我要把它化成音乐，让心底的歌唱响遍神州大地。
他一送走孙家馨，就立即投入构思。
他把《周总理，你在哪里》称为《祝酒歌》的姐妹篇。一曲是体现人民的喜，一曲是体现人民的悲。他说，这两首歌都是他在“十年浩劫”后思想感情体验的结晶。
当他进行构思时，又有些为难。因为柯岩的这首诗是散文诗，与通常的歌词形式有很大差异，这给谱曲增加了难度。他想对歌词作些修改，可经过反复思考后，又觉得不能改，还是决定按原诗谱曲。他在《我怎样写歌》一书中写了他的思考过程：
严格的说，它不是通常所见的歌词形式，而是散文体诗。句式长短差距很大，篇幅如作为歌曲则过长，容易显得拖沓、结构松散。我在决定为之谱曲后，萌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设法将词精简。怎么精简呢?如果把“四个寻找”删去两个，总理那种无处不在、深入人民之中的形象就会表现得不够丰满，想一想诗中总理给海军战士披大衣的形象是多么感人!如果按照常规的“三段体”框框，把“四个寻找”作为中部，直接进入再现，则显得分量不足，尤其是“他在中南海会见外宾，他在政治局出席会议”这样生动地体现总理鞠躬尽瘁的工作精神的句子是更不能少的。……权衡再三，诗的本身脉络十分清楚，构思完整，实在难以割爱。虽然原诗的结构给音乐结构带来了一些困难，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我相信经过努力能为了内容在形式上找到突破。
歌词确定以后，他便以一股不可遏制的激情投入到创作之中。
首先是确定这首歌的曲式结构。经过思考，他采用了西方曲式理论中的一种较大型带展开部的三部曲式结构：主部——中段——展开部——再现部。这样整个作品的结构不但有一个戏剧性很强的展开部，还使主部与中段形成了调性上的对比，这就使得这首歌曲变成一种三部曲式与奏鸣式相结合的独特形式，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施光南正是从内容的需要出发，在形式方面作了突破和创新。
有人曾问施光南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曲式结构。
施光南说：“我何尝没有遇到结构安排上的困难，但由于创作的激情，一些难关反而促成了形式上的突破。我们不能被已有的形式所束缚，而要不断地发展和创造形式，关键在于更好地体现作品内容。”
结构确定后，他开始了主旋律的创作。他弹着钢琴，哼着曲子，不断地写，又不断地改。
为了表现人民在总理逝世后内心深处的感情，他把全曲划分了若干层次。一开始，用最简练的几个分解和弦的琶音作为前奏，推出一个广阔的空间。歌声延续着前奏的级进趋势唱响第一句：
啊!周总理……
歌曲一开始便以一种呼喊般的音调怀着期盼地唱出“周总理”来!其后的“我们的好总理”，从语势上强调了“好总理”的“好”字，使得音乐主题和人们的生活语言紧密结合，连四声部比较讲究，为的是更易于打动人心。紧接着的——
你在哪里?
在高音区发出撕心裂肺的问话。随着“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音调逐渐下行，音量逐渐减弱，似乎伴和着哭泣和叹息!
这一段是全曲的主部。他在写作时完全回到了周总理逝世时那一段举国同哀的悲痛日子，旋律都是心情的自然表露。可以说，这旋律不是唱出来的，而是从他的心底伴和着泪水流出来的。
中段是从现实的悲痛转入对往事的回忆。一大段又分四小段，篇幅较长，头绪较多，如果组织得不好，会给人以松散、零乱的感觉。
施光南采取用一个主题进行变奏的手法，使四段连成一个整体，有统一又有变化地刻画了周总理生活的不同侧面。
施光南知道，这一段是要通过广阔的空间深情地寻找总理，来表现总理崇高、伟大、朴实、亲切的形象和人民对总理的敬爱。其实，人们包括施光南自己，并不是不知道总理在哪里，他仿佛看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高山、在田野、在森林、在海上，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在整个世界、在天安门、在中南海……总理就在他的面前。他要把总理的这个形象通过音乐塑造出来。他把前奏和句首的“啊”的衬腔都向上推展，意在推出一个广阔的空间，来表现总理的崇高形象。叩问和呼唤的音调、山谷的回音、大地的轰响、森林的风鸣、大海的涛声、广场的足音……这一切，施光南要通过前奏、伴奏、独唱和合唱来进行展现。
在合唱中，他采用大小两个合唱队，独唱则用强唱与轻声的对比，在音乐上造成“回声”的意境，增强了艺术表现力，也更扩大了层次感。使人们感受到，神采奕奕而又勤勤恳恳的周总理，就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我们的心里。
施光南明白，全曲最重要的段落在于展开部。由于主部的悲痛情绪及中段回忆的深沉，无论从内容或情感的需要，都应该有一个戏剧性较强、充满激情的段落，这样才能使这首大型的歌曲在结构和情绪表现上取得平衡。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深情地呼唤你：啊，总理!……
在给这两句谱曲时，他总觉得意犹未尽，可一时又想不出该如何是好，只好按原词谱完。
写完主旋律，已到了深夜2点。
洪如丁一觉醒来，见光南还在创作，她看了看表，凌晨2点了，就提醒他：“已经2点了，该休息了。”
“再等一会儿，我把最后一节写完。”
“这样老熬夜，你会吃不消的……明天再写吧?”
“你继续睡吧。不写完它，我是睡不着的。”
第二天早晨，施光南两眼布满了血丝，但他好像并不疲劳，亢奋地对妻子说：“奋斗了一夜，主旋律终于写好了。我感觉写出了我的内心感受，写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我唱一遍，你听听，看有什么感觉?”
施光南深情地轻声唱了起来，洪如丁的心潮随着歌声起伏、激荡，不禁流下泪来。
歌毕，洪如丁激动地说：“太好了!悲壮、深情、悠远，太感动人了。你看，我都流泪了。”她用手绢擦了擦眼睛。
施光南笑了，所有的疲劳都消失了。
吃过早饭，施光南又为这首歌配出了合唱谱，晚上接着编配了管弦乐队谱，又忙到了深夜3点。
拿出初稿后，他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又作了修改，但还是感到意犹未尽。
他把歌谱交给中央乐团试排，当指挥李德伦看了歌谱后，认为其他部分都很动人，唯独对最后一段不满意。他说：“这一段是高潮部分，可我觉得还没到沸点，似乎有没说透的感觉。”
李德伦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有点激动地说：“我们表现对总理的怀念不应该只有悲伤，难道不可以再激情些吗?”
施光南知道李德伦强调的“激情”是什么，把他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数百万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这场活动受到了“四人帮”的镇压，被定为“天安门事件”，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懑。想到这里，施光南脱口而出：
“要是能把那个事件写进去就好了!”施光南说的那个事件指的就是“天安门事件”。
这正合李德伦的心意，两人心有灵犀。
李德伦立即说：“怎么不可以写?!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对那个事件重新评价。”
“其实，只要点出‘天安门’这三个字，大家就明白了。”
“对!不用再说别的，大家就能心领神会。”
他们立即高兴地商量修改歌词，很快确定：在原词“回到祖国的心脏”后，明确地加上“天安门”三个字。施光南心想，自己原来觉得“缺点什么”“意犹未尽”可能就在这里。
他回到家中，立刻怀着满腔热情对歌曲的最后一段进行改写。
尽管当时还有禁区，公开的口径还是“批邓不能变”“天安门事件不能翻案”。但是，施光南要以一个艺术家的勇气，机智巧妙地冲破禁区，力所能及地在音乐中表现“四五运动”的伟大场面。于是，一个充满着战斗气息、洋溢着豪情的展开部出现了：
我们找遍了整个世界，啊，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这一部分的节奏是进行曲式的，旋律逐渐高涨，象征着人群中不断激起的浪潮。其后一段更有了形象化的体现：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呼唤你。
他这样处理，使歌声的节奏更具有动力性，伴奏的音型是急速的短句，频繁穿插在歌声的长音之间，犹如天安门广场上人群奔跑的步伐。随着音量的增强，旋律又逐级地模进，由5至6，再到7……一步步上升到全曲的最高音3·，刻画了悼念周总理的人群从四面八方越聚越多的趋势。这时，汇聚着的人潮中响起了对周总理的齐声呼唤：
啊总理!啊总理!敬爱的周总理!
音乐在这里嘎然而止，出现了“黄金分割”的高潮。
这是亿万人民的呐喊，是不可遏制的轰鸣，是震撼世界的呼声!
当他弹着琴唱到这里时，已经泪流满面了。他觉得浑身热血沸腾，握笔的手止不住地颤抖着，在谱纸上急速地写下乐谱。这时，他为自己充分揭示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精髓和抒发了亿万人民的真感情而感到无比的畅快，无比的激动和无比的兴奋。
他在《我怎样写歌》一书中写道：
这一处修改，不仅升华了展开部的内容，也给全曲带来了更充实的分量。虽起因是由于对内容而进行的修改，但从艺术上来说，它却使高潮的形成更为突出，展开部的戏剧性增强，冲淡了主部及中段略微显长的感觉，也使其后扩展了的再现更为需要，从而在结构上维系了全曲几大部分的平衡。这一点作用是我修改前未曾想到的。由此可见，从内容出发，以感情的需要为基础，有时还会冲破形式的束缚，发展了形式。
歌曲改好后，施光南在印好的歌页上，郑重地写了一句话：“谨以此曲送给邓妈妈。”
施光南把它拿到中央乐团试排。当施光南第一次为乐团合唱队试唱时，曲未毕，排练场已是一片唏嘘之声。施光南含泪唱完后，人们还沉浸在对总理的怀念之中，过了几乎一分钟，指挥李德伦用手绢擦着发红的双眼，深沉地举起了指挥棒。
这首歌从创作、配器、排练到正式演出，一共只用了一周时间。
1977年1月7日，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音乐会上，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唱了这首歌。剧场里挤满了人，男高音的旋律牵动着所有人的心。当最后一句“我们想念你，想念你”的歌声终止后，数千人的剧场里一片静寂，台上台下，演员和听众都在默默地流泪。就这样停了几秒钟，突然，全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足足持续了五分钟。掌声中夹杂着唏嘘，指挥、演员、观众都还在流泪，施光南的脸上也挂满了泪珠。好多思念、好多感慨都在这掌声和泪珠之中……
施光南说：“这是我一生难忘的场面之一。我感受到当一个作者的感情和群众沟通在一起时引起的共鸣，我的创作已经和人民的心融在一起了，这是最幸福的。我从中悟到，音乐作品只有真实而深入地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才有永恒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