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腥风血雨是由蒋介石发起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与国民党武汉政府、奉张北京政府形成鼎足而三的格局，争权夺利的斗争白热化。此外，还有粤、桂、晋等地方势力亦在兴风作浪。
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时的恽代英。
宁、汉双方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拥有一支军队，割据着一大块地盘，为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
“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传到了武汉军校，师生群情激奋。施复亮和钟复光也是义愤填膺。
4月23日，军校召开了全校师生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蒋大会。施复亮和师生一起，高呼：“打倒新军阀!”“反对独裁!”“打倒蒋介石!”口号声震撼天地。
接着，军校领导作了调整。校务由邓演达、恽代英负责，侯连瀛为教育长，恽代英为政治总教官，施复亮为政治部主任，杨树松为训练部主任。
当时，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趁武汉政府北伐河南与奉系精锐部队鏖战方酣之时，一方面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分三路进攻两湖;另一方面唆使驻扎在武汉西郊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与四川军阀杨森合谋乘虚偷袭武汉，妄图里应外合，搞垮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
夏、杨两部分别沿长江、汉水衔枚东下，一直打到离武昌仅40里的纸坊，武汉危在旦夕。
紧急关头，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迎击叛军的进攻，并将军校全体学生编成中央独立师，由侯连瀛任师长，恽代英为党代表，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女生队为政治连，又分为宣传队和救护队，分别隶属政治部和军医处。钟复光为女生队指导员。当时男生队有3700多人，女生队有213人。
出征前，独立师在武昌南湖机场誓师，西征讨逆。毛泽东、陈独秀、吴玉章、宋庆龄等参加了大会，做了重要讲话。
部队紧急开到纸坊最前线，施复亮虽是将军级，仍身穿士兵一样的制服，打着布绑腿。在行军和作战休息时，他多次向部队演讲，激励士气。
5月19日凌晨战斗打响，经三小时激战，将夏斗寅部击退，到下午三时，夏部溃败。
为了彻底消灭夏斗寅的残部，叶挺又命令各部继续追击向土地堂方向逃窜的敌人。这时，施复亮率领政治部的同志赶到一团阵地，传达了指挥部的嘉奖令。他说：“这一战大家打得很勇敢，将近20个小时的战斗，没有一个学员叫一声苦，叶挺将军和侯连瀛师长都很高兴”，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刚才听到一些友军的士兵说，军校的学生平时爱唱高调，可是一打起仗来还赶不上他们”。
这话引得下面的学员议论纷纷，其中有位高个子的学员大声说：“我们军校的学员决不甘于受人耻笑，白天打得这一仗虽然受到上级表扬，但是可以不算数。现在大家确实很疲惫，但为了我们军校的荣誉，我建议：我们连夜追赶敌人，和他们比一比，看到底是谁打得最好、最勇敢，用事实来证明我们是不是唱高调。”
这时，全场学员都振臂高呼：“说得好，看我们的!”
施复亮看到自己的激将法发挥了作用，只见学员们士气高涨，便当即决定：“今晚不休息，连续作战。各营、连长整理好队伍，准备出发，追击敌人。”
纸坊前面一带地区，山路陡峭，荆棘丛生，学员们不怕天黑，摸索着前进。到了天亮，学员们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撕烂，脸上、手上和脚上也都被划破。但清点人数，却没有一个人掉队。
这时，有的学员说：“是不是真有友军讥笑过我们，还是施主任故意用的激将法。”
“这个谁也说不清，只有施主任知道。”
这时，大家还是铆足一股劲，拼命赶路，恨不得马上追上敌人，消灭他们。
当部队打到咸宁时，有些人看到武装部队来了，吓得四处逃散。原来是因为叛军夏斗寅部洗劫过这个地方，土豪恶霸也趁机跑回来反攻倒算，杀害农会干部，逼农会会员还钱还粮。一些土豪分子还组织了地主武装，抓共产党，抓农民，抢占土地，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针对这种情况，恽代英和施复亮等人研究决定，立即在打谷场召开斗争土豪大会。恽代英、施复亮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钟复光也代表女生队讲了话。会后应群众的要求，枪毙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土豪。
当部队到了嘉鱼附近，施复亮给女生队下达了一个紧急任务，要她们到矿山找工友来帮助运输枪、炮、子弹等。钟复光带领女生队整整走了一天，终于找到矿山，组织工友，完成了任务。
由于几十天日夜兼程，连续作战，加之天气炎热，女生队有不少学生生病掉队。更糟糕的是，有些女生月经来了，连卫生纸都没有，没办法，任凭经血顺着大腿往下流，结果经血与裤子黏在一起，干了后硬邦邦的，磨破了两条腿，但她们仍然咬着牙关，艰难的往前走。作为指导员的钟复光看到这种情况，就如实地向政治部主任施复亮作了报告。
施复亮听了钟复光的报告后，指示钟复光带着重病号先返回武昌。
这时的钟复光虽怀第二胎已有三个月，但坚持要继续跟着大部队前进，就说：“我不回去，我要跟部队一直打到底。”
施复亮严厉地说：“必须服从命令!”
钟复光意识到军令如山，只能服从，但心里很不乐意，就随手写了张字条，意思是说，我们正在反封建，不要看不起女同志……她把字条交给了施复亮。
施复亮看也没看，就将字条揣进了口袋。
钟复光带着七八个病号先回到了武昌，其中有李淑宁(赵一曼)。
部队在打败夏斗寅部后，侯连瀛、恽代英和施复亮又带领军校的队伍继续参加反击杨森的战斗。一直到6月底，终于彻底打败了敌人，胜利凯旋。
施复亮回到武昌后，钟复光问他：“你看了我给你的字条没有?有什么想法?”
施复亮笑着说：“我当时那么忙，哪有时间看你的字条。”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字条还给了钟复光。
6月的一天，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对施复亮说：“我主张国民党要实行第二次改组，解散共产党组织，统一革命领导权，集中一切革命势力，并确定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具体纲领。”
施复亮说：“你这个主张我赞同，我宁愿促进这样的解决而首先退出共产党。但这事关重大，须经慎重思考和广泛讨论。”
邓演达说：“你要是想定了，就告诉我。”
施复亮答应了。
几天后，邓演达与共产党员谭平山、施存统及国民党左派彭泽民等讨论建立新党问题。施复亮把他们讨论的情况告诉了陈独秀，请他在党内提出来讨论。
陈独秀立即回答：“这件事不能讨论，因为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政党，是一个世界问题，非中国单独所能解决。”
施复亮觉得陈独秀的说法有道理，自己也就否定了邓演达等人的主张。但他衷心希望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能够很好地解决，同舟共济，治国为民。这时，他因劳致病，身体不能支持，便在武昌的家中养病。
在养病中，他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国共合作将如何有新的进展。四一二之后，施复亮曾把希望寄托在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方面，打算通过他稳定国共合作。
汪精卫曾被视作与蒋介石不同的左派人士，施复亮一再强调国民党必须由左派来领导，同共产党合作，开展革命。上海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后，他还是认为国民党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此时，还有一股逆流泛起，那就是国民党的顽固分子猛烈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侮蔑农民为“痞子”“暴徒”。一时谣诼蜂起，莫衷一是。虽然不久前施复亮在农村也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但并非像他们攻击的那样不堪。
就在施复亮还对汪精卫寄予希望的时候，现实又给了他极为沉重的打击。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军队接连出现了投降与叛变的事件：
1927年5月17日，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21日，湖南许克祥叛变。这些事变使武汉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集团更加明目张胆进行反共活动。
6月6日，汪精卫解除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的顾问职。同日，江西发生军阀朱培德叛变。19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举行会议，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
此时，两湖及江西的工农运动遭到严重摧残，湖北被杀害的农会会员有4700余人，湖南被杀的农会会员达20000人。
汪精卫害怕共产党人掌握革命武装，于6月30日下令取消中央独立师番号，恢复学校建制。
7月13日，中共中央被迫命令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退出政府，并发表对政局的宣言，斥责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要“严厉的揭发一切假借孙中山先生旗号的伪国民党之出卖革命”。
7月14日夜，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确定分共计划。
第二天即召开分共会议，公布《统一本党政策案》，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封闭武汉的工会、农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
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的先后叛变，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由同志变成了对手，朋友变成了敌人。蒋介石、汪精卫打着革命的幌子，冒充三民主义的信徒，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镇压，一时，腥风血雨，天昏地暗，全国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关键时刻，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8月7日，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
在武昌家中隐居养病的施复亮，并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具体情况。这时，他既对国民党失去了信任，也对共产党失去了信心。自6月中下旬以来，身体的病痛和何去何从的心病交织地折磨着他，感到思想的极大苦闷。
此时，汪精卫更加肆无忌惮。8月8日，汪精卫提出由分共进而清共，“如有C P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
一时，反革命的气焰甚嚣尘上。武汉汪精卫派、南京蒋介石派、上海西山会议派虽是三足鼎立，但他们在反共这一点上声气相投，企图三派合流。然而，这三派头面人物积怨已深，而且都想争名分、夺权利，建立以“我”为主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合流谈何容易!
施复亮的希望一个又一个的破灭，他陷入难解的痛苦之中，一时“灰冷而沉痛，同时又感到自己的孤寂与无聊”。他的心灵极不平静，一个又一个问题在他的脑海里不停地旋转：
作为共产党员，施复亮曾坚信马克思主义，并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但在他随独立师转战湖北一些地方时，看到一些农民运动存在着“幼稚和错误”的现象，加之多少也受到国民党顽固派对农民运动攻击的影响，于是就认为以“共产党的名义在内地是拿不出去的，尤其是在乡村中，并且会招致许多莫名其妙的误会与谣言，会妨碍革命的进行”。一种理想与现实、主义与行动的矛盾与距离，使他困惑不解。
作为国民党员，施复亮曾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鼓与呼。他于1922年下半年，在上海由戴季陶、胡汉民、陈树人介绍加入国民党，成为双料党员。
加入国民党后，他曾去上海莫利爱路孙中山寓所拜访，与孙中山讨论了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施复亮说：“我是共产党员，是信马克思主义的。可现在我又加入了国民党，又该信你提出的三民主义。我不免有些疑惑，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是怎样一种关系?究竟有什么区别?又怎样把它们结合起来?”
孙中山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决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他的主张有许多和我相同，我亦很赞成。我的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决不是社会政策。”孙中山的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语，打消了施复亮的疑虑，使他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容纳了三民主义，根本的统一点就是孙中山说的“社会主义”。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便细细把总理的一切著作研究一番”。因此，他自诩已成为“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他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重身份从事革命工作，极力拥护国共合作。无论在上海，还是到广东、武汉等地，他“到处演说或写文章说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理论证明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可能性，要想借此去坚定人们对于国共两党合作的信心”。
可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使国共合作成为泡影。
这时，施复亮的思想是十分矛盾和复杂的：
施复亮承认：“对于共产党，自问是忠实的，与共产党的关系，都算是比较密切的”，“自己挂了好几年共产党员的招牌，对于这块招牌已有依依不舍的感情”。但由于共产党有的领导人在执行马克思主义中出现“左”或右倾的错误，加之受到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双重打击，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极其微弱，因此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深感眼下“由中国共产党来统一革命领导权是不可能的”。这显然违背了他早在1921年就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对国共合作，他曾倾注了满腔热情。可是，国民党却为了一党的利益，将它破坏，这就使得革命势力不但不能统一，反而在内斗中分崩离析，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损耗。因此，他对国共合作也失去了信心。
至于国民党，他自认：“在国民党中六年，虽没有做很多工作，然而自问言论行动，都还忠实。自己不知道有何违反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政策的事情。我自问是一个忠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忠实的国民党员。”但是，他对蒋介石、汪精卫的种种倒行逆施特别是屠杀政策是极为不满的。
革命向何处去?下面的路究竟如何走?他犹豫、彷徨、痛苦……
通过分析，他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若是同时存在，在互相争夺领导权的过程中会造成革命势力的不集中，这就无法战胜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革命势力，因此，必须牺牲两者中的一个，以实现革命领导权的统一和革命势力的集中。他是双料党员，究竟牺牲哪一个呢?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必须做出选择，而不能“脚踏两只船”。既然共产党已不能统一革命的领导权，那只好寄希望于国民党。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错，错就错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口头上说执行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是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不是可以通过对国民党的改造，使“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得到实施，“使国民党成为强有力的革命工具，名副其实地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经过一个多月的慎重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想以邓演达的“解散共产党，改组国民党”的主张来自求解脱，决定退出共产党。为此，他痛哭了好几天。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钟复光，并说了这样做的原因。
钟复光理解他的决定，但担心共产党会把他视为变节分子和叛徒，遭到批判和攻击，甚至……她不愿说出那最坏的结果。
施复亮却坦然地说，这些我都想过。不仅共产党方面会有人要讥笑，甚至谩骂我投机、变节，在国民党方面，也一定有人要讥笑，甚至于谩骂我投机或别有野心。我打算以十分的勇气和坚强的忍耐来接受这一切的讥笑与谩骂。他们怎样批我、骂我，我都会默不作声，也不会以文字来计较和声辩。该受的就得受，一切的一切都只有行动能够替我证明。我退出共产党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也不是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从参加革命那一天起，就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退出共产党后，我有一个原则，不但不骂共产党，还要帮助共产党。我的宗旨是探索一条有希望的革命道路，那就是使国民党真正成为“革命的国民党”，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统一革命的领导权，集中革命的力量，以便夺取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
就在这时，局势出现了巨大变化：
蒋介石因“第二期北伐”徐州战役惨败，激化了南京政府部队的内部矛盾。各派借机掀起了倒蒋风潮。
首先是国民党武汉政府发起东征，逼蒋下台。唐生智、张发奎分别率领两路大军朝南京方向进发，军势浩荡，气焰逼人。
南面的李济深等掌握两广军政大权，表面上归顺南京政府，其实已成为亲武汉政府的地方割据势力。
北面的旧军阀张宗昌部复夺徐州，孙传芳部南下欲夺回长江三角洲大本营。
在这危难之际，蒋介石指望桂系第七军挽救危局。但是，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根本不愿为蒋介石孤注一掷。
而这时，国民党内部的“党争”也愈演愈烈，解决各派矛盾的前提是蒋介石必须下野。汪精卫则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合法领袖自居，主张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以解决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的分裂行径。武汉党政军要员或联名或单独发表讨蒋檄文，谴责蒋介石“挟持党军，逐进而挟持党部”，称“蒋一日存在，即一日无国民党，国民党与蒋势不两立”。他们坚持一条：唯有蒋介石辞职，宁汉才能为合流举行和谈。
1927年8月12日，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辞去总司令职位。8月13日，他发表引退声明。旋即回到家乡奉化。
施复亮从蒋介石的下野，似乎看到了改造国民党的希望，从而更加坚定了退出共产党的决心。
1927年8月30日，施复亮撰写的《悲痛的自白》刊登在《中央日报》副刊上，他把内心的煎熬和痛苦公布于世，并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发愿做一个单纯的革命的国民党员”。这是他在痛苦中作出的艰难抉择。
施复亮是共产党创立初期的第一批党员，也是一位在政治上、组织上、理论上有较大影响的一位党员，他的公开脱党使得亲者痛仇者快。对于共产党来说，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和伤害，一些共产党员步其后尘声明脱党。这对处于困境和低潮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施复亮的退党十分愤慨。10月31日，《布尔塞维克》第一卷刊载了恽代英、蔡和森批评施复亮的文章，严厉指出他的退党行为是背叛行为。但是，恽代英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亦不能否认他在历史上的价值。”“他一生说了很多革命的话，做了很多革命的文章，而且曾经很勇敢与反革命派在思想上奋斗。”还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进行了检讨：“自然那时我们的党一定要负一部分的政治责任，因为中央的指导机关乃至我们这一般负责同志，都没有坚决斗争的决心与勇气，充分表现出张皇狼狈弃甲戈兵而走的不堪状态……因为这样，不但使党外左派纷纷投降敌人，便是党内有些小资产阶级成分脚跟不稳的人亦便站不住脚跟了。”
而国民党内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为他的退党叫好。9月1日，陶希圣在《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我所希望于共产党员的》文章，为施复亮的退党及“自白”进行鼓噪：“施存统君的自白，提出了积极的主张，其内容是积极的主张解散中国共产党，一切党徒诚意地加入革命的国民党中，共同奋斗。”敬朱也在同日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称施复亮为“革命道路上的勇士”。
当时，施复亮对于共产党的批评保持沉默的态度。
施复亮退党后，形势并未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更为复杂。虽然蒋介石下野了，但是，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和各党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汪精卫以领袖自居，想大权独揽;西山会议派声言“反共”头功非他莫属，公开地争权夺利;“改组派”“再造派”等纷纷跳上舞台，显露头角;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也亮出了“第三党”的旗号，招兵买马。他们虽然面目各异，但打的旗号都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时，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在这帮派林立、扑朔迷离的环境中，施复亮想做一个“单纯的革命的国民党员”，实在是无所适从，莫衷一是。此时他想，待宁汉合流后，呼吁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革命的国民党”。为此，施复亮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9月中旬，宁汉合流，成立了合并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宁、汉、沪三方合作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
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党政实权被西山会议派操纵。桂系则把持军委会。汪精卫等人公开反对特委会。地方实力派冯玉祥、阎锡山等通电请蒋“出山”。国民党可谓是四分五裂，争斗激烈。
1927年9月，在邵力子的帮助下，施复亮和钟复光从武汉迁居上海。
10月，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琪翔电邀施复亮赴广东。此时，施复亮有一个想法，要通过联络，重新团结一切革命势力，进行国共两党“党外合作”运动。于是他应邀去了广州。到达广州后，他向黄琪翔、陈公博提出国共两党实行“党外合作”、执行三大政策、在广东释放共产党人、反蒋等建议，以表明粤方继承孙中山遗志，希望借此挽回危局。这些建议未被采纳，他只好失望地返回上海。
而这时，蒋介石虽然隐居奉化，但仍在幕后操纵，为自己的复出作准备。他一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果夫，控制国民党组织系统;二是通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抓住黄埔系军人。同时，为了获取日本的谅解和支持，9月底，蒋介石赴日访问，拜会了众多日本名流和政界官员，希望日本首相支持他所谓的重振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婚礼，“蒋宋联姻”，为其登上权利顶峰打下了基础。
施存统脱党后，过去的朋友批评、谴责、疏远他，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想探寻新的革命道路，却又不能如意，十分苦闷。可这时有一件事给他带来了欢乐，那就是这年的12月，他的儿子出生了，他给儿子取名洪禹(后改名洪宇)，希望儿子像大禹那样，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可当时的中国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施复亮慨叹自己毫无拯救之策。他不想看到的事情却一件件的发生：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正式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决定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执掌党政军大权后，重蹈历史覆辙，重用外戚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建立起“蒋家王朝”。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在背叛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行专制独裁，对内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对外屈膝妥协，做帝国主义的走狗。
面对这一切，施复亮更加坚定了反对蒋介石反动政府和改造国民党的信心，决定做两件事：一是寻找志同道合的人，共商革命之策。二是静下心来，对自己的信仰、大革命的失败、中国未来的道路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探索一条国民革命的新道路。
1928年初，施复亮与许德珩、劳君展、李达、邓初民、刘侃元、马哲民、黄松龄、鲁鸣山、张孚、匡亚明等人经常聚会，商讨中国革命的出路。起初，有的人主张组建新的政党，而遭到施复亮的反对，他认为革命的势力需要统一，而不是再分裂。最后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取名“本社”(1983年1月，许德珩在一次访谈中说，取名“本社”“是不忘马列主义之本”的意思)。并确立了政治主张：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势力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工农为主力军促进革命势力的大团结;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权运动，解决土地问题;革命的前途是建立“非资本主义”社会;继承孙中山国民革命的传统，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和共产党的暴动政策。这一主张在施复亮撰写的《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一个诚实的声明》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
不久，这个徘徊在国共之间的小集团就分化了，分别加入带有中间色彩的“第三党”或“改组派”。施复亮一度成为“改组派”的一员。
“改组派”是“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的简称。“改组派”的成立起因是，1928年国民党四中全会后，汪精卫集团在争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遭到失败。同年五六月，陈公博、顾孟余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前进》杂志，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号召，声称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定纲领，改组国民党。随后即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总部，奉汪精卫为领袖，以陈公博为总负责人，宗旨是“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
施复亮加入“改组派”后，把希望寄托在“恢复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的精神”，用“革命的三民主义”建造“革命的国民党”。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殚精竭虑、奋笔疾书，在“改组派”的舆论阵地《革命评论》(后改名为《民众先锋》)、《前进》、《双十》、《现代中国》等杂志和其他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对于今后革命的意见》《中国革命与三民主义》《国民革命与民权运动》《如何保障三民主义》和《中国民族革命的性质与其必然的发展》等三十多篇文章，并汇编成《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书出版。这是他退出共产党后所做的最为重要的一件事。
他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一文中认为，“土生土长”的孙中山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更适合中国国情，是“完全由中国客观的事实反映出来的，十分适合中国革命的需要”，“适合中国革命的主义是一个——革命的三民主义”。因此，他开始运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观察、分析中国革命，认为现代中国进行的革命就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包括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三种。在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中，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阶级、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是革命的国民党;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革命的前途是建立非资本主义社会。根据这样的思路，施复亮幻想通过改造国民党的做法，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施复亮的这种主张来自他对大革命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他在《目前中国革命问题·自序》中指出，此次革命重蹈了辛亥革命的覆辙，在成功的道路上中途夭折了。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在他看来，“所谓革命，在政治上应该是改变支配关系(阶级关系)和政治组织，在经济上应该是改变生产关系和经济组织”。而这些，在当时都没有改变。帝国主义依旧呈凶霸道，资本主义仍然剥削工人，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国民党新军阀代替旧军阀进行封建统治，这一切都说明了革命的失败。所以，施复亮沉痛而又冷静地说：“如果我们不愿自欺欺人，一定不能不承认，这次革命又失败了!至少也是将失败了!”
大革命为何失败?施复亮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所见所闻，进行分析和总结，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革命的阵营里，没有形成严正的统一的科学的革命理论，革命分子的思想信仰纷繁复杂、程度也高低不一。他在《自信和共信》一文中写道：“有的人以为国民革命仅仅是独立自强的民族运动。有的人以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又有些人以为国民革命是民族民权的革命。也有些人以为是社会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以前的一种革命。还有些人以为国民革命是含有社会革命性质的革命。”施复亮将这种现象称为“共信不立”，而“没有共信，是过去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为避免今后的革命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施复亮认为：“我们应该重新研究革命理论，求得正确的革命理论，以指导今后的革命运动。”
施复亮看到，确立正确的革命理论，既是指导今后革命的需要，也是给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指出一条正确道路的需要。
施复亮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期”。反革命势力日见嚣张，而革命阵线却四分五裂，革命同志互相猜疑，甚至互相残杀。在这种形势下，“一切民众都要求出路，然而事实上，多半在歧路彷徨之中”。而这时，名目繁多、似是而非的种种理论和众多标新立异的党派更使得彷徨迷茫的民众感到无所适从。蒋介石国民党在疯狂清党后，为打击对手，巩固独裁统治，不仅打着约法的旗帜，还将法西斯主义引进中国，为其新专制主义服务;汪精卫、陈公博则喊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口号，并以一整套改组国民党的理论为之开路;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建立了第三党，主张平民革命;胡适、罗隆基等人，则掀起了人权运动，组成了人权派;梁漱溟也在为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不停地奔走呼吁;陈独秀、彭述之等托派领导人却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指导，大倡其“不断革命论”，以对抗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使得民众如入迷境，难以抉择。施复亮觉得有必要澄清各种主张，建立一种统一的正确的革命理论以指导无所适从的民众。施复亮在《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一文中写道：“目前一个最大的需要，就是统一革命的理论(这是统一革命战线底先决条件而且是基本条件)，或者说建立正确的革命理论。”
他认为，建立这种革命理论的指导思想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在当时，蒋介石已经背叛了三民主义、实行的是独裁统治和白色恐怖。其他各派也是各行其是。所以，施复亮在《研究三民主义应取的方法》一文中指出：“中山先生的主义，现在已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事实上已有了很多派别在那里各行其是地争执着：最明显的像汪精卫先生，有他的中山主义;戴季陶先生，也有他的中山主义;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也有他的中山主义;此外还有许多的团体和个人，对于中山主义各有各的解释，闹得五光十色，使一般人看起来，如坠五里云中，不能明其真相。”所以，他主张“每个同志和非同志，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对于中山主义下一番深刻的研究工夫”，“用科学的眼光去观察，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尽量的根据新的事实发挥新的理论，创造历史的新生命，继续不断的创造，把中山主义尽量的发挥，使他处处能够适合新的环境，以达到中国自由平等的目的”。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时，他又撰文《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国之自由平等”最好方法，是切实执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团结工农势力”、“联合苏俄”和“容纳共产派”这“三大革命政策”。
施复亮结合当时的形势、过往的经验教训和自己亲历国民革命的感受，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更全面、更系统、更认真的研究，撰写了《中山主义A B C》一文。在这篇长文中，他分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产生的原因、根本特点和思想内涵，以及三民主义在执行中被歪曲甚至遭到背叛的种种现象。最后，他总结性地指出：“中山主义是一种由帝国主义压迫所产生，以求‘国际的平等’，‘政治的平等’，‘经济的平等’为主要目的，以‘团结工农势力’，‘联合世界革命民众’，‘容纳共产派’为根本政策的，可行的，革命主义。”
施复亮在理解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精神内核的同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以一位革命活动家和革命理论家的魄力、勇气和多年的实践及学识的积累，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逐步形成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他在《革命的危机和今后的出路》中对这种思想作了概况性的阐述：“统一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组织，革命的统制，集中一切真正革命的势力，造成强大的革命党，以统一革命的领导权，站在最大多数的最痛苦的民众立场，坚决地反抗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势力，完成具有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三个意义且带有国际性的国民革命，建设三民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达到‘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最后目的。”他不仅指出了革命的方法和任务，而且讲明了革命的前途和目的。
他精心构建的这个“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有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一、关于两个革命系统的论述施复亮在《对于今后革命的意见》中指出，中国革命存在两个系统，“一个是继承总理这一个国民革命的系统，另一个是承继第三国际那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系统。这两个革命系统底目的虽然相同，但是它的出发点却不一样，所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所谓目的相同，是说两者都要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革命假革命的势力，达到全人类的平等。出发点和方法的不同，是说，前者从解放被压迫民族出发，采用国民革命方法，而后者则是从解放无产阶级出发，采用阶级斗争方法。他用一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两者的异同：“一个由东而西，一个由西而东，走向同一目的地。”
施复亮指出，两者的出发点和方法之所以不同，这是由中西方国情的不同所决定的。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中西方国情的差异：首先，从国际地位上看，西方的英、法、美等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处于压迫地位;而中国却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整个民族处于被压迫地位。其次，从经济条件看，西方国家是以工业为中心的国家，采用的是大机器生产，有集中的生产机关和交换机关，生产日趋社会化;而中国却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国家，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占主导，是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方式。第三，从阶级条件看，西方的阶级分化显著，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直接对立，无产阶级数量众多且实力雄厚，有较强的组织并经历过长期的革命锻炼;而中国的阶级分化不显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幼稚阶段，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未能占决定的地位。
施复亮在分析了国情的差异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广大的无产阶级，整个民族都在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之下”，这就决定了“现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忠实地继承总理这一个国民革命系统”，“中国共产党，现在采取第三国际那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系统，我们从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上来观察，可以断定它是现在走不通的”。
二、关于革命对象的论述国民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革谁的命?依靠谁革命?是必须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施复亮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进行阶级分析，“社会阶级的分析，是革命问题中极重要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问题。不能阶级分析的人，决不能真正懂得革命，尤其不能决定革命的正确策略”。
他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国际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宗法封建社会里，中国社会内部包括五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外部的帝国主义是革命的对象，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
施复亮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头号的最凶恶的敌人。从19世纪中叶起，帝国主义就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他们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中国腐朽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从而攫取了“经济的、政治的、教化的特权”。帝国主义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实施着“国际压迫”，使“中国整个民族，都在帝国主义的铁蹄压迫下”，“中国成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
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是引起中国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施复亮指出，从孙中山受中法战争刺激从事革命起，到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再到五四运动、五卅运动、收回汉浔租界运动、北伐战争等种种事实，“都是证明引起中国革命的最大动因，是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的、政治的及文化的压迫”。因此，施复亮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和帝国主义只有斗争，没有亲善。我们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了中国民族的解放，必须誓死反帝国主义。我们宁肯反抗帝国主义而轰轰烈烈的死，我们不应投降帝国主义以苟且偷生。”
施复亮指出，封建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因为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的封建社会，封建阶级是主要阶级之一，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是现在中国社会的统治者。他在对这个阶级的两部分——官僚军阀和地主阶级分别作了具体的分析后，指出了他们的反动性：“一切旧制度旧思想的代表者，就是他们。代替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中国的，也是他们。反抗革命运动摧残革命势力的主要角色，也是他们。他们是一切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反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因此，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使命，无疑地必须扫除这种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军阀和大地主。”“军阀、官僚、劣绅、地主阶级，是今日中国革命的对象。”
施复亮还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还有资产阶级。施复亮将资产阶级也分为两部分：一是买办资产阶级，二是国民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关于买办资产阶级，施复亮指出，它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一致的，充当着帝国主义的原料供给者和商品销售者，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工具。“当然是反革命，决不会参加革命”，因此，必须把它视为革命对象。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施复亮分析了他们的两面性。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外受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内受封建军阀的摧残，这决定了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愿望，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自身力量的薄弱，且大部与买办资产阶级存在密切关系，决定了他们没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勇气，表现出极大的妥协性。联系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实际表现，施复亮明确指出，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失掉了革命性，成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反革命帮手，“虽过去曾亦参加革命，但最近已经很明显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背叛了革命……变成了目前革命的重要对象”。
三、关于革命动力的论述施复亮在《双十》杂志1928年第四期上发表的《国民党应当代表的是什么?》一文中明确指出：“目前革命的动力，无疑的主要是工农，其次是小资产阶级。”
他将工人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近代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人口约二百万;另一部分是手工业工人，约占四五千万。施复亮回顾以往的革命斗争，他看到，在大革命时期爆发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五卅上海大罢工、广东香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都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所以，他指出：“工人，过去在革命运动中，是站在第一线，尤其是产业工人，常常做革命的先锋队。”革命者的任务，“首先便是注意这些工人，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成为最有力的战斗员”。
对于为什么把农民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施复亮也作了具体分析。他指出，由于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农民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受剥削最严重。因此，他们“现在要求解放的呼声是非常迫切的”。他纵观历史，看到农民起义、农民运动的威力是巨大的。因此，他认为：“中国革命，大部分就是农民革命。不得广大农民的参加，中国革命决不会成功。不解放广大痛苦的农民，中国革命便没有意义。”
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看成是革命的动力之一，这是施复亮在1928年5月发表的《对于今后革命的意见》中提出的。在《战线》杂志1928年第一卷第五期刊登的《施存统的来信》中，他进一步强调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动力作用，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争斗，应该以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为基础。”
对施复亮的这一主张，迪可在同期《战线》上发文批评：“你所说的应该以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为基础是不可能的事实”，因为，“目前的革命局面，统治者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成功者，被统治者而感到压迫者是工农革命者”。也就是说，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压迫者而非被压迫者，是革命的对象而非革命动力。施复亮当然不同意迪可的观点，立即写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与民主革命——答迪可先生》一文进行反批评，指出，迪可的错误在于没有弄清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含意，以致闹出目前统治者是小资产阶级的笑话。施复亮指出：“所谓城市小资产阶级，具体来说，是指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包括大中学生而言的。”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统治者，而是和工农大体一样，都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压迫，“苛捐杂税欠薪失业破产压迫使这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叫苦连天”，受压迫地位决定了“这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客观上需要革命是很迫切的”。所以，施复亮指出，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必须重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充分发挥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任何忽视或轻视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做法都是极端错误的，“简直等于儿戏”。
鉴于上述观点，施复亮号召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建立起巩固的革命联盟。并提出：1.在革命联盟中工农是主干，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帮手。2.革命过程中应顾及三阶级的利益，而不能顾此失彼，利一而损其余。3.三阶级联盟并非不要民族利益，恰恰相反，只有三阶级的联盟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维护者。
四、关于革命领导权的论述首先，施复亮认为无产阶级及共产党都不能领导国民革命。
他说，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本来应该由他们来领导中国革命，不过主观上现在还做不到”。他给出的理由是，“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未能占决定的地位”，“数量只有二百多万，组织训练都还很幼稚，实际上也还不能领导革命”。
在施复亮看来，既然无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那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就不能领导革命。在中国，需要革命并为革命动力的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一个方面，共产党组织上的阶级局限性使其仅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说：“我认定共产党在中国决不能担负集中一切革命势力，统一革命领导权的责任。”(后来的革命实际，使他认识到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施复亮认为，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国民革命。
按理说，国民革命的主要性质是民主革命，而民主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那当然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可是，施复亮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完成反抗一切封建势力的任务，“在历史上说，的确带有资产阶级性的，但在中国，资产阶级决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从数量上看，在宗法封建社会里，资产阶级不占主要地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主要地位;从质量上看，资产阶级中的买办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当然不能领导革命。而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要求革命，但力量过于薄弱，并且性格软弱，“没有彻底反抗封建阶级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只有跪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脚下”，“发展越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底革命性越弱，越容易与封建阶级妥协，不能彻底地完成民权革命”。因此，他认为，资产阶级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足以领导革命”。
最后，施复亮主张由革命的国民党来领导国民革命。他所说的“革命的国民党”，不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他指出，这个国民党在1927年后，“由于少数官僚军阀昏庸老朽分子底篡夺”，已变成“背叛主义背叛民众背叛党纲党章的党”，党内“早已充满着官僚军阀豪绅地主买办洋奴以及其他一切腐化反动分子”，“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日趋腐化反动的国民党”。所以，他提出：“恢复国民党十三年改组精神”，“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将已失去“灵魂”的国民党“复活”。
施复亮在《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一文中，将这种改组精神概括为五点：
一是恢复民众的基础。他指出：“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第一个精神，就是坚决地把党的基础放在民众身上。”而“现在呢，党已失去了民众的基础，以前拥护国民党的民众，现在对于国民党已经是不满，失望甚至厌恶了”。因此，他说：“我们要复活革命的国民党第一要恢复民众的基础。”
二是恢复农工政策。施复亮认为，农工是民众的主体，“农工的利益和要求，在三民主义和中国革命中占了主要地位”。孙中山为使国民党切实代表农工利益，在民国十三年改组时规定了农工政策，从而形成了十三年改组时的又一个“根本精神”。可是，时过四年，“这个根本精神，现在差不多被人们忘记完了!因为分共的关系竟把农工都分给共产党了!……国民党对于农工的态度，只有‘压迫’两个大字”。施复亮指出，现在国民党的种种压迫民众的做法，绝非孙中山的本意，也绝不是革命的国民党应所为，所以，“我们要恢复革命的国民党，必须恢复革命的农工政策”。
三是恢复党的严密组织。施复亮指出，孙中山锻造的组织严密、肌体健全、革命化的国民党，却被蒋介石、汪精卫搞得乌烟瘴气、四分五裂。国民党变得鱼龙混杂、腐化不堪，“许多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分子，都可以混进国民党来，甚至把持操纵了党权，破裂腐化的情形，比起总理当年所批评的改组以前的国民党，只有过之，决无不及”。“所以我们如果要复活革命的国民党，必须恢复当年的严密的组织方法。”
四是恢复党的民主精神。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就确定了民主集权制。施复亮指出：“所谓民主集权制，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决议方面必须依大多数人的意思来决定，在执行方面必须大家一起行动。”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呢，这种精神也没有了!集权还有人记得，民主却似乎都忘记了”。国民党内官僚主义横行，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指派代替选举，命令、绝对服从代替讨论，因而造成国民党“今日这种垂死的状态”。因此，他提出，要救活垂死的国民党，就“必须恢复党内的民主精神，以下层群众的力量来充实党的生命”。
五是恢复不妥协精神。施复亮以孙中山40年投身革命如一日的不妥协精神作榜样，明确表示：“革命和妥协是势不两立的，有妥协便无革命。”而蒋、汪国民党自从叛变革命后，便投入到了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怀抱，向先前的敌人投降缴械。施复亮认为，蒋、汪国民党的种种妥协行为是对孙中山的背叛，已经失去了“革命党绝对必要的条件”。所以，施复亮提出：“我们要复活革命的国民党，必须恢复这个不妥协精神。”
为了在短期内造成一个健全的、革命的国民党，施复亮还提出了“以党治国”和“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主张。他在《理想中的以党治国》一文中指出：“站在革命的立场，要保障革命底胜利，一时地‘以党治国’实行革命的独裁，是绝对必要的。”他认为，“以党治国”必须建立在“民权”和“民治”的基础之上，并以“国民会议”为其必要的形式。但现在的国民党却完全背离了“以党治国”的真精神，到处所见的是“政府治党”、“以军治党”以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投机腐化分子的治党。因此，他指出，眼下最要紧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彻底改组国民党，恢复党的群众基础和革命精神，进而实行真正的“以党治国”。
在《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一文中，施复亮指出：“现在口头上是高呼‘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事实上是实行着‘党外多党，党内多派’。”他基本赞同“党外无党”的原则，他说：“我承认中国革命只有一个，即具有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三重意义的国民革命;因之我承认领导中国革命的党，也只能有一个，即能够真正代表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来革命的，联合战线的国民党。……我承认要使中国革命成功，必须统一革命的领导权;要统一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统一党的组织。所以我赞成‘一党主义’，赞成‘党外无党’的原则。”但是，他这种“党外无党”的观点违背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与国民党合二而一，更不会像邓演达曾提出的自行取消或消亡。其实在1925年，施复亮就曾批判过戴季陶为了维护国民党正统派的地位而排斥和反对共产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错误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季陶是企图将孙文主义变成反共产主义。施复亮的“党外无党”与戴季陶的观点虽然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施复亮认为当时的国民党是腐朽的、违背真正的三民主义的、违背党纲党章的、违背人民利益的，是需要改造的。但是，即使国民党按照他的意愿和主张改造成了他所希望的真正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那“联共”也应是题中之义。三四十年代，施复亮又主张国共合作和民主统一战线，修正了他的这种错误。
而在“党内无派”的问题上，施复亮则主张分“组织上的派别”和“政策上的派别”来区别对待。他反对组织上的派别，认为它不利于革命领导权与革命行动的统一，而且还有“逐渐转化为封建集团的可能”，以致最终会造成党的革命性的丧失。但对政策上的派别，他是主张提倡的，认为它不仅有助于消除组织上的派别，还可以促进党的进步。一个党如果永远只有一种意见，这个党决不会进步。
施复亮满怀激情和希望地构建了这个理论体系，他把阐述这个理论体系的文章汇编成《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书出版，进行更为广泛的宣传。他还到陈公博办的大陆大学任教，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的理论比较系统、全面，受其影响的人很多。
一位读者在《革命评论》上发表《读了施存统先生的“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以后》，文中写道：“我钦佩这位先生的眼力，于是再一口气地读下去，更使我对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的热望，似锅中的沸水，大有急不可缓之势!”
除此之外，施复亮还到处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探讨革命问题。他在1928年9月15日晚上，登门拜访了鲁迅先生，谈了自己对国民革命的看法和改造国民党的主张，并将自己刚出版的《目前中国革命问题》送给鲁迅一本。鲁迅在当日的日记里是这样记述的：“晚存统来并赠《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本。”
施复亮国民革命的理论引起了国共双方的关注。共产党方面，恽代英撰专文《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对他进行批判，认为他是“为蒋介石说话的人”。针对施复亮提出的由于中国无产阶级“主观”缺点而不能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恽代英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主观”缺点之瑕，根本不能掩盖其优点之“玉”，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站在领导革命的地位，是毫无疑义的”。他还指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革命领导权的不统一及革命势力的不集中，其真正原因不在于党内合作方式本身，而在于蒋、汪国民党右派对此合作方式的背叛，在于他们反革命本性的发作。因此，施复亮的逻辑不能说不是“将真正的原因掩饰住，使大家不能看得出来”，从而在党内合作方式的名义下掩盖了蒋、汪的反革命罪行，也就更谈不上对蒋、汪的深刻批判和谴责了。蔡和森也说他的理论在有些问题上是“对于中国革命的曲解”。国民党方面，黄汉瑞、敬朱等人赞扬其理论“很正确、很精深、很有系统的”。
赞扬也好，批判也罢，施复亮并不太在意，他所关心的是他的主张能否实行。
可是，他很快发现，“改组派”对他的理论体系并不感兴趣。
施复亮认识到，自己与汪精卫、陈公博参加“改组派”的动机是根本不同的。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建“改组派”，是拉大旗作虎皮，口头上说是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是为了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争权夺利。这与他意欲将国民党改组成一个革命的国民党，来继续进行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道路的动机是完全相悖的。
在政治主张上，他与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也是不同的。汪精卫、陈公博坚决反对与苏联合作，誓与中国共产党为敌，而施复亮则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不愿与共产党敌对，提出“打右不打左”口号。这是因为过去他与共产党有过七八年的历史，“不愿因为故意攻击革命而自己走向反革命的路上去”。即使共产党如何严厉地批判甚至怒骂他，他也保持沉默。他还与许德珩、陈公博相约：“不骂共产党，只能帮共产党。”可是，陈公博却不以为然，不久，他就公开谩骂共产党。陈公博两次在会上骂共产党，施复亮和许德珩两次退出会场，这使陈公博非常恼火。
为了使陈公博有所改变，有一段时间，施复亮和许德珩总是找陈公博谈话，做他的工作，希望陈公博接受他们的主张。而陈公博想利用他们为他主编的《革命评论》写文章，在表面上迎合，而实质上仍要反共，“所以意合情不投”。
1939年，陈公博在《苦笑录》一书中记录了这段情形：施复亮、许德珩“死也不敢反对共产党”。“他们还有一种古怪脾气，每天都要找我长谈，很像革命之成功，在于‘谈’。如果我没有工夫和他谈，或谈得很短，他们便怫然杜门不出，非行那三顾茅庐，不肯轻出隆中的样子。”
1944年，陈公博又在《寒风集》一书中写道：施复亮“在共产党之外，而同情共产党”。
由于政见不合，施复亮对这个“改组派”失去了信心和希望。加之当时“改组派”和“第三党”是左右挨打，处在夹缝之中。
国民党方面，《革命论坛》《革命民众》等反动刊物攻击他们是“一般自命左派的分子”，仍在向共产党献殷勤，“趁着大家不知不觉中努力替共产党张目”，“他们口口声声自称总理的信徒，所发的言论，却完全是共产党的宗旨”。是《革命评论》不配谈革命，而“原形毕露的第三党”，“联俄不耻于俄，联共又被拒绝于共，暴动又抓不着民众……”
而共产党方面对他们企图走中间道路的主张也提出严正批评，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文指出：“小资产阶级不跟着无产阶级走，便只有跟着资产阶级走。离开无产阶级领导，无论左到什么程度，其结果始终不能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而妥协投降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施复亮表示：“决不愿意攻击共产党，更不愿意昧着良心骂他们‘反革命’。”因为他明白，当时的形势要求集中主要力量去“批评右倾势力，攻击反革命势力”。
1928年12月，“改组派”准备召开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央委员会。这显露了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的狼子野心。施复亮明白，这与他用“革命的三民主义”建设“革命的国民党”和“党外无党”的主张是相违背的，所以他坚决反对召开这次大会，毫无顾忌地在陈公博面前、上海党员大会上及大陆大学支部里，公开表示反对。
陈公博为了让施复亮改变态度，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商谈，再三劝说他不要反对这次代表大会，并交给他一份预备选举的中央委员名单，上面有12名粤方委员，加上施复亮、陈翰笙共14名。
施复亮看后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曾经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为了‘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使国民党改变面貌，真正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是你们却放弃了最初的宗旨，要另立中央，目的是为了与蒋介石争权夺利!对于这一点，我是坚决反对的!”
“我们有了权力，才能和蒋介石斗，才有可能改组国民党。”陈公博辩解说。
“党内如此争斗不止，革命势力如何统一?国民革命又将怎样进行?你是知道的，我主张‘党外无党’，你们的这种做法我是不会接受的!”施复亮毫不退让。
陈公博十分难堪，结果不欢而散。
经过这件事，施复亮更加看清了汪精卫、陈公博的真正用心。于是他想，再也不能在“改组派”里呆下去了。1929年初，他给陈公博写了一封信，由其夫人钟复光当面送交。不久，此信登载于上海某小报上。在这封信中，施复亮声明，因政治主张不合，退出“改组派”。
他的退出，引来了“改组派”的攻击和造谣中伤。他们在“改组派”办的小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甚至捏造篇幅较长的《施存统传》，大肆侮蔑和攻击施复亮。有的说他已经回到共产党那儿去了;有的说他加入了南京组织的某个团体，预备去做官;还有的说他加入了“第三党”、“取消派”;甚至造谣说，他因争不到“改组派”的中央委员而退出“改组派”……
凡此种种，各种脏水向施复亮泼来。他暗自神伤，自己革命的愿望被中伤，良好的动机被歪曲，甚至连人格也遭到玷污。他的心在流血……
施复亮心想，这一年多来，自己先因退出共产党，遭到昔日战友的批判。对此他能理解，甚至还有些内疚。因此，他仍在不断地呼吁要执行孙中山创立的“团结工农势力”、“联合苏俄”和“容纳共产派”的三大政策，并立下了“打右不打左”和“不骂共产党，帮助共产党”的原则。本来他把“改组派”的同仁视为自己的同路人，借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谁知他的政治主张并不被他们所接受，自己倾心构建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改造国民党的理论在他们那里一文不值，实践证明他们并非自己的同路人。如今，自己退出“改组派”，却遭到了他们莫须有的攻击和侮蔑。他自认为参加革命以来，从未停止过对革命及革命思想的探索，可却屡遭挫折，创伤累累。他检讨自己，认为：“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够做一个革命的政治家，决定永远做一个‘书呆子’，希望从学术上有所贡献于社会”。他在《一个诚实的声明》中袒露了自己的这个心声。于是，他从政坛上退到了书斋里，决定以后致力于研究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著译进步书籍，把从事革命文化工作“当作终身事业”。
在此前后，几位早期参加革命的同志也先后开始“不问政事”，李达办昆仑书社;陈望道办大江书铺，并邀施复亮任编辑主任;施复亮同许德珩等人组织了“济难会”，宋庆龄、范文澜也是其中的成员。
这时的施复亮，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著书立说之中。
他虽然已经退出了政坛，但最关心的还是政治问题，诸如无产阶级政党、苏俄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和中国的社会问题及社会革命。其实，他是换了一种方式在战斗，即用笔杆子参与战斗。他知道：“许多革命的青年，都想知道各国政党尤其是无产政党底情形，但苦于无书可看。”于是，他订了一个撰写一套有关无产阶级政党研究的书籍的计划，并很快行动起来。1929年初，他率先出版了《日本无产政党研究》一书。接着，他开始搜集西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材料，以便著述。但由于忙于别的事情，此计划被耽误下来。当年6月，他看到日本新出版的《欧美无产政党研究》一书，正与自己的创意相合，便放弃了自己的编著计划，快速翻译了这本书，并于当年出版。此类书，他出版的译作有《苏俄政治制度》《苏联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与钟复光合译)《社会革命》《社会进化论》《工会运动的理论与实际》(与钟复光合译)等;他出版的专著有《社会问题大要》《复兴中国革命》《社会问题之基础知识》《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国革命与三民主义》等。在《社会问题之基础知识》一书中，他介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问题、农民问题、民族问题和妇女问题等，并在“结论”中指出：“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只有社会主义。”
《日本无产政党研究》
《苏俄政治制度》
《苏联经济政策及社会政策》
《社会进化论》
《社会科学的研究》
《社会问题大要》
施复亮在日本求学时，就把经济学定为自己的主攻学科。在他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后，更加明白了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当他在政治道路上遭到挫折后，便把研究经济问题作为自己“终身尽力的事业”。1930年他翻译出版了《资本论大纲》、《实用经济学》(与周白棣合译)，出版的经济学及经济史的其他译作还有《经济科学大纲》、《唯物史观经济史》、《经济史纲》(与周白棣合译)、《新经济学讲话》、《新财政学》、《财政学大纲》等。出版的专著有《社会科学经济概论》(与陈豹隐合著)等。
《资本论大纲》
《实用经济学》
《经济史纲》
《财政学大纲》
《新财政学》
《社会科学经济概论》
1931年4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约施复亮写一本《中国现代经济史》，他欣然接受。从6月开始至年底，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本书稿的写作上。脱稿后，他打算在三五年内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后因各种原因没有实现。
施复亮还翻译出版了有关哲学和史学的译作：《唯物辩证法讲话》(与钟复光合译)、《辩证法与资本制度》、《社会意识学大纲》(与陈望道合译，陈望道在《译者序言》中说：“译时施先生用的力较多。”)、《近代社会思想史要》(与钟复光合译)、《世界社会史》、《世界史纲》、《美国资本主义发达史》(与周白棣合译)，并修订再版《劳动运动史》等。
《近代社会思想史要》
《美国资本主义发达史》
《世界史纲》
《中国现代经济史》
《社会意识学大纲》
《劳动运动史》
在当时白色恐怖弥漫下的中国，施复亮著译的书籍经常遭到查禁，施复亮一家赖以生活的稿费、版税收入自然很微薄。为节约一家人的日用支出，施复亮同妻子钟复光回到浙江金华老家住了一年半。在家乡，不仅开支小，而且无城市的喧哗和干扰，更能集中精力写作。
从1929年到1932年，在短短的四年里，施复亮出版的译作和专著共28部。从上述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决心避开政治的施复亮，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的范畴，只不过是从革命的第一线退回到书斋。在这四年里，他把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光都用在了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上。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检验和反省自己过去的政治思想及主张。自己在留学日本时，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明白，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通过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可是，自己在前几年却忘记了这一点，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国民革命，而是把希望寄托在改造国民党上。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不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大权在握，不可能接受你的改造。而“改组派”的操纵者汪精卫、陈公博等人，也只是将这个组织作为砝码，以“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为借口，实际上是企图通过改组国民党，与蒋介石争夺党权和政权。因此，自己的改造国民党的理论只能是空想。这时，施复亮认识到自己的政治见解错了。他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个诚实的声明”一文中，对退出共产党之后的思想及言论再次作了深刻的剖析和反省，写道：
第一，我当时主张工农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主张把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联合组成一个政党，忽视政党的阶级性，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错误。第二，我们当时的主张和行动，在主观上虽然要想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但在客观上确实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派的运动。在国共两党正在剧烈斗争的时候，一切中间运动都不会有好的前途，不投到国民党方面去，便只有投到共产党方面去。像我这样不满意国民党又不满意共产党的人，结果只有消极不问政治。我因为痛心于自己底政治活动底失败，我尤其痛心于那一时期政治活动底结果只替一部分人造成升官发财的机会，所以决心永远做一个‘书生’而不再过问政治。
他还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道：
三年以来，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完全采取回避的态度。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发现1928年所发表的政治见解和经济认识错误及参加“中间路线”的失败，使我没有勇气再对于中国经济问题发言。这三年来，一方面只有反省忏悔自己过去思想底错误，埋头做基本研究工作;别方面只有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作一点译述介绍的工作，以期多少减轻过去的罪过。我越研究，越感觉自己过去思想底错误。我很想有机会在群众面前清算自己过去的政治经济见解的错误，虽然我决心永远做一个“学究”。
可见，施复亮书斋的生活并不平静。他虽然离开了政治漩涡中的激流险滩，却没有摆脱自我忏悔的痛苦的袭扰。他认识到了错误，并且有了到群众面前清算自己过去政治经济错误的意愿。
这一时期，施复亮虽然埋头书斋，但对政治时局仍很关心。他通过报刊了解到，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冲破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残酷镇压，坚持革命。1927年8月1日，共产党领导的武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把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开始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领导工农红军，在多处举行武装起义，相继建立了井冈山、赣南、闽西、豫东南、皖西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可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继续实行独裁统治，继续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从1930年到1933年9月，国民党对共产党及其军队发动了五次大围剿。共产党粉碎了前四次围剿，但在最后一次反围剿中失败，只得于1934年开始了战略转移。而国民党仍然千方百计地围追堵截……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达陕北。
随着中国时局和命运的演变，施复亮更加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越发感到内疚和不安。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近些年来，自己昔日的战友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张太雷、恽代英、彭湃等以及一大批共产党人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心情更为沉痛。
就在施复亮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之际，九一八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书斋生活的宁静，也震撼了他的心。国家面临沦亡，他再也不能闭门著译，而要走出书斋，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