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174 评论：0

1984年初，团中央、全国青联派出了以文艺界委员为主体的慰问团赴云南、贵州慰问各族群众及边防部队。慰问团里有晓光、侯耀文、石富宽、关贵敏、关牧村、殷秀梅、佟铁鑫等，时任全国青联常委的施光南任慰问团团长。
 在这个慰问团里施光南年龄最大，而且又是不少演员的“老师”，加上他的学识人品和音乐成就，所以备受尊重。临出发前，为了能更好地开展活动，加强思想工作，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要求大家推选支部书记。
 晓光不假思索，首先说道：“我推荐施光南同志担任，理由我不说大伙儿也知道。”
 “我们同意!”大家附和道。
 施光南转过脸看了晓光一眼，尴尬地笑着说：“还是推选别的同志吧，我还不是党员。”
 “你还不是党员?怎么会呢!”晓光愕然，自从认识施光南以来，晓光一直以为他是共产党员。因为他的思想、言论、品格和作品，都说明了这一点。听到他说自己不是党员，晓光也陷入了尴尬。
 “是不是你没写过申请?”有的人问。
 “现在不说这些了，你们推选吧。”在这个场合，施光南不想多说什么。再说，这时他又能说什么呢?他怎么可能不申请入党呢?他对党的感情，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自己的父母都是早期的共产党员，父亲虽然在大革命失败时与党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追求光明，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解放后，毛主席、周总理还安排他任劳动部副部长，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他在小的时候，就听妈妈说过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和赵一曼等革命先烈的故事，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施光南的脑海里，成为他学习的榜样。
 13岁时，父母带他到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毛主席和他握了手，他感到无比的幸福。再看到、听到天安门广场上数万人发出的“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就更加感到毛主席的伟大、共产党的伟大。因此他暗下决心，要努力成为对党、对人民、对祖国有用的人。他积极追求进步，在上中学时入了团;在上大学时，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并用共产党员的条件要求自己，希望自己早日加入这个光荣、伟大的组织。
 “文革”中，他的父母受到冲击，他也成了所谓的“叛徒”“反革命”的“狗崽子”，入党，这时对他来说只是天方夜谭。可是，在他的父母身陷险境时，又是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出面保护了他们。这时，施光南更加明白了父亲在受批斗后对他说的一句话：“要相信党!”这是经历过无数风险、走过曲折道路的父亲的经验之谈。施光南觉得，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党。于是在动乱的1969年8月18日，施光南又写了一封入党申请书，在这份申请书中，他动情地说：“党就是我的父母，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在这之后不久，他饱含深情地创作了《最美的赞歌献给党》这首歌曲。在这首歌中，他唱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亿万人民的心声：“赞歌向着太阳唱，党是太阳放光芒”“赞歌向着海洋唱，党是灯塔指方向”。他要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创作出更多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优秀歌曲。
 他的美好愿望很快被无情地打碎。他创作的《打起手鼓唱起歌》和《鸿雁高飞》被当时文化界紧跟“四人帮”的“头头”定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修正主义”的“毒草”，被禁唱、禁演，并一度剥夺了他的创作权利。他没有屈服，没有退缩，而是多次申诉，据理力争，仍然相信党会还他公正，相信“无理寸步难行，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四人帮”的爪牙把持文艺界的时候，他有理也寸步难行，他不免有些迷惘……
 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沸腾，万众欢呼，一度被剥夺的创作权利又回到了他的手中。他挥笔写下了《祝酒歌》，抒发自己和亿万人民对“十月胜利”的无限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扫他心头的阴霾。父母的冤案得以昭雪，党把他的父亲定为“民主革命的英勇战士”，父亲的骨灰被重新安置在青松掩映的八宝山。施光南曾经背负了多年的“十字架”终于被解脱。拨乱反正的事实，改革开放的成果，使他更加热爱党，更加希望自己早日成为党的队伍中的一分子。这时，他又向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满怀激情地向党组织表示自己的赤诚之心：“党是我的母亲，我渴望做一个党的儿子……”
 按理说，这个时候的施光南已经具备了一个合格党员的条件。可是，他的耿直、倔强性格总是让有些人觉得他有些“孤傲”，他的纯真和“不会做人”，又总是“不讨人喜”，甚至有些人还在对他的创作倾向进行批评和指责。
 那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虽然提出了“解放思想”，但是人们还没有彻底解除精神上的枷锁，在创作上还是缩手缩脚，因此，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喜欢的歌曲还很少。在这一段时间里，港台歌星特别是邓丽君的歌声风靡大陆，成为年轻人的最爱，甚至迷恋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施光南和他的同行朋友晓光、韩伟、王立平、王酩等词曲作者都意识到，这不能完全责怪喜欢港台歌曲的年轻人，关键是我们没有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为大众所喜欢和爱唱的音乐作品。施光南认为，他们这些做音乐的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对大家说：“现在刚刚开放，我们大陆抒情歌曲的创作还处于‘歌荒’阶段，人们喜欢邓丽君的歌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现在流行的，不一定代表时代。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毛雨》和《义勇军进行曲》都是广为传唱的歌曲。但最后呢?《毛毛雨》死亡了，而《义勇军进行曲》却成了民族灵魂的心声。我们必须尽快创作出健康的抒情歌曲，不能让邓丽君这样的曲子‘一家独放’。”
 于是，他和他的同事、朋友们创作了一批具有80年代生活气息和鲜明色彩的艺术歌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假如你要认识我》《年轻的心〉》《妹妹找哥泪花流》《摘一束玫瑰送与你》《太阳岛上》《青春啊青春》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助推新歌的流行，适时地举办了“当代青年最喜欢的歌”的群众评选活动。施光南等词曲作家创作的15首新歌一下子脱颖而出，风靡了全国。
 施光南和他的朋友如释重负，为能闯出歌坛一片新的天地而欢欣鼓舞。
 但是，在一片喝彩声中，在他们刚刚领取了广播电台颁发的奖状后，却出现了一些非议。在一次音乐创作会议上，有人批评说：他们的歌曲“背离了歌曲创作的根本方向和优秀传统”，“模仿靡靡之音、向港台歌曲靠拢”，“存在着一种危险倾向”，等等。
 在非议和指责面前，施光南有些无奈，但他也不想辩解，他还是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作品说话。”
 可是，这些非议很快就传到了他所在党组织的耳朵里，这自然会对他的入党问题造成负面影响。
 施光南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追求，仍然一如既往地按照党员的条件做人做事做音乐。
 有一件事，更加深了他对党的认识，使他终身难忘。
 那是1984年春节前，团中央正在为举办中日青年友好联欢会做准备工作，特意邀请施光南和晓光为这次活动创作一首主题歌。
 他们很快就写出了《友谊之歌飞向21世纪》。歌中这样唱道：
 都是黑头发，都是黑眼睛，
 你来我往门对门，我们是近邻。
 ……
 这本来是一首既形象、生动又奋发昂扬的歌曲，可有关负责同志却对歌词中的“黑头发”“黑眼睛”“我们是近邻”这几句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说“会被误解为我们中国要以种族定亲疏”。
 他这么一说，这首歌就没被通过，暂时被搁置了。
 有的人劝施光南和晓光把这句歌词修改一下。可光南和晓光都认为这句歌词没问题，没修改的必要，他们婉拒了。他俩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矛盾，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北京。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请团中央和全国青联的几位同志(包括施光南在内的几位音乐家)到中南海勤政殿来汇报中日青年联欢的筹备情况。
 当总书记听完几首创作歌曲后，很坦率地说：“我感觉目前这几首与日本方面创作的歌曲相比，不如人家，弱了一些。”他巡视左右，问：“还有其他的歌吗?”
 “我们还有一支歌。”施光南回答。
 “有录音带吗?”总书记问。
 “有。”光南说。
 “那放放听听。”
 施光南拿出录音带放起来，并给了总书记一张歌单。
 胡总书记一边听录音，一边看歌单。
 听着听着，总书记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一曲完了，总书记低声念道：“‘都是黑头发，都是黑眼睛，你来我往门对门，我们是近邻。’很形象，很生动嘛!我看这支歌子就比日本人写得好。”
 “悬案”解决了，施光南高兴，可有的人尴尬。
 施光南感到，可能有人在这之前已经向总书记汇报了那次讨论的情况。
 总书记接着又说：“鉴定一首歌的好坏，不要几个人圈定。要拿到群众中去让群众唱，让群众听，让群众鉴定……”他强调，“一首歌曲能否流行久远，流行广泛，决定于群众是否喜爱!注意，标准是，一个广泛，一个久远，歌曲流行有什么不好呀?这就是尊重艺术创作与尊重人民相统一的观点。”
 施光南感到无比的欣慰，日理万机的总书记如此了解音乐，如此理解音乐家。
 胡总书记对这首歌肯定的消息，很快传了出来。五分钟内，晓光就接到了两个电话，给他传达了耀邦同志的话。接着，施光南又骑着自行车跑到中国音协办公室，把晓光叫了出去。两人在东四北大街八条胡同口，畅谈了两个小时之久!
 他们谈了对《友谊之歌飞向21世纪》不同遭遇的感想，谈了对当时歌坛一些不正常现象的看法，谈得最多的还是如何理解和对待总书记的讲话。
 施光南说：“我认为，总书记肯定了我们的歌是件好事，但我赞成耀邦同志的意见，还要拿到群众中去鉴定。可我们绝不要到处传达总书记的话，绝不要拉虎皮作大旗!”
 “当然。”晓光说。
 “另外，耀邦同志没分清‘歌曲的流行’与‘流行歌曲’的不同概念。这可是当前争论的热门话题。你也知道，‘流行歌曲’是音乐的一个品种，自30年代以来，我国对这类音乐有具体定义。但总书记并非音乐行家，自然不太了解作为一种体裁的‘流行歌曲’与‘歌曲的流行’的区别。可能会有人借他这句话做文章。”
 “这是肯定的。在这场争论中你可是少数派哟。”
 “我虽是少数，但我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可是总书记说了这句话，这就难办了。”
 光南坦率地说，“我要找机会向耀邦同志解释清楚。”
 “要找耀邦同志可不容易。”
 “想办法呗。”
 第二天，就有记者找他采访，要他谈谈参加汇报会的情况以及他对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体会。
 他婉言推掉了记者的采访。
 而其他被采访的音乐家的文章很快就见报了。这使得“流行歌曲”与“歌曲的流行”这个话题的争论更加激烈。苏夏见到施光南，问他：
 “听说你也参加了汇报会，怎么没见采访你的文章见报呀?”
 “我是有意躲开他们的。如果我接受了采访，结果刊登出来的是他们的观点，我可说不清了。”
 “可有些人正拿着总书记的话在大做文章呢，这会误导的。”
 “没关系，这只是暂时的。我正在想办法向耀邦同志说明。”
 “你得注意方式方法，千万不要弄出什么事来。”
 “老师，您放心，我会注意的。”
 施光南双管齐下，先是找了团中央的一位领导谈了自己的意见，请他转告耀邦同志;接着，他又通过在部队工作的以前的一位老同学，向耀邦同志转达了自己的意见。
 这时也有其他人向耀邦同志谈了和施光南相同的看法。
 胡总书记获知后，欣然接受了施光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
 通过这件事，施光南看到了耀邦同志的宽阔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施光南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更加充满了希望。
 

 

施光南在云南学割胶

 施光南带着愉快的心情率领慰问团奔赴云、贵边疆。
 在慰问期间，施光南以共产党员的条件要求自己，要做一个不是党员的“党支部书记”。他以身作则，尊重和团结来自不同单位、不同专业和不同性格的艺术家，圆满地完成了慰问任务，显示了他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慰问团的成员晓光后来是这样叙述施光南那段工作的：
 为时一个月，行程数千里。许多性格各异的著名演员聚在一起，领导起来并非易事。光南忠诚地履行着职责。从节目选择到日程安排，从乐队排练到灯光照光，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尤其可贵的是，他把思想工作做到言谈笑语之时，他把严格要求寓于体贴关怀之中，使整个慰问团成为一个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集体。记得在昆明市，侯耀文和石富宽因发烧双双入院，光南找人熬了鸡汤，同慰问团全体同志一起去医院探望他们。平日妙语连珠的耀文和小石竟感动地热泪直流，言语哽咽，一对笑星变成了两个“哭星”。
 当慰问团走进黔东南苗寨的那天，数百名男女老少聚在村口，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北京来的客人。苗家有个习惯，进寨先饮上一牛角杯米酒。光南从小到大，是个滴酒不沾的人，可他为了尊重民族习惯，硬是带头接受了乡亲们的心意，喝了一大口酒。没过多久，脸就红成酱紫色。幸亏李大维代他饮了剩下的，否则真要醉卧他乡了。
 我曾开玩笑说，能把光南拉下舞场的人，一定力挽乾坤。但在云南石林，当撒尼青年男女燃起篝火，弹响大三弦，与我们联欢时，他居然举起火把，拉着我们一起加入到载歌载舞的行列里。天黑人多，沉浸在欢乐之中，也没有注意到光南的舞姿。直到第二天，光南在汽车上揉腿时，才告诉我，昨晚，他为了掩饰自己舞步的笨拙，就像小孩“跳房子”一样单腿蹦。累了就换条腿接着蹦，硬是这样蹦了半宿，落得个腰酸腿痛。我们笑他强充硬汉，不会跳舞在一旁观看也是惬意。光南嗔怪道：“哪有不跳之理?我们是团中央和全国青联派来的慰问团，目的就是把友谊与欢乐送给边疆少数民族青年嘛。”
 他的一言一行不正体现了党的要求和党的希望吗?!
 一个月的边疆慰问结束了，施光南一行回到了北京。
 在慰问团离京前和回京后，慰问团里的党员同志向团中央和全国青联的领导反映了一个问题：慰问团里有不少艺术家都有强烈的入党愿望，并且为不能加入而苦恼。
 团中央和全国青联把施光南及一批优秀中青年文艺人才入党难的情况调查整理成材料上报党中央。
 党中央得知这个情况后，十分重视，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样批示道：“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已经说了多年，现在重要的是，要一个一个落实。”
 党组织的大门终于向施光南敞开了。1984年7月24日，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宿愿。在那份入党志愿书上，他工整而又深情地写道：
 ……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希望自己能作为党的一名文艺尖兵。我要用自己的笔，尽力写出无愧于我们的祖国，无愧于我们的时代的作品。如果我的作品，能在人民火热的四化建设中，起到一些好的作用，能使青年人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充满对未来的信心、加深对党的感情，则是我最大的欣慰。
 这一年，他的58岁的姐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施光南去信祝贺，并在信中写道：
 今天正如你所说，我们不仅是骨肉，又是党内的同志，更值得高兴。我们的担子更重了，更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为人民服务。我们党在经过这么多风雨后，目前是最实事求是，最得民心的。我们在这样的伟大历史时期加入党的队伍是值得自豪的事。我们不会辜负党员的称号，将把爸爸妈妈青年时代就立志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字里行间显露的是一颗对党的赤子之心、纯朴之心和忠诚之心。
 他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
 首先，他把每月准时交党费看成是增强党的观念、遵守组织纪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每月5日，是中央乐团发工资的日子，也是施光南准时交纳党费的时候。在那一天，无论他有多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有什么会议和演出要参加，但只要他人在北京，即便是到了深夜，也要轻轻敲开支部书记的家门，送去当月的党费。几年下来，支部书记似乎形成了一个习惯，每月5日的白天，要是施光南还没来交党费，那这天夜里他就一定会在家里等着光南来，哪怕是深夜。就是在施光南已经离开八个月后，每个月的5日，他的支部书记还会习惯地坐等到深夜……一份深沉的怀念之情在这一分一秒的等待中愈来愈深……
 他把党的宗旨融化在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中。有人劝他出国，他说自己的根在中国，能为十几亿人写歌是一件幸福和自豪的事情。有人劝他创作一些流行歌曲，多挣些钱，他却说“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不怕清贫，耐得寂寞，坚持创作主旋律、正能量、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
 他的思想品德，他的创作成就，他的艺术影响力，有目共睹。
 1985年，施光南当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1986年，他当选为全国青联副主席。
 1987年，他作为国家机关党员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三大。
 

 

施光南参加党的十三大的代表证

 参加党的十三大期间，施光南一直处在激动和兴奋之中，这是他生命中最华彩的交响曲。他认真聆听大会的各项报告和讲话，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的代表们一起讨论党和国家的大事，深刻领会和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他更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谈体会，提建议。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他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他对音乐创作的目标有了新的定位和更高的要求。他不仅要使自己的音乐作品为中国的听众所喜闻乐见，而且要使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他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莫扎特”“贝多芬”和“施特劳斯”。
 他的目标是远大的，他把走向这目标的第一步定在创作歌剧《屈原》上，这时，歌剧《屈原》的创作正处于关键时刻。
 也正是这个时候，组织部门有意向安排施光南出任国务院一个重要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并找他谈了话。他经过再三考虑后，真诚地表示：我十分感谢组织上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继续做音乐。在我们国家适合当领导干部的优秀人才不乏其人，但是，专业人员相对来说却太少了。中国的音乐事业要走向世界，要在世界乐坛占有一席之地，没有几代人矢志不渝的奋斗是不可能的。我是党和人民培育多年的音乐工作者，还是让我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挑这副担子吧!
 施光南的一片赤诚之心，感动了组织部门，但还希望他再考虑考虑。
 他回到家，对妻子说起了这件事和自己的想法。妻子知道他的性格，不好说什么，只是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当了官，也许我们的生活能好些了，至少有急事找车不用操心了。”
 “妇道之见!”光南既认真又逗趣地批评道，接着，他又恳切实在地说出了心里话：“其实，我也该知足了。起码，音协还让我当个副主席;另外，还有个青联副主席哩!在我的同辈人中，给我的荣誉不少了……我觉得在官场方面，不是咱们发挥的地方;咱的舞台是音乐方面，我可不想因小失大。我的所长是音乐，一离开音乐，我的事业就完了。”
 妻子知道他的性格，他想定了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因此，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施光南的一些朋友知道了这个消息后，都觉得他不应该推辞组织上的安排，他有能力做好这份领导工作。朋友们委托晓光出面找施光南谈，劝他把组织上要交给他的担子接下来。
 晓光准备了一大套说辞，可是没待晓光说完，施光南就说开了：“你我都是做音乐的，你想想，组织上要交给我的这副担子可不轻啊，我要是接下了这副担子，就得全身心地投进去，哪还有精力和时间做音乐呢?我的音乐事业不就半途而废了吗?我的音乐理想和目标不就无法实现了吗?我早就想清楚了，我这一辈子就是要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那就是音乐!”
 晓光知道他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是为了自己的音乐理想而“犟”，“犟”得有理。放弃高官，矢志音乐，晓光被他的高风亮节所折服。
 施光南婉拒做官，又把全部身心投进了五线谱中，投进了歌剧《屈原》的创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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