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施光南在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歌舞剧院创作室任创作员。当时，全国农村正在搞“四清”运动，他被派去农村搞了两年“四清”。
回到天津歌舞剧院后，他住进了天津沈阳道3号歌舞剧院员工宿舍，这宿舍是幢筒子楼。在这里，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深入到云南边疆的村村寨寨，去考查搜集各族民歌。
他到处采风，听基诺族、傣族、彝族、苗族、撒尼族等民间歌手唱民歌。
有时，他还即兴同少数民族歌手对唱。
他抱着芦笙，同大家一起围着篝火，笨手笨脚地跳“大三弦”……
他吸收各民族的乐魂灵感，丰富自己的音乐宝库……
他正想大干一场的时候，1966年初夏，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刹那间，乌云密布，狂风暴雨。什么“打倒走资派!”“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震天动地。既然是“文化大革命”，那文学艺术界首当其冲，整个文学艺术界深受“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打击和摧残。不仅各级领导被当成“走资派”打倒，一些名人名家也被冲击、被批判、被抄家。大批书画，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被当成“封资修”的“大毒草”撕毁或烧毁。一些戏剧、电影，也被认为是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歌功颂德而被禁演、被批判。文艺刊物被叫停，演出场所没有节目演。可谓万马齐喑、百花凋零。同时，“四人帮”及其随从，竭力将文学艺术纳入他们制造篡党夺权反革命舆论的轨道。“文革”初期，出现了“语录歌”的狂潮，产生了许多神化领袖的歌曲。1969年前后，他们只准全国唱几首歌曲，演八个“样板戏”。他们要使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成为其实现政治阴谋的工具。
施光南的一腔创作热情被压制，创作的歌曲没地方发表，没地方演出，也没人敢在公开场合演唱。他感到十分痛苦，十分迷惘，十分彷徨，不知如何是好。
这期间，施光南的父母也受到所谓造反派的冲击和批斗。
他的父亲在解放后当过国家劳动部副部长，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在造反派看来，他当然是个不小的“走资派”。加之，大革命失败后，他父亲失去了与党的联系，造反派因此说他是叛徒，是反革命，是变节分子。把一顶顶大帽子扣在了他父亲的头上。
施光南和他的哥哥、姐姐一夜之间也就变成了历史反革命、叛徒、变节分子的狗崽子和“黑五类”子女。他的心在颤抖，在流血，仿佛被巨浪卷进了黑暗的深渊。
施光南看到，在造反派面前，自己的父亲仍然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者和倔强正直的男子汉。他无所畏惧，根本不理会造反派的那一套。
造反派质问他：“大革命失败后，你为什么背叛共产党?”
“我没有背叛共产党!我只是在特定地环境下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但我仍然从事着革命工作。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了，但我还仍然热爱共产党。解放前，我在党的领导下干革命，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解放后，我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义正词严，毫不妥协。
造反派要他交代与刘少奇的黑关系，他却说：“我认为，刘少奇同志是党的好领导人，我和他不是什么黑关系，是同志关系，是革命关系。现在，我仍然认真地读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的这一番话，引起了更响的口号声：“打倒大叛徒刘少奇!”“打倒资产阶级走资派刘少奇!”“打倒大叛徒施复亮!”“打倒刘少奇的走狗施复亮!”……并把纸糊的大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把写有“大叛徒、走资派施复亮”的大牌子挂在他的胸前。还要他坐“飞机”，也就是两个造反派站在施复亮的左右，一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使劲从背后往上抬，使得施复亮只好向前躬着腰，一躬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快70岁的人，怎能受得了这样的折磨!他生病了，瘫在了床上。
施光南从内心里佩服父亲的坚贞、顽强和耿直，但也为父母鸣不平。
他对父亲说：“你们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到头来却被批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关键是一大批为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国家领导人、很多老革命、老同事、科学家、艺术家受到冲击和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好多工厂也不生产了。这样下去，国家不就垮了吗?”
尽管施复亮有一肚子委屈和一千条不理解，但他只说了一句：“我想这只是暂时的。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1967年在北京后圆恩寺居所前施光南与父母合影
见父亲这么说，施光南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只好沉默不语。
但是，施光南心里明白，父亲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精神上仍然是很痛苦的。他和哥哥、姐姐商量，分别给党中央和周总理写了信，说了他们父母的遭遇，恳求毛主席、周总理救救他们的父母。
在那时，这样的信怎么会送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手上呢!自然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他们的父母仍然被批斗。
1967年夏，在北京经济学院任教授的母亲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造反派设的牢房。
施光南在天津听说母亲被关押后，立即赶回北京，去探望母亲。
他打听到母亲被关的地方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去了，可是到了那里以后，造反派却阻止他探望母亲。
造反派说：“她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叛徒，不给见。”
施光南毫不畏惧，据理争辩：“我母亲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更不是什么叛徒!她是老革命，毛主席、周总理都是知道的!”
“说什么大话?!毛主席、周总理都知道她，岂不是要把人大牙笑掉!”
“我说的都是真的。”
“别在这里说疯话了!赶快离开这里!”
施光南退了一步说：“我是她的儿子。儿子见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
“别说你是她儿子，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给见!”造反派硬把他拒之门外。
施光南无奈而又气愤地回到了家。他向父亲和哥哥、姐姐说了去看母亲而被拒绝的情景，要父亲一定要想办法救出母亲。
他哥哥也说：“前不久，我们给党中央、周总理写了信，说了您和妈妈的冤情，希望毛主席和周总理能发话解救你们。看来没起作用。”
他父亲说：“你们的信是不会送到毛主席、周总理的手上的。”
“那怎么办?现在只有您亲自出面找总理了。”施光南说。
“您去找周总理，总理一定会救我母亲的。”施光南的姐姐也说。
“总理很忙，找他的人肯定很多，他也不好办呀。”父亲说。
“无论如何也要去找，否则，妈妈会被造反派整死的。”施光南坚持。
施复亮无言。
“要么这样，您给总理写封信，我带着您的信去找总理。”施光南换了个办法。
施复亮想了想说：“还是你陪我去吧。”
在儿女的一再请求下，施复亮只好要施光南陪他去见周恩来总理。
通过总理办公厅的安排，周总理接见了他们。
周总理一看见施复亮，就热情地和他握手：“老朋友，近来还好吧?”
“还好，还好。”施复亮不想让总理为他操心，“这是我的儿子光南。”
“哦!都长这么高了。”总理请他们坐下后，便问施复亮：“你夫人还好吧?”
“我就是为了她来找总理的。”施复亮说。
总理关切地问：“她怎么啦?”
于是，施复亮把妻子被批斗、被关押的情况全说了。
父亲刚说完，施光南就急忙请求说：“总理，现在只有您能救我妈妈了，请您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你们不要急，这事我现在就办。”说完，总理立即打电话给经济学院的造反派头头，要她们立即放钟复光回家，同时，总理还派了人去督促。
当天，施光南的母亲就被放回了家。
1969年，造反派强迫已经病瘫的施复亮下干校，施复亮愤怒地说：“我就是不走!我不离开北京，死也要死在北京!”
因为他身患重病，态度又十分强硬，造反派没有办法，只好让他住在家中。
1970年11月初，施光南接到姐姐发的电报：“爸爸病危，速回!”
接到电报，他就立即乘火车回到北京，直接去了医院。
爸爸处在昏迷中，在输着液。
妈妈和哥哥、姐姐都守在床边。
姐姐说：“爸有时清醒，有时昏迷。医生说，可能说走就走。”姐姐的眼里滚动着泪珠。
施光南伏在爸爸的身前，摸着他的手，轻声呼唤着：“爸，爸，我回来了……”
爸爸好像听到了光南的呼唤，醒过来了，他望着儿子，嚅动着嘴，想说什么。
“爸，是不是想说什么?您说，妈妈和哥哥、姐姐都在。”
他看着光南，没说出声来，又昏迷了。
光南的妈妈说：“昨天上午，他对我们说，因为他的问题，使家人跟着受委屈、受歧视。光南至今没谈上对象，可能也是因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他不是叛徒，不是反革命分子，冤屈总有一天会昭雪的……我想，他要对你说的肯定也是这些话。”
施光南的心里一阵酸痛，眼泪滚了下来，他伏在父亲的身前说：“爸，我们相信您，您是坚定的革命者，根本不是什么叛徒，什么反革命分子。您的冤屈一定会昭雪的。”
施光南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听到他说的这些话，他一直昏迷着。
当天夜里，施光南的父亲就带着对冤屈的不甘和对夫人及子女的牵挂离开了人间。
在那多难的岁月，戴着“叛徒”“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施复亮的丧事不得不从简。家人和为数不多的亲友默默地送走了一个含冤而不屈的灵魂……
办完丧事，施光南的一家都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
施光南陪着妈妈在家住了几天。
在回天津前的一个晚上，妈妈对他说：“这几年，你爸总是牵挂着你的婚事，可最后还是带着遗憾走了……”
“是我不好，我让爸爸和您失望了。”
“这也说不上是你不好，我也知道，是因你爸和我的所谓问题影响了你，‘黑五类’的孩子，谁敢和你好。”
“妈，不是这样的。追我的女孩子还不少呢。”
“那你为何不谈?”
“是没遇上合适的。”
“你都30出头了，还是抓紧吧，条件不要太高。”
“我知道。”
回到天津后，他看到父亲为他买的钢琴，悲痛之情像是黑色的浪潮席卷而来，他恍惚着，仿佛看到父亲就站在钢琴旁。
他坐到钢琴前，弹起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寄托自己的满腔哀思……
在近一个月里，施光南都沉浸在失去父亲的悲痛之中。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弹得最多的就是莫扎特的《安魂曲》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这时，他深深记得父亲临终前的牵挂和母亲的叮嘱，希望他早点成家，可是他觉得，现在还不是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1971年3月，他回北京看妈妈，妈妈又问他：“有对象了吗?”
光南摇头：“还没遇上合适的。”其实，剧院里有姑娘看上了他，可他就是不来电。再说父亲去世不久，他也没心情谈恋爱。
“你还记得你姐在中国新闻社工作的同学施碧清吗?”
“碧清大姐，我记得。怎么啦?”
“前几天，她来过我们家，说她认识一位姑娘，那个姑娘蛮好的，想介绍给你。”
“介绍的是谁呀?我认识吗?”
“你不认识。是她单位专稿部主任洪丝丝的女儿洪如丁。我已和碧清见过面，她说这个姑娘高挑苗条、白白净净，蛮漂亮的，刚从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毕业，分在天津的一家钢厂工作，今年25岁。”
“她条件这么好，会看上我吗?”
“你的条件也不差呀。碧清跟她妈说了你的情况，她妈同意让你们俩先接触接触，如果你们觉得合适，就先谈起来。我也是这个意思。”
施光南有点为难的：“我又不认识她，怎么接触?”
“她妈妈都想好了，让你帮着带点东西给她，这不就能见上面了吗?”
施光南心想，长辈们想得周到，自己也不能辜负了他们的好意，就答应先见见面再说。
钟复光立即把儿子的想法告诉了施碧清，并托她与洪家如丁妈通通气。
如丁妈知道后，就上街买了两盒女儿爱吃的茯苓饼和一盒巧克力，请施碧清交给光南带给她的女儿。
当天晚上，如丁妈给女儿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两家大人的意思告诉了如丁，并大概介绍了光南的情况。
如丁一听说对方30出头了，就说：“都30多了，还没有对象?!歌舞团里有的是漂亮的姑娘，他会没谈过女朋友?我不信。”
“听施碧清说，他整个心思都在音乐上，确实没谈过对象。”
“要不就是他特别傲气，什么人也瞧不上。要不他长得不怎么样，没人能看上他!”
“你别胡说。”如丁的妈妈见女儿这样说人家有点不太像话，就批评女儿，“你不能这样说人家。碧清说，他人很忠厚，知书达理，长得高高大大，像模像样。特别是他在音乐创作上是很有成绩的，上大学时，就写了好多歌。你听过《五好红花寄回家》那首歌吧?”
“听过，我还会唱，蛮好的。”
“那就是他写的。”
“嗨!是他写的。原来我还以为是一个老头儿写的呢。哦，他蛮有才的吗!”如丁开始改变了语气。
如丁妈继续说：“还有呢，他在六三年就出版了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
“这样看来是我配不上他了。”如丁自谦起来。
如丁妈妈从女儿的口气中已经感觉到了她的心思，便说：“是不是可以先接触接触?”
“那好吧。我听您的。”
“我托他带点东西给你，明后天他可能就要去找你。你对他可要礼貌些，淑女些。”
“您放心吧，我知道怎样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