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2年12月13日 阅读：223 评论：0

施光南深知，一曲优秀歌曲的产生，需要词作者、曲作者和歌唱者的默契合作。作为曲作家的施光南，可以说是歌唱家的知音。
 首先，他“解剖麻雀”式对人声的各个声部特点作了深入的研究。比如说，他经过对花腔女高音的研究，发现花腔女高音由于声带构造的关系，低音区比一般女高音要更为柔弱，如果把花腔片段建立在中音区甚至低音区，那就是强其所难。因为她们的优势在于高音区比一般女高音要来得方便，也更为灵活，运用了经过训练的花腔技巧，可以在中音区、高音区及极高音区的范围内演唱跳音的片段。花腔女高音的另一个特点是，花腔女高音的常用音域和正常女高音没有什么大区别，只不过她们可以在比常用音域更高的一段音区内较熟练地演唱一些技巧性段落。因此，在有词旋律的高音部分不能太“吊”、太高、无边无沿。
 经过研究，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花腔女高音唱词的段落应基本保持在和一般女高音相同的音域内，而花腔片段应在中音区以上，甚至在超过一般女高音音域以上的范围内进行，才更为有效。
 施光南由个别扩充到一般。提出，我们创作不同声部的声乐曲，就要善于运用不同声部的“最佳音区”和“最佳音色”。一般来说，男、女高音的“最佳音区”及“最佳音色”不在他们的低音区，即使对那些低音区训练较好的歌唱家也是如此;而男、女中音演员里尽管不乏演唱高音很出色的人才，但这两个声部的“最佳音区”和“最佳音色”却不在他们的高音区。人们欣赏女高音的清丽、甜美，男高音的高亢、明亮，而这些特点只有在他们的中、高音区里才体现得最充分;而女中、低音最迷人的甘醇、温柔和男中、低音最富魅力的深沉、浑厚等音色特点正是通过他们的中、低音区展露出来的。也就是说，多在低音区迂回，并以下行延长为特色的旋律更适合中、低音部;反之，上行趋势较多、并在中音区偏上一带活动的旋律则更宜于体现高声部的特点。他同时说明，这是指多数情况，但也有特例。
 同时，施光南对很多有特色的歌唱演员的音域特点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不仅发现和培养了有特色的女中音关牧村和男中音佟铁鑫，而且也是一些知名歌唱家的知音。他在《我怎样写歌》一书中写道：
 不仅各个声部，每个声部的不同演员也有各自的特色，如同为女高音的殷秀梅和董文华，同为女中音的关牧村和德德玛，同为男高音的胡松华和吴雁泽，同为男中音的杨洪基和佟铁鑫，彼此是那样的不同，我在给他们曲子时总是力图适合他们互相迥异的风格。有人曾说过，许多优秀歌曲的产生都有着词作者、曲作者和演唱者之间的默契合作，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一个作品出来后，选对了声部，选对了合适的演员，可以说就成功了一半，说这样的话的人是很懂其中的奥秘的。对有志于创作声乐曲的作者，应该像写器乐曲首先要学好乐器法一样，必须尽可能了解声乐的自身规律，了解各声部乃至演员的特点，这将会对作品的“声乐化”起很大的帮助。
 施光南创作的一些优秀歌曲，基本上都是按照不同歌唱家和不同的音域特色创作的。
 《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是为女高音李谷一创作的，旋律跳动多，更加华丽、活泼。
 《假如你要认识我》是为女中音关牧村“量身定做”的，以级进音程为主，活跃中带些含蓄。
 女高音的《漓江谣》秀美，女中音的《台湾当归谣》深情。
 男高音的《草原花海》开阔，男中音的《多情的土地》深沉。
 但他创作的有些歌曲也有例外，如：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原先是为女高音写的，但女中音关牧村却唱出了别样的风味。
 《摇篮曲》最早是女中音罗天婵演唱的，但女高音张权、花腔女高音迪里拜尔也选作独唱曲目。
 《周总理，你在哪里》，从花腔女高音孙家馨到男低音温可铮，几乎男女所有声部的歌唱家都曾唱过。
 这些特例说明，施光南在创作各种声部的歌曲时“度”把握得较好，都有一定的向上或向下延伸的空间，这就出现了一首歌不同声部歌唱家演唱的现象。
 《祝酒歌》的演唱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一开始，施光南把它交给女中音歌唱家苏凤娟演唱。
 苏凤娟与李光羲都是中国歌剧院的演员。一天，他们排戏，两人坐在一起，苏凤娟老拿着一张歌片儿看。
 “你在看什么呢?”李光羲问。
 “不知这首歌好不好，施光南寄来的。”
 “给我看看。”
 苏凤娟把歌片儿给了他。
 李光羲拿着歌片儿哼起来，哼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他激动起来：“哎呀!这首歌太好了!”
 “是吗?”
 “你要是不唱，就给我。”
 “有这么好么?”
 “那是肯定的。它写出了亿万人民的心声，有强烈的时代气息。”
 李光羲很想唱这首歌，可他觉得这是施光南给苏凤娟的，又不能抢她的歌，就说：“要不这样行不行，你唱，我也唱。”
 苏凤娟见他如此喜欢这首歌，也不好拒绝，便点头同意了。
 在这之前，李光羲与施光南曾合作过《最美的赞歌献给党》等歌曲，于是，他对施光南说：“《祝酒歌》是一首极为难得的好歌，我太喜欢这首歌了。我和苏凤娟商量过了，她唱我也唱，同台的时候，她唱我不唱就是了。你能不能把这首歌也给我唱。”
 施光南知道自己有好多歌都曾由不同性别、不同声部的歌唱家演唱过，各有特色。既然李光羲有这个想法，他也觉得这样也好，便说：“谢谢你看好这首歌。既然你喜欢，想唱它，当然可以。你有什么要求?”
 “谢谢!”李光羲很高兴，“只请你按照我的声音特色和11人小乐队伴奏重新配器。”
 “好的，我很快改好给你。”施光南爽快地答应了。
 施光南按照李光羲的要求，很快就改好了，交给了他。
 李光羲拿到歌谱就立即练了起来。
 这时候，文艺界刚刚复苏，各剧院都在抓新节目。但这时还有不少束缚没有完全解开，如有新歌都要拿给领导审查，如果审查通过了才能公演。
 李光羲练好后，就唱给领导听，接受领导的审查。
 他唱完后，一位领导说：“你唱的什么呀?这不行!”
 “为什么不行?”李光羲不明白。
 “你唱这歌，不等于号召大家喝酒吗?再说，毛主席刚刚去世不久，这气氛也不合适呀。”
 “这首歌里‘来来来’个没完，也不好!”另一位领导说。
 当时，毛主席去世不久，人们还处在对他的怀念之中，“号召”喝酒的歌自然要受到慎重的对待。
 显然，这首歌在领导那里没有通过。
 李光羲心想，这哪是什么“号召”人们喝酒呢?这分明是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凯旋之歌。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仍然充满信心地等待演唱机会的到来。
 他把领导审查的情况写信告诉了施光南。
 施光南毫不客气地说：“你们领导曲解了这首歌的意思，喝酒庆祝胜利这是我国一种传统的习惯，也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高兴的一种表示。这跟‘号召’喝酒完全是两码事。再说，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我们也一样。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沉浸在对伟人的悲哀中，而应该化悲痛为力量，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为胜利而欢呼，为新时代而歌唱。我们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正是化悲痛为力量的实际行动。再说，‘来来来’，这完全是渲染气氛、推进旋律的需要。‘文革’中，于会泳对《打起手鼓唱起歌》中的‘来来来’感冒，怎么你们的领导对这首歌中的‘来来来’也感冒呢?真叫我哭笑不得……”
 施光南也说，这首歌一定会有演唱的机会。
 演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那是1978年春的一天，国家领导人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招待国宾，李光羲等几位歌唱家应邀参加演出，并要求唱一首欢快的歌。可那时欢快的歌很少，多数是控诉“四人帮”，缅怀伟人、寄托哀思的歌。李光羲当即决定演唱《祝酒歌》。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乐队。
 乐队中有的人担心没经过领导的同意，这样合不合适。
 李光羲说：“既然文责自负，我要演唱《祝酒歌》，你们给我伴奏，出了问题我负责。”
 乐队成员见他如此坚持，也就二话不说，尽力配合。
 李光羲把满腔的热情都倾注到这首歌中，演唱得极富感染力。
 人们的心绪随着歌声的起伏而波动，激动、喜悦之情都显露在各人的脸上。
 一曲终了，全场立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在场的国家领导人及外宾，都向着李光羲不停地鼓掌……
 李光羲鞠躬致谢。
 面对如此热烈的气氛，李光羲心绪释然——《祝酒歌》成功了!
 演出结束后，李光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施光南，感谢施光南给了他一首好歌。
 施光南也很高兴，感谢李光羲唱响了这首歌。
 不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李光羲将他演唱的《祝酒歌》《周总理，你在哪里》等歌曲进行了录制。录制之后，其他歌曲都播放了，唯有《祝酒歌》没有播出，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支歌曲又被雪藏了起来。
 

 

李光羲在演唱《祝酒歌》

 1979年春节前，中央电视台准备举办一台春节联欢晚会，当时叫“迎新春文艺晚会”，需要既新颖又欢快的歌曲。他们在广播电台翻资料时，慧眼识珠，一下子就选中了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李光羲应邀在晚会上演唱《祝酒歌》。
 晚会的编导对这首歌的演唱作了精心的安排，伴随着《祝酒歌》的旋律，出现了一组在当时很是大胆而富有新意的镜头：飘香的美酒，高举的酒杯，跳起交谊舞的来宾，神采飞扬的歌唱家，这一切都与歌声交融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施光南和母亲、妻子、女儿在家中通过电视看到了这一切，都为这首歌如此大获成功而由衷地高兴。施光南更是激动得久久不能平静……《祝酒歌》的几隐几现，就好像风雨过后见彩虹。
 《祝酒歌》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赢得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赞赏。
 1989年，李光羲以《祝酒歌》的演唱而荣获首届金唱片奖。他说：“这个金唱片奖发给我，我感到非常荣幸，……也是对我一次新的激励。当然，施光南写的这个《祝酒歌》也是标志和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所以这个金唱片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近几十年来，李光羲参加了上千场的演出，《祝酒歌》是他每场必演的保留节目。他在81岁时说：“我唱红的歌有上百首，但哪首都比不上《祝酒歌》。”
 2010年8月，在“纪念施光南诞辰70周年作品音乐会”上，他又一次演唱了《祝酒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施光南就是用音乐描写世界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不仅有民族性，而且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能唱出时代的旋律和人民的心声。”“我在演唱《祝酒歌》之前当了25年演员，获得过很多荣誉，但是我演唱《祝酒歌》的社会影响和给我的震撼超过以往。施光南精通西洋作曲法，但是他创作的曲子的内容是地道的中国音乐，有着强烈的民族风格，因此，他的作品能通俗易懂、雅俗共赏，这也正是他的歌一唱大家就喜欢的原因。施光南树立了一个典范，我们学西洋作曲法，但我们必须创作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要创作老百姓熟悉、有时代感的作品才能受到欢迎，这是一条成功的规律，现在我们的音乐创作仍然要坚持这条规律。”
 杨洪基是与施光南合作的男中音歌唱家。
 施光南在写《我的祖国妈妈》时，是按照杨洪基的音域和声部特点谱曲的。歌曲写好后，他就骑着铃木小摩托车来到杨洪基家，请他演唱这首歌。
 杨洪基哼唱了一遍后，觉得是首难得的好歌。因为施光南是按照他的音域和声部特点写的，所以唱起来很舒服。他接下了，并表示一定把他唱好。
 这首歌经杨洪基演唱后，也获得了成功。
 后来，施光南在创作歌剧《屈原》时，又想让杨洪基扮演主角屈原。
 1988年的一天，施光南带着歌剧《屈原》的曲谱，又骑车来到杨洪基家。
 杨洪基请他坐下后，就问他：“你今天来，又有什么好歌让我唱?”
 “我写的歌剧《屈原》快完成了，我希望你演屈原这个角色。”施光南一边说，一边从包里拿出曲谱。
 “这可是个大角色呀，不知我能不能演好。”
 “我相信你，你一道能演好的。我先弹几段给你听听，你看有什么意见。”说完，他就坐到钢琴前弹了起来。
 听了几段后，杨洪基说：“光南老师，你写的音太高了，我唱不上去呀。”
 “嗨!真是对不起，我本来是按你的音域写的，脑子里想的是你。可写着写着，就被剧情和旋律的发展牵着走了。没关系，我可以改，一定改得适合你演唱。”施光南说得很诚恳。
 杨洪基被他的真诚所打动：“那就太麻烦你了。”
 “谈不上麻烦，是我应该做的。”
 施光南按照杨洪基的音域对曲谱作了修改。
 歌剧《屈原》剧本写好后，由于经费问题，不能全本演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于1990年3月，在北京举办了歌剧《屈原》清唱音乐会，杨洪基演唱了屈原的一些唱段，反映热烈。
 1998年，在施光南去世八年后，歌剧《屈原》终于正式演出，杨洪基扮演的屈原获得巨大成功。
 

 

 

杨洪基扮演的屈原

 下面是一个留有遗憾的故事。
 1988年夏，一天上午，施光南正在家里修改歌剧《屈原》，电话响了，他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的是词作家曹勇的声音：“施老师，我告诉你一件事。”
 “你说。”
 “最近，北京有关部门决定举办一场以‘爱鸟、护鸟、鸟类是人类的朋友’为主题的音乐会，希望你能为这场音乐会写一首好听的艺术歌曲。”
 “这是件好事呀，你有合适的歌词吗?”
 “有一首，不知你满不满意。”
 “你念给我听听，我记下来。”
 “还是明天我送到你家吧。”
 “那就麻烦你了。”
 第二天一早，曹勇就把歌词送给了施光南。歌词的名字是《小鸟，我们的朋友》。他念了一遍：
 一只小鸟飞落在我的窗口，
 把我刚写的诗句悄悄地衔走，
 我的诗啊正是在赞美蓝天，
 让小鸟来做我知心的朋友。
 哈——啊，你看那鸟儿也懂得诗意，
 蓝天下尽情飞腾，
 就像是喝醉了酒，
 啊，小鸟啊我的朋友……
 有画面，有诗意，有乐感，施光南很满意。
 曹勇离开后，他马上坐到钢琴前，试弹试唱起来。根据歌词，他觉得谱成花腔女高音比较好，因为花腔女高音最容易展现这首歌的意境，尤其花腔的“啊”字能生动地表现出小鸟欢快鸣叫的声音。
 这天的傍晚，他就谱好了这首歌。
 洪如丁下班回到家，就听到施光南在哼唱一首曲子。
 “什么曲子?蛮好听的。”洪如丁一边放下包一边问。
 “是刚刚谱好的《小鸟，我们的朋友》。”
 “你打算给谁唱?”
 “我正在考虑这个呢。这首歌的花腔女高音难度很大，需要极高的技巧，目前在国内还很难找到能把这首歌唱好的演员。”
 “真的有那么难吗?”
 “难就难在，高难度的花腔女高音绝不能给人刺耳之感，而要圆润甜美，这样才能将一只小鸟愉快鸣叫的状态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演员，你还不如把难度稍微降低一点呢。”
 “不能降低!要是降低了点，那个味儿就出不来了。”
 “那怎么办?你自己想办法吧。”
 这天夜里，施光南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反复在想，这首歌给谁唱合适呢?
 妻子已经入睡了，他还在想，他把国内的女高音演员像过电影一样过了一遍，忽然他想到了一位，她是迪里拜尔。对!就是她!她的嗓音能唱好这首歌。
 他想定以后，就安然入睡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将睡意朦胧的洪如丁推醒，兴奋地说：“这个演员我选到了。”
 “是谁?”
 “迪里拜尔。”
 “新疆的，蛮有名的。”
 “我听过她唱的歌，音质极好，音域很宽，这首歌她唱最合适。”
 “她现在在哪儿呢?”
 “听说在中央歌剧院。如果她能唱，我还要根据她的音域再修改曲子，进行扩展，使曲子达到更完美的程度。”
 他按照迪里拜尔的音域又对曲谱作了修改。
 同时，他与中央歌剧院联系，想找到迪里拜尔。可得到的回话是，迪里拜尔已经应聘到芬兰国家歌剧院任终身独唱家。
 施光南十分遗憾。
 洪如丁安慰他：“没有关系，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可这个机会，施光南在生前并没有等到。
 2000年8月，洪如丁听到了一个好消息：迪里拜尔回国探亲，并应邀参加在北京举办的“人民音乐家施光南诞辰六十周年音乐会”，她很高兴，对着放在钢琴上的施光南的照片说：“光南，你十二年前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音乐会开幕前，洪如丁约见了迪里拜尔。洪如丁向迪里拜尔说了施光南生前的愿望，并把施光南按照她的音域创作的《小鸟，我们的朋友》的曲谱交给了她。
 迪里拜尔接过曲谱，泪水在眼眶里滚动：“施老师走得太早了，他那么有才华，真是太可惜了……”
 

 

在人民音乐家施光南诞辰60周年纪念音乐会上迪里拜尔演唱完《小鸟，我们的朋友》后与指挥高伟春合影

 在这次音乐会上，迪里拜尔以最好的状态演唱了《小鸟，我们的朋友》，她想以此多少弥补一点施老师生前的遗憾，以报答他的知遇之恩;这也是她对施老师最好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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