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存统回到上海后，很快去拜访了陈独秀，汇报了自己在日本的情况和“日本小组”的发展和活动情况。
陈独秀对施存统在日本发展党员、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进行接触与交流、积极翻译和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作了充分肯定。
施存统说：“我现在回到了上海，想继续翻译和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先生有何指教?”
陈独秀说：“翻译和著述当然需要，但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去做。”
“什么工作?”
“我想让你去负责恢复和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团的工作不是秀松和太雷在负责吗?”
“本来是秀松和太雷负责的，可是，去年3月，秀松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接着留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至今还未回国。而太雷也在去年底去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并在那里停留了较长时间，后来，又到日本，这你是知道的。因此，团的活动在去年5月前后就陷入停顿状态。但是，受世界革命潮流影响的我国青年迫切需要集结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下共同奋斗，因而团组织的恢复势在必行。我觉得，你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年纪又轻，有一股革命激情，做这个工作是合适的。”
“我在日本呆了一年多，对青年团的工作并不熟悉，我怕干不好，辜负了先生的期望。”
“你才二十出头，了解青年人，这是你的优势。你还经历了很多事，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一点很重要。我是相信你的，你就大胆地干吧!”
“那我听先生的，还请你多多指教。”
“指教谈不上，现在党团是一家，我们会共同商讨的。”
不久，陈独秀便指派施存统负责团临时中央局，任代理书记，并兼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陈独秀要求施存统全力进行团组织的恢复和召开团一大的筹备工作。
施存统接受了任务后，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
当时，团临时中央局的办公地址在上海大沽路356号，357号是青年团上海地方委员会会所兼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所。施存统就住在356号，团中央开会及中共代表、少年国际代表商谈事宜也在此栋楼上。
由于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因此，办公室里几乎没人，冷冷清清。施存统第一步就是调查了解青年团的基本情况和现状。
3月，他的同学、朋友，曾是上海青年团临时执委书记的俞秀松回到上海，施存统十分高兴，立即与他作了一次长谈。俞秀松将青年团的筹建情况向施存统作了介绍：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的筹建工作你是参与的。你去日本以后，不久，也就是当年的8月以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先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了教育引导广大青年成为当地后备力量，首先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创建了上海青年团早期组织。随后，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都建立了青年团的早期组织。这些青年团早期组织多数只是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团体，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些革命活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设在上海华龙路新榆阳里6号。陈独秀指派我负责共青团的工作。当时，团员只有二十多人。共产党员不管年龄大小，都要参加进去，所以连陈独秀、李达都参加了。当时，团员的成分很复杂，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还有一些是莫名其妙地加入的。“上海外国语学社”是培养干部的场所，以公开的形式为选送青年赴苏联学习创造条件。我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这个章程分寄给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各地建团，1921年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我任临时书记。同年3月29日，我奉命赴苏俄，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有关会议，还负责接洽国内青年赴苏俄留学，我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来，团的另一位主要负责人张太雷也于当年底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并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团的领导力量削弱，加之团员信仰、观点不一致，成分复杂，1921年5月，团的工作便停顿了。”
俞秀松接着说：“据了解，去年11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了要求各地建团的通告，可是由于团中央领导力量不足，各地团的建设进展不大。”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签发的要求各地建团的通告(局部)。
施存统问：“你认为现在团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应该怎样恢复和整顿?”
俞秀松说：“我看关键是加强领导，团中央的领导和各地团的领导。”
“加强领导是很重要，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是青年团的成分太复杂了。刚才你说了，团员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还有一些是莫名其妙地加入的。我想，在青年团内不能有这么多的主义，要把全体团员的思想认识统一起来，确立一个共同的信仰。这个共同的信仰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同时，尚未建立团组织的地方也要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组织的建设。”施存统说。
俞秀松说：“我同意你这个想法。”
施存统和俞秀松向陈独秀汇报了他们的想法。
施存统提出：“我们考虑，要将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恢复和整顿团组织的指导思想，恢复后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是专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根据这个要求，各地团组织重新登记。成立新的团组织也要坚持这个原则。”
陈独秀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存统，你一方面要领导恢复、整顿团组织，一方面要筹备召开团的一大。秀松，你尽快去杭州筹建杭州的团组织。”
施存统和俞秀松按照陈独秀的要求，分别去做各自的工作。
4月上旬，俞秀松赴杭州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他于4月20日给方国昌(施存统)写了一张明信片，报告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已于昨天成立，现有二十七人。你所希望的也做到。”
1922年4月15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贺道培也给子由(施存统)去了一封信，汇报对团员的宣传问题。信中还谈到蔡和森，并问俞秀松回杭州何事。
俞秀松给方国昌(施存统)的明信片。
贺道培于1922年4月15日写给子由(施存统)的信。
在施存统的领导下，各地团组织重新进行登记，逐渐恢复，并积极开展组织建设，“凡是有党组织的地方，都有团的组织”。团组织的整顿和发展有了很大的起色，到1922年5月，全国有17个城市陆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全国的团员数量达到4000多人，其中2000多人是广东佛山的工人。青年团的组织和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中共中央局和青年团临时中央局筹备召开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1922年2月，团临时中央局通知各地团组织，准备于4月在上海召开团的一大。3月6日，中共广东支部领导人谭平山写信给团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施存统，建议“大会地点，如能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自由”。中共中央局和团临时中央局考虑到广州的政治环境比较好，于是决定会议改在广州召开。
青年团一大参会代表签到手迹(部分)。
1922年3月，共产国际给中共拍来一份电报，主张中国实行国民革命。接着，共产国际有数份文件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陈独秀和施存统商量决定，要在青年团的建设中贯彻共产国际的这个精神。
1922年5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青年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15个地区的代表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俞秀松、高君宇、刘少奇、易礼容、张秋人、谭平山、陈公博、贺昌等25人，代表全国团员4000余人。
团的一大开幕式与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大会和全国劳动大会同时举行。出席会议开幕式的代表和来宾总人数达1500多人。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出席大会。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讲，达林在会上作了题为《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讲。张太雷致开幕词，还有十多位来宾发言。
青年团一大会场，右八为施存统。
大会共开了六天，举行了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议决案》《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等决议案。团的纲领确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团章规定“凡15岁以上、28岁以下的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和章程，并愿服从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这次大会还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5月10日，团一大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
上排左起：施存统、张太雷，下排左起：高君宇、蔡和森、俞秀松。
5月11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俞秀松、蔡和森、张椿年、方国昌等出席会议。会议议决了六项事件，其中第二件是“书记推选方国昌担任”。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第二次会议记录。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诞生，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统一，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有与中国共产党相同的明确纲领和奋斗目标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开辟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新纪元，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先驱》报道团一大的专号。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上海)。
团的一大后，施存统将全部身心投入团的领导工作之中，经常和他一起主持工作的有俞秀松、张太雷、沈泽民等人。这期间，他对外联系都使用化名“方国昌”，而在团刊上发表文章仍署名“存统”或“光亮”。
在施存统的主持下，首先抓团的整顿。
一是组织整顿。包括健全地方团组织，团员重新进行登记;规定入团年龄在25岁以下，超龄的办理退团手续，确需保留的作为“特别团员”;要求团员必须履行团员义务，按时交纳团费，遵守团的纪律，服从团组织领导，切实执行团组织的任务和方针。
关于组织原则问题，施存统在《本团的问题》中作了明确的回答，主张采取“民主的集中制”原则：“一是执行期间的绝对服从，一是任何主张及行动均以多数意见为基础并得由多数意见加以最后的判决。简单说，就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集权制，不是由上而下的专制。”他说：“因为我们是一个革命的团体，目的在于做革命运动，而革命运动就是一种战争，时机在前，须敏捷地不用思索地一致地向前进行，绝无徘徊犹豫之余地，所以须举出指挥者赋他以极大的权力而受其命令。不然，各不相谋各自为战，就易为敌人所乘，陷自己于败亡之境了。”而且实行此原则的好处是：“一方面不至流入专制之弊，他方面又不至演出势力涣散之弊。”他在《我们所应有的三种精神——服从、反抗、自动》一文中，号召团员要具有“服从、反抗、自动”这三种精神。首先是要服从团体的主张，不能“各个不相为谋”，在紧急的时候，尤其要服从团体的主张，不然全部革命计划就会被一个人弄坏。“权利集中的必要，就在这里。”但是，如果认为团体的主张有不对的地方当然要表示反对，甚至反抗，“不必问赞成自己主张的人多少。若为大多数人的盛气所抑，而不敢反抗，那就不是革命家的精神了”。“不过，反对也要照章办事，在自己的主张未被采纳以前，还只得服从，这是维护团体的根本条件。不少同志是从无政府主义转变过来的，强调民主集中制更是十分迫切。”所谓“自动”，就是希望团员不仅是做一个“奉命唯谨”的分子，并且还要做一个富有独立自动精神能独当一面的分子。对于与主义有关的事，即使没有命令，也应该积极去做。但他指出，“自动”并非自由行动，而应受团体的约束、指导。只是每个团员都应该觉悟自己的责任，都应该处处谋团体的发展，“不待团体的命令而作主义上的行动，不待团体催迫而为团体服务，不待团体的咨询而对团体发表意见”。特别是要勇于为群众的永久自由而牺牲个人一时的自由。
针对当时团员中普遍存在的缺乏责任心、自由行动、不守纪律等小资产阶级不良作风，极大地妨碍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执行的现象，他指出，训练团员也是当务之急。他号召团的干部和成员积极行动起来，首先把自己训练成认真负责、勇敢忠实的战士，然后才能影响和教育广大群众，真正起到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针对团中央与地方团步调不一的问题，施存统分析了“中央地方及团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对地方团不服从团中央号令的事实十分痛心，但他不同意那种开除或解散地方团的武断做法，因为团中央只有以地方团为基础才能稳固与强大。因此，他说：“我们目下顶紧迫的问题，并不是如何造成强有力的中央的问题，乃是如何造成强有力的地方团使之拥护中央的问题。有了强有力的地方团做基础来拥护中央，中央自然会变成强有力的了。”为此，他希望各级团员以诚相见、密切配合，踏踏实实地从地方团做起，共同来整顿青年团组织。
根据青年团中央的部署，各地立即开展了团组织的恢复和整顿工作，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922年6月，毛泽东领导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整顿改组工作。6月24日，书记毛泽东给方国昌(施存统)及团中央局写信，汇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整顿改组和地方团组织的建设情况，并请示有关问题。
毛泽东就整顿团组织写给方国昌(施存统)的信。
张太雷给方国昌(施存统)的信(局部)。
1922年6月，张太雷在广州主持广东青年团的整顿改组工作。6月30日，他给团中央执委会书记方国昌(施存统)写信，报告广州团组织改组情况及陈炯明所部叛乱后广州的形势。
二是思想整顿。施存统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强调团的思想统一和建设之外，还主持团中央先后发出几十次通告，并在团的机关刊物《先驱》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本团的问题》《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等，进一步加强团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统一全团的思想。
在《本团的问题》这篇长文中，施存统首先回顾了团的过去，指出其组织停顿的主要原因是“分子复杂”，因而恢复后的团组织的第一个进步就是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集结，但他认为，这“还不过是懵懵懂懂的抽象的思想上的进步”。相比之下，发生在团的一大上的第二个进步则更有意义和价值，他说：此次大会，“把我们平日一些模糊不清分歧不一的思想观念组成一个有系统有计划明确的纲领和政策，并且决定了本团组织的根本原则。”接着，他指出，只有原则原理却不去实现也是没用的。因此，他希望能够再进一步，“使本团成为一个组织坚固活动敏捷势力伟大的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的团体”。施存统在这里说出了自己关于团的思想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如何实现原则原理，施存统提出，当前团的任务就是开展政治、经济、文化战线上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他说：“应该在最短时间努力使我们的工作范围扩大深入到一般民众里去——尤其是青年民众，我们应该到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学徒、青年士兵、青年学生中去活动，在其中得到多数的同情，树植本团的根基。”
在团的一大时，团员的成分主要是学生，只有广东佛山、肇庆两地有2000多名工人团员，其中大多是超过28岁的“特别团员”。施存统认为，这是“本团的极大危机，亦是本团微弱的重要原因”。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青年团不建筑在青年无产阶级上面亦是很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大力物色有觉悟的青年工人入团，扩大团的无产阶级成分。他说：“加入我们的团体，不以有无学问为标准，而以有无觉悟为权衡。”不是空洞的“正义”、“人道”的觉悟，而是现实的“阶级觉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正义”、“人道”存在，抽象理想的“正义”、“人道”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不能允许的。他要求团内青年学生，自觉“克服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不好的遗传”，“以无产阶级的利害为利害，无产阶级的思想为思想，无产阶级的觉悟为觉悟”。要觉悟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完成社会革命，改变生产方式。他满怀信心地说：“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党的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他们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等12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中共二大会址：上海辅德里625号。
中共二大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邓中夏、施存统、王尽美、邓恩铭、项英、向警予、高君宇、张太雷等13人(尚有一人姓名不详)。
大会的第一次全体会在上海原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张国焘报告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团中央代表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以及大会通过的决议。
这次大会最主要的成果是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最高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等决议案，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决定出版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担任主编。
这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青少年运动作出的决议。这里面也有施存统的一份心血。
在中共二大上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联合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可有些同志，特别是从无政府主义转变过来的同志，对此不理解，甚至有误会。他们认为，加入民主联合阵线，援助民权运动大联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甚至说这是“变节”。
施存统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说明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一面承认他是历史进化的必然经过的阶段，一面又承认他是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
施存统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他说：“我们是一个信封马克思主义的团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精神之一就是处处根据事实，处处不凭空想。”鉴于这种指导思想，他在对中国国情作了具体分析后指出，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目前当然没有进行社会革命的可能，而是要从现在的实状中找出出路来。中国一方面受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一方面又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这两个魔鬼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共同仇敌。要求中国社会进化发展，非先将这两个魔鬼铲除不可。况且，中国的无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受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的非常厉害的压迫，“为自身利益计，为社会进化计，都非先协同其他阶级将这两个魔鬼铲除不可”。他援引《共产党宣言》中“按本国经济政治的情形去赞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第三国际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论证了与革命的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是在学理上有根据，在事实上有必要”。这种论述对幼年的青年团来说是必要的。施存统身体力行，于1922年底经戴季陶、胡汉民等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施存统主张青年团要在民主革命中蓄积力量，一天一天使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使大多数青年都集中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旗帜下，“不然，我们将成了与群众分离人数很少的一个死团体”。他认为以往的政策，“并不是革命，实在是回避”，指出，不能再蹈覆辙了。
1922年10月，俞秀松辞去团中央执委的工作，去福建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施存统少了一位得力助手，工作的担子更重。
这年底，团中央随着党中央由上海迁到北京，团中央设在北京东城南池子附近的小巷里。
团中央机关迁到北京时，全国已经有将近5000-6000名团员，其中约有2000-3000名是广东省佛山和湖南省水口的工人。作为团中央书记的施存统常驻中央工作，还担任团中央的机关报《先驱》的主编。当时，共产党组织是秘密的，青年团则是半公开的，所以党的活动大多以团的名义开展。党中央和团中央的关系非常密切，党中央开会，施存统经常代表团中央出席，团中央开会，陈独秀也经常参加。
王一知
经刘少奇、俞秀松介绍，1922年冬，上海平民女校的学生王一知随党中央和团中央机关来到北京，在团中央妇委工作。
王一知是俞秀松、刘少奇于1922年8月介绍加入共产党的。王一知1901年出生，比施存统小两岁，年轻漂亮，活泼可爱，给施存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们都在团中央工作，但是，王一知住在李大钊家中，常与李大钊的夫人缪伯英去北京女师大做女学生的工作，开展妇女运动。缪伯英是施存统在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同学，她和王一知会常到团中央机关参加会议或汇报工作。这时的王一知对施存统很是崇拜，她和缪伯英常会谈起施存统。缪伯英看出王一知对施存统好像有点意思，就曾试探性地问她：“你是不是看上了施存统?要不要我帮你牵线?”
王一知笑着否认：“没有的事。”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既然王一知否认，缪伯英就没再说什么。
其实，这时王一知对施存统已有好感，但又觉得他是青年团的书记，自己与他是有距离的，还不知他对自己是什么感觉。因此，她认为还没到缪伯英说的“牵线”的那个时机。但她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试探施存统对她的感觉。
有一天，王一知向施存统汇报结束后，便随意地谈了起来，说起了自己的家庭及经历：
她说：“我听说过你母亲的不幸遭遇和你写的《非孝》，很佩服你的勇气。我有和你同样的经历和遭遇，理解你写《非孝》的心情。我父亲曾与熊希龄是沅水校经堂的同窗好友。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熊希龄任民国国务院总理时，我父亲被邀担任国务院主事。后来。他辞官回家乡芷江县城以教书为生。我父亲虽受过东洋高等文化教育，但仍是满脑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思想。我母亲因不小心打碎一只摆在神龛上的祖传明代细瓷，惹怒了我奶奶，我父亲便不问青红皂白痛打我母亲一顿，并跪在我母亲面前发誓：‘从今以后不再进你的房!’我奶奶这才消了气。此后，我父亲果然十余年不进我母亲的房。奶奶去世后，经许多人说合我父亲才肯与我母亲同居。我母亲36岁时才生下我。我父亲借口不孝有三，对我母亲由冷淡转为厌弃，对我也失去了怜爱之心。我母亲因封建礼教的折磨，40岁就白了头，50岁就含恨离开了人世，这一年我才14岁。我目睹家庭这一切，心生悲愤，于是毅然违背父命，离家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桃源师范。
“在师范的五年中，我父亲没给过我一文钱，我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我在五四前后，也曾写过一篇以《非孝》为题的作文，说明父子之间应该以感情为基础，反对‘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无理压制，这反对宗法、反对旧礼教的行为引起校长的愤怒，也曾想开除我。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鼓舞下，我和同学一起掀起过罢课风潮，宣传罢市，查烧日货，上街游行示威。你曾在光复后剪掉了辫子，我们在五四后也曾写文章说明留着长头发没有用，我和几个女同学都将长发剪成了像男孩子的短发，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社会上和学校当局都反对，说我们像个尼姑。家长到学校哭闹，校长怕社会上责备也气得哭了。社会上的老朽骂我们是妖怪，说什么‘天之将亡，必有妖孽’。
"1921年夏，我在师范毕业后，去了向警予的家乡溆浦，在她创办的溆浦小学当教师。在那里，我初次读到了共产主义的宣传品。1922年2月底，受同窗好友王剑虹的鼓动，我与王剑虹、蒋冰之(丁玲，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等六位桃源师范的同学一起离开湖南，坐船到上海，进了上海平民女校半工半读班学习。”
王一知娓娓道来，时而哀怨，时而悲愤，时而激动……施存统的感情也随之波动。
施存统听完王一知的述说后，深切地感到她的遭遇确实和自己大同小异，于是一股同情、悲悯、同病相怜的心情便油然而生。
施存统说：“想不到你这个大家闺秀也有这般不幸的遭遇。这可恨的封建礼教不知毁坏了多少家庭，不知扼杀了多少妇女。你能冲出那个家庭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是呀!我要是还呆在那个家庭，我的遭遇也许会和我的母亲一样。所以，我们都提出要‘非孝’，就是要背叛封建礼教。”
“不仅要背叛封建礼教，还要摧毁封建礼教，改造整个社会，按照马克思说的，在中国创建共产主义。”
“在平民女校时，我听过你讲政治时事，很生动精彩，使我懂得了不少道理。你只比我大两岁，但学问却比我大得多，做的事也大，还发表了那么多文章，真了不起。”
“我这不算什么。其实，你一个女同志能做到这样，也很了不起，我挺佩服你的。”
“你说的是真话?”
“那当然!我最讨厌的就是说假话。”
通过这次谈话，施存统对王一知更有了好感，同时还有一种爱怜之心。但是，由于各自都忙自己的工作，特别是施存统把全部身心都投入繁忙的工作中，无暇与王一知深入交往。
施存统除了忙于团的日常工作之外，他操劳最多的是主编团刊《先驱》。它是半月刊，从1922年1月15日创刊至1923年8月15日停刊，共出版25期。除刘仁静、邓中夏、蔡和森、高尚德、寄吾等人主编的8期外，其余17期都是由施存统主编的，并亲自为《先驱》撰写评论文章。由于团的经费紧张，人手少，《先驱》的出版工作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由他一人完成。
他任团中央书记，一开始，不拿薪金，只领取一部分稿费，最后连写稿的时间也没有了，每月就只领30元生活费，而当时的团中央也只有施存统一人拿薪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拖着病弱的身子，夜以继日地工作，除了主持团中央的日常工作外，他还写出了一篇篇关于团的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文章，其中最突出的是《本团的问题》，此文长达24000字，从1923年1月25日开始至6月12日写完，历时四个半月，全面阐述了团的性质、政策、任务、宣传及经费等方面的问题，连载于《先驱》第16、19、20、21期。后来的史学者认为：“这篇重要文章是他呕心沥血的思想结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历史的珍贵资料。”
可以说，《先驱》是施存统宣传和组织全国青年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他利用《先驱》做了如下工作：
一、介绍和宣传少共国际和各国青年运动的情况，使中国青年时刻感受着世界革命的气息1922年11月7日，施存统在《先驱》第13期《苏维埃俄罗斯五周年纪念号》上登出了自己写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一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号召“全中国无产阶级，都应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亦即团结在第三国际旗帜之下;全中国青年无产阶级，都应该团结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旗帜之下，亦即团结在少年共产国际旗帜之下。我们须用这两个武器去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建设共产社会以完成历史的使命。在目前，我们更须联合一切革命团体去打倒封建式的军阀，以获得无产阶级发展的机会，如同俄罗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的十月革命一样”。他翻译的《劳农俄国问答》则系统介绍了俄国的政治，苏维埃的事业、困难和所遭遇的非难以及劳农俄国的代表人物，澄清了人们对苏俄的错误认识。
在1923年1月15日《先驱》第15期上，施存统又发表了《四个死者，一个精神!》《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两文，纪念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以及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领袖黄爱、庞人铨，并详细介绍了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的生平事迹。
施存统的这些文章开阔了中国青年的视野，认识了外国革命先行者的成功经验，鼓舞了他们的斗志，使中国青年运动通过这一媒介与世界革命息息相关。
二、时刻关注全国各地学生的实际运动，从中发现趋势、特色和关键点，及时撰文进行宣传和引导，推动全国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当湖南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候，施存统在《先驱》上发表了《湖南学生的大觉悟》一文，高度赞扬了湖南学生的三种大觉悟，对学生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给予充分肯定。他写道：“据我个人的信仰以为我们要在中国成就社会革命，非‘学生，无产阶级，兵士三种人结成联合战线’不可。……我以为中国的无产的阶级，兵士都非学生跑进他们队里去宣传，教育，组织不可。学生本身是没有何等很大的力量的，他的力量在民众中才能表现出来。如果有几万、几十万为民众为革命的学生跑到民众里去，何惧社会革命不能成功。所以我们希望全国的学生都了解这一层，知道自己使命的重大，努力去参加这开辟人类历史的光荣使命!”
最令施存统赞赏的是湖南学生的第三种觉悟，即“须将教育普及于一般人民，并须在可能的范围内立即举行”。也就是要注重社会教育，使更多的人加入这个改造的行列，而不能单凭革命这一种方式。他写道：从前，我们“只晓得对于现在社会取根本反对的态度，甚么改良运动都看他不起，以为都是不彻底的运动而不去参加。我们现在晓得这是不对的了!这是犯着孩子病的了!……我们必须冲进旧社会的堡垒，用一切手段与旧社会交锋!工厂，农场，学校，军队……都是我们的战场!加增工钱，改良租税，学生自治，投身军队……都是我们的战术!我们一面固然要坚守我们最后的目的，一面还须讲究达到我们最后目的的不可避免的过程”。
从湖南学生的身上，施存统看到：“中国现在的学生，是社会的中坚分子，是最近的将来中国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的领导者。他们努力的程度，即是中华民族进步的程度。”
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而愤然辞职以后，引起了教育风潮，学生运动轰然兴起，喊出了“驱逐彭允彝，挽留蔡校长”的口号。施存统敏感地发现，这股风潮值得借机鼓动，使之推而广之，由学生运动发展到更加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于是，他在《先驱》第16期发表《从单纯的学生运动到普遍的群众运动》一文，对这场学生运动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文中，他首先指出，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之下，要求有一个贤明的教育当局，“未免不识时务”。因为任命彭允彝当教育总长的是那些做军阀傀儡蹂躏人民的北京政府，而造成这种反动可怕政象的却是最反动的军阀政治。他告诫学生说：“你们不要以为政治腐败与你们没有什么关系;须知彭允彝之所以能在教育界横行，蔡先生之所以被迫出走，都是这反动政治使然的!”他鼓励学生把这次风潮扩大为政治问题，以便激起全国多数人民对军阀政治的憎恶和对学生运动的同情，从而变学生运动为普遍的群众运动。
接着，他向学生阐明了联合民众的重要性，写道：“学生诸君!你们更须明白你们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没有地位，只做单纯的学生运动一定没有成效!你们一面必须组织坚固的学生联合会做你们的根基，他面还须切实联络农、工、商，各种民众一同做推翻军阀政治的运动!一种革命运动，没有多数民众做后援或参加，断断不会成功的!你们的运动若不变成普遍的群众运动亦是不会成功的!”
于是，他号召广大学生积极地去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共同奋斗，只有这样，他们自身的教育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三、当青年运动中的某些问题引起论争的时候，施存统从不回避，而是以《先驱》为阵地，展开广泛的讨论，达到统一认识或修正观点的目的当时，论争的主题是“什么是青年运动?”论争的焦点集中在“青年运动是否就是学生运动”、“如何看待学生运动”等问题上。在这些论争中，施存统以团中央书记和《先驱》主编的双重身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较早提出问题的是士畸(卜士畸)，敬云(刘仁静)和为人(陈为人)等随之附和。
士畸首先在1923年《先驱》第17期上发表《甚么是青年运动?》一文，指出：“现在一般做青年运动的同志，他们都只看见许多学生们屡屡结队游街：今日要推翻军阀，明日请愿驱彭，以为这就包括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全部，以为这就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唯一目标。而工厂主的加倍剥削童工，军阀们的鱼肉青年……他们却未见得到，这我们不是犯了近视病吗?”
他指出：“学生运动并不能代表中国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不过是青年运动的一部分工作，以学生运动作包办全部青年运动的工作就不可了。反之，只有青年工人运动，能代表中国的青年运动，能为中国青年运动奋斗的先锋军。因为只有青年工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是真正革命的分子，而学生们(小资产阶级)的奋斗，达到某一定范围的时候，自然会不往前进了。这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自然生出来的结果;知道西欧革命史的人，很了解这点。”他认为，以前中国的青年运动过分地注重学生运动，以至于把学生运动看着青年团组织的基础，是不懂“青年运动是甚么东西”而造成的。他提出，今后青年运动的方针应该是：“到工业发达的地方，乡村和兵士中间去做青年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以青年工人、农人和兵士作组织中的中坚分子。”
施存统在该文后附志，认为士畸所提出的问题给他们这些做青年工作的人们“一个当头的棒喝”，值得同志们注意。但他同时也指出，士畸刚从赤俄回国，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具体情形不很了解，因而对他的某些意见还不能完全赞同。事实上，士畸所强调的“只有青年工人能代表青年运动”的观点和他所反对的“学生运动可以代表青年运动”的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
紧接着，敬云在1923年《先驱》第19期上发表《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意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敬云对中国青年运动中只重视学生运动的现象也提出了批评。他与士畸所谓的“近视病”相呼应，也说这是一种“病的现象”。他指出：“我们一年来运动的成绩除去得着一部分学生的同情外，千千万万的青年工人几不知有我们团体名字。我们与群众隔离，不能在民众中伸张势力，不能引导民众，我们忽视我们的正当工作，我们的损失是没有比这个还大的。”这种学生运动，“于中国的革命运动是无多大的直接的动力的”。因此，他主张，青年团的工作还应该深入到兵士、学徒等所有的劳苦青年中去。
施存统在敬云这篇文章的附志中写道：“中国青年运动之所以发生这种‘病的现象’，一定有他必然的原因，决非误解‘西洋’青年运动之故。完美的方针本没有错，只是因为钱和人的问题，弄的现在还没有做青年工人的运动，只向学生方面活动。不仅学生团员没有做青年工人运动，就是工人团员也没有做青年工人运动。我们固然一面当注重青年工人运动，同时也必须注重青年学生运动。”
很明显，施存统认为，青年运动应该包括青年工人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两个方面，不应该偏废。
可是，敬云对施存统的这种辩解并不满意。为人也有与士畸和敬云相同看法。
因此，在1923年《先驱》第20期上，施存统同时发了为人的《我们青年在中国如何作青年运动?》和敬云的《我们与学生运动》。
为人在文中写道：“我们将近五年以来的青年运动的表现观察一下，只可说是学生运动，其他如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兵士的运动实未开始。”他认为，学生在社会上是非阶级化的青年，其运动的发生基于自利和感情两方面的因素，而“我们底青年运动是应该有阶级的，有完善意义的青年运动，决不是单独以学生运动为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不过是运动学生向各种青年群众中去运动反抗黑暗的旧势力的意思。”他主张，青年运动应该包括青年工人、青年农人、青年兵士以及青年学生的运动，它以一切劳苦群众的青年为基础，而不是仅仅以学生为基础。
施存统虽然和为人一样，也认为青年运动应该是包括多种层次的青年的运动，但在团的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着像为人所提醒的那样只注重学生运动的现象，施存统认为这是由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另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们的观点也有分歧，如，施存统认为，青年兵士与成年兵士的生活并无特殊不同;还有，施存统鼓励青年农民加入军阀军队中去反抗军阀，而为人的主张是阻止他们加入。
敬云则在《我们与学生运动》中，更加明确地否定学生运动，甚至认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纪律不整，组织不完，重大的原因完全由于团体拥有过多的学生团员，以至承继了许多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缺点。假如照现状继续下去，团体的发达将永不可期。”为改变这种状况，他强调要注重青年工人学徒的运动，彻底放弃以往那种过分注重学生运动的工作方法，并提出，在组织上应暂时禁止介绍学生参加青年团等较为绝对的建议。
施存统并不认同敬云这种偏激的观点，他在敬云这篇文章的附志中提出，注重青年工人运动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在中国这种经济落后的国家主张社会革命，而欲单靠工人的力量来成就，我觉得也同样是荒谬的议论。学生纵然不能做社会革命的主体，而对于宣传及组织无产阶级并未来的建设事业上，实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革命，只有由工人(经济力)，兵士(武力)，学生(智力)三者之力结合起来才成功。而目下本团的工作，按照实际可能的情形，应以学生运动与青年工人运动并重，虽然学生运动是手段，工人运动是目的。”
为了更加系统地阐明关于青年运动的观点，施存统在1923年《先驱》第22期上发表《中国的青年运动究竟应该怎样?》一文。在文中，施存统首先对“社会主义的革命为什么以近代无产阶级为中心为基础为动力”和“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形究竟怎样，在此情形之下将如何成就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两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得出结论：“(1)从原则上说，社会革命应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由无产阶级之力来完成;(2)但中国是无产阶级很少的国家，中国的社会革命有发展产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制造无产阶级的作用，所以这个中国的社会革命除了须以一部分无产阶级为基础外，还须注很大的力量于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分子(尤其是智识分子)，决不能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来完成”。于是，他提出：“中国的青年运动，除了应该注重无产阶级的青年以外，还须极力注重其他非无产阶级的青年。至少在目前，应该两者并重。”“中国的共产主义的青年运动，不起于无产阶级的青年而起于非阶级化的青年学生”的现实，是由中国的产业幼稚和无产阶级的微弱造成的。因而中国学生虽然不能做社会革命的主体，但它对社会革命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总而言之，中国的青年运动在目前应以发动青年工人与青年学生的运动并重，最终向青年学徒、青年农民、青年兵士中发展。
敬云仍然不同意施存统的观点，他在1923年《先驱》第25期上又发表《再论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答存统》一文。他认为青年工人运动远比学生运动重要的多。他写道：“学生运动的根本任务是国民革命，文化宣传，和赞助劳动运动，……只有少数的学生才能容受社会主义的宣传，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此时应尽本团的全力向青年工人中发展。偏重以工人做工人运动，决不能借口‘人和钱的问题’，或者以向青年学生中发展为手段。”
在这期《先驱》上，施存统以《答敬云同志》对敬云提出的不同意见逐一作了答复，最后，他再次申明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写道：“我所说的学生运动，乃是我们在学生中活动的意思，……我始终没有说过学生这一个社会群体有如何如何很大希望的话，我只说我们的革命事业应在这一个群体中找出一些同情者和援助者出来以促进我们革命的成功，在中国这无产阶级幼稚的国家实行社会革命，向学生中活动在学生中求得我们的同志是很重要的。”
这场论争的双方虽然最终未能达到观点的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通过这场论争，引起了社会上广大群众对青年运动的关注，提高了他们对青年运动的认识，特别是使青年工人、学生、农民、兵士看到了自己在中国革命中的使命和责任。这也促进了青年团的工作向更广的层面发展，同时也为学生运动的准确定位提供了必要的参考。
施存统在论争过程中，一面尽力阐述自己的观点，以便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一面积极调整自己的思路和团的指导思想及工作方针，以便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施存统说：“共产党主要的精神，是时刻发现自己的错误，大胆率直地承认，敏捷而勇敢地更改。”
他检讨一年来青年团的工作，认识到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向青年工人中发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做实现社会主义的原动力、主力军”。主要原因是经费困难和缺乏人才。因为未能维持地方团专职书记生活费，以致人人存在“五日京兆”之心，工作自然难以开展。他号召团员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牺牲金钱、自由等东西，甚至还要牺牲生命，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家，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这时，他形成了完整的团的工作思路：全面开展“政治运动，经济运动，文化运动，体育运动……”，“运动的对象及人物”为“工人·农人·学徒·兵士·学生等……”“一方面是学习共产主义替共产党制造党员，他方面是为青年的特殊利益而奋斗。”工作方针是：“以向青年工人中发展为目的，向青年学生中活动为手段，而在最近的需要上，还需两者并重进行。而在学生方面，须较以前做更切实的工作。”
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团的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22年12月，《共产国际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中对施存统领导的团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
最近一期，比较上时间并不多，你们居然能在广泛的中国青年中开展急进的革命工作，青年工人群众间的实际工作，使你们得以巩固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的小团体变成几千团员的大组织……中国的青年团已成能组织群众运动的团体，这是你们实际运动中胜利的事实。
施存统不仅在团的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在党的建设中也出谋献策。他担任团中央书记后，经常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一方面，他在团的工作中积极贯彻党的决议，配合党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在党的理论建设和决策上提出自己的建议。他曾提出理论必须与实践结合，“必须分析现在中国的事实，从现在的事实中找出出路来”;他拥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认为“与革命的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是在学理上有根据，在事实上有必要的”;他宣传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认为民主革命是“进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
同时，施存统还在百忙中一如既往地进行著译，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社会主义。在他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著作有《社会科学讲义》《社会思想史》等，并编辑《社会经济丛刊》;译著有《资本制度解说》《劳农俄国问答》《马克思学术概要》《新俄经济政策与俄国之将来》等7种;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25篇。
施存统不仅在思想理论阵地上殚精竭虑，颇有建树，而且组织并直接参加实际行动，使得团组织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昂扬的斗志。如：
1922年1月17日清晨，湖南工人运动领袖、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因领导工人游行示威，被反动军阀政府杀害，引起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纷纷举行追悼烈士、抗议暴行斗争。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连续发表文章，称颂黄、庞“是中国无产阶级最能奋斗的指导者”，“是中国学生的先觉”。在黄、庞牺牲一周年时，施存统不仅在1923年1月17日的《先驱》上发表《四个死者，一个精神》的文章，还在上海组织召开黄、庞纪念会，号召广大青年发扬黄、庞烈士为信仰、为无产阶级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继续与反动军阀政府作斗争。
1922年3月，施存统主持的团临时中央局，以4月4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将在中国召开大会为契机，在全国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广泛的反帝运动。3月9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3月15日，《先驱》发表带有反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宣言。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和施存统等成为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2那8月，当陈炯明不打军阀、反而炮轰孙中山总统府时，施存统率领广大青年支持孙中山，并在团的旗帜上公开写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支持苏俄!反对国内反动派!打倒军阀!”等口号。
1923年2月，共产党组织发动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了配合共产党的这一行动，施存统号召京汉铁路的青年团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罢工。4日，京汉铁路两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7日，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进行镇压，并抓捕和杀害工人领袖、共产党人和罢工工人，共致死50多人，伤300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惨案发生后，施存统又号召全国青年团员进行声援，并积极参与反对反动军阀的斗争。
施存统因带领青年团参加实际斗争，曾几度被捕入狱：
1822年8月，为支持上海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施存统组织青年团出面发动募捐，他亲自参加一个小组在街头募捐的活动，被警察抓进了牢房。
1923年6月，北京曹锟贿选丑闻败露后，引起国内各阶层人士的声讨，施存统也积极率领青年团参加斗争，并亲自在大街上散发传单，因此遭到逮捕，又一次被投入狱中。后由李大钊设法保释出狱。
繁重的工作和超负荷的著译，使施存统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被头痛的怪病折磨着，吃不好，睡不好，身体十分虚弱。他担心自己不能死于革命的战场而死于床褥之间。想到自己不能和同志们齐心协力去改造团体而“五内俱焚，欲哭无泪”，希望以“社会兴亡”为己任的同志们，要急速把青年团“造成钢铁般坚固的团体，进而向万恶的现存社会组织进攻”。他对中国青年运动提出“抽象的方针”和青年团目前最迫切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具体工作建议。其中提到，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前途，一方面须造成无产阶级的青年革命军，另一方面须养成未来建设事业上的真正人才。他认为，团的一大已解决纲领问题，所以团的二大要解决的不是理论的纲领问题，而是实际的方法问题。
1923年初，施存统便投入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之中。2月24日，施存统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说这次代表大会准备放在湖南长沙召开，并征询他的意见。毛泽东接到信后，于3月7日给光亮(施存统)回了一封信：
1923年3月7日毛泽东给光亮(施存统)的信。
光亮兄：
廿四号来信收到。全国大考在湘举行，此间教务会议议决照办。惟日期主张宜在六月初(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会之后，此点重要，请斟酌为盼!
文化要劳动史四百本，请速照发。
弟 子任 三月七号
信中多用暗语：“全国大考”，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教务会议”，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议。“西校大会”，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化”，是指长沙文化书社。“劳动史”，是指施存统编著的《劳动运动史》，该书于1922年4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行。
原计划在湖南长沙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后因爆发谭延闿、赵恒锡争夺湖南统治权的战争，和发生长沙六一惨案，时局恶化，只好改为1923年8月在南京举行。
1923年8月20日至25日，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国立东南大学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恽代英、刘仁静、林育南、曹初、罗漪园、戴晓云、贺昌、刘昌群和李求实等30余人，代表全国16个省30多个地方团组织的2000多名团员。
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则和中国具体情况，制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并通过了《关于青年运动议决案》，号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积极参加国民运动。党的这个决议成为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切决议的依据和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施存统作了团的一大以来15个月的工作总结报告。大会除了修改团的章程、改选团的中央领导外，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问题，特别是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讨论时发生了争论，刘仁静不赞成加入，瞿秋白、施存统赞成加入，并说服了大家，最后决定青年团员可以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案。大会还通过了青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教育及宣传、青年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在《教育及宣传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教育工作是本团根本工作之一，以共产主义的原则和国民革命的理论教育工人、农民、学生群众是本团最重大的责任。”大会最后选举组成新的团中央执委会。其中执行委员有邓中夏、施存统、刘仁静、夏曦、卜士畸、林育南、李少白;候补委员有恽代英、梁鹏云、李求实、张秋人。
但此时施存统感到自己的神经衰弱已十分严重，怕因此影响团的工作。因此，在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各委员分工时，施存统说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力辞一切职务。经讨论，大家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二届一中全会推选刘仁静任委员长。
团的二大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它坚决地接受了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并采取了与党统一的步骤，保证了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与党在思想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团的二大后，施存统即离开了团中央，去上海大学任教。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时合影，后排左二为施存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