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复亮曾在日本留过学，知道日本是个弹丸之地的岛国，资源贫乏，发展空间狭小，早就有向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便是他们垂涎欲滴的侵略对象。
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从历史教科书中得知，早在1874年，日本就曾侵入我国台湾，并侵占了琉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割地赔银的《马关条约》。1900年，日本参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淫掠。1901年9月，清政府与日、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
施复亮从史料中得知，从20世纪初以来，日本的侵华活动越来越猖獗：1905年1月，日军再度占领旅顺。3月，日军占领奉天(今沈阳)。年底，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获得在我国东北南部之特权。1906年6月，日本成立了掠夺我国东北资源的大本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7年7月，日本与法、俄签订秘密协定，把南满和福建定为日本势力范围。1914年8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把山东黄河以南地区划为日本对德“作战区”。10月，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11月，日、英联军攻占青岛。
当他十五六岁以后，对日本侵华的行径就更加清楚了。1915年5月，日本以最后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凯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当时他在长山高小读书，就曾发誓要杀了袁世凯。
近几年，日本更加紧了侵华的步伐，这些都在施复亮的耳闻目睹之中。1927年6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并由田中义一起草了一份秘密奏折给天皇，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即“田中奏折”)。奏折内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为了实施《对华政策纲要》，1928年5月，日本利用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阵营分裂，借口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5月3日，日军攻占济南，将北伐军7000余人缴械。接着侵入中国政府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焚尸，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中国平民。在五三惨案中，中国官民被日军焚杀死亡者达17000余人，受伤者2000余人。
施复亮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十分愤怒，他曾在《革命评论》1928年第三期上发表《反日运动与民众组织》的檄文，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公然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坚决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可令施复亮气愤的是，尽管日军在中国的领土上肆意妄为，而国民党政府不但不抗击外敌，反而大打内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均告失败。
在国家危亡之际，爱国军民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可是，在1931年7月，蒋介石却颁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手谕，继续打内战。就在当月，蒋介石再次集中包括部分嫡系在内的30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还是以失败告终。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就在蒋介石大打内战、东北军事力量薄弱之际，日军乘虚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次日，日军侵占沈阳。
此时，蒋介石还是一门心思地“剿共”“讨逆”，对日军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因此，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三省被日军占领，东北全境沦陷。
国家存亡，匹夫有责。广大爱国同胞发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呐喊!施复亮同亿万爱国同胞一样，对蒋介石不顾国家安危，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热衷于打内战而不抗敌，致使国土沦丧的做法十分不满。他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地向我们进攻，自然激起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的反抗热情，我也没有例外。”他毅然走出书斋，投身于正在全国兴起的抗日洪流之中。
1932年1月1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事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等中国军队在人民的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进攻，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中国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突破而被迫撤退。后在英、美、法、意等国调停下，中日双方进行谈判，于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不久，国民政府将英勇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施复亮当时在上海，是文化界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和上海人民一道，谴责日军的挑衅，声援和支持中国军队的抗击，批评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
当年下半年，施复亮去北平，先后在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民国大学任教，讲授《资本论》。同时，他还经常在各种集会和群众团体发表演说，或是撰写文章，宣传抗日救国。不少学生纷纷去他任教的大学“听左派教授施存统演讲”。在九一八事件一周年时，北平大学举行集会，清华、燕京等大学的进步学生也赶来参加。北平大学的风雨操场上挤满了人，操场上容纳不下，不少人就爬到墙头、大树上听讲。施复亮到会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猛烈抨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
由于施复亮讲授《资本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四处演讲、不断撰文，在呼吁抗日救国的同时，不断抨击蒋介石政府的不抵主义政策，因此引起了政府当局的注意。在当年教育部三〇四号密令中写道：所有本市各大学之社会科学教授，多系唯物主义者，其中点到陈豹隐、李达、马哲民、施复亮、许德珩、侯外庐等，并说“其影响青年思想，诚非浅鲜”，要各大学“严密防范各该大学学生之共党活动”，还责令对施复亮等之言论行动随时注意(详见北京大学档案卷宗七，目录第一号，案卷号三九五)。
一天，北大学生沈鲁山从来看望她的一位在北平市党部工作的高中同学那里得知，市党部即将逮捕五位教授：施复亮、许德珩、侯外庐、刘侃元和马哲民等，不由大吃一惊。等这位同学走后，她立即雇了一辆黄包车，放下棉布帘，赶紧去报信。
她来到施复亮住处，他已外出，而隔壁许德珩教授的住宅正围了宪兵，她赶紧离开去另一家报信。
在路上，她从车帘缝中意外地看见施复亮，便立即叫车夫停下车。车刚停稳，她就急忙下车，把施复亮请到一边，轻声对他说：“施先生，我刚才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市党部要逮捕您和其他四位教授。”
“你是听谁说的?”
“市党部的一位同学。”
“还有哪四位?”
“还有许德珩、侯外庐、刘侃元和马哲民先生。您快去西单舍饭寺花园饭店暂住，有消息我会随时通报。”沈鲁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显然很紧张。
施复亮听了却毫无惧色，笑眯眯地说：“我不怕，不去躲。”
沈鲁山急得要命，急促地说：“我刚才去您的住处，看见您隔壁许先生被宪兵带走了。”她想，由于事情突发，施先生身上可能没带钱，就拿出20元钱硬塞给施复亮，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您快走吧!”
施复亮收了钱说：“我身上确实没带多少钱，这钱我先收了，以后还你。谢谢你!”
“不用谢，您快上车吧，我不能送您了，我还得去通知其他教授。”
“那你快去吧。”施复亮上了黄包车。
沈鲁山放下车帘，嘱车夫去西单舍饭寺花园饭店。
由于沈鲁山的及时通知和帮助，施复亮得以逃脱。而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则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遭受了牢狱之灾。
施复亮虽然逃脱，但是，国民党反动当局仍在通缉他。
1933年初，经蓝天照介绍，施复亮认识了冯玉祥。
冯玉祥同情进步人士，为使施复亮免受迫害，派秘书高新亚送给施复亮200元钱，劝他暂去日本避难。
施复亮再次东渡日本。
日本政府不知施复亮就是当年的施存统，使他得以在东京住了下来，过着卖书、读书的日子。半年后，施复亮又从日本回国，与夫人钟复光带着满满12担书避居金华老家，准备半耕半读，著书译书。
在叶村，他们住了一年多。在这段时间，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翻译了日本大内兵卫著的《财政学大纲》和日本山川均的《转型期的经济理论》。这两本译著当年底就被大江书铺和新生命书店出版。
另一件事是他倾其多年积蓄，会同亲友，亲自参与造房子。施复亮挑石垒基，挑砖砌墙，一担能挑120多斤;钟复光也跟着挑土拣石，一担也能挑50多斤。乡亲看到他们这样的大文人做粗活重活，就好心地说：“你们在大城市生活惯了，这粗重活还是请别人帮忙吧。”
施复亮故居东门。
施复亮不以为然，笑哈哈地说：“这是劳动创造世界，还是自己动手好!”
他带领着全家老小一起动手，造了一座排五两插厢七间两层楼房。他还请于右任先生题写“半耕半读”四字，制成横匾，挂在中堂。后又在东墙门额复书“半耕半读”。至今故居仍然完好，“半耕半读”的横匾和门额犹在。
施复亮读书译书、亲手造房，在叶村过了一年多“半耕半读”的理想生活。
1935年春，冯玉祥将军聘请施复亮、王学文和蓝天照等进步学者到泰山讲学，施复亮应邀到泰山讲学几十天。冯玉祥要送给施复亮2000元钱，可他坚辞不受，后经友人劝说，方作为暂借收下了。他用这笔钱，于当年暑期，偕夫人钟复光同去日本读书、卖书、写书。当时，中国有很多革命者在那里避居。
故居现已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东京，经熊百衡介绍，施复亮认识了桂系军人陶钧的部下叶波澄，由他资助创办综合杂志《文物》。这本杂志在留日学生中颇有影响。施复亮介绍在东京的共产党员陈乃昌、林林等协办，任白戈、艾思奇等为该刊的编辑。施复亮与叶波澄过从甚密，叶请他讲经济学，施复亮便成了叶的家庭教师。
《现代唯物论》
1936年春，施复亮夫妇与叶波澄夫妇一同回到上海定居。施复亮与叶波澄协商创办上海进化书局，由叶波澄出资，施复亮夫妇和寇松如负责编辑。施复亮一边处理书局的事务和编务，一边坚持著译。到1937年底，这个书局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其中有施复亮写的《自然科学概论》以及他和钟复光合译的《现代唯物论》等。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12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施复亮很受鼓舞，乐见抗日的烽火燃烧得更旺。
这年秋冬之时，施复亮应李宗仁之邀去广西大学讲授经济学，当时他的朋友邓初民也在这所大学任教。他们还举办了“抗战讲座”。年底，施复亮又回到上海。
进入1937年后，施复亮越发感到中华大地面临沦亡的险境。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这前后，周恩来曾指示当时上海办事处找陈望道、施复亮等人谈话。冯雪峰执行周恩来的指示，约谈了陈望道、施复亮等人，主要是传达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问题，希望他们呼吁政府和民众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施复亮表示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抗战决策，并说自己会全力以赴，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1937年8月，施复亮又耳闻目睹了上海的八一三事变。
1937年8月9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率士兵斋藤要藏，驾军用汽车强行冲击虹桥中国军用机场，被机场卫兵击毙。事件发生后，中国上海当局当即与日方交涉，要求以外交方式解决。但日军无理要求国民党军队撤离上海、拆除军事设施，同时，向上海增派军队。
国民政府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无理、苛刻的要求，准备战斗。
日本政府经过策划和增兵，从8月14日开始，首先袭击了杭州、广德。也正是在这一天，在全民抗日浪潮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并部署兵力准备反击。
当日，在上海的日军守军开始总攻，日本空军也到上海协同作战。中国空军进行反击，对上海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实行了轰炸。
8月15日，日本海军派飞机空袭南昌、南京。随后，日军派遣军舰16艘和陆战队在淞沪登陆。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军发起全线进攻，出动空军轰炸虹口日军司令部，双方展开激烈战斗。
施复亮看到，大上海战云密布，人们处于惊恐之中。各界人士呼吁，在日寇入侵之际，唯一的出路就是全国的同胞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上海的文化界行动起来了，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施复亮是领导人之一。虽然他已“多年不写政治论文”了，但在周恩来等朋友的召唤下，抗日救亡的烽火又将他“多年郁积在胸中的热情”点燃起来。他说：“它逼得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过问政治，寻找出路。”他以笔作刀枪，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在“八一三”后短短的三个月中，他连续在《文化战线》《救亡日报》《民族呼声》《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呼吁民主抗战。后来，他将这些文章汇编成《民主抗战论》一书由进化书局出版，形成了他较为系统的民主抗战思想。
此期刊有施复亮《怎样争取“最后胜利”》一文。
首先是“持久的全面的抗战”论。
此书刊有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章乃器、施复亮等人的文章。
施复亮在对中日两国国力和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和对抗战的形势进行分析后，针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叫嚣，他在《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民主与集权——抗战中的民主运动》《关于民众运动的几个根本问题》《怎样统一抗战理论》等文章中提出了“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思想，并且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施复亮认为，要真正实施“持久的全面的抗战”，必须以发动民众运动和恢复“联俄政策”为根本条件。发动民众运动是争取胜利的内部条件，只有“政府以民众为基础，民众受政府底领导，双方同心协力，才能进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战”。而恢复“联俄政策”则是争取胜利的外部条件，尽快和苏联结成亲密友好的关系，以造成有利于抗战的国际环境。
所谓的“全面抗战”，就是不仅在地域上要全国一致地抗战，而且要在社会活动上各方面一致的抗战，也就是必须在政治、经济、教育、宣传等方面都与之配合，通过“全面的抗战”来扶持“持久的抗战”;也“不仅是军事方面的抗战”，“军人单独的抗战”，“而且是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智识分子及一切民众一致参加的抗战”。
第二是“全民抗战”论。当时，中国共产党主张全国军民总动员，认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在抗战实践中放手发动民众，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抗战。国民党虽然也有全民抗战的表示，但在发动民众参加抗战的实际问题上并不那么彻底和主动。在本质上还是低估了普通民众的抗战力量。
施复亮在《关于民众运动的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发动民众运动的目的，不单在于使民众做些所谓后援的工作，而且要把整个抗战底基础放在民众身上，发动一切民众底力量来争取抗战底彻底胜利。民众是抗战底主体，民众是一切抗战力量底根本源泉。”
接着，他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作了阐述：从政治上说，“抗战底重心在政治，政治的基础在民众。政治上没有办法，绝对不能保障军事上的胜利”。就军事而言，也绝对需要发动民众，因为抗战要持久的进行下去，“决不能单靠现有的二百万常备军支持到底。抗战继续下去，也许要动员一千万军队以上。这些军队底来源和补充，只有靠抗战的民众。而且在战争中，随时随地都需要民众的帮助”。再从经济上说，战时任务统制经济计划的推行，都必须依靠民众团体的帮助，为实行统制经济以保障抗战胜利起见，也必须发动民众运动。
施复亮的民众运动观，由发动、组织、武装、依靠、保护、教育民众、向民众学习、坚决反对压迫民众和愚弄民众等诸多具体的观点共同构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抗战”。
施复亮把发动农民群众看成民众运动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的抗敌战争，必须是长期的全面的战争，即是一种不把敌人势力完全逐出中国领土以外决不停止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农民的势力有决定的作用。士兵的补充和给养的维持，都要靠农民来解决。一切军事行动都要靠农民来参加和协助。”
他还指出，要依靠民众，而不能搞愚民政策。“应当承认民众是抗战底主体和政府的基础，不应当把民众看作抗战底陪客和政府的从仆”。同时，“组织民众必须拥护民众底利益，发挥民众底自动性和积极性，使他们从心坎里乐于来帮助军队，绝不许压迫民众”。
他还特别提出了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与训练自己、教育自己的问题。他说：“我们要从民主运动中去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同时也要从民众运动来训练自己、教育自己。组织者要受组织，教育者要受教育。一切从事民众运动的人，一方面要指导民众，同时也要受民众的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发动真正的民主运动，保障抗战底最后胜利。”
第三是“民主抗战”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及其抗战纲领的制定，使中国迎来了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和民众力量的崛起，会威胁自身的独裁统治，因而极力打击、压制其他抗日党派、团体的活动，造成政治极其不民主的状况。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民主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主张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实现民主抗战。施复亮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一样，发表呼吁民主抗战的政治主张和理论，认为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抗战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施复亮说：“抗战固然需要集权，但也一样地需要民主。”本着“抗战重心在于改革政治”这个原则，他根据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自己耳闻目睹的许多事例指出，在政府官员中存在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民众的丑恶现象，是政治极端不民主的具体表现，任其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自毁万里长城，逼迫民众来反对政府”。他抨击国民党政府“没有坚决抗战的国策，所以养成地方当局亲日媚日、苟且偷安的心理”。“华北失败的原因，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有《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的协定的束缚，日本得以在中国境内任意驻扎，肆意横行。“假使我们不是官僚政治而是民主政治，政府平素不以压迫民众剥削民众为使命，而以拥护民众利益、协助民众势力发展为职责，那么这次华北抗战一定会得到民众的援助，几十万忠勇的将士一定会发挥出伟大的抗战力量，决不会有今日的失败，即使失败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惨而且快。”
因此，他主张“立即彻底改革现存的政治机构，使它变成能够支持‘抗战到底’的政治机构，同时应当严厉地制裁一切极端敲诈、营私舞弊的贪官污吏”。
施复亮主张在抗战的民族革命中完成民主革命。他认为，抗战中的中国面临着民主和民族革命的双重任务。要彻底完成抗日的民族革命，必须以政治的民主化为前提，并以民众的抗战为基础。“不以民众和民主为基础的抗战，绝对不能变成持久的全面的抗战。不进行持久的全面的抗战，便绝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而且，“对内越民主，抗战便越有力量;抗战越发展，对内便越能民主，越广大的群众参加政治”。“政治越民主，越能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群众动员的越多，抗战的力量越雄厚，越能争得最后的胜利。”
在《抗战中的政治问题》一文中，施复亮把“民主的抗战”概括为：“以民主的方法动员全国一切民众，使全体民众都有抗战的政治觉悟，自动地组织成强有力的民众团体，以民众团体作政治的基础，由政府来领导整个抗战运动。只有这样的抗战，才能根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达到中华民族底彻底解放。”
他说：“抗战高于一切”，而“民主的抗战更高于一切”。
他明确指出：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出路只能是“‘发动民主的抗战’，让一切民众都有救国的自由，积极参加救国运动”。
施复亮不仅提出了系统的抗战思想，而且时刻关注社会舆论，一旦社会上出现不利于抗日救亡的错误论调和倾向，他就立即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和斗争。
“七七事变”后，有人提出“北平文化城”的倡议，主张在北平不要驻兵。这显然是消极妥协的主张。“八一三”后，上海舆论界也有人提出了“上海中立区”的主张，幻想置身抗日洪流之外，其实是甘当亡国奴，苟且偷生。国民党也寄希望于与日本和谈，一场又一场没有结果的和谈，反而使日军的气焰更加嚣张。
施复亮针对这些“和平妥协”的论调，连续发表《上海中立区与北平文化城》《赶快把和平的门关起来》《支持抗战到底》等文章，强调指出：“持久的全面的抗战”是不做亡国奴的唯一出路。日本的目的是征服中国，侵吞中国，与其无“和平妥协”可谈。只有坚持抗战，才有胜利可言，才有真正的和平。他说：“我们是被侵略者，怎么能由我们自己选择一定的地方做战场呢。可惜日本帝国主义不是窦尔敦，会听我们黄天霸底劝告，便下山去比武!”他大声疾呼：要求政府立即与日本绝交，把和平的门关闭。“强盗打到我们家里来，占领了我们许多地方，抢掠了我们许多东西，烧毁我们许多房屋，杀死我们许多人口，我们决不能再和强盗讲‘亲善’、‘提携’;决不能再保护强盗的生命财产!……只有把强盗打倒了，才能保全我们自己的生命财产。因此，我们希望政府赶快把和平的门关闭起来，不许任何人再有和平妥协的幻想!”
他说：“我们也酷爱和平，但我们所要的是永久的和平，胜利的和平，不是苟安一时的和平，屈辱的和平。”与强盗讲“亲善”、讲“提携”的最终结果，只会是断送持久抗战的前途。所以，“坚决反对一切‘和平妥协’运动，不能接受任何‘和平妥协’条件”。
1937年9月1日，救国会领导人、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在《申报》上发表了《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劝大家少向人民号召，多向政府建议。并说：“人民在国策的原则之下建议，政府充分考虑人民的建议，这是上下一心共同对外的唯一办法。”之所以如此建议，为的是要“集中力量”，避免“彼此派别之见”，不再“在明争暗斗中消耗一丝一毫的国力”。乍一看，好像有道理，但实质上是把抗战只当着政府的事，否定了动员人民群众的必要性，是一种迁就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路线的妥协表现。因为，在国民党实行独裁统治、压迫人民的情况下，他们是不会听人民的所谓建议的，也不会看重人民群众的力量的。施复亮于9月5日，在《文化战线》第三期上发表了《多号召，多建议》的文章，毫不客气地反问章乃器：已经确定的“国策”不知道是不是“全面的持久的抗战”。如果是的话，便应当拿这一国策向全体民众“号召”，“号召”他们以实力来拥护这一国策，难道“政治的号召”都是反政府的吗?“建议”也应当“号召”民众一致建议，不能单靠少数上层知识分子的建议。“号召”与“建议”应该统一，对民众怎样号召，对政府就应当怎样建议，号召可以“标新立异”、“扰乱人心”;建议也可以“标新立异”、“扰乱人心”。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少号召、多建议”，而在于怎样“号召”，怎样“建议”;凡是全面的持久的抗战所绝对必须的，都需要一面向政府建议，一面向民众号召。
可是，章乃器仍然坚持己见，接着，他又在《抵抗》第十九期上发表了《平凡的领导和平凡的组织》，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主义”。施复亮也是毫不退让，他在《民众呼声》第六期上发表《论“绅士的领导”与“帮忙的组织”》，对章乃器的文章进行批评和商榷。他写道：“章先生所提倡的‘绅士的领导’不过是‘在野’的统治者的领导，跟他所指责的‘司令官’和新式‘绅士’的领导，在实质上是一样的。章先生所提倡的‘帮忙的组织’也是历代统治者所能允许民众的唯一的组织，即对于统治者最没有危险性的‘最可靠的组织’。”这种“绅士的领导”和“帮忙的组织”乃是“少数高高位在民众上面的特权者利用它来巩固自己地位的一种领导和组织。只有自己站在特殊地位或要保全特殊地位的人，才会提倡‘绅士的领导’，只有把国家看成少数人的国家，才会否认民众是抗战底基本，才会叫民众只要成立‘帮忙的组织’，做些‘抗战后援’的帮忙工作就行了。要想用这种领导和这种组织来支持‘抗战到底’那真是南辕北辙”。
章乃器并没有停战，他在《国民周刊》第十九期上又发表批评施复亮的文章，给他扣上了“反统一战线的”大帽子，说他“不懂得统一战线”。施复亮也撰文反击，指出章乃器那种“超党派、超阶级、超经济”“建筑在不做亡国奴的决心上面”的“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施复亮认为，“统一战线”是一切抗战的党派和抗战的阶层基于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共同利益和在共同的政纲之下，以民主抗战的共同行动团结起来的战线。他一再强调民主的抗战是统一战线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虽然有些分歧和争论，但施复亮与章乃器仍成为民主革命战线上的亲密战友。
全民抗日的洪流给施复亮以鼓舞和洗礼，在这特殊的年代，他不禁回首往事，又想起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朋友和同学，反思自己的政治经历，为犯下的错误而追悔莫及。1937年11月，他发表《一个诚实的声明》，对退出共产党和这之后几年里的思想及言论再一次作了深刻的剖析和反省，心情十分沉重和痛苦。他写道：
八九年来，我的良心，更是受着责备。愧对过去那些共过患难的朋友和同学，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了，而我却还苟且偷生于人世。我因一时的认识错误，而不能革命到底，我没有他们那样勇敢并作出壮烈牺牲，只有感到惭愧和不安……
但是，他扪心自问，也有可以自慰的地方。他说：“我在今天还勉强可以自慰的，就是直到今日为止我还没有存心欺骗过群众，没有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没有走上升官发财的道路，没有因为穷苦而做过违背自己良心的事，说过违背良心的话。”
就在“上海中立区”的主张提出不到三个月，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彻底粉碎了“和平妥协”论者的幻想。
上海沦陷，日寇横行，抗日救国和进步文化活动受到压制和打击。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临汾线为北方一个重要的抗日中心。阎锡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倡议，在临汾成立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这年底，施复亮经李公朴介绍与何思敬、陈唯实等人到这所大学任教。先后到该校任教的还有周巍峙、徐懋庸、肖三、肖军、萧红等。他们都是全国声望素著的进步学者、教授、专家，名流荟萃，盛极一时。许多青年正是因为羡慕这些学者名流而来到该校，他们来自全国18个省、市，包括平、津、宁、沪，东北流亡青年，以及归国华侨等，约五千余人。1938年1月20日正式开学，施复亮讲授政治经济学。
1938年2月底，日军大举进攻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分化，有部分师生转移，有四五百人奔赴延安。施复亮离开了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回到上海，继续在进化书局工作。
1939年初，施复亮与叶波澄商议，要将进化书局迁到昆明，改名为民生印刷厂。
由于战乱，施复亮几年前就把女儿月明、儿子洪宇安置在家乡叶村，由岳母帮助照顾。在离沪赴昆明之前，施复亮回叶村看望了女儿、儿子和岳母。
施复亮到昆明不久，1940年又将书局迁往重庆，改为南方印书馆，施复亮任总编辑，叶波澄为总经理。这时，叶波澄仍在上海，印书馆主要是由施复亮经营。钟复光也参与编辑和财务工作。这时，施复亮曾有出版《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计划，后因多种原因未能实施。
在南方印书馆，他一方面做好管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一边撰写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在这期间，施复亮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认真阅读《新华日报》所发表的每一篇文章，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文章。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
1940年冬，施复亮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周恩来应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要在张家花园巴蜀小学操场公开演讲。
那天一大早，施复亮夫妇就来到会场，和到场的几千工人、学生、军人、职员和公务员一起，聆听了周恩来作的《国际局势和中国抗战》的演说。
施复亮不仅研读毛泽东、周恩来的文章，而且还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和帮助，这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打持久战的战略策略是完全正确的，这对于他抗日思想的完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1940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3周年纪念日，郭沫若在纯阳洞电影制片厂举办“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晚会”，目的是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但又不便明说，而且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还特意请来了国民党政治部的官员张道藩和谷正纲。施复亮应邀参加了这次招待会。
参加这次招待会的有四百多人，都是各界名流，签名卷就有三米多长。签名卷上有郭沫若、翦伯赞、沈钧儒、李公朴、王炳南、章乃器、章伯钧、唐国桢、史良、沈默予、施复亮、阎宝航、于右任、侯外庐、韩光、邓初名、刘清扬、谷正纲、康泽、黄少谷、张道藩、叶以群、茅盾、胡风、艾青、于立群、邹韬奋、冰心、孔罗荪、老舍、张光宇、浦熙修、曹靖华、洪深、田汉、阳翰笙、陈鲤庭、吴茵、白杨、吴作人、丁聪、陈烟桥、林风眠、王云阶、沙梅、安娥、任钧、陶行知、力扬、张申府、胡绳、潘梓年等三百多人。
晚会上，郭沫若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勉励大家团结起来，共度时艰。施复亮和出席招待会的朋友都希望国民党政府以民族利益为重，以抗日救亡为重，不打内战，不搞内耗，与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精诚团结，一致抗日。
可是，蒋介石专制的国民党政府置国家的命运和民众的呼声于不顾，于1941年1月6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致使数千名新四军伤亡、离散，再次挑起内战，抗战的局势受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同时，国民党当局还竭力封锁皖南事变的消息，不让《新华日报》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的报道。
周恩来运用自己的机智，巧妙地躲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在1941年1月18日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当天早上，施复亮就在《新华日报》上看到了周恩来的题词，从字里行间，他看出一定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又干了一件血腥的惨案。为了弄清真相，他立即去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找周恩来了解情况。当周恩来告诉了他皖南事变的真相后，他愤慨至极，连连说：“实在罕见!实在惨痛!”通过这件惨案，施复亮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于是他呼吁政府立即停止内战，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在四川省银行工作时照片。
施复亮的行为显然再一次触犯了一意孤行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在这危难时刻，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害怕起来，唯恐连累自己。
一天，施复亮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是叶波澄写给他的。说是决定让董舜琴为南方印书馆代总经理。施复亮清楚，这是叶波澄委婉地要他辞职。施复亮只好于1941年2月离职。接着，钟复光也被这家印书馆免职。夫妻双双失业，一家人度日艰难。加之那几年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几乎天天有伤亡，警报一响，施复亮一家老小就随着市民躲进防空洞。当时物资匮乏、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施复亮经济拮据，只好在重庆市郊租了一间简陋的民房住下。为了维持生计，他们甚至摆地摊，变卖手表、毛毯等随身衣物，连一面生活用的镜子也卖掉了。一家人一日三餐都是稀粥。不满一岁的小儿子光南没有奶吃，又买不起奶粉，只好以豆粉和米糊喂他。
这时，国民党假借民意，设立所谓民意机关，要找一些人撑门面。由于施复亮有一定声望，有人就劝他去当个参议员，混口饭吃。但是，处于生活窘境中的施复亮却说：“宁可饿肚皮，不投蒋介石。”
这年的4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然我是人，我是生物，我还想活下去，我也要吃饭。但是，我是有认识、有操守的人，我决不能拿人格去换饭吃，我亦不能摇尾乞怜向别人去讨饭吃。我只有合乎我的能力和力气去换饭吃，不然，也就用不着活下去。朋友的好意我是永远感谢的，但我不能无条件受朋友的好意。”
就在他们一家的生活难以为继的时候，经胡子昂、*公复等人介绍，1941年5月，施复亮到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任主任，并主编《四川经济季刊》，这才使得他们一家的生活有了转机。
施复亮本来就是学习和研究经济的，这时他想，要取得抗日的胜利，除了政治、军事以外，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方面。于是，他沉下心来研究经济问题，撰写经济文章，为抗日救国服务。
《经济漫谈》
在这方面，他主要做了四项工作。
一是主持了四川经济地理调查工作施复亮组织人员，通过调查，出版了《四川经济研究特刊》。第一号刊载了《四川东南山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第二号刊载了《成渝路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这两篇专题调查报告的作者，是施复亮为搞经济调查而特意邀请到经济研究处工作的王敬成。施复亮自己也搞了一些调查，写出《四川征购粮食办法概论》一书。
二是撰写经济知识普及文章1942年8月，施复亮应《新民报》负责人之约，为普及经济知识，以每日一题的方式，写出了92篇文章，在《新民报》上连载。他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对战时的各种经济问题，如统制经济、定量分配、通货膨胀、紧缩预算、增加生产、健全管制、厚生经济、募集公债、全面限价、合理分配、劳工政策、法币回笼、银行管理、提高利率、合理价格、经济政策等，根据当时的形势和状况，从理论上简要地予以回答和说明，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意见。特别是，他敢于批评国民党的战时经济政策，呼吁改善人民生活，反对独裁，要求民主。这些短小精悍的文章，通俗易懂，切中时弊，影响很大。施复亮原想写到当年底，但因11月去川西南一带考察粮食政策而中断。后来，他把上述文章汇编成《经济漫谈》一书出版。
他的朋友寇松如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著者用极通俗的文字，把人们认为很难懂的理论，用经济事实很平易地把它叙述出来，……这种通俗化的写法，一定为读者所欢迎而得到普遍和深入的效果的。
三是对战时经济的理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施复亮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曙光，作为一位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他结合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状况和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开始深入思考中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问题。从1942年1月到1946年1月，他在《四川经济季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前途与中国人民的觉悟》《战后中国经济应取的政策》《稳定经济与争取胜利》《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几个根本问题》《当前的经济复原问题》《论当前的经济危机》《四川经济专论》《我们的经济研究计划与对于各界人士的希望》《四川银行业专辑》等十余篇经济学文章。他在《中国经济的前途与中国人民的觉悟》一文中写道：“战后最有成功希望的人，一定是战时最肯努力准备或努力工作的人。战后的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建设，应当奠基于战时。”他对战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目标、政策以及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设计，他的一些论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是为战后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施复亮就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开始筹划着如何使遭到战火毁坏的中国经济尽快得以恢复。他以极大的热情在《四川经济研究特刊》上开辟《战后中国经济问题特辑》专栏，分专题论述了“民生主义的真义及其实施步骤”、“计划经济与经济政策”、“经济政策与财政政策及社会政策的配合”、“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等。施复亮于1944年3月15日在《四川经济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中国经济的前途与中国人民的觉悟》;9月15日，又在此刊的第一卷第四期发表《战后中国应取的经济政策》;1945年7月1日，他在此刊第二卷第三期发表《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几个根本问题》一文。在这些文章中，他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目标及路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土地改革与农民问题、节制资本与保护劳工等问题，都作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回答。
施复亮认为，战后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国际和平，二是国内统一。他认为，中国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为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和平统一的政治环境。
面对旧中国经济的封建性、殖民地性和买办性，施复亮在《战后中国经济建设中几个根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国际矛盾还不曾消灭的时代，不达到工业化便不能有强固的国防，便不能保障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他认为战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迅速完成工业化，二是切实改善民生。实现工业化是经济建设的总目标。他认为，工业化可以创造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改善民生可以培养加速工业化的精神动力，二者相辅相成。他主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注重合理分配，切实提高劳动报酬;不仅要国富，而且要民富。这些观点体现了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思想。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施复亮构想了战后经济发展的方略：
一、工业化的建国目标施复亮说：“工业化是社会化生产力的最高表现”，中国工业化的实现是变革中国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改造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必须抓住抗战胜利这一有利时机，努力建国，完成经济的工业化，才能“真正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解放出来”，才能建立巩固的国防，“保障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
二、走第三条经济路线，发展新资本主义施复亮把当时世界主要先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模式。前一种以苏联为代表，主要是通过计划经济来完成经济建设的目标;后一种以英美为典型，侧重于通过市场来谋求经济的发展。在中国战后工业化的建设中，施复亮主张兼用苏联和英美经济建设成功的经验。施复亮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还处于“一种半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状态”，这应该是选择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出发点。战后的中国不仅不应该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要大大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既不可能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不应该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应该“创造第三条路线”，“应该根据本国的现实环境和别国的历史经验来创造一条适合自己的经济建设的正确路线”。他把第三条经济路线的原则表述为：“综合英美和苏联双方的宝贵经验，接受一切先进国家的优良办法，采用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大部分或全部优点，并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很顺利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他设想，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可分两步走：第一阶段为新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多多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点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加速促进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第二阶段为社会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力谋矫正并肃清其种种弊害，以达到人人经济地位平等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在实现工业化的建国目标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的过渡中，他主张“和平地扬弃资本主义”。1948年，他在《废除剥削与增加生产》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新资本主义是战后中国经济发展上的“一个特殊阶段”，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的“一个特殊类型”。它是“生根于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历史基础上，并产生于当前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既不同于过去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完全同于今天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
三、建立以自由经济成分占主体的混合经济体制施复亮主张，在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兼取英美自由经济和苏联计划经济双方的优点，建立一种包含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小手工业、小农业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带有混合性的过渡形态”的新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和平过渡到以有计划生产为特征、以国营经济占主要成分的社会主义。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中，计划经济的职责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尽量补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它与自由经济“站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相互竞争”，以求得自身的存在和活动领域的扩大，最终取得中国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从资本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自由经济活动领域的任务只有一个，即利用自由经济运动法则发展生产，“引导落后的国民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以至于资本主义”。他认为，“自由经济的法则是一种推动自给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推动小生产制转变为大生产制的资本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法则”。在战后的中国“从那大部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封建阶级走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是一个历史上的进步运动。这种进步的运动只有依据自由经济的法则才能完成”。施复亮在整体上提出对战后中国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构想的同时，还对这种混合经济体制提出了两个原则方面的补充：一是工业化第一与照顾小生产。他说：“我们的一切经济建设都应当以促进工业化为中心目标”，同时要“尽量利用并发展小生产，尤其是农业小生产”。二是经济民主与自由竞争。他主张对混合经济体制中的公营企业在内部实行经济民主，通过民主监督、管理和决策，“尽可能增加计划的准确性”，促进“全部生产领域的科学化”。除此之外，还必须从外部引进竞争机制。他说：“自由竞争是医治官僚主义作风的良药，亦是促进企业进步的良方。”
四、农业改造方案施复亮提出了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农业改造方案。其中包括：和平征购，建立大农制。所谓和平征购，是说“由国家发行土地公债来收购全国地主的土地”。对于地主手中的公债劵，积极助其转化为产业资本。任何地主“只要愿意从事生产投资或有其他需用，都可以拿土地债券向国家银行抵押以取得资金的融通”。所谓建立大农制，是说国家用公债购得土地后，“要尽可能利用国有土地去创造国营农场(由国家雇佣农民来经营的应用机器的大农场)和集体农场(由农民集股合伙经营的应用机器的大农场)，并且要以比较优良的条件把国有土地租给资本家(公司或个人)去创建资本家的大农场，再把其余的国有土地租给佃农去耕种，减轻佃农的负担，以收取其田地总收获额的百分之三十五为地租的最高额”。
施复亮之所以要提出这一农业改造方案，是想通过和平土改，解放农村生产力，以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五、工业发展战略施复亮针对中国工业落后、工业布局不合理和工业化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提出了工业发展战略：一是把工业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要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来谋求轻工业及一切生产事业的发展。二是在战后初期要特别注意发展民生工业(民生所必需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到了适当的时候(可能在十年以后)，再把重点放在国防工业上面。三是除了狭义的国防工业应完全归国营外，基本的重工业应以国营为主，但应普遍允许人民投资，在国家无力经营的时候应以比较优惠的条件奖励人民去经营，并应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之下许可外人去经营。轻工业应以民营为主，但也应在重要的部门(有关键性和全国性的)建立若干国营或公营的工厂，站在平等的条件之下与民营工厂作合理的竞争，以求取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并应在一定年限(例如十年)以内允许外人投资。四是重工业设在国防线以内几个比较安全的中心地点，不可太迁就资源而致殆异日之大患。轻工业应尽可能的谋分布的普遍，以求全国工业的平衡发展。五是要积极稳定现有工矿企业中的民族资本，要特别奖励有功于抗战的工矿业，并应给予一般民营工矿业以技术上、组织上及资本上的指导或协助。六是按照各地优越的经济条件及国防上的实际需要建立若干以某种生产据点为中心的特殊经济区域，但不可使这种区域太特殊化，仍然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顾及到各个方面的平衡发展。要以国家的力量尽量开发西南和西北的经济，尤其要加速进行西南和西北的交通建设。
同时，施复亮还提出了发展战后经济要注意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国际合作与自力更生的关系问题施复亮看到，世界经济迟早要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认为，作为产业后进国的中国，应当大胆参加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来促进工业化。但他同时指出，参加国际合作不等于依赖外国，拥护国际和平不等于迷信国际和平。他说：“在国际上，力量不相等的国家之间，纵然有形式上的平等，也不会有事实上的平等。真正决定国际地位的，是各国间的真实力量。”因此，他主张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同时坚持自力更生，努力实现某一范围或某一程度的自给自足，以免受制于人。他认为国际合作与自力更生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必须从这矛盾的统一中去求得合理的解决，而且要紧紧地把握住主导的方面是自力更生。”具体来说，就是主动地利用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不可被动地为外国所利用，中国必须警惕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买办资本主义的危险。
第二，发展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问题施复亮指出：“重工业是轻工业的基础，轻工业是重工业的主要市场。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他认为，重工业应以国营为主，但容许人民投资，鼓励人民经营;轻工业以民营为主，但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应成立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平等竞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要想建成大工业，必须有大农业与之相配合。施复亮认为：“在正确的经济政策指导之下，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不但没有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然而，几千年来落后的农业基础严重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的基础，封建势力的根源，一切复古反动思想的物质堡垒，一切腐败堕落行为的主要来源，一切进步势力的最大阻力，因而是中国工业化的根本障碍。”因此，变革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就成了工业建设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他提出了“和平征购”的土地改革方案，建议国家发行土地公债逐步收购地主土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重划，积极创建大规模的国营农场、集体农场及私人农场。他认为，土地制度改革要坚持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相结合的原则。长远目标是实现土地国有，实行大农经济，实现农业的工业化;短期目标是将土地分给农民，鼓励小生产，提高生产力。“耕者有其田”是达到“土地国有”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政治意义超过经济意义。“耕者有其田”，可以作“耕地农有”解释，也可以作“农民应有土地使用权”解释，什么时候应作什么解释，应由当时的政治条件来决定。他颇有远见地指出：“如果要把‘耕地农有’和‘扶植自耕农’的主张当作终极的目标和基本的政策，那就不仅与民生主义的理想相违反，而且是与工业化的要求及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的。大生产制优于小生产制，大农制优于小农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除此之外，他还主张大力兴办水利工程，加强防灾设施建设。
第三，发展工业与科技、金融、贸易、交通并举问题施复亮认识到，要实现工业化，必须“彻底进行整个经济领域的技术改造”，促进全部生产领域的科学化和机械化。他指出：“在一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条件之下，技术可以决定一切。”人才方面，他主张训练、培养本土科技人才和熟练劳动者;同时，还需培养组织人才，提高管理能力。他认为，组织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劳动者，应当密切配合，互助合作。
施复亮倡导政府“培养并善用金融对经济活动的支配力，健全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管制，扩大金融活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指导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具体政策包括：(1)重建稳定的币制，以黄金为计算基础;(2)按照工业化的需要来管理外汇;(3)积极运用各种金融手段促进工业化，指导金融机构从事产业投资和信贷业务，鼓励产业证券市场和产业票据市场的创设;(4)中央银行要正确领导并扶助一切公营银行和商业银行，促进银行管理制度的系统化和科学化。
关于对外贸易，施复亮反对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主张采取有利于中国工业化的“计划贸易政策”或“保护贸易政策”。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后进国，我们决不应该盲目地无条件地去拥护那种有利于先进国的单单表面上号称‘待遇平等、机会均等’的自由贸易政策。”他认为，政府应按照工业化的需要制定详细的进出口计划，通过税收政策引导企业开展进出口贸易。进口方面，免税鼓励工业器材进口，重税限制奢侈品进口;出口方面，鼓励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由国家组织贸易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向生产者收购外销产品。
施复亮意识到，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地区间经济差异极大，如果没有发达的交通系统，就不能弥补资源分布不均匀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缺陷，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工业化。他认为，交通建设要具有长远性和前瞻性，应“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前途及未来国际形势的展望”，坚持全面建设和重点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在全面开展铁路、公路、水道、航空等交通系统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加强铁路建设;另一方面，要在有步骤建立全国交通网的同时，重点加强西南和西北的交通建设，推动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
施复亮强调，中国必须抓住抗战胜利后的战略机遇期，抛弃空想与等待，立即从事准备战后经济建设的工作。这一点在当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他提出的中国经济建设的方略和措施有局限和缺点，但是，它的进步性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他的经济思想虽然没有在抗战胜利后得以充分体现，但其中的一些经济思想和观点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具有借鉴参考作用，特别是他的工业发展战略很有点类似于建国后“一五”期间的中国工业化战略，历史已为这种战略的正确性给予了佐证。
民主建国会第一届监事、全国政协第七、第八届常务委员董幼娴在《怀念尊师施复亮先生》一文中，回忆了施复亮在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时的一些情况：
我认识施先生，是1943年我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社会的第一站，由于求知欲，年纪又轻，想在经济研究方面有一得之见来报国，于是毛遂自荐，写信给施先生，要求到他领导的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后经川大保送到省行，因而得和施先生共事达三年之久。其时正是对日抗战的末期，国民党政府不仅在政治上、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表现贪污无能，而且特务横行，嘴里喊实施宪政，实际上毫无民主气氛，他们把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看作比争取抗战胜利还重要。我当时对蒋介石集团虽然极端不满，但也只是失望，痛恨而已，思想上还不能很正确地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在施先生的教导和耳濡目染中，思想才有所提高。
省行经济研究处的工作，主要是出版一本《四川经济季刊》。全处20余人，大部分是进步分子，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实际上是做了掩护地下党的工作。我在该处任图书资料科副科长，负责“季刊大事记”，兼做施先生的联络秘书，为他整理资料，搜集情况，传递信息等事宜。施先生是搞政治的，他利用“季刊”做了许许多多民主活动的工作，我曾跟随他跑重庆沙坪坝高教区和金融界，他借组稿、送书等机会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专家、经济界代表人士接触，和他们谈论时势、交换政治见解;宣传民建的政治主张等。有时候彼此谈得很投机，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经过争辩，加深了相互认识，不少成为战友，民建早期入会的一些教授、学者，知识界、金融界人士，大多和施先生交换过政治观点，然后由他介绍入会，以后他们都成为民建会的中坚分子。施先生对工作任劳任怨，对革命事业满腔热情。他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仍始终追随共产党，不因生活困苦，而屈膝于国民党，来求得一官半职。他常对省经研处同仁表示：“我愿为革命忍受任何攻击，中伤和谩骂也在所不惜。”我们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觉得他是一位治学严谨、道德品质高尚、但秉性耿直的长者。在他认为是原则性问题的，他是决不让步的。记得我和他在民盟一道开会，有一次在讨论民盟的政纲时，施先生同民盟领导人争论得不可开交，以至拂袖而去。在民建，他和章乃器同志也常有争论，但他是对事而不对人的，以后，他和这些同志仍一往如故，友好相处。我们既崇敬他又怕他，背后称他“施老夫子”，他知道后对我们说：“我愿意永远做一个‘书呆子’，希望从学术上有所贡献于社会。”
……在重庆期间，每逢过年过节，有许多处内单身同事，仍住在宿舍中，施先生总要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些钱买水果、花生、糖果招待大家，文娱中，自己演唱程砚秋的京戏片段，他的小儿光南既唱又舞，并祝大家新年或节日快乐幸福……
董幼娴在另一篇文章中又作了补充：
当时经济研究室成员很复杂，有中共地下党员(后来知道的);有进步人士(如陈洪进、伍丹戈、刘丙吉、姜庆湘等);还有个别是特务，他们身藏手抢，在办公室进进出出，既不坐班，也不写文章，到时领工资。对这些特殊人物，大家心中有数，敬鬼神而远之。据说他们是来监视施复亮先生的。
在这里要补述一件事：1942年，浙江金华沦陷，施复亮的岳母和两个孩子担惊受怕，度日如年。岳母惊吓成疾，于1943年2月9日不幸去世。施复亮与夫人在千里之外，惊闻噩耗，悲痛不已。但因路途遥远，又处战乱之中，他们不能回乡奔丧。
施复亮的父亲施长春已于1941年去世，现在岳母又去世了，女儿和大儿子在老家已无了依靠。施复亮与钟复光商量，让他们来重庆，于是，施复亮给孩子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交代了前往的路线和沿途可以帮助他们的朋友的姓名和地址。17岁的月明和16岁的洪禹带着父亲的信，离开家乡，去重庆与父母相聚。当时正是日寇猖狂之时，一路上，他们躲过了一次又一次风险。一旦路费快要用完了，他们就拿着父亲的信去找父辈的朋友资助，得到路费后，再继续前行。就这样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来到了离重庆只有13公里的汽车站，等在这里的施复亮与子女相见，相拥而泣。
战争给这一家带来了太多的苦难。
日本侵略者岂止给他家，而是给全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有几千万的中国军民伤亡，还有数亿元的物资被掠夺。国恨家仇使得施复亮壮心不已，不仅呕心撰写抗日救国的文章，而且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争取政治民主的社会活动。
1944年，周恩来遵照毛泽东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指示，在接待施复亮等党外人士的过程中，劝说他们要成立自己的组织，表达自己的主张。施复亮积极响应，于1944年底，与许德珩等一批进步学者组成民主科学座谈会(即后来的九三学社)，宗旨是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民主、科学精神。施复亮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时局，发表政见。同时，他还参加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报告会、演讲会和聚餐会等，宣传积极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抗日政策，反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揭露国民党的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为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献计献策、奔走宣传。为此，国民党政府对他进行了监视。
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举国沸腾，万众欢呼!施复亮也是兴奋不已。这时他想到，赶走侵略者之后，破碎的山河亟待重整，衰败的经济亟待恢复，受损的国运亟待修复。于是，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民主建国的潮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