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底，施存统和同学俞寿松、周伯棣、傅彬然满怀新的希望和美好憧憬来到了北京。
这时的北京虽然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但是，这几位年轻人的心却是热的，血也是热的。他们热切期盼早日加入新思潮的实验地——北京工读互助团。
当时，全国特别是北京，思想界十分活跃，新思潮的刊物纷纷面世，各种主义被引进。在各种主义中，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尤为热衷。可是，社会主义究竟怎样?如何实现?大家又都不甚了了。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流派很多，甚至把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列入这个范畴，并进行研究和实验。在施存统他们来到北京的二十多天前，也就是12月4日，少年中国学会总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倡议成立“工读互助团”，希望“凡愿为此种生活者请先期见视”。
王光祈的文章刊出后两三天内，便收到几十人的来信响应，连教育界、思想界的著名人士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也纷纷表示支持，并同王光祈一起作为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联名募捐。不久，工读互助团宣告成立。施存统等人正是在杭州看到报刊上的有关报道后才慕名而来的。
可以说，工读互助团是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互助论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倡导的新村主张的产物。然而，北京工读互助团究竟如何办，当时的几位发起人的主张却不尽相同。王光祈、陈独秀主张试验新生活;胡适、陶孟和主张半工半读;王光祈认定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理想的第一步——“从事平和的经济革命”，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的途径，为社会筑一个基础。工读互助团的宗旨是“本着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团员们工作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经费来源是募捐和劳动所得。
当时，北京工读互助团有四个组。第一组设在北京大学附近的骑河楼斗鸡坑7号;第二组设在北京专门工业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第三组设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近，团员全是妇女，称“女子工读互助团”;第四组设在景山东松公府夹道8号。
1920年1月初，施存统和三位同学来到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
一开始，第一组有团员15人。他们都以同志相称，都有一股新鲜劲。当时，施存统的理解是：“……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的团体。我们以为要做人，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一边劳力，一边劳心;终生工作，终生读书……”
进团没几天，施存统在1月1日刚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二号上看到了陈独秀的文章《随感录七四》。这篇文章谈到了《浙江新潮》、《非孝》和施存统。文中写道：
《浙江新潮》是《双十》改组的，《少年》是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少年》的内容多半是讨论少年学生底社会问题，很实在，有精神;《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绅士说得出来的。我读了这两个周刊，我有三点感想：(一)我祷告这班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二)中学生尚有这样奋发的精神，那班大学生，那班在欧美、日本大学毕业学生，对于这种少年能不羞愧吗?(三)各省都有几个女学校，何以这班姐妹们都是死气沉沉!难道女子当真不及男子，永远站在被征服的地位吗?
其实，《非孝》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实质上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大反动。所以《非孝》立即在教育界引起了剧烈的斗争，乃至北洋政府慌忙下达禁令，取缔《浙江新潮》，并下令驱逐施存统和俞秀松等人出校，沸沸扬扬，震动海内外。
施存统为《浙江新潮》和自己写的《非孝》能得到陈独秀的肯定而感到自豪，特别对“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的勉励之语深有感触。过去，他看过陈独秀的多篇文章，对他仰慕已久，他想，如能相见一谈，那更是一件幸事。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临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这一新生事物受到了各方人士的关注和关心，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人先后到团里看望团员。陈独秀去看望时，当他知道写《非孝》的施存统也在这个团里后，十分高兴，他见到施存统就问他：“你看到最近一期《新青年》没有?上面有我一篇关于《浙江新潮》和你的文章。”
“我看过了，谢谢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施存统由衷的高兴。
接着，陈独秀向施存统、俞秀松等人询问了浙江五四运动、浙江一师革新和《非孝》引起风潮的情况。施存统、俞秀松等人作了详细的介绍。当陈独秀听到当局查抄《浙江新潮》，不仅要开除施存统，还要撤校长经亨颐的职，特别是一批守旧派群起攻击时，气愤地一把将瓜皮帽摘下，掷到桌子上说：“这是顽固派的卑劣手段，你们为什么不反对?”
施存统说：“我们因为怕连累经校长，就不等他们开除就离校来了北京。但是，我们的同学仍然在斗争。”
“你们来北京也是对的，这里是与旧思想旧势力作斗争的一个新的战场。”陈独秀的情绪还是亢奋的。
李大钊
陈独秀
身穿浅灰色布长袍、玄色细布马褂的李大钊态度慈祥、朴实，与他们说话不多，但爱护之心溢于言表。这是施存统这班“小兄弟”第一次与陈独秀、李大钊晤谈相识。
施存统对这个新团体充满了希望，他说：“这是个终身以之的团体，我即是团、团即是我，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
团员们都把工读互助团与个人及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希望通过这个实验，由小团体到大联合，使社会逐步变成工读互助团的社会，最终达到世界大同。
1月20日，《新青年》刊载了15名成员名单，然而，仅仅两天后，《晨报》发表的一则报告写道：“家斌、周方二人，现已出团，故不列入。”
大浪淘沙后，13名青年开始集体生活了。
该团规定：第一，团员须每天工作四小时。第二，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的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为团体公用。第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
他们一边坚持读书，或是在北京大学等校选修课程，或是请一些名流讲学授课。当时，施存统、俞寿松、周伯棣和傅彬然一边在北大第一院哲学系旁听，一边坚持劳动，放电影、办食堂、代人洗衣、印刷信封信纸、开办补习英算专修馆等。每人每天工作4-6小时。内部事务如会计、书记、庶务、交际等，均由各人自己认定。大家异常融洽，相互视为“同志”。每星期至少开一次会，报告各项经营情况，解决团员的切身问题，谈论如何完善未来工读互助社会。
这是对军阀、政客乃至千万民众的告诫，也是对自己的告诫：献身、实践、改良、创造，这就是“第三代人”对自己的最初期许。他们要成为这个“万恶社会的保险团体”、“少年中国的模范团体”;为此，他们告别了过去的生活，兢兢业业地充当起了伙计、跑堂、业余教师、手工匠人乃至洗衣工、洗碗工的角色，他们忘记了自己曾经是少爷、“洋学生”和中产子弟……大家互亲互助，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把工读互助团视为恶浊社会中的“世外桃源”。
施存统说：“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将来的社会……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他直言不讳地宣称，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他们拟定了实施步骤：“第一步巩固团体的基础……第二步扩张我们的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
在一组，施存统和俞秀松的思想是最一致的，他俩都想协力为理想而战，期盼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就像施存统自己说的，他的毅力勇气都不及俞秀松，但是，他的气焰却比秀松大。他们二人算是团里的激进派，不仅在新人格的追求上不满足于劳心劳力的结合和互助合作的生活形式，而且要寻求精神上的彻底解放。因此，施存统主张要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发挥到极致，认为，工读互助就是过共产的生活。
周伯棣等人劝施存统说：“是否不要太趋极端，不要急于提出共产，还是暂时维持现状。”
施存统却坚持自己的观点，说：“社会一切罪恶，都由私产制度产生，要免除这种罪恶，唯有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
经过讨论，激进的思想占优，于是决定“共产”。所有团员把各自的衣服都拿出来，集中起来，分类放置。只要谁爱穿，谁都可以自由地挑出来穿。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切收入归公。他们起初负责洗衣服、制作信纸信封之类，尽管“收入都很少”，他们还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
不久，第一组主要收入来源“俭洁食堂”开张了，他们以无比骄傲的心情，在食堂墙壁上贴了这么一副对联：“宁流额上汗，毋染手中血”……
这是他们对所憧憬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美好理想的尝试。
他们觉得这种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然而，对工读互助社会的不同理解，很快引发了冲突。
收入归公，是《工读互助团简章》明文规定的，成员们对此并无分歧。但是，入团之后，一些成员还不时收到家里的汇款。这部分收入该不该归公呢?倘若不归公，工读互助的意义何在?倘若不归公，几个人饶有余资，大部分成员节衣缩食，小组又怎能维持下去?……正是这些考虑，引发了小组“共产”的争论。
经过争论，大部分成员决议共产，而少数成员则不同意共产，由于主张不合，又有五个人自愿退团。
五人退团前夕，团体非常紧张，差不多要破裂的样子。王光祈知道后，非常着急，立即跑到第一组，首先做几个主张激进的人的工作。其中有施存统、俞秀松等人。
王光祈说：“主张不要太趋极端，还是应该一步一步的来。”
“怎样才叫一步一步的来?”俞秀松问。
“比喻说，团员家中寄来的钱暂时不要共产。”王光祈回答。
“如果这些钱不共产，就会出现差距，出现不平等，这是关乎工读互助理想的根本问题，万难迁就。”施存统语气强硬。
尽管王光祈反复劝告，但是毫无效果。
“共产”风潮后，接踵而来的是“脱离家庭”的风波。
施存统早在母亲去世前，就宣布脱离家庭，所以，在小组讨论会上，他主张与家庭决裂。
俞秀松支持施存统的观点，说：“我们既然来到了这个团体，就要和家庭彻底决裂。你们想想，为什么会发生‘共产‘之争、使团体濒临分裂呢?还不是因为腐朽的旧家庭制度!不脱离旧家庭，团体将时时笼罩在它的阴影下;不破坏旧家庭制度，美好的工读互助社会就不会产生!”
施存统接着说：“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是名分主义的根据地，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
反对者则说：“家庭是社会的一部分，旧的家庭制度是要打破，是要改造，但并不是要彻底的抛弃，连一点与家庭的联系都要割断。”
“如果藕断丝连，不彻底，这改造社会就会成为空话。”施存统就是不让步。
这场争论旷日持久，极伤感情。争论尚未结束，就有一人退团，当形成脱离家庭的决议后，又有两人退团。
傅彬然等少数不赞成的团员非常受迫，感到压抑。傅彬然对施存统不客气地说：“你是专制魔王!”
“如不专制，大家的思想能统一吗?”施存统毫不让步。他这时虽无做首领的想法，却有用自己的主张支配全团的野心。他对傅彬然说：“你们可能认为我有野心，这个我承认，但我的这个野心并不在自私自利，只是要达到‘我即是团，团即是我’的目的。”
一天，施存统对俞秀松说：“听说四组有个女团员叫易群先，她是国会议员易夔龙的女儿，因反对父亲的婚姻安排，出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我想请她到我们组作一次演说，这可能对那些对与家庭决裂有不同意见的人有帮助。”
“这个主意很好，我同意。”俞秀松说。
几天后，他们请来了易群先。易群先身材高挑，亭亭玉立，十分漂亮。她演说时，谈到与家庭决裂，慷慨激昂，大大方方，没有一点羞涩的样子。
施存统被她吸引了，对她非常佩服。一是觉得她活泼可爱，二是年幼胆大，三是眼光敏锐。
易群先的这次演说还是起了作用的。傅彬然等少数团员也转变了思想，大家的想法一致了，施存统感到十分高兴。
这一阵子，全组的成员有进有出，先后有八个成员退团，却有六名青年加入。这时，一个异常激进、全体一致的团体出现了：谈论婚约问题时，“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谈论学校问题时，“退出的退出，改为旁听的改为旁听生”;谈论男女共同生活问题时，女团员缪伯英的态度比大多数男青年还要激进……
施存统后来回忆说：“这几个问题解决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的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
俞秀松更是身体力行，他给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宣布与他们脱离关系。并在信中说：“我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实验我的理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在头一个月里，他们天天讲彻底，施存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做什么事，都务求彻底，越彻底越好。施存统不仅主张脱离家庭里的名分关系、经济关系，做一个独立的人，而且主张废除婚姻。他认为，婚姻是家庭的基础，与家庭脱离关系，婚姻就无存在的根据。他提出，团员已婚或订婚的一概要和对方脱离关系，离婚或解除婚约。他甚至主张学生要脱离学校、男女平等地在工读互助团里共同生活、重工轻读，纠正轻视劳动看不起工人的观念等。他的这些主张在团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为了打破名分，他甚至激进到连老师、先生这样的称谓都被视为枷锁。因此，无论写给何人的信，总是直称其名，什么名分、辈分、官职、职称等统统不提。他给蔡元培、胡适之、陶履恭等名流写信，也是不加任何尊称地直呼其名。这可惹恼了蔡元培、胡适之、陶履恭等大教授，他们责怪施存统等人：“这些小孩子胡闹，太骄傲!”
施存统哪能接受这样的指责，他写信给蔡元培，大骂他们不彻底。
他认为，当时只有“工读互助团”里的人才是彻底的，那些未入“工读互助团”的人都是些不彻底的人。
施存统自认为，在团里自己是一个态度最难看的人。
有一天，傅彬然劝他：“你的态度能不能平和些?不要总是那么过激。”
“不是我过激，是你们都戴了假面具。”施存统一句话就将傅彬然顶了回去。
可是，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又有不少团员像傅彬然那样说他。于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态度确实应当平和些。可是到了感情冲动的时候，又无法控制。因此，他和团里的人常常发生矛盾和冲突，不过，也很容易和好。因为，他并不把冲突的事情记在心中。他对于朋友，还能够守一个“直”字，而且总以善意推朋友，所以，稍为相处长久一点的朋友，都能原谅他。
一天傍晚，周伯棣拿着一本《少年》半月刊对施存统说：“存统，这期的《少年》你看了吗?”
“还没看呢?是不是有什么好文章要给我看?”
“不是什么好文章。其中有一篇说到你。”
“说我什么?给我看看。”
“你看了可不要生气。”伯棣将翻开的《少年》递给他，“就是我翻开的这一篇”。
施存统接过来看了一会儿，却没有生气，平静地说：“骂我有野心，骂得不错!我是有野心。不过，他骂的这个野心却不是我所有的野心，从这一点来说他骂错了!不过，这没什么，他骂他的，我做我的。我不怕任何人攻击，我不怕任何人痛骂。再说，我也有做错的事情，当然也应该被人骂。”
“你有这种心态就好了，我还当心你会生气呢。”
“你知道，我是个经常骂人的人，有时也有骂错了的。”
“你骂错谁了?”
“就是骂我的这个弘毅呀。”
“原来是你先骂的他，他才回敬你的。”
“是的。我骂他的稿件头天寄给了报社，第二天就发现骂错了，因为太凭主观，客观的事实很少，而且我又没有和弘毅相见过，只不过通了几封信。第二天，我就给报社去信，请他们不要刊登我的那篇文章。可是报社还是把那篇文章登出来了。其实，我做那篇文章时，是丝毫没有野心的。”
“你不是很敬佩弘毅吗，怎么会骂他呢?”
“大概是敬佩太过反生厌恶吧。”
“你这是什么心理?把我都弄糊涂了。”
“也许当时我也糊涂了吧。事后，感情逐渐减退，于厌恶之余，又发生一种希望的心理，所以又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劝告弘毅，叫他不要因惭自杀，务要努力改过。”
“你这文章和信，是两种感情。”
“你说对了。那篇骂他的文章是出于当时我的社会的良心，而给他的信是出于我对朋友的感情，并没有丝毫的恶意。”
“但你毕竟还是伤了人。”
“那是因为在文章中，我犯了一个知识性的错误，我为此而内疚。我也从这件事中得了一个觉悟，也可以说是一个教训：我们要骂那个人，应当毫无成见，先把事实调查清楚，然后就事实骂事实，而对于那一个人，却应当有恕他改过的精神。”
伯棣高兴地说：“我真为你的这种觉悟感到高兴，我要向你学习。”
“你在这方面做得比我好，是我应该向你学习。”
周伯棣笑着说：“真想不到，你变得谦虚起来了，我还有点不适应呢。”施存统深有感触地说：“这就叫经一事长一智吧。”
后来，施存统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中写道：“这一件事，是我在‘工读互助团’里的大事，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所得的经验差不多有和《非孝》一样的价值。”
不知怎么回事，自从易群先到一组讲演后，施存统就老是想起她，老是想见她。他发现，差不多每个团员都喜欢她。可他们俩分别在两个组，住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之间有一段距离。
令他高兴的是，演讲后不久的一天，易群先对施存统说：“你们组气氛不错，我想加入你们组，欢迎吗?”
施存统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拍起手来：“当然欢迎!我举双手赞成!”
易群先真的来到了一组，施存统格外高兴，对她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总想见到她，和她说说话，精神上不知不觉地增加了不少的愉快，以为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平时是一个不肯接受别人忠告的人，有一天，易群先说他有点感情用事，有点过激，得平和些。他便认为易群先是知己，把她的话听进去了，并注意改进。从那以后，平日那种高傲自大的派头，任性使气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改变。
傅彬然和周伯棣都看出了他的变化，傅彬然对他开玩笑地说：“存统，怎么群先一到我们组，你的态度就大变了?”
“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当然是变好了。”
“是不是喜欢上她啦?”傅彬然眯着眼看着存统，样子坏坏的。
“你们不都喜欢她吗?”
“我们的喜欢与你的喜欢是不一样的。”
“有啥不一样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施存统嘴里这么说，可心里明白，自己对易群先确实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每当见到她，心跳就加快了。可他们并没有作一次深入的谈话。
有一段，易群先和孟雄给第三组看守房子。一天，施存统和铁民到第三组去看易群先，并通知他们到一组去开会。
易群先说：“我不想去开会了，我想退团。”
“为什么?”施存统十分惊讶地望着易群先。
“无名侮辱我的人格，我不想在这儿呆下去了。”
孟雄也说：“我也想退团。”
施存统听了这话，心里非常难过，以为“工读互助团”的精神真的要消灭了。施存统一再劝他们去开完会再说。
他们勉强同意去开会。
开完会后，施存统便和易群先、孟雄一道回到第三组。
施存统一再劝说他们俩不要退团：“我们是怀着创造新生活的理想而来的，现在才刚刚开始，你们就要退团，我心里很难过，就好像心里的一团火马上就要熄灭了。”
“我们走了，你们还可以继续嘛。”孟雄说。
“我们都已是好朋友了，你们要是一走，我的心劲也就泄了。我恳求你们还是不要退团。”
存统真诚的态度和像是哀求的口气感动了他俩。
易群先口气软软地说：“既然你这样说，我就不走了。”
存统高兴地笑了，问孟雄：“你呢?”
“那我也不走了。”
存统高兴地跳了起来，像个孩子似的：“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和你们好好地畅谈一番。”
当天晚上，存统和群先、孟雄及另一个女团员畅谈到深夜，四人也就分别住在了第三组的房子里。
第二天就有谣言传出来，说是男女团员同睡。
可这时，存统和群先、孟雄尚不知道谣言的事。第二天晚上，仍旧开会，开完会，群先和孟雄约存统一同去第三组，说是有要事商量，存统随他们去了。
在路上，群先只顾与孟雄说话，好像这路上只有他们两人，存统感到受到冷落，心中有点不快，便一人先行，先到了第三组，拿出一本书看。可又看不下去，总是想着易群先和孟雄怎么谈得那么投机，怎么还不回来呢?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存统听到他俩来到了门前，可他们并没有进门，而是在门外谈话，直到11点后，才笑嘻嘻地进门。他俩见到存统，有点不好意思，只是笑而不语。
存统这时看见群先笑得特别美，就问：“你俩笑什么?”
群先看了看孟雄，才郑重地对存统说：“存统，我们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和孟雄已经自由恋爱了。我们这事，要不要宣布呢?”
存统听了，好像心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刺了一下，先是一惊，接着是喜，连忙说：“很好!我很高兴!可是，没有宣布的必要，大家自然会晓得。”
于是，易群先便把他们恋爱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存统，存统听后，心里虽有点不是滋味，还有点酸酸的痛，但还是为他俩的爱情而喜悦。
群先突然问存统：“你对我怎么样?”
存统被她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不知所措，他俩已经恋爱了，孟雄又在面前，自己该怎么说呢?迟疑了片刻后，只好违心地说：“我对你，是有特别感情，却不是这一回事。”
“这就好，我也放心了。时间很晚了，我们睡吧。”群先说。
他们各自回去睡了。
可存统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自己已经爱上她了，可她却已经爱上了孟雄，自己对她的这份爱只能永远地封存在心底。
第二天早晨，无名、铁民来到第三组，存统见了他俩就大笑。
铁民问存统：“你笑啥?”
“我有一个大喜事要告诉你们!”存统笑着说。
“什么大喜事?”无名问。
存统说：“群先与孟雄自由恋爱了。”
“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昨晚他们亲口告诉我的。”
铁民说：“这确实是一件大喜事，我也为他们高兴。”
无名却有点不以为然：“这不算什么一回事，不算什么一回事!”
回到一组后，存统又把群先与孟雄恋爱的事告诉了傅彬然。
傅彬然听错了存统的话，以为群先与孟雄已经有了性交的关系，因为他平时就怀疑孟雄的人格，便说：“群先年纪小，没有经验，这一定是孟雄因兽欲的冲动去诱惑群先了。”
存统说：“他们是自由恋爱，孟雄没有错。”
可傅彬然仍坚持己见，他和俞秀松等人连夜召集大家开会，要控诉这种破坏兄弟姐妹团结的行为，要处置孟雄，为此还一起去找胡适帮忙。
施存统看见这个情形，怒火中烧，认为他们不仅侮蔑了孟雄、易群先的人格，而且违背了“工读互助团”的精神，他要用全力和他们斗争。于是，他联合铁民，为维持正义起见，决计与傅彬然、俞秀松等人拼命一战。
周伯棣见他这样，便设法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向存统了解易群先与孟雄恋爱的真实情况，得知真相后，便和另一位团员去向傅彬然、俞秀松解释，说了他们恋爱的经过，一再说明，孟雄并没有诱惑易群先，他俩是自由恋爱。
听了周伯棣的解释后，傅彬然和俞秀松等人便心平气和了，大家又相安无事。
可是，施存统仍然怒气未消，仍旧要与他们决裂，还是认为他们侵犯了人家的自由。但他转而又想，自己与三四年相好的朋友一旦决裂，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孟雄他们也不是他最知己的人。想来想去，还是不要太固执的好，就此作罢吧。
存统发现，自从这件事后，易群先便郁郁寡欢，平时的活泼劲儿没了，脸上也很少有笑容了。存统能看出她内心的痛苦，因此而为她担忧，便常常劝解她，甚至很真诚的对她说：“你的苦痛，就是我的苦痛。”
存统说的是心里话，这时他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群先的爱情苦痛，也品尝到了自己的爱情苦痛。他深有感触地对铁民说：“爱情就是苦痛，这句话到底是不错的!”
施存统虽然与老朋友相安于好了，但是，他还是在傅彬然、俞秀松等人面前为孟雄辩护：“我们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男女之间自由相恋太正常不过了，我们不必受旧礼教的束缚，更不要扮假道学家的面孔。我认为，即使他俩发生性交的关系，也算不得什么事，也不许第三者加以干涉。”
傅彬然、俞秀松和周伯棣等人看到存统对群先是那般的好，又听到他如此这般地为自己的情敌辩护，都好生奇怪，甚至不能理解。因此，这帮朋友，骂他的，笑他的，劝他的，甚至为他哭泣的，都有。
骂他笑他的主要有彬然、菼芬，他们对存统说：“存统，你要和群先恋爱么?你明白些吧!你从前的勇气到哪里去了?你原来用在了这里!”
劝他哭他的主要有秀松、伯棣，他们对存统说：“哎!存统，我们不料你竟堕落至此!你还记得从前对我们所说的话吗?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难道就此完了的么?我们很希望你快快地醒转过来!”
存统被他们说得头昏脑涨，弄得讨厌至极，于是愤然离开第一组，去了第三组，没事决不到第一组。与他们的友谊又到了破裂的边缘。
有一次，通知存统回组里开会，吃过晚饭，他只好与群先一道回第一组。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谈到恋爱的事情，群先说：“你不知道，只要一谈到恋爱，我就觉得很苦。”
“怎么会这样呢?”
“差不多，我每到一处就有一处的人追我，爱我。就说在北京吧，爱我追我的人已有二十多个。”
存统心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么多的人追她爱她，确实令她头痛，令她痛苦。
“就说和孟雄的事吧，最近这么一闹，也倍感痛苦。你说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解除这种痛苦呢?”
存统心想，自己也是一个爱她的人，应该替她想一个法子，他想了一会儿便说：“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既然如此，实在没有好的法子。我为你着想，只有暂时抱独身主义!不知你以为怎样?”
群先听了这话，竟然高兴起来，说：“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也只有这个法子了。我已经和孟雄说过，以后不要太亲热，亲热了反而痛苦，我一定照你所说的做!”
存统听了非常高兴，当夜就作了一首诗，把对群先所说的意思表达出来：
致群先
爱情是痛苦的，
当我爱上你时，
你却已与别人同诉爱的衷肠;
爱情是痛苦的，
当你们爱得炽热时，
却被无端的流言灼伤;
爱情是痛苦的，
你想冲出爱的重围，
只好以独身相抗;
难道爱情真的只有痛苦吗?
不是!绝对不是!
即使做不了爱人，做个朋友也心甘;
难道爱情真的只有痛苦吗?
不是!绝对不是!
那只是喜结连理前的磨难;
当两个真正相爱的人，
冲破一切障碍和羁绊，
迎来的便是甜蜜爱情的彼岸!第二天上午，存统将这首诗给群先看。
群先看了后并没说什么，只是在心里误以为存统对她还有别的想法，就将诗收了起来。
存统见她不说话，也不好说什么，两人便默默地分开了。
当天下午，群先就将存统的诗给无名和铁民看。传来传去，又闹出事来。有人说：“存统提出了三个条件向群先要求。”孟雄更是疑心存统要离间他与群先，便暗地里说存统的坏话。
存统知道后，很是郁闷，心想自己的这首诗，只是由于对群先单纯的爱所发出来的，绝没有计较个人利害和离间孟雄的意思。自己对于群先并没有希望恋爱，只不过是希望做一个精神上的好朋友罢了。难道这也有错吗?
第二天，存统与群先、无名、铁民及女子高等师范的两个朋友，一同去游中山公园。同去的六人中，他们都说说笑笑，只有存统郁郁不乐，无名以为存统是为了群先的事，便笑着对群先说：“假使人人都像存统这样对付你，你当怎么办呢?”
群先随口应说：“不理他!”
存统听了他俩的对话，心中大愤，但又不好发作，只是将无名恨之入骨。他自问道：“我有什么对群先不好呢?她说不理我，我又为什么要理她呢?我这时，没有一个知己，四面仇敌——我早已把从杭州同来的六位朋友看着仇敌，人生的趣味在哪里呢?我做人究竟如何呢?这样的人是做得下去的么?”存统把这几个疑问在脑子里转来转去，越想越不明白，越想越没有答案。只是昏昏沉沉，糊里糊涂，似呆非呆，是迷非迷，跟着他们在中山公园的雪地里乱踢乱转，看见四周的一景一物，没有一样不是增加惆怅的。
铁民和无名见他这样，便来到他身边劝解。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存统就是一言不发。
等到傍晚，大家准备回去了，存统与铁民、群先同行，铁民以为存统是单为群先的事，就主动避开，让群先去劝存统。
一开始，存统也不理睬群先，群先就问他：“你是不是为我的事?你究竟是不是为我的事?关于自由恋爱的事，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现在一切人都不能答应!你是不是为这件事?你如果不为自由恋爱这件事，像你说的，只希望和我做一个精神上的好朋友，那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很愿意的。刚才我那句‘不理他’的话，是和无名作顽的，你为什么就认起真来?存统，我很希望你明白地告诉我，希望你快快告诉我!”
群先诚恳地不断地说着，可存统只说了一句：“这不关你的事请，你不必担心!”
群先听了这话，格外着急起来，叹了一口气说：“存统，你究竟为什么这种样子?你既然不为我的事，那究竟为了什么事呢?你过去不是对我说过么，‘你的苦痛，就是我的苦痛’，你难道忘记这话了么?你这样苦痛，难道我不苦痛么?你既然是爱我的，那你为什么又这样忍心使我增加苦痛呢?存统，你不告诉我，我总不放心，请你快快说出来，我们可以想一个免除苦痛的方法。”
可以说，群先已经是苦口婆心，可是存统暗下决心，就是不说话。
群先见他这样，就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强迫着存统：“你如果再不说，我也不回去了!”
存统看到她这个情形，心里非常难过，很不忍叫她陪自己受苦，只得假意对群先说：“我回去就告诉你，我回去后一定告诉你!”
群先听了这话，也就止了哭泣，高兴起来。
于是，铁民跟了上来，他们三人一同回到了第三组。
到了第三组，大家各自去睡。存统上床躺了片刻，就起了床，一人去了第一组，见到傅彬然不待见的样子，他又离开第一组，向回走。
傅彬然见存统一言不发，魂不守舍的样子，不免有些担心，他们毕竟做过朋友。
这时，存统仿佛没了力气，连路也走不动了，慢慢地走到第三组，见门正关着，便立在门前，呆呆地想着：“人生趣味既然一点没有了，生在这世上做什么呢?我这时不自杀还等何时呢?我怎么样自杀呢?”想来想去，就是想这自杀问题，仿佛走火入魔了。到了深夜一点多钟，大概有了七八分的决心。
在存统离开第一组不久，傅彬然就向秀松、铁民、伯棣说了存统的情形，他们担心存统会出事，就出来找存统。当他们找到第三组时，走到门口，只见存统直立在门前，一动不动，以为他已经上吊死了，不禁大叫一声，哭将起来。
存统并没有发现有人来，忽听得大叫声，便大吃一惊，张眼望去，见是伯棣等人，心里有点明白，不觉动了一动。
伯棣等人见存统并没有死，就走到他的身边，将他扶进屋里，放到床上。
存统看着他们，大哭起来。
这时，群先也来了。她和伯棣、秀松、彬然看见他这种情形也都坐在床上大哭不止。
哭了一阵子，存统的脑子有点清楚起来，于是就不哭了。
歇了一会儿，存统如梦初醒，想起方才的事，觉得很有些无谓，不免好笑起来。
存统又哭又笑的，朋友们以为他精神出了问题。
群先紧张地问：“存统，你怎么哪?”
“你不要担心，我没有问题，我决不再自杀，请你们放心，都回去睡觉吧。”
他们看到存统已经清醒了些，也就回第一组去了。
至于自己为何这样，存统只写了几个字给群先，旁的人，存统都没有对他们说，他们还都以为存统是因为自由恋爱才这样。
这事之后，存统还曾萌生过一次自杀的念头，但被秀松劝断。可是他从此之后，精神便一蹶不振，也不敢再向人夸口“我存统决不会自杀”了。
易群先受不住这样的压力，避入医院，答应了回家，可一转身又去了天津，害得同仁们以为她失踪了。
团外都纷纷攻击，团内已四分五裂。于是，团员们掉转枪头主张驱逐群先、孟雄、存统和无名(另外还有一个据说是骚扰群先的团员陈公培)。存统成了众矢之的，越发被孤立了。但他这时最担心的是群先去了哪里?她会不会出事情?
有人通知存统参加会议，是第二组、第四组和第一组开联席会议。存统心想，过去都是各开各的，只是第一组和第二组开过两次联席会议。今天怎么会三个组联合开呢?他很快了解到，这次开联席会议，是为了驱逐存统、孟雄、无名和群先。
会议的声势很大，气氛很紧张，好像要把人吃了似的。其他三人都没有出席，只有存统挺身参加，做好了被吃了的准备。
会上，大家都将炮火射向存统，说他“干涉孟雄和群先的自由恋爱”，说他是“禽兽”“非人”“畜生”“有野心”等等。他们所谓的证据就是群先给朋友的一封信，信中说：“存统向我提出三个条件，要求我承认……你看，这样的人，究竟算不算得人?……无名也和存统一样，有许多话，尤其令人说不出口……”
存统除了在会上只对事实作了些说明之外，再不多说一句，任凭他们任意攻击。
当时存统听到群先写了这样的信，非常愤怒，心想她怎么会这样呢?很想与她奋力一战。
但很快他听说，群先的这封信是有人逼着她写的，并不是她的本意。他转而又想，即使是她写的，那也肯定是别有苦衷的。既然自己很爱群先，那就不应该有始无终，因此，他也就不恨群先了。
存统对彬然说：“我对群先没有别的，只有一个纯粹的爱，却并不是恋爱。”
彬然笑他：“你这是片面的恋爱，强迫的恋爱。”
“你要是这样说，我也承认。”存统心想，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
存统觉得自己最终还是失败了，自己一直以善意待群先，就是群先离团之后，还是没有一时一刻忘记她。听说她要自杀，心里就难过的不得了，恨自己没有法子去救她。这究竟是什么感情，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对于她的希望，就是曾经对她说过的：“一、希望她做一个完全的人;二、希望她做一个改造社会家;三、希望她做一个我的精神上的好朋友。除此之外，再无别意。”
经过这件事情后，“工读互助团”的精神被弄得一点没有了。施存统当初的热情大减，对于改造社会的事情也冷淡了许多。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月中旬，团里的经济出现了危机。
从施存统留下的一份账单，可以折射出“工读互助团”的必然命运。
第一组的营业，分为电影、洗衣、印刷、食堂、英算专修馆五种。大约1月20日，领取130元开办费后，电影股开始在各大高校轮流放映。起初，这份营生颇让团员们兴奋，它符合青年人的性情，并且很轻松，不过只管收票、卖票的事情;一开始生意也还兴隆，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她们同学的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
但此后生意时好时坏，寒假前夕，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维持了一个多月后，团员们算了一笔账，发现三十元盈余主要来自姑娘们的捧场。于是，在匆促的会议后，电影股解散了。
电影股之后，又一个被停掉的是石印业务。石印分为印信纸、信封两种，做的人一个两个不一定。它的利润异常微薄，并且不时滞销;不久，大概赚三元、还不够饭钱的结果出现了，它也就不得不结束了。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当属洗衣业务。洗衣股有四个人，每天工作五个钟头;但接连三四天，收了还不到20件衣服。无奈之下，施存统只好去找学生宿舍的斋夫，让斋夫帮忙代收。斋夫帮洗衣局收衣服，每件能得到百分之二的报酬……存统他们加他百分之三。存统以为这样一定有衣服洗了……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斋夫转身就去找洗衣局，以此为筹码讨价还价，他们可能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的报酬!更可笑的是，这一天，施存统去收衣服时，在斋夫房里和洗衣局的人狭路相逢……
洗衣股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而在电影、石印、洗衣几股纷纷停业后，更大的危机发生了：食堂也办不下去了。
食堂地址在北大沙滩校区附近，以北大师生为主要顾客。
一开始，这个名为“俭洁”的食堂似乎生意兴隆;它只有三间房子、五张餐桌，于是，两个多月后食堂扩大规模，另租了两间房子，增添五张桌子。
就是这次“扩充”引发了食堂危机。团员们很快发现，生意既不兴隆，开销又比以前更大;而十几天以后，不仅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连料理食堂的八个人都没得饭吃!
存统看到，在五种营业中，最赚钱的是仅有两名团员、区区七八名学生的英算专修馆。前后两个多月，它仅支出两元，收入却是七十余元。可是，仅靠这一种营业是无法维持全团生活的。
存统明白，在现在的经济组织之下，“工读互助团”是万难存在的，想要另图发展。恰巧这时，有一个朋友劝他到福建漳州去当兵，藉以宣传主义。他与秀松商量后，决定一同去漳州。
1920年3月23日，在“万难支持”、无法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开了最后一次会议，议决立即解散，各人自由另找工作。
“工读互助团”一组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存统与秀松于3月26日离开北京，27日到上海。
到了上海后，他们找到曾在浙江一师当过先生的沈玄庐，经沈玄庐介绍，他俩进了位于白尔蒲路三益里17号的星期评论社工作，二人一同住在星期评论社。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中的陈望道和刘大白先生，著名的“浙江二沈”——沈玄庐、沈仲九也参与《星期评论》的编辑工作。对沈玄庐施存统早就知道，他比存统大16岁，做过清朝的知县和知州，是位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议会的议长。五四运动时参与主编《星期评论》，并发表提倡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和新诗。他曾在《星期评论》上发表文章表示支持“非孝”。他热衷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有时比年轻人还要激进。施存统曾听说他在家中要儿子、儿媳直呼其名，这很使存统佩服。因为存统和秀松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时就曾这样主张过。沈仲九也是施存统佩服的学者，他在浙江一师读书时，沈仲九是浙江省教育厅《教育潮》杂志的主编，在施存统因《非孝》在杭州陷于四面楚歌境地时，沈仲九就是极少理解他的人之一。来到星期评论社，施存统像是回到了浙江一师，回到了关心和支持自己的师长身边，感到格外亲切，他们谈到“一师风潮”，谈到工读互助团的生活。
陈望道问施存统：“你们对今后有何打算?”
施存统说：“我和秀松想去当兵，投靠陈炯明。”
“你们为何想去当兵?”沈玄庐问。
“还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主义，改造社会!”施存统说。
在星期评论社，他们认识了《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
戴季陶在五四运动中及此后，主张新文化运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介绍马克思主义，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他在当时的思想界颇有影响。
戴季陶
施存统在戴季陶的主持下工作，很受其思想和言行的影响。
戴季陶很器重施存统这位感想敢为的青年人。一天，戴季陶对施存统说：“陈独秀在两个月前率《新青年》编辑部从北京来到了上海，我想介绍你与他认识。”
施存统说：“1月初，我们在北京见过面，但我还想见他。”
“那好啊!他很欣赏你的勇气。我把他的住址告诉你。”于是戴季陶在一张纸上写了陈独秀的住址给了施存统。接着问他，“你们打算下一步做些什么?”
施存统说：“我们打算去广州当兵。”
戴季陶说：“投身军队不如投身工场。资本制度下的工场，那里有许多的苦人，有许多的苦事;要研究也得从那里找材料，要奋斗也要到那里去找朋友，要训练也要在那里才有战斗员，要试验也要到那里才是大大的试验所。桃花源，别天地，今天是做不成功的。倘若失败了，也可以对世界上供一个研究材料。”
施存统在默默思考。
戴季陶接着说：“社会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进了工厂，可以直接观察工人，研究资本的积累、分配及如何改造的问题。”
施存统心想，这正与自己在工读互助团时的思想相吻合，便说：“先生说的有道理，我们应该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深入地观察、研究，找出改造社会的新方法。”
施存统把戴季陶对他说的话告诉了俞秀松，俞秀松也同意留在上海，先寄身星期评论社，再找机会去工厂。
当时，星期评论社有男女大小14人，都是比较激进的同志。除了施存统早就认识的陈望道、刘大白、沈玄庐、沈仲九之外，还有一位是戴季陶的干将李汉俊，他比存统大9岁，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就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回国后，他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特别在五四运动期间，他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和《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观点评析中国的现实，是当时中国思想界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的几个人之一。这时，戴季陶、陈望道、李汉俊、沈玄庐、李仲九的言行对施存统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这里，充满着激情、活力、自由和快乐，深深地感染了施存统。
4月，俞秀松便去了上海厚生铁厂，一面做工，一面给工人讲课，宣传革命道理。可是施存统由于正患肺病，不得不暂时放弃到工厂做工的打算，而是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
这时，有两件事情让存统格外关注。
一件是由《浙江新潮》和他的《非孝》引起的“一师风潮”。他从《申报》《民国日报》等报刊上看到，学生为了挽留经亨颐校长，举行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数十名学生被警察打伤。接着，浙江省长齐耀珊命令警察围困一师，学生与警察对峙，矛盾白热化。正当他为一师的命运和同学的遭遇焦虑和担心时，3月30日的几家报纸刊登了29日浙江的最新消息，杭州的学生以胜利而告终。他为这一胜利而由衷的高兴。
还有一件事是“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解散，震动了新文化界和众多知识分子，尤其对于失败的原因引起了各种议论，施存统十分关注。首先，他看到4月1日，王光祈、陈独秀分别发表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五期上两篇探讨第一组失败根源的文章。
在《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的标题下，王光祈以一个副标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是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他列举了种种问题，人浮于事、浪费较多、经营不善、感情不融洽、“互相怀疑”、精神涣散、一些人“不肯努力作工”、一些人不了解工读互助团“深厚远大的意思……”。他反思了自己的责任：虽经审慎挑选，但知行合一的团员“实不多见”;他说：“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或许，最令他耿耿于怀的，却是他一语未及，但令第一组“感情大坏”、不得安生的易群先事件?在王光祈看来，这是“人的问题”的明证。
陈独秀也认为是“人的问题”。他并转引了一名成员的来信，“只可说第一组的人失败了，并不是工读互助团不能办”。
施存统认真地看了他们的文章，分析了他们的观点，认为他们都没有谈到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真正根源。他对俞秀松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俞秀松问：“那你认为真正的根源是什么?”
“我认为不是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是制度问题。对此，我还要作更深入的研究，我要写一篇文章来加以说明。”
不久，存统又看到了胡适的文章。
胡适站在“全教旨”和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工读互助运动“名实不符”、挂羊头卖狗肉。他说，17名发起人中，“有几个人的目的并不注重工读，他们的眼光射在‘新生活’和‘新组织’上。因此只做了一个‘工’的计划，不曾做‘读’的计划”……他的这个批评，无疑针对的是王光祈、陈独秀。胡适认为，这是计划的“根本大错”。因为这个错，“工作的时间太多……没有做学问的机会”;因为这个错，工读变成了“挨役”，“只有做工的苦趣，没有工读的乐趣”;因为这个错，工读互助团朝不保夕、困难重重，“但他们对于家庭、婚姻、男女、财产等等绝大问题，都早已有了武断的解决，都早已定为成文的戒约了”!
胡适对工读互助团有他自己的理解。他指出在美国至少有几万人过着工读生活，但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极平常、极现实的选择;他说：“工读主义只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新生活”;他并刻薄地挖苦道，“用不着挂什么金字招牌……如不能使团员有自修求学的工夫，那么，叫他泛劳动主义也罢，叫他新组织也罢，请不要乱挂‘工读主义’的招牌”……
施存统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他甚至激动地质问胡适：“适之称我们为武断的解决……但我要请问适之：你没有成为学者的时候，有没有问题?你如有问题，而且也要解决它，那么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的武断解决?我以为武断的解决，比不解决总要好一点。”
他认为：“胡适和王光祈两个有同一的谬误，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顾事实怎么样。若愚相信工读互助团定可以组织，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人的身上;适之相信实行工读定可以维持生活，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主义身上……”
一天晚上，施存统与戴季陶就工读互助团的事作了一次长谈和探讨。存统说了在第一组的生活和感受，说了对王光祈、陈独秀和胡适关于第一组解散根源的论点的不同意见，并说自己想写一篇文章，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写出来。
戴季陶说：“这样很好!我也想写一篇文章，共同探讨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真正原因。我俩都抓紧，争取在下一期的《星期评论》上一同发表。”
“好的!”
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施存统埋头写作，只用了五六天，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文章就完稿了。
1920年5月1日，在《星期评论》上发表了戴季陶的《工读互助团与资本家的生产制》一文和施存统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
戴季陶在文章中对第一组的失败提出来一个新的解释。他反对胡适的“原教旨”立场。他说，个体出路与“分工协作”、“劳工神圣”观念的结合，是工读互助团的出发点，“不能因此便说他们要解决‘婚姻问题’、‘财产问题’有什么不对，更不能在他们的理想上面硬去加上武断两个字”……
戴季陶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在于财产私有、大机器生产与资本化社会;一句话，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的挤压下，手工业者、小商人、中产农民……“中流阶级的贫民化”已经是一个趋势。戴季陶说，“市场上面手工业工人的生活难，就是工读互助团团员的生活难……因为工读互助团里的设备，还是手工业的设备”;又何况，他们经验不足、熟练程度差、协作不流畅，更何况，手工业者起早贪黑，而工读互助团却有一个必要条件，“劳动时间少”。他认为，“我想这是把最困难做到的条件，做了必要条件”……
正因此，工读互助团的“作工”时间不断增加，从四小时到六小时、八小时，乃至十小时;也因此，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注定的……
那么，他们该向何处去呢?戴季陶大声呼吁：“投向资本家生产制下的工场去!”
他说，既然资本化不可抗拒，“独善其身、独善其家、独善其国，都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还不如走进工厂、组织工会，“谋工场劳动者的团结”;他说，“时间问题、工银问题、幼年保护问题、妇女保护问题、社会的保险、劳动者住宅、教育、娱乐、慰安，都是只有靠劳动者的团结与奋斗才可以解决”，这是唯一的办法……
施存统在《“工读互助团”的实验和教训》中，以自己切身的经历和体会，以真诚、悲愤、略显偏激的情感，回顾了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的营业、账目、生活、工作、冲突、危机，陈述着他的理想、激情、希望、失落、伤感、忧虑……他说，“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希望将来的社会……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他直言对自己的偏激、“极端”并不后悔。他说：“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共产的团员，自己愿意退团，让我们试验新生活，”他说：“我们这种态度，自己也很以为不好，不过我们为团体着想，只希望团的基础打得稳固。”他并不避讳易群先事件的影响，“直到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
施存统认为工读互助团失败的根源是在于社会。他说：“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凡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下……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
尽管如此，他说：“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我们神圣的主义!”
那么，该怎么实现财产公有呢?他说：“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
可见，“工读互助团”虽然失败了，但是，施存统从中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是一种“到世外桃源去”的梦想，此路不通!他5月27日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的《为什么要从事根本改造?》一文中对此作了论述。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他悟出了新的道理，正如他在文中所写：“从这一次的工读互助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着两个很大的教训：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叶叶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的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社会改造的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必须首先推翻私有制，而不是解决枝枝节节诸如教育、恋爱、家庭等问题。要晓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定顾到这里，顾不到那里;东补一块，西补一块;这块刚好，那块又破，所以我们总要弄一个根本原因，从事根本改造。”
这是施存统从痛苦的实践中得出的真知灼见。
这时，施存统总想把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表达出来，而《民国日报》正好成为他表达思想的阵地。
从1920年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开辟了“随感录”“诗”“小说”“剧本”专栏，发表文艺著译，成为“五四”时期新文艺的主要阵地之一。从4月初开始，施存统陆续撰写文章，总结“工读互助团”的经验教训，参加废除婚姻制问题的讨论，研究新文化运动。他和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等人在《觉悟》上发表的随感录，和《新青年》的“随感录”互相配合，成为抨击封建主义、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武器，形成了现代杂文的战斗风格。
到6月6日，施存统先后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文章十多篇，其中对婚姻问题的讨论颇为用心。他事先约了几位朋友，准备共同作战。为了扩大影响，他一开始就虚拟了“葆真”这个假想敌作为对立面，撰文反驳。施存统坚持在工读互助团时提出的废除婚姻的主张。他所谓的废除婚姻是指废除旧式婚姻。他认为，旧式婚姻把人“看作商品和机器”，男女关系成了“互相买卖和互相专利”，而“我们应要有一个自由的人格，什么束缚都要反对，婚姻制度是束缚我们底自由的，所以我要极力反对”。他提倡自由恋爱，这与他主张人人自由和独立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一致的。施存统对自己精心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寄予很大希望，他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一文中写道：“我对于这回讨论婚姻问题，本有一个绝大的希望，希望他大闹一场。”但是，参与讨论的人寥寥无几，反响很小，收效不大，最后草草收场。
在上海，施存统还参与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成员除其妻子库兹涅佐娃外，还有翻译杨明斋和毕业于俄罗斯东方学院的季托夫、谢列布里·亚科夫。他们先到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名俄籍教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当年的3月，李大钊已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经过大家的商议，决定在此基础上筹建共产党。在北京达成共识后，李大钊便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去见陈独秀。
他们抵达上海后，首先会见了陈独秀，接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的编辑戴季陶、李汉俊和沈玄庐以及《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商讨、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5月1日，陈独秀等人组织了“世界劳动节庆祝大会”。初有五千多人前来参加，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会上庄严提出“三八制”的要求。当晚，七团体发表宣言，宣称要“中国工人的觉悟”，“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到会的多数是工人，也有学生、教员，陈独秀、施存统、陈望道等人到会庆祝。他们目睹工人阶级的激情和力量，深受鼓舞，更增强了建立党组织的信心。
这时，陈望道正在继续翻译《共产党宣言》。
不久，陈独秀就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该会负责人，成员有施存统和俞秀松、杨明斋、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改造中国和建立党组织的问题。
此后，北京和上海两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加紧筹建共产党。
在此期间，施存统深受戴季陶、陈独秀的影响，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他仍然没有彻底抛弃无政府主义，也就没有完全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仍然处于犹豫和探索的阶段。
6月6日，由于租界当局的压制，创刊整整一年的《星期评论》在出满53期后被迫停刊。《星期评论》停刊后，同仁们只得各寻出路，有不少人想出洋留学，施存统却不想出国，他对俞秀松说：“我十分崇拜戴季陶，近来思想大概完全受他的影响。他十分可爱，虽非亲非故，却能为我的前途考虑，我想在他的身边研究马克思主义。”
俞秀松说：“我也不想出国留学，就在上海，在工厂一边劳动，一边观察工人生活，组织工人学习，并开展一些活动。”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施存统说。
“但你有病，下不了工厂呀。”
“那只能等病好些再说。”
一天。施存统去看望戴季陶，戴季陶问他：“现在《星期评论》停刊了，今后你打算做什么?”
“我想留在上海，一是可以在先生身边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二是和俞秀松下工厂，一边做工，一边搞些工人活动。”
“你这个想法虽然很好，但是你不是得了肺病吗?怎能下工厂，得先治病。”
“我也正为此犯愁。”
戴季陶说：“我倒有个建议，你可以去日本。因为，日本的堺利彦、山川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很有研究，我十分推崇他们。再说，我也非常喜欢高知、青森、京都等地的自然环境，那是留学和疗养的好去处。你可以在那里一边学习，一边治病。”
“谢谢先生为我想得这么周到，可是去日本需要费用，我……”
“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可以资助。”
“让先生资助，我于心不安。”
“用不着不安!只要你治好了病，学成归来，就是最好的回报。”
“既然先生这样说，我就听从先生的建议，去日本。”
“那好!你就做些准备吧。”
没过几天，在一次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上，戴季陶又对施存统说：“你说巧不巧，前天，日本的宫崎龙介来上海访问，我去他的住地拜访了他，并把你要去日本留学的事拜托给了他，他愿意帮忙。”
“谢谢先生!”
戴季陶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存统：“这钱你先拿去买船票，还有第一个月的生活费。以后每个月，我都会寄些生活费给你。”
施存统接过钱说：“谢谢先生!以后你不必每个月都寄钱给我，我可以自己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万一遇到困难，我再写信请你帮助。”
“这些以后再说吧。你打算何时去日本?”
“昨天，陈独秀先生说，近日要开会研究成立组织的事，我想等这次会议后，就启程去日本。”
“那好!你到了日本后，先要治好病。关于学习方面，第一步是学习日语，根据我的经验，学两年日语就能马马虎虎应用，如要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需学三四年。”
“只学日语就要花这么长时间?”
“也许你不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从这天开始，施存统就做去日本的准备。
6月间，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两次聚会讨论建党问题。
第一次是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出席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金家凤、崇侠等人。戴季陶本无意参会，是沈玄庐把他拉去的。在会上，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维经斯基参加了这次会议。此次商谈没有结果。
过了几天，他们又第二次聚会，这次到会的只有陈独秀、施存统、俞秀松、李汉俊、陈培公和维经斯基。他们商谈建党事宜，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大家公推陈独秀为负责人，并起草了党纲。党纲共十几条，其中包括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等。会后，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在筹建上海共产党小组的同时，陈独秀与戴季陶还约集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人，在戴季陶住宅渔阳里6号密商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事宜。当时，法租界当局对革命党的活动十分注意，上海流氓又时时索诈危害，于是由张继、柏文蔚出面，请与法租界有关的人出来相助，以戴季陶住宅为团址，办了一所外国语学校以避耳目。起初，该团团务由施存统等主持，事务由俞秀松主持，总务由杨明斋担任。
施存统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初期的参与者之一。
施存统将党纲抄了一份，准备把它带到日本去。
6月16日，施存统的朋友为他举行了留学激励会和壮行宴。
6月19日晚上，施存统乘船去日本，戴季陶当时不在上海，没能去送行。陈望道、沈玄庐、李汉俊、俞秀松和费哲民等人把他送到码头。
施存统告别同仁和朋友，登上了轮船。
当天的《民国日报》副刊刊登了费哲民的一首诗《送存统赴日本》：
静悄悄的地球，南极到北极，
看不见一点自然界的美，
东洋、西洋，
美在哪里?
你到扶桑去游，
是不是目的在求美?
红灼灼的花儿，
把金般的世界映得通红了，
你到了，排山倒海的革命潮，
好像挟着“血和泪”送你一程。6月20日凌晨，汽笛长鸣，轮船缓缓离开上海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