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娘舅的帮助下，1918年下半年，19岁的施存统考进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校牌为经亨颐所题。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前身是1899年设立的养正书塾，1901年改名为杭州府中学堂，1908年在浙江贡院旧址上扩建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1912年更名为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7月改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这所学校学风活跃，师资力量雄厚。沈钧儒、鲁迅、李叔同、马叙伦等知名人士都曾在这里任教，蔡元培誉其为“浙江最负盛名的学校”。
施存统进校时，校长是经亨颐(1877-1938年)，字子渊，浙江上虞人。20岁出头时参与通电反对慈禧废光绪帝，遭悬赏通缉，亡命澳门。1903年赴日本留学，1910年回国。回国后参加筹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该校校长，兼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他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己任，以“与时俱进”为办学总方针，从纯正教育、人格教育理念出发，订立“勤慎诚恕”校训。
当时，小经亨颐九岁的同乡夏丏尊是他实行教育改革的支持者。
夏丏尊曾留学日本。1912年进入杭州第一师范，先任通译助教，后任国文教员。1913年，他自告奋勇地兼任被人瞧不起的舍监。他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被学生称为“妈妈的爱”。
经亨颐
夏丏尊
能进这所吹拂着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清风的学校学习，对于施存统来说是一件莫大的幸事。
可进校之初，他发现自己年龄比别人大，名次却比别人低，颇以为耻。为了把学习成绩尽快赶上去，他一改过去喜欢吵闹打架、赌博等恶习，遵守校规，刻苦学习。这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是那位著名的道学夫子单不庵先生。近五六年来，施存统都以“圣人之徒”自居，尤其是敬佩颜渊的安贫乐道的修身和子路的见义勇为的精神。一切都以单老夫子为榜样，一举一动都模仿他。9月，他认真阅读了学长杨贤江于1915年5月、8月和1918年2月、3月，先后在《学生杂志》发表的《学生自动的必要及其事业》《我之学校生活》《学生之兼善思想》和《精力经济学》等文章。这几篇文章，主要讲学生一要“自动”：“故吾人欲明一理，知一事，固有藉乎教师之教授，而举一反三之功，则仍在吾学生。是以教授之力，仅为诱导之具，而自动之力，实为成功之基。仅有知识而不发展其动力，则所得终难见诸实行。”“吾辈自策，莫如厉行自动主义。事事以自动出之，养成他日任事之能力，处应社会之手腕。”二要讲“奋励”：“为学生者，举全力而为自发的奋励之时代也。若不于此时期为十分之奋励，则是不先壅根柢，将来所受之结果，恐五成功之望。”“涵养德性，启迪知识，以备为人师，为人范也。”三要“兼善思想”：“吾夙认今日之青年学生，为未来之中坚国民，其责任诚如曾子所谓‘任重而道远’者。”因此要“刚柔相济，长短相补;互励美行，互戒过恶;实行泛爱亲仁之德，克除意必固我之私，且感且施，相扶相助，于以养成‘积极进取之行动，与夫愉快恳执之校风’。”还讲了学生的各项修为。这几篇文章对他影响很大，使他确立了做“全校模范生”和“做一个有发明的大教育家”的志向。他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中写道：
我此时有改造校风和做全校模范生的思想，实行“以身作则”四个字，律己很严。我此时颇有明确的人生观，晓得一个人是不能独立的，我受社会的恩惠是很大的，我不当专做家庭的孝子，我还要做社会上一个有益的人，我于是便决计献身教育。我此时看教育是我的终身事业。但我不愿做一个平凡的教育家，我要做一个有发明的大教育家。此时的我，要算趋于正轨的!
刚进校不久，存统就在同自修室中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叫周伯棣，是浙江余姚人，比存统小一岁。存统说：“我和他的交情是特别的，是说不出的，既非性情相投，也非学问相合，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人格的融化’。”他俩一见倾心，真诚相吐，化为一人。在学习上互相监督，在生活上互相帮助，遇到问题互相讨论，心有不快互相排解。
第二年初，施存统又与以道学夫子自居的朱赞唐、俞寿松等做了朋友。俞寿松，又叫俞秀松，和施存统同龄，是浙江诸暨人。他们被同学们称为“道学先生”，施存统与他们成为朋友后，也被冠以“道学先生”的雅号。他们这帮朋友年少气盛，整日高谈阔论，说要以孔孟之道挽回世道人心为己任。颇有“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的气度。
这年底，施存统第一次看到了《新青年》上陈独秀写的《复辟与孔子》一文，看了不到半篇，见陈独秀大骂孔子，便心中大怒，大骂陈独秀无理，不该诋毁万世之师，即弃书而走。
施存统在浙江一师。
过了几天，由于好奇心的冲动，要看看陈独秀究竟如何骂法，又将这期《新青年》拿来看。他强压冲动看完了全篇，思考了一番后，觉得陈独秀骂得也有点道理。不过，他把这种文章视为文人一种翻案的文章，陈独秀也只是一个刻薄的文人罢了。但此后他对《新青年》产生了兴趣，常常找来看，不知不觉，受到了无形的感化，慢慢和它接近。
过了不久，《新青年》上又发表了陈独秀一篇驳康有为“虚君共和”的文章，他看了这篇文章后，大表同情，以为陈独秀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连康有为都被他驳倒了。此后，他便做了一个《新青年》的半信徒。除了关于反对孔子的一部分之外，大概都很赞同。
1919年3月，施存统突然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他母亲眼疾很厉害，要他赶快回家去看母亲的病。
他读完信，十分焦急，马上去筹钱，准备回家。当时，大舅父去了福建，大舅妈在医院治病。他立即去了医院，向大舅妈借钱。
施存统站在大舅妈病床边说：“我刚才收到了父亲的信，说我娘的眼疾很重，要我赶快回家。我想请你借给我几十元钱，我好回去给我娘治病。”
“你娘看病，你家不会连这点钱都没有吧?”大舅妈冷冷地说。
“要是有，我是不会来向你借的。”
“你家没有钱就来向我借，我又不是开银行的。”
不管施存统怎样的哀求，大舅妈就是不吭声。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大舅妈还是没答应。
施存统没法子，为了给母亲治病，扑通跪了下去，哀求道：“我求求大舅妈，多少借一点吧，我将来一定还给你。”
大舅妈见存统跪下了，被他的孝心感化了，就从枕下的包里拿出二十元递给存统：“难得你对娘的一片孝心，我身边也没多少钱，这二十元你拿回去救急吧。”
“谢谢大舅妈!”他站起身来接过钱，“那我先回去了，祝愿大舅妈早日康复!”
施存统离开医院，回到学校，向级任导师夏丏尊请假。
夏丏尊得知存统的母亲需治病后，就拿出身上仅有的十多元钱递给存统：“我身上只有这十多元，你拿去给你母亲治病吧。”
“谢谢夏先生，我会还你的。”
“这点钱只是救急用，不用还的。”
“这可不行!我有了钱就还。”
“那你赶快回家吧。路上注意安全!”
周伯棣把施存统送到轮船码头，分别时，周伯棣含着泪说：“你不用急，伯母的眼病会治好的。”
存统从朋友的眼泪中看到了真情和友谊，他拍了拍周伯棣的肩膀说：“你也不用为我着急，我娘的病一定会治好的，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不用担心功课，我把笔记记得详细一点，你回来后，看我的笔记就行了。”
“有你这个朋友，我还担心什么?你回去吧。”
两人挥手告别，施存统上了开往诸暨的轮船。
在诸暨下船后，施存统独自一人，一天一夜，走了二百多里路，赶到了家里。
一到家，就进了母亲的房间，只见母亲的眼病已经相当严重，几乎看不见人了，他心如刀绞，急忙来到母亲的床边，问：“娘，你的眼疾这么严重，怎么不去看医生呀?”
“看过。离我们村三四十里地，有一个有名的看眼病的医生，已经抬我去看过一次。那医生说，只要25元钱，包在一个月内治好。”娘说。
“治了吗?”
“没治。”
“那为什么?”
娘看了看存统他爹，没吭声。
“爹，是不是你舍不得花这个钱?”
他爹讷讷地说：“哪是我舍不得花钱，是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
存统从包里拿出钱交给娘说：“我向大舅妈和夏先生借了三十多元，你赶快去治病吧。”
母亲接过钱，摸着儿子的手说：“我明天就去治。你先回学校吧，免得误了功课。”
“明天我陪你去。”
“不用了，有你爹陪我去就行了。”
“是呀，你还是依你娘说的，赶快回学校吧，明天我们就抬你娘去看医生。”他爹满口答应。
存统以为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也就很安心地离开了家，赶回了学校。
过了两个多月，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杭州各校的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
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成立联合救国会，这天的上午9时，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在湖滨公园，举行反帝反封建大会，并示威游行，他们从公众运动场出发，经教育会，气势雄壮，“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山东，还我青岛!”的口号声响彻杭城。施存统和同学们参加了这次集会和游行。
经亨颐校长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晴。6时余，先到校，学生尚未发，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举。即至教育厅，缄甫接踵，谓学生全体黎明已自后门逸出。电话因风暴，多不通。分别与军警接洽，免致误会。9时，全城中等以上学生三千余人，自公众运动场出发，先经教育会，气甚壮，余出助呼万岁，直至下午3时始回原处，秩序甚好。
5月下旬，北京学生代表来杭州报告五四运动的经过，推动浙江的学生运动更趋高涨，决定以总罢课来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对爱国学生的迫害。罢课宣言指出：“外交失败，东鲁垂危，环顾大局，岌岌堪虑。执固推因，皆由卖国贼曹、章所致。……窃思读书为了明理，理既不存，何必读书;国将不保，读书何用。”他们决定于5月29日举行总罢课。
浙江军阀政府和有关教育部门得知消息后，十分紧张，紧急谋划对策。
有个一心想维护旧势力的校长想出了“提前放假”的阴招，并向浙江省教育厅提出了这个建议。教育厅将这个建议立即呈报省长齐耀珊和督军卢永祥。齐与卢密商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命教育厅立即向各校下达提前放假的训令。训令强调：如有违抗闹事者，严加惩处!
5月28日晚，提前放假的训令送至各校。
一师的经亨颐校长接到训令后，很是为难。他是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本校学生要声援北京，他也觉得并无不妥。但省里下了训令，他又不得不执行。
第二天一早，便将师生集中到大操场，由他宣读训令。
听到此训令，学生们都十分气愤，很多学生痛哭流涕，不愿就这么回家。
朱赞唐问：“经校长，这学期的课还没上完，也没考试，为什么要提前放假?!”
经校长说：“这是省里的决定，我们只得服从。同学们还是先回家吧，下学期开学时再补考。”
俞寿松说：“省里的这一招太阴险了，明摆着是不要我们聚会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他们有下训令的权利，我们也有不回家的权利!”
“我对这个训令很失望，如果我们都回家了，远离这场学生运动，那是我们浙江学生的奇耻大辱!即使提前放假，我也不会回去的。”施存统慷慨激昂地说。
经校长说：“同学们，还是尽早回家吧。我不希望我们的同学因聚会游行而受到处罚。”接着，他宣布散会。
师生们纷纷离开了操场。
施存统和俞寿松、朱赞唐、周伯棣等几个朋友还是对提前放假愤愤不平。
施存统激奋地说：“就这样默默地离开真是太窝囊了!我们要是不听他们的，上街集会游行，声援五四运动，他们又能如何?我倒希望政府枪毙几个学生而激成巨变，可以实行俄国式的革命!”
可大多数同学还是离开了杭州，回家去了。只有施存统、俞寿松、朱赞唐、周伯棣等少数学生仍然留在学校。施存统无日无时不在想慨然雪耻。
一场风波刚过，一场风波又起。
6月，省议会又向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开刀。他们的三项议案中，有一项就是要将该校学生享受的公费减半，而另一项议案则是要为他们自己加薪。这激起了一师学生的愤怒，他们要奋起抗议。
在省议会举行常委会准备审议通过议案的那天，没有回家的施存统与部分同学与旁听公民一起坐在会堂的楼上。
当提案付诸表决时，突然茶杯、痰盂等物从天而降，顿时响声大作，稀里哗啦，桌椅亦被掀翻，议员们慌作一团，抱头鼠窜。这正是在楼上旁听席中的一师学生表示抗议的无奈举动。这些道貌岸然的议员竟然明目张胆的地损公肥私，为自己加薪，却不惜克扣学生的公费，从学生的口中夺食。这怎不叫学生拍案而起!
可是，省议会不顾民意和学生的反对，仍然倒行逆施，强行通过议案。施存统和同学们愤然呐喊：公理何在?!光明何在?!有这样的政府，还不如没有政府。最近，施存统从报刊上看到了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现实使他向这种主义又靠近了一步。
这年暑假，经亨颐聘请了思想进步的“新派”人物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到一师任国文教员。
陈望道生于1891年，浙江义乌人。出生农民家庭，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和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书籍。
刘大白生于1880年，浙江绍兴人。曾东渡日本，南下印度尼西亚，接受先进思想。诗人。
李次九生于1870年，浙江吴兴人。曾游学日本，受到孙中山的熏陶，是光复会会员。
陈望道
刘大白
夏丏尊和这三位新派人物风云际会，在杭州一师本来就不平静的校园里掀起了新的波浪。当时，经亨颐校长主张“动的教育”，以深化管理体制和课程标准改革为突破口，实行改授国语、教师专任、学生自治、学科制四项改革，提倡学生“自动、自由、自治、自律”，推进新知传播和社会改造。这些进步教师正是有力的执行者。他们担任各年级的国文主任教员。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语文课堂成为新旧思想搏斗的重要战场，新旧力量的冲撞把他们推到了风口浪尖。在校长经亨颐的支持下，他们对一师的国文教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们共同制定了《国文教授法大纲》，废止读儒家经典，提倡白话文。以与人生关系最大的人生问题、家族问题、贞操问题等十六个问题为纲，从新出版的刊物中选出一百多篇多为白话文的时文作为教材，其中就有陈独秀、鲁迅的文章。让学生用批评的眼光去自动研究，而教师处于指导的地位。教学环节是：学生先阅读课文——按照答问分析——综合——书面批评——口头批评——学生讲演——辩难——教员讲演——批改札记。如此一来，教学相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1919年5月《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封面。
他们标新立异的举动惊世骇俗，被称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
施存统十分喜欢这样的教学方法，他在夏丏尊的直接指导下，思想活跃。特别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他的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说，对于《新青年》观点，“到了1919年下半年，就全体都赞同了。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了!这时我对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胡适之这几个人，也就佩服到了不得!”正如他在《我写〈非孝〉的原因和经过》中所写的：
我的思想因为受了《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已有了很大的变动，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动。我对于孔孟之道已不再信仰，对于旧礼教已表示反对。
这时，国文教员夏丏尊教他们自己命题作文。施存统就学着《新青年》的调子和笔法，写了《文学革命私议》一文，倡导文学革命和文字改革。在文章的最后，他写道：“将来学如有成，愿随提倡诸君之后，共成斯业!”他之所以这样说，是认为文学革命，一时决不能成功，等到自己做了大教育家之后，再来提倡，这样比较容易风行，自己也可以藉此得一个提倡者的名誉。
但支持他主张的同学很少，同班之中，只有周伯棣赞同，但周伯棣并不主张激进。不管别人怎么看，施存统对于文学革命的信仰十分坚定，并身体力行。他改用白话记日记，这样记了一段时间，便越来越觉得有兴味，感到比文言自由，于是，他写信也一概都用白话了。周伯棣也和他一样，用白话记日记和写信。
接着，他邀了几位朋友，结了一个社，每人每星期做一两篇文章，抄在一本簿子上，轮流传看，彼此批评。
这时，只有他和周伯棣的文章是用白话写的，所讲的也是新思想。其余五六个人所做的仍是文言，所讲的都是旧道理。这就形成了两派，少不了互相争论，并在对方的文章中批上自己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在这场争论中，施存统获得了优胜。
这样一来，施存统越发想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于是他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长文章《文学革命论》，在文中，他列出了文学革命的十大理由，并提出要“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子”，显然以文学革命家自命。因此，遭到了好几个同学的指责，甚至辱骂。
周伯棣看不下去，就劝他说：“你还是收敛一些吧，不必髙张旗子，被人攻击。”
施存统不以为然地说：“让他们骂好了，我才不管呢!他们将来一定会跟着我们走!”
周伯棣见他并不想收敛，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施存统还是我行我素，接连抛出《再论文学革命》《三论文学革命》。
施存统国文成绩在班上排在前几名，文章写得有想法、有特色，特别是改用白话作文，深得夏丏尊的欣赏，并对他格外的关心和照顾。有时，夏丏尊会把存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或房间里，进行交谈和指导，对他寄予厚望。
夏丏尊实施的“爱的教育”、“人格教育”和教学改革深得学生们的敬佩和拥戴。施存统通过几次接触，也被他暖暖的爱意和循循善诱的引导所感动，心想，自己在父亲那里未得到的爱却在夏先生这里得到了。因此，他对夏丏尊越发的敬仰和感激，并常常到夏丏尊的住处，聆听先生的教诲。夏丏尊也通过他了解同学们的情况。一开始，施存统并不愿意向先生说同学的情况，更不愿说同学的不是。
夏丏尊开导他说：“我向你了解你同学的情况，并不是要批评或处分他们，而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和引导他们。”
听先生这么说，他打消了顾虑，如实地把同学的优缺点告诉先生。
由于施存统常去夏丏尊房间，并发现夏先生对同学们的情况十分清楚，几次在同学们面前表扬施存统，却不点名地批评了几位同学。这几位同学就怀疑是施存统在夏先生面前说了他们的坏话，便恨起他来，在同学中散布说：
“施存统经常去夏先生的房间，拍夏先生的马屁。”
“施存统常在夏先生面前说同学的坏话，你们可要防着他。”
周伯棣听到同学对施存统的议论后，就问存统：“有几个同学议论你，你知道不?”
“不知道。说我什么?”
“话说的有点难听，你既然不知道也就算了。”
“你是不是我的朋友?”
“当然是。”
“那你就把实话告诉我。”
“我说了，你可不要生气。”
“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生气的。”
“那我就直说了。他们说你常到夏先生的房间，是拍他的马屁。还怀疑你在夏先生的面前说了他们的坏话。”
“我也猜到他们会这么说。其实，夏先生一开始向我了解情况，我并不想说。可是他说，他了解学生的情况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和开导同学。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便如实地说了一些情况。”
“为了避嫌，我看你以后还是少去夏先生的房间，更不要向他说同学的不是。”
“我认为没什么嫌可避的。我与夏先生的交往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你知道，我对于一个人，如果没有善意，希望他好，我绝不在先生面前说他们的短处。我所以要对先生说，除了先生的要求外，我也想让先生知道了他们的短处，好想出办法使他们扬长避短。你也知道，我说的那几个人，多半都是我最希望他们更好的人。而且，我对夏先生所说的话，大概都是对人家说过的，或是对本人忠告过的。”
“可人家并不这么想。我只是把人家的议论和我的想法告诉你，该怎么做，还是你自己拿主意。”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会妥善处理的。”
此后，施存统减少了去夏先生房间的次数，并对夏先生说了同学对他的议论。他希望夏先生从他这里知道了同学的缺点后，不要直接批评，也不要不点名的批评，最好是胸中有数，不露声色，循循善诱，润物无声。
夏先生对他表示了歉意，并说今后一定会注意方式方法的。
夏先生能在一个学生面前表示道歉，令施存统更加敬佩他。先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学生，他并没有错。此后，他与先生交谈，都是推心置腹，无所顾忌。不像是师生，倒像是忘年交的好朋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四大金刚”在学校里推行的教学改革，使更多的学生投入到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大潮中，施存统便是一师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新学期开学不久，施存统就与俞寿松等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书报贩卖部”，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社团。
他们发表的宣言是：“我们承认现在发表新思想的书报，是文化运动的健将，是解放束缚的利器，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来传播它。这就是我们要组织这个书报贩卖部的缘故。”
施存统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每天都到西湖边公共体育场销售各种进步书籍和报刊。其中有《新青年》《星期评论》《教育潮》《解放与改造》《建设》《少年中国》《浙江青年团》等，销售量最大的是《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当时，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有学生四百人左右，可有一个阶段，仅在校内就销售《新青年》和《星期评论》四百几十份。施存统见有这么多同学喜欢并阅读这些进步报刊而由衷的高兴。
这时，政府当局举办“祭孔”活动，施存统、俞寿松、周伯棣等一师的学生拒不参加。校长经亨颐也借故离开杭州，避而不做“丁祭典礼”的陪祭官，给学生以极大的鼓舞。施存统为这次学生的胜利而信心倍增。
正当他兴致正高时，突然收到家中来信。信中说，他母亲病危，快要死了，要他速回。
施存统听说母亲快要死了，焦急万分，立即向夏先生请假。夏先生嘱咐他不要太急，路上注意安全，并给了他十几元钱，用于给他母亲看病。
这次又是周伯棣送他到码头。他还是先坐船，后步行，头天下午离开杭州，第二天下午回到家中。
他来到母亲床前，母亲竟看不见他，没有一点反应。
存统双膝跪在母亲床前，大声喊：“娘!娘!”
母亲竟听不出是他的声音。
存统握住娘干枯的手，泪眼婆娑地大声说：“娘，我是存统，你的呆子大儿呀!”
母亲还是没有反应，她的眼睛全瞎了，耳朵聋了，知觉全无，人事无知，下半身冰冷似铁，已经不认识他，也不能对他再说什么了。他又惊又愤，悲痛欲绝，抱头痛哭。
七岁的小弟存总也跟着哭了起来。
存统见母亲穿着一件破单衣，吃的是冷硬的饭，床上只铺着单被篾席，冷得蜷缩着。就说：“娘病得这么重，这又冷又硬的饭她怎么吃得下?!天已经凉了，还铺盖的这么单薄，她怎么受得了?!家里就没有厚一点的被子吗?”
“家里有夹被，可爹说活人要紧，夹被留给好人用。”存绩说。
“爹，身体好的人盖的单薄一点并没什么，娘病得这么重，再受凉，病不就会更重吗?爹，快给娘换床夹被吧。”存统像是在哀求。
“我也是为了你的弟弟们。既然你这样说了，存绪，你去把夹被拿来给你娘的单被换了。”
“再拿一床垫被来。”存统说。
“我和大弟一起去拿。”存绪说着和存绩离开了母亲的房间。他们拿来盖的夹被和棉垫被，存统和大弟、二弟将母亲床上垫的和盖的都换了。
存统问父亲：“爹!娘怎么会这样?!我上次不是带钱回家让给娘看病吗?医生不是说包在两个月内把病看好吗?”
父亲一言不发。
存统又问大弟存绪：“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
存绪看了看父亲，支支吾吾，不敢说。
“你说呀!是不是没给娘看病?”
“爹用那钱做小生意了，没带娘去看病。娘又气又急，眼睛就看不见了。”
存统逼问父亲：“爹，你怎能这样呢?!我上次带钱回来，你满口答应我，第二天就抬我娘去看病，要我赶快回学校，不要耽误了功课。我相信了你，就放心地走了。谁知，我一走，你就变卦了呢?”
“我以为你娘的病没什么大问题，正好生意上又缺钱，就……”
没等他爹说完，存统就气愤地说：“怎么没什么大问题，娘的眼睛瞎了，眼看就不行了!难道你做生意比我娘的命还重要?!”这话要是放在过去，他是不敢说的。可今天看到自己慈爱的母亲奄奄一息，什么“礼教”之类他都不管了。
平时脾气暴躁的他爹知道自己理亏，口气软了下来说：“上个月，我请一个医生看过，说你娘一定不会好了，此后就再也没有找医生看了。再说，也没钱了。”
存统说：“这次我又借了十几元钱，赶快去给我娘看病吧。”
“她已经快不行了，看了也是白看，还是用这钱给你娘做寿衣吧。”父亲的话像钢针一样扎在存统的心上，可父亲的话他又不能违抗。
因母亲只能吃稀的饭菜，当天晚上，存统熬了粥、蒸了鸡蛋羹，一勺一勺地喂给母亲吃。
母亲吃了一点就吃不下了。存统的心里很难受。
当天晚上，存统在母亲的床边坐到了天亮。他看着双目失明、脸色苍白、呼吸微弱的母亲，想起她往日的强健和慈爱，辛辛苦苦操劳一生，却落得这样的结局，不由得悲痛难忍，伏在母亲床边哽咽起来。
第二天，父亲要大弟和他一起去干活，存统和13岁的二弟及7岁的小弟在家照顾母亲。
这时，二弟存绩将父亲平时虐待娘的事情说给哥哥听。
存绩说：“二哥多次劝爹带娘去看病，可爹就是不舍得花钱，而是求什么仙方，靠装神弄鬼驱什么病魔。我和二哥都说搞这些是没用的，得去看医生。可爹就是不听。”
“娘病得吃不下东西，可爹只让她吃锅巴、酸菜和又冷又硬的饭。我们兄弟三个都要爹弄点好的给娘吃。可爹说，她反正要死了，吃什么都一样。”存总说着，眼泪就流出来了，“幸亏邻居老婆婆常熬了菜粥送来给我娘吃。”
“有一天晚上，爹恶狠狠地骂我娘，还没头没脑地打她。我和二哥都上去劝他不要打娘。他说，你们看看，她便溺在床上，还有什么用啊!不该打吗?二哥说，娘病得动不了，只能便溺在床上，这是我们没有照顾好。爹听二哥这样说，就说，那以后就由你来照顾你娘。二哥说，行!以后就由我来照顾娘。此后，主要是二哥照顾娘的吃喝拉撒。”
“那大弟既要干活，又要照顾娘，真是太辛苦了。”存统不免有些内疚。
当天晚上，存统到邻居家，感谢老婆婆对他娘的照顾。
老婆婆说：“我见你娘太可怜了，一个病得那么重的人，只给她锅巴、冷饭、酸菜，她哪能吃得下。我能帮的就帮一点，我也没什么好吃的能给她，只能熬点菜粥，有时蒸个鸡蛋羹。”
“奶奶，太谢谢你了!”存统向老婆婆深深地鞠了一躬。
“都是隔壁邻居，相互帮着点也是应该的。你要对你爹说说，要他对你娘好点。”
“我知道了。”
当天下午，存统和二弟在水塘里好不容易捞到几条小鱼，回家熬了汤喂娘吃。
存统在家住了三个晚上，三个晚上他都坐在娘的床边服侍到深夜。后半夜，他想睡一会儿，可就是睡不着。他眼见母亲受着非人的待遇，他想救母亲，可又救不了;他对父亲的好多做法不满，可又不能反抗，如果反抗，那就是不孝。他矛盾、纠结、痛苦!面对濒临死亡的母亲和视钱如命、冷酷无情的父亲他无计可施，头脑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心神非常不宁，连着两夜辗转思考着几个问题：我是做孝子呢?还是不做孝子?我是在家呢?还是回校去?我要做孝子能做得到吗?对我敬爱的母亲不能尽孝，难道对冷酷无情的父亲还要尽孝吗?对这样的父孝，就是对母不孝，两者不是起冲突了么?我究竟怎样孝法呢?我在家里看着母亲死就算是孝子么?我的父亲允许我专看母病么?我能够忍得住么?我不会比母亲先死么?我死了，于父母又有什么利益呢……一连串的问题在存统的脑海里翻转。他苦苦思索，一时找不到明确的答案。
到了第三天，他终于想明白了，有了决定。后来，他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中写出了当时的决定：
我想在社会上做一个很有用的人，我还要替社会做许多事情，我不能做家庭的一个孝子!我即使要做家庭一个孝子，也万万做不到，有人不许你做!我在这种环境绝对没有做孝子的方法!我此时唯一的方法，只有硬着心肠回到学校里去!我不回到学校里去，不是气煞，一定要闷煞!气煞、闷煞于父母都没有益处，于社会上却少了一个有用的人!我要救社会，我要救社会上和我母一样遭遇的人!我母已无可救，我不能不救将成我母这样的人!
做出这个决定后，第四天清晨，存统对大弟说：“爹已不想救娘了，我也没办法。这个家我实在呆不下去了，今天我就回学校，娘还得靠你多照顾。”
“哥，你决定回学校是对的，娘有我和弟弟照顾，你放心吧。”
“那就辛苦你们了。”
施存统含着泪，默默地向不省人事的母亲三鞠躬，带着对母亲的不舍和对三个弟弟的歉意，狠狠心离开了冷酷的家。
他知道村里人会说他忍心、无情，对母亲不孝。他心想，他们哪里知道，我曾两次借钱回家，想给母亲看病，可是父亲就是不愿花钱给她看病。我在母亲快要死的时候离开家，不能不说是“忍心”“无情”，可我这个“忍心”却是由“很不忍心的心”中发出来的，我这个“无情”也是由“很有情的情”里生出来的。我这对母亲的不孝，是由于我想孝敬母亲却无法做到。让他们说去吧，这个罪名只能由我来顶!
他强压心中的悲苦，来到离家一里地外的洞殿。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一屁股坐在一块石头上放声痛哭起来，足足哭了半个钟头。他擦干眼泪，发誓再也不回那个冷酷可怕的家庭。
回到学校后，他除了上课，就是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当他看到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和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出版的《双十》半月刊后，“就很喜欢，以为‘臭学生’的头衔，或者可从此脱卸了”。他立即与好友傅彬然等几位同学商量，决定加入进去。于是，他们分头写信去探对方的口气。
很快就接到对方的回信，希望他们加入。
1919年11月1日，施存统与一师同学俞秀松、傅彬然、周伯棣、黄宗正、张维湛等，省一中学生查猛济、袁毅成，阮笃成等，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即夏衍)、谢锦文、蔡经铭、杨志祥、倪维熊等28人商议成立了浙江新潮社，并将《双十》半月刊改为《浙江新潮》周刊。经费靠自由捐助，编辑由这几所学校轮流。
社址设于平海路原省教育会楼下的一间耳房里。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先生知道了这件事后，不仅给予资助，而且鼓励施存统等进步学生多动笔，发心声。
《浙江新潮》第一期是由工业学校负责编辑的，施存统、周伯棣和傅彬然等人看了都很不满意，他们和工业学校的编辑一道，对每篇稿子又作了修改。特别是对发刊词改动最大。这篇发刊词洋洋洒洒有近四千字，概括起来有四种旨趣：第一是人生幸福，第二是改造社会，第三是劳动者的自觉和联合，第四是教育机会。他们在发刊词中强调：“本周刊的目的，无非想把人类从黑暗变为光明，从伪道变为真理，从兽性变为人道。”“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
《浙江新潮》的出版，立即在杭州、浙江乃至上海等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上海《时事新报》对《浙江新潮》创刊号评论说：“可算是杭州学生界破天荒的出版物了。”甚至称其为“宣传新思想最显明的旗帜”。浙江新潮社很快建立起北至哈尔滨、南至广州、西至成都、东到日本神户等三十多个代办点和发行处，其中有“湖南长沙马王街修业学校毛泽东君、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杨贤江君”。
施存统离家回校后，头脑里一直思考着一个问题：母亲快要死了，自己却不能尽孝，难道对冷酷无情的父亲还要尽孝吗?!这礼教、这孝道合理吗?!
他想起一个月前，看了《进化》《民声》《自由录》《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等书后，“便把家庭的偶像完全打破。同时就相信真自由真平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这时，他想，无政府共产主义时代，连家庭制度尚且不能存在，何况从家庭制度里头所发生的一个“孝”字呢?三纲五常的道德，当然不能再存于20世纪，“孝”是三纲五常之中的东西，要“非”还何待论?他说：“我这个时候，非但要非‘孝’，而且根本要否认‘道德’，因为我这时反对一切‘偶像’，以为‘道德’也是‘偶像’之一，所以要否认它。‘反抗的人格’，这是第一次的真正表现!”
这次回家，他受了更深的刺激，使他想了更多的问题。主要有四点：
一、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假使共产的时候，有公共的医院，则吾母病起的时候，就可以入院医治，何致有临死还不明白什么病的事情?何致有小病变成大病的危险?何致有无人看护的苦痛?
二、家庭制度，利用名分主义，不知造了多少罪恶!假使我和我父没有名分的关系，则对于我母的事，尽可自由处理。现在有父亲拿名分关系从中作梗，便使你动弹不得!
三、“孝”是一种戕贼人性的奴隶道德。假使没有这种道德的束缚，吾父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而平日父母子女之间，一定能够和和乐乐。
四、没有父母子女的关系，则无论何人都一样亲爱，生死病痛吧，都随时随地有人照料，不必千百里外的人赶回去做。
以上四种觉悟，归根说一句，就是：“改造社会，非从根本改造不可。”
母亲受尽父亲虐待而濒临死亡的刺激和由此得到的思想上的启发，使他想写一篇文章，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表达出来。
一开始，他拟的题目是《我决计做一个不孝的儿子》，可写了三千多字，还没有说到本题，又没有工夫再写下去，因此，他就截取了半篇，改题《非孝》，先拿去发表，作为《我决计做一个不孝的儿子》的发端。后一篇，他想注重叙述事实，并阐明自己对于孝的反动。
《非孝》写好后，他拿给夏丏尊先生审阅。
夏先生看了，击掌叫好：“好!你这是向旧制度和旧礼教狠狠地开了一炮!你怎么会想到写这篇文章?”
于是，施存统将自己两次回家看望母亲所见所闻所想全都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真是悲剧!你心里一定很难受，写出来好，写出来好!”夏先生的心也被刚才存统说的事情刺激得隐隐作痛。
“夏先生，我写《非孝》的目的不单在于一个‘孝’字，是要想借此问题，煽成大波，把家庭制度根本推翻，从而建成一个新社会。我的一个根本观念就是‘人类是应当自由的，应当平等的，应当博爱的，应当互助的。而‘孝’的道德与此不合，所以我们应当反对‘孝’。”
“你的这个目的和观念，我从文章中看出来了，这很好!你打算如何处理这篇文章?”
“我想拿到《浙江新潮》去发表。”
“这篇文章发表后，肯定会引起巨大反响，还会引来很多批评，甚至责骂，你可要做好准备哟。”
“夏先生，你放心。我受到的刺激和打击已经很大了，也都过来了。再大的刺激和打击我都不怕了!”
“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好。”
施存统又把这篇文章拿给周伯棣、俞寿松和傅彬然等同学看，他们都说这篇文章充满了反抗精神，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施存统说：“你们说对了，我这篇文章，完全是一种反抗精神表现的文章;我这篇文章的价值，也只有‘反抗精神’四个字。”
俞寿松激动地说：“反抗旧制度，反抗旧文化，反抗旧礼教，这不正是五四运动的核心精神吗?!存统，我们就指望你这一炮打响!”
“能不能一炮打响，很难说，但会遭到批判和责骂是肯定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共同来应对!”
这篇《非孝》于1919年11月7日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了。
《浙江新潮》周刊局部。
《非孝》公开声明“我决计做一个不孝的儿子”!呼吁为建设一个平等、自由、博爱的新社会，要把家庭制度彻底打翻、摧毁!这可谓大逆不道。
《非孝》一经问世，像惊雷乍响，一鸣惊人!像巨石砸海，激起千层波浪!
刚满20岁的施存统突然成为舆论的焦点，蜚声论坛，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浙江新潮》也因此不胫而走，闻名遐迩。据不完全统计，在《非孝》问世后及由此引起的“一师风潮”前后，《时事新报》《申报》《晨报》《民国日报》《新闻报》《公言报》以及绍兴的《越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有近百篇。其中影响力较大的《申报》共发了32篇文章，《民国日报》则有40篇之多。
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士和具有新思想的人交口称赞：
沈玄庐将它喻为“雷霆风雨”，具有“反抗精神”。
而反动政府和守旧者则斥骂它“大逆不道”、“妖言惑众”，“肆口妄谈，实属谬妄”。视其为洪水猛兽，是孔夫子的叛徒。谩骂、污蔑、攻击等脏水向施存统倾盆而来，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有一个叫凌荣宝的学生，在他独自办的《独见》刊物上著文，扬言要和施存统在法庭上见，告他“忤逆唆使犯煽惑他人为恶”罪。支持《非孝》的经亨颐校长找他谈话，要他“牺牲独见，服从群众公议”。同学们更要他收起维护旧道德、攻击学生自治等谬论。可是他并没有听从校长和同学们的奉劝，仍然一意孤行，惹得同学们忍无可忍，将他抓到自设的法庭上审批，参加审批的同学有三百余人。
最为紧张和恐慌的是浙江军政当局。省长齐耀珊密令教育厅、警察厅立即成立专案组，在三日内“即行切实查明核办具复”。并责令，不但要查办施存统，还要追究幕后元凶。
专案组首先查禁了《浙江新潮》，搜走正在排印的第三期全部底稿，已经排好的版子也被勒令拆毁。
最后查到了一师的“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四位先生的头上。说他们惯于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想，反对旧礼教。
反动势力来势汹汹，可施存统等人并没有被他们所吓倒。
11月15日，施存统重新编辑第三期，并派人把稿子拿到在上海主办《星期评论》的沈玄庐先生那里印刷，然后带回杭州继续发行。
一时间，以“非孝”“废孔”“打倒孔家店”为主题的文章更是纷纷扬扬。
反动政府及守旧派对此非常恼火，加紧了对《浙江新潮》和《非孝》的围剿。
在这前后，施存统还与同学们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筹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10月17日，学生自治会筹备会成立，施存统与徐麟书、傅彬然、宣中华等20人当选为章程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浙江新潮》和《非孝》遭到查禁后，他们便加紧筹备，于11月16日举行了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施存统代表筹备会在会上宣读《宣言书》，宣告其宗旨为“尊重个人的人格，发展互助的能力，养成自治的习惯，练习共同的生活，建设模范的社会”。此事开全省风气之先，以后各地学校相继起而仿效。
一面是反动势力的围剿，一面是进步力量的反击。施存统处在漩涡之中。面对旧势力的责骂、污蔑和反动势力的迫害和绞杀，他想起了钱玄同先生。
钱玄同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比施存统年长12岁。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极力反对三纲五常的旧礼教，主张一夫一妻，倡导自由恋爱。他还是文字改革的倡导者，提出废除古文，甚至要废除汉字，提倡白话文和罗马拼音。他的这一主张引起了泥古派的声讨和辱骂。但他没有退缩，继续宣传和实施自己的主张。1918年，《新青年》在他的倡议和影响下，从第4卷第1号开始用白话文出版。同年，他成为《新青年》轮流编辑之一，在这期间，他曾动员鲁迅给《新青年》写文章，在他的催促下，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并且头一次用鲁迅作笔名。《狂人日记》不仅是白话文，而且是攻击吃人的礼教的第一炮。施存统看过《新青年》，看过《狂人日记》，更看到过唾骂钱玄同的人满于全国。但钱玄同仍然顽强地抗争着，高举改革的大旗奋勇向前。施存统很佩服他的学识、胆识和勇气。于是，在11月21日，他给钱玄同先生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
施存统在信中写道：“玄同先生!你是一向反对孝的，请你把反对的理由说给我听，使我尤其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同时，他还随信寄上了自己的文章《非孝》和同学凌荣宝反对他的文章，请钱先生评判指教。
施存统在攻击、谩骂甚至迫害面前并没有退却，他要像钱玄同先生一样，面对谩骂“不以为意”，顽强地抗争，高举改革的大旗奋勇向前。
《非孝》发表不到一个月，也就是在11月下旬，施存统的母亲去世了。她死的时候存统并不知道，也没回去。不久，他知道了。他清楚，是父亲不给她治病甚至虐待，才使她在45岁时就离开了人世。他为本来强健并一生好强的母亲最后这样凄惨的结局而悲痛万分，也为自己不能为母亲送终而深深的内疚。悲痛、内疚撕裂着他的心，他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痛哭了一场。后来他说：“伊死了之后，我就决计‘献身革命’，我始能够安心从事改造社会。因为我从前总有所挂念，总有所踌躇。如今反无反顾之忧了!”
施存统现在考虑的问题是，浙江的政府当局和旧势力不会轻易的放过他，因此想跳出一师，另辟新路。之前，他从报刊上看到，“少年中国”的王光祈等人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的影响，在北京成立了“工读互助团”，主张“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把“工读互助团”视为“新社会的胎儿”，从典型入手，实行“小团体大联合”，“创作新社会”。他对这种半工半读的集中生活十分向往，认为通过它可以实现自己改造社会、实验新生活的美好愿望。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俞秀松、周伯棣、傅彬然等同学，他们也都认为这个想法好，同意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于是，他们各自准备，择日出发。
施存统的估计是对的，查封《浙江新潮》只是开始。由此引起的社会舆论依旧哗然，两种观点仍在交锋。反动政府岂肯罢手，他们加紧了对相关人的围剿和迫害的动作：
1919年11月21日施存统给钱玄同先生的书信手稿。
11月27日，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齐耀珊向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教育部致密电，报告《浙江新潮》出版及查禁情况。他们在密电中说：
近来杭州发现一种周刊报纸，初名《双十》，改名《浙江新潮》，通讯处为第一师范黄宗正。大致主张社会改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其贻害秩序，破坏风俗，明目张胆，毫无忌惮……以后如续有类似书报，凡违背出版法者，均当随时严重取缔。唯查谬论流传。本未始于浙省，以全国推仰之北京大学，尚有《新潮》杂志专肆鼓簧：此外如《新社会》、《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等以及上海《时事新报》，无不以改造新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掇拾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将使一旦信从，终身迷惘……
12月2日，北洋政府国务院致各省密电称：
《浙江新潮》“此种书报，宗旨背谬，足为人心世道之忧”，“浙江既有发端，各省……应即随时严密查察。”“毋俾滋蔓，以遏乱萌”。
12月7日，浙江省议员黄尚傅等65位议员给大总统发去电文，并公开点了经亨颐的名。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公鉴：
浙江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经亨颐，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主义，于校内发行《浙江新潮》、《校友会十日刊》等报，贻害青年，灭伦伤化，虽经省警厅禁止停刊，省长饬教育厅查办，仍然秘密发行，希图煽惑。应请迅赐严令法办，与民共弃，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这些所谓的“社会贤达”火上浇油，似乎不撤了经亨颐的校长职而不解气。
为了迎合这些“社会贤达”，更为了拔除自己的眼中钉，齐耀珊暗命夏敬观讽经辞职。
经亨颐强硬应对，当面拒绝。他坦然说道：“我办学十几年，固已厌倦，本来要辞职的;但公职予夺，权在执政;此身进退，当由自主，故自辞则可，受讽而辞则不可;如以我为不合，请撤职可也!”
夏敬观碰了个钉子，只好如实回复上司。
齐耀珊闻之腹中气胀，却又无可奈何。
过了几日，齐耀珊又命夏敬观召见经亨颐，说明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施存统宣传邪说，大逆不道，应该立即斥退!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引导学生走邪路，怎么能当先生?也应解聘，以正视听!”
经亨颐不以为然，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知道，我是办教育的，斥退学生是教育的自杀!这种事我能干吗?再说，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教学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怎么是宣传邪说?怎么是引导学生走邪路?!”
夏敬观又碰了一鼻子灰，即向齐耀珊复命。
齐耀珊屡屡碰壁，越发恼恨。心中暗想：讲理是讲不过他的，然而随他去吧，不甘心;讲势固然我手握大权，要是下令撤职吧，他又很有声望，恐节外生枝。齐耀珊左右为难，不得不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条“调空”计策，又命夏敬观去实施。
经亨颐回到学校后，召集“四大金刚”和施存统等师生到自己的办公室，将当局要开除施存统和解聘“四大金刚”的意图及自己抵制的情况告诉了他们。他说：“看来，我的抵制是不管用的，他们不仅要动你们，也要把我拿掉。”
“既然他们要这样，我看这一师也不值得呆了，不用他们开除，我自己离开便罢了!”陈望道气愤地说。
“对!我也离开。”刘大白附和。
施存统说：“我们几个同学都商量好了，准备后天就离开杭州去北京。一是如此这般，我们再呆在这里已没有什么意思;二是也省得经校长为难。”
夏丏尊问：“打算去北京干什么?”
“加入工读互助团。”施存统回答。
“这样也好，免得遭到他们更大的迫害。”经亨颐同意施存统这个决定。
第二天，俞寿松拿着一封信对施存统说：“我前几日写信回家，向父亲要去北京的盘缠，我在信的抬头没称‘父亲大人’，而是直呼‘同志’。这一下可惹他生气了。你看看他的回信。”
施存统接过信笺，看了起来，当他看到“你讲同志，天下同志很多，写给他们，问题就解决了。我随信附赠1元，以作同志情谊”时，不禁笑了起来。
“你还笑呢!这去北京的盘缠如何解决?”
“谁叫你把你家的老同志气坏了?看来改造社会并非易事。”
“是呀!更多的难事还在后面呢。”
年末寒冬之时，施存统与俞寿松、周伯棣、傅彬然等同学向经亨颐校长和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先生辞行。经校长和四位先生知道他们经费拮据，各拿出数十元钱予以资助，并鼓励他们继续保持进取和奋斗的精神，为新文化运动和改造社会献智献力。
临行前，李次九先生将自己仅有的一件皮袍送给了他们，并说：“现在正是三九严寒，北京那儿更冷，你们拿去挡挡风寒吧。”
施存统说：“我们年纪轻，不怕冷，先生还是留着自己穿吧。”
李先生执意要给，他们只好收下了。
施存统等四位同学十分感激，表示决不辜负先生们的期望。
在寒风中，他们告别了校长和先生，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杭州，乘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几天后，陈望道回到家乡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刘大白和李次九也辞职离开杭州，另择新途。只有夏丏尊暂时留在经亨颐身边，静观事态的发展，择日也将离去。
施存统虽然离开了一师，离开了杭州，但由他引起的“风潮”却酝酿着更大的波浪。
当局和一些旧势力早就因经亨颐在一师提倡积极进取、正直不阿、不畏强暴，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聘用具有新思想的“四大金刚”推行教学改革、宣传新思想和放任《浙江新潮》出版等而对其不满。齐耀珊感到他很不听话!所谓的“社会贤达”也觉得他太我行我素了。而那些“牛鬼蛇神”则躲在暗处煽风点火，说什么“一师已经不像个学校了，非孝、废孔、共妻”;甚至还说他们宣传共产主义。现在正好有了整他的把柄，于是要拿经亨颐开刀了!拉开了“倒经”的阵势。
夏敬观本也是书画、文章好手，但守旧思想甚浓，又在厅长位上，当然逢迎省长齐耀珊。他按照齐耀珊的“调空”计，于1920年2月9日，给经亨颐写了一封信：
本日备具公文，奉浼台端为视学，尚希屈就!夙仰热忱教育，望重资深，未敢以道属一隅之视察，烦劳贤者，即请驻厅襄助一切，兼便随时顾问……
2月10日，夏敬观又给经亨颐写了第二封信：
昨日晤谷卿兄，曾托代达一切，谅蒙见谅!此后承教之日正长，尚希屈就，俾得朝夕相处!公文仍请俯纳，为勿固辞为幸!
这两封信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经亨颐离开一师，到省厅做视学。
出乎他意料的是，经亨颐爽快地答应交出校长之印，却不愿意到省厅做视学。经先生的复信也是两封。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顷奉令调任视学，未敢拜命!校事遵即交卸，另文呈报。
在第二封信中，他说：
再奉大示，深感盛情，不才如弟，试验未成，无以备顾问，幸乞假我修养。公文仍奉还，明晨渡江，恕不走辞!
经亨颐不愿妥协，去意已定。
经亨颐立即召开校务会议，讲了当局的意图，并表示：“在我个人去留上只好算了，否则便为恋栈了!但不接受新的名义，今天就离校回家乡。”
他说到做到，当日离开杭州，渡江回上虞。
其实就在2月9日，省教育厅乘学生放假之际，已经免除了经亨颐的校长职务，还规定所有原任教师都要经过新校长的聘请方能继续任教。
经亨颐回到故乡上虞后，就开始创办春晖中学，夏丏尊先生随其而去，依然辅佐之。
教育当局立即安排新人担任一师校长。他们的第一人选是一师教务长王锡镛(赓三)。但是，王锡镛不愿意接任，三邀三拒。于是，夏敬观只好任命自己的属下、教育厅的公务员金布去当校长。
金布接任后，招兵买马，想重整一师。
当时正值寒假，大多数学生都已回家。在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同学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组织留校的学生于2月10日、15日、19日三次发信，通知回乡同学提前回校参加斗争。
3月12日，全校教职工召开会议，公推范允滋、胡公冕持学校公函面见教育厅长夏敬观，要求给经亨颐复职。遭到拒绝后，他们又用全体教职员名义呈文教育厅请愿，并发表挽留经亨颐的宣言。
3月15日起，一师四名代表持请愿书向教育厅、省长公署进行了多次请愿，要求当局收回成命。当然未能如愿。
学生立刻罢课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做法。众人一路高喊口号：“留经目的不达，大家一致牺牲!”
为了缓解矛盾，官府又故技重演，学校放假，让学生回家。
可是，学生不再上当，不愿离校。
官府开始还想以舆论感化学生，于1920年3月16日在《民国日报》刊登了《浙教育厅长劝告学生文》，劝告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尽早回家，待学校整顿后，再行复学。
可是学生们偏要闻窗外事，偏要关心和参与学校的大事。
3月22日下午，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在学校站岗放哨，拒绝金布及他聘请的那些先生进校。
于是官府便硬了起来，省长齐耀珊下达了解散一师的命令。
1920年3月26日的《民国日报》刊登了《省教育厅关于浙一师的休业布告》，布告中写道：奉省长齐耀珊的训令，该校“暂行休业……该生等即日一律离校”。
同时，省长还给财政厅和警察厅下了指令，要求财政厅“所有该校经费，应暂扣发”!对警察厅的指令是：“遴派员警，前往该第一师范学校暂行保管具复。”
警察开进了一师。
军警开进第一师范。
学生自治会在学校大门、一门、二门都派人站岗，警察也在那里设岗，且采用蚕食政策，一步步地把学生逼到三门。
学生自治会秘密开会商量对策。
3月27日清晨，六七百学生如同天兵，突然降临在省教育厅门前，警厅大为不解。原来学生是在凌晨3点钟吃好早饭后，在学校旁边的小河上铺一木板，悄悄潜出学校，举行游行。
当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遭到省长公署卫队的阻拦，发生冲突，致使数名学生受伤，其中两人重伤，酿成流血事件。
3月28日，杭州学联发动各校四千余学生请愿游行，支援“一师”学生的斗争，又遭到省长卫队的阻拦和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打伤。
当晚，杭州学联通电全国教育界、新闻界以及社会团体，请求主持正义。同时呈文教育部和司法部，要求惩办镇压学生的凶手——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
与此同时，一师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全国各地各界和海外侨胞的声援，社会名流如梁启超、蔡元培等10人联名致电对浙江军政当局迫害学生的行为予以谴责。来自北京等地和全省知识界教育界的电文像雪花一样飞来，这些电报都表达了一种态度：支持经校长和浙江一师，谴责浙江当局。
省长齐耀珊自接北京等地函电谴责后，极为愤怒，一意孤行，于3月28日深夜即派武装警备队千余名，围住一师，其中有几百名冲入学生宿舍，逼着几百名学生立刻离校。并企图以武力解散学校，将学生押回原籍。
学生们突然惊起，拒绝离校。他们徒手踉跄，被赶到大操场上，就地坐下。大家无所畏惧，抵死抗拒，一致反对撤换经校长，主张挽留，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警察团团包围，形成对峙。
上峰责令警察采取强硬措施，将四五个学生押送出校。但是，其余的学生仍然全体围坐在操场上，以示抗议。
学校对外电话早被控制起来，内外隔绝，水泄不通。
由于教职员大都散居在外，得知此事，已是29日上午9点多钟了。于是立刻自动集合，分作两路紧急救护：一路去买大量的馒头，从西围墙外抛进操场，以解被困学生们的饥饿;另一路奔往他校告急求援。
消息很快传遍杭州各校，不到11点钟，各校同学就浩浩荡荡列队而来，势如潮涌。且以女校的队伍作先锋，女子职业学校的女生走在前列，使得警察不便动手阻挡。医校学生高悬红十字会旗而进，警察也无法阻挡。紧随其后的是女师、女蚕、安定、一中、宗文、商业等各校学生。众人冲到一师铁栅栏大门口，把门的警察阻挡不住，各路学生一哄而入，有二百多人跑到被困学生周围致以慰问，献上水果点心，并大声呼喊，支持抗争!
学生坐在操场上与军警对峙。
此时，杭州学生联合会评议长连瑞琦鼓励一师同学说：“昨天，杭州学生联合会在教育会曾开全体会员大会，并议决各校全体同学整队来一师作你们的后盾，愿与一师同学同生共死。现在我们都来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午后1时许，警察忽然紧紧包围住一师学生，高声喊道：“如果你们再不离校，第四军队将要来了!”一边喊，一边拖拉推搡学生，企图强行让他们离校。
此时，施存统的好友朱赞唐同学愤然夺过指挥刀，对警长说：“你们不肯牺牲数十元金钱，甘愿来摧残我辈，我肯牺牲生命，以全人格。”遂即扬刀自杀。众人立即救下朱赞唐，得免于危……
这时也在操场上的胡公冕、王锡麟两位先生从阵外奋身入内，痛哭道：“我们犯了什么罪，要受这种祸吗?”
学生们也痛哭不已。当时宗文中学学生也挺身入内说：“我宗文学生也不甘心视一师同学受此惨痛，我愿牺牲一切，并愿与一师同学共生死。”
相继而入的还有医专学生多人。
警察目击此情景，也都凄惨地说：“这不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官长的命令。”
有一巡士说：“学生横被摧残，我们难道甘心做老虎的爪牙么?”他仰天发誓道：“此后若为警察，愿遭天罚!”
这时宽广的操场上，一片哭声。
面对此景，警察已松懈下来，无意再行围困……
在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和指责下，齐耀珊、夏敬观请出杭州中国银行行长蔡谷卿即蔡元培的弟弟出来，以地方绅商名义作调解人，与学生代表徐柏民、宣中华等人谈判，最后达成协议：撤退驻校军警;收回解散一师的命令;定期开学;原有教职员复职;任免校长须得学生同意。
《民国日报》1920年3月31日的“杭州特约通信”是这样写的：调和的结果：一、旧职教员复职;二、撤回警察;三、解散学生会令缓下;四、早日开学;五、校长另物色人才。
4月17日，全校复课，一师风潮终以学生的胜利而告终。
最后，省长齐耀珊只得辞职离开杭州，夏敬观也离开省教育厅厅长职位。“一师风潮”历经两个月，是继五四运动后浙江新旧文化、新旧思想交锋的一个重要回合，成为当时全国学生运动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而点燃这一风潮的人就是20岁的施存统。
施存统因去年底被迫离校，先去北京，后到上海，没能参加“一师风潮”。但他通过北京《晨报》和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了解“一师风潮”的前前后后，关心着母校的遭遇与命运。对这场风潮，他有遗憾，但更多的是自豪。遗憾的是：由于自己参与编辑的《浙江新潮》和自己的《非孝》文章，致使经亨颐校长被撤职，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四位先生被迫离开一师，从而引发“一师风潮”，数百名同学被警察围困、数十名同学被打伤流血、自己的好友朱赞唐险些刎颈就义……还有一点遗憾，那就是自己未能参加最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但更使他感到自豪的是，同学们最终取得了胜利，显示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前景和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