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们大众热切要求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施复亮也是寄希望于此，希望举全国之力，尽快走上重建的道路。
可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妄图窃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全国性的独裁统治。因此，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非常紧迫的，关系和影响着中国未来命运与前途的重大课题。
这一段时间，施复亮和钟复光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希望不要再打内战，而是各党派团结起来，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力，实施民主政治。
1945年8月21日下午，胡厥文在重庆六厂联合办事处(沙坪坝土湾)接待了到访的黄炎培和杨卫玉。他们为抗战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国家避免了沦亡，但是，如何尽快走出困境，恢复国力，这是他们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在恢复建设中，重工业是首要问题。刚从延安访问回来的黄炎培说：“要发展民族工业，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地位。这是受毛先生的启发想到的。毛先生对我说，战后我国要发展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也要有一个自己的组织。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
于是，他们就成立政团的事议论起来，商定以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如何尽快把这个组织建立起来呢?胡厥文说：“我们工商界人士大多不关心也不擅长政治活动，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高明人士共同参与，才能相得益彰。”这个建议得到了黄炎培、杨卫玉的同意，经过商量，议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参与组织的筹备工作。
施复亮得到邀请后，就退出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一心一意投入新组织的筹建之中。
几天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和李烛尘等聚会，商谈成立政治团体的事宜。
首先，黄炎培介绍了去延安访问的情况，他说：“到了延安，我耳目一新，那里充满了生机，一片民主、祥和之气。在机场，我直言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你们猜毛泽东先生会怎么回答?”
与会的人相视无言。
黄炎培继续说：“毛先生告诉我说，他们已经找到了新路，他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先生说到了根本上。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政治上、经济上都不民主，我们如何促其民主?”施复亮说。
胡厥文深有感触地说：“是呀!就从经济上来说，抗战胜利后，美国货充斥国内市场，而政府根本不听我们的意见，却下令取消政府同民营工厂的一切合同，使民族工业陷于绝境。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政府，是不顾民意的。”
黄炎培说：“我给15年来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算了一笔账：上海有一个文化机关，15年前，得一位热心家捐了银圆55万元，约定存入8家银行，只用息，不动本，规规矩矩地照办。一会儿法币政策实行了，合成法币55万元。上海陷敌了，法币2对伪币1，合成伪币25万元。胜利了，伪币200对法币1，合成法币1250元。金圆券颁行了，法币300万对金圆券1，合成金圆券4毫1丝;金圆2对银圆1，合成银圆2毫零5息。15年间，绕了一个大圈子，55万元几乎等于零，闹了一个大笑话。如此这般，国岂能不败?”
施复亮说：“政治上就更不用说了，国民党一党独大，一党独言。不但不听其他党派的意见，甚至打压其他党派。血的教训比比皆是。”
黄炎培说：“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说话的地方，为工商界争得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在这前后，施复亮与重庆的企业界和知识界人士交往密切，他除参加过许德珩等人组织的“民主科学社”外，还是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的成员，并经常参加“星五聚餐会”等组织的活动。参加这些组织的都是当地和迁川工厂的工商企业家和科学界的知识分子。他们关心时局对实业经济的影响，更关注政府的政治走向和政策导向，并表现出参与民主政治的期望和热情。施复亮在与他们的交往和交谈中，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从而认识到自己在大革命失败后否认资产阶级革命性的理论观点是错误的。因此，他更广泛地接触工商界的朋友，为促使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得以发扬而多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他曾把这个愿望同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的领导人表示过，受到肯定和鼓励。
这之后，他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章乃器、孙起孟、李烛尘等人一起，积极开展民主建国会的筹备工作。
这时，一件特大的新闻在雾都重庆迅速传开：中共毛泽东、周恩来要来重庆谈判。
听到这个消息，施复亮和钟复光都很高兴。
施复亮说：“我原来担心润之不会答应来重庆的，想不到他真有魄力，真敢来。”
钟复光显然有点担忧：“我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
“我想蒋介石不会不顾民意，胆大妄为吧。”施复亮口中虽这样说，可心中也不免有些担心。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37分，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乘坐军用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当毛泽东走出机舱，站在舷梯上时，前来迎接的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将机身围成个弧形。毛泽东微笑着，摘下考克礼帽，向欢迎的人群挥动。
中外记者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毛泽东。
赫尔利跷起大拇指说：“毛，简直是好莱坞!”他紧贴着毛泽东，“既然记者先生们老用镜头对着我们，那就让他们拍个痛快吧!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欢的镜头。”他又顺势挽住周恩来的胳膊。
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就这样留下了。
第二天，重庆的大小报纸都刊登了这一重大新闻。
毛泽东向到机场欢迎的人群致意。
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一大早，施复亮就买回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和《大公报》等，同钟复光一起仔细阅读。
施复亮看到各报都盛赞毛泽东有气魄、有胆量。民主人士、诗人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亲临重庆的行动是“弥天大勇”。
施复亮对妻子说：“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命运，润之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大智大勇者方能为!”
钟复光指着《大公报》社论中“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这句话说：“毛先生能够冒着风险来重庆，这确实是件大喜事!我希望这良好的开端能有良好的结局。”
特别引起施复亮深思的是报上登载的毛泽东在机场向记者发表书面谈话中的一段话：“现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这段话引起了他的共鸣，心想，自己应该为国内和平和实施民主政治出一份力。
8月29日上午，国共会谈开始。
从这天开始，施复亮十分关注谈判的进展和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的各项活动。
8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特园会见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友相见格外亲切。张澜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见了面就说：“这明明是蒋介石演的假戏，蒋介石在演鸿门宴。”
毛泽东坦然一笑，风趣地说：“张先生不必为我担心。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9月5日中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妇女爱国运动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同志。他和这些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妇女联谊会的同志们向毛泽东自报家门或由他人向毛泽东一一介绍。
当毛泽东和钟复光握手时，她紧张而又激动地说：“主席，你好!我是钟复光……二十多年前，我在上海见过你。”
毛泽东端详着她：“记得，记得!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大姑娘呢。后来跟存统结婚了，他现在好吗?”
想不到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毛泽东还记得自己，并问候自己的丈夫，她的眼泪夺眶而出，赶忙回答：“好，好……”
“谈判期间，我和他会有机会见面的。”毛泽东说。
“谢谢主席，我会转告他的。”钟复光很激动。
接见结束后，这些追求民主、自由和妇女解放的姐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见到毛主席，她们如同见到从家里来的久别的亲人……
傍晚，钟复光回到家里后心里仍不平静。吃完晚饭，她将毛泽东接见她们的事仔仔细细、有声有色地讲给全家人听，施复亮听得格外认真，当听到毛泽东问候他并说这次有机会见面时，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心想，自己和毛泽东早在1922年就在青年团共过事，还通过信。1923年在上海大学向警予的阁楼里，他们就多次与带着孩子的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见过面。1927年上半年，自己在武汉军校时，毛泽东曾来军校讲过课，他们见过面。可自从1927年自己退党后，便再也没有见过面。他觉得自己有愧于共产党，有愧于过去的同事和战友。可是，现在作为日理万机的一党主席毛泽东还惦记着他，他既高兴，又愧疚。他想，如果这次能与毛泽东相见，自己会当着他的面检讨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一定会为民主建国事业多做工作。
9月17日，毛泽东会见民族工商界人士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吴羹梅时，施复亮也应邀出席。
之后，施复亮还多次参加了毛泽东的会见活动。毛泽东与民主人士坦然交流政治见解，介绍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实际情况，提出和平、民主建国方针，并调查了解大后方以及在重庆的外国人的情况和想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重视，对各方民主人士的尊重。
施复亮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建国方针的谈话后，受到很大的鼓舞和触动，一连几个晚上难以入眠，不断地反省和检讨自己，进一步认识到，在大革命失败后，自己认为共产党没有前途、不能领导革命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想到这些，他的心里总是隐隐作痛。现在，共产党发展壮大起来了，成了民族和人民的希望，成为与国民党抗衡的重要力量。他为此感到高兴。他想，自己虽然早就退出了共产党，但是，毛泽东、周恩来并没有嫌弃和责怪他，而是待之以诚，并给予慰勉。自己一定要为国共合作和共产党的民主建国方略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将自己的想法同钟复光说了，钟复光也有同样的感受，两人表示要互助互勉，共同前进。
在这期间，施复亮除了继续主编《四川经济研究》、撰写有关战后经济建设的文章外，主要的社会活动就是参与民主建国会的筹建工作。
10月19日，周恩来在西南实业协会的星五聚餐会上，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二百余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施复亮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周恩来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倡导，也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施复亮从中领会了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原则。他与到会的黄炎培、胡厥文等人都深受启发和鼓舞，这对筹组民主建国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1月3日午后，黄炎培与胡厥文为会议主席，主持迁川工厂联合会与国讯、宪政发起工厂的民主座谈会，到会的有31人，沈衡山、胡西园、胡厥文、陈伯康、施复亮、马雄冠、章乃器、余名钰、卫挺生、徐崇林、高功懋、张雪澄、魏如13人积极发言，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和组建政团的意见。当晚，黄炎培主持召开会议，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徐崇林参会，议定政团的名称为民主建国会，章乃器就所拟政治主张的补充草稿发言，大家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16日晚，胡厥文主持会议，黄炎培、胡西园、章乃器、章元善、施复亮、徐崇林、孙起孟、张雪澄九人参加，决定将《民主建国会政治主张》改为《民主建国会政治纲领》。形成决议：一、假定十二月一日开成立会;二、推章乃器、施复亮、张雪澄、孙起孟研究政治政纲。
11月28日，民主建国会筹备会议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三十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胡西园、孙起孟、章元善、施复亮、酆云鹤、胡子婴、辛德培、黄墨涵、张雪澄、陈之一(钧)、徐崇林、周子义(焕章)为筹备干事。
1945年12月16日下午，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有93人出席会议。大会公推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组成主席团。胡厥文在主持词中说：“本会之筹设，其最大目的为促成民主。本会非少数人垄断之团体。开始的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每周开会一次或两三次，最后一次筹备会为十二月十四日，共开会二十四次，其间经过虽为时不久，但亦相当艰苦，参加签名而已经离渝者已不少，愿参加而未及签名者亦复不少。”
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等重要文件，选举了民主建国会领导机关。最后，大会在“民主建国”“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声中胜利闭幕。从此，民主建国会宣告诞生，一个新的政党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
施复亮被选为常务理事，并担任言论出版组主任，负责编辑民主建国会机关报《平民周刊》。钟复光被选为监事。
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宣言》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在国内政治上主张和平统一、民主建国，经济和思想自由;对国共两党采取“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立场;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强烈反对内战，反对专制独裁。
民主建国会成立不久，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
1945年12月24日，新华日报社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的七个问题向有关方面征求答案，施复亮也在被征求答案者之列。
他针对这七个问题，在1946年1月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我的答案》，旗帜鲜明地表态：
1.必须团结一致，实现和平，停止内战。
2.立即废除一切妨碍人民自由的法令，解散一切特务组织，结束党治，取消新闻垄断。
3.扩大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在国民大会未开之前，代行国会职权，以便逐步推行各省政府普选和地方自治，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
4.军队必须国家化，而国家首先要成为真正的民国，建立多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5.制定和平建国的共同纲领，以促进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为中心内容。
6.根据无限制无记名的直接普选法产生国民大会代表，并且应当设法使工农及妇女代表有多多当选的机会，不承认国民党十年前选举的代表资格，反对一党包揽国民大会。
7.“必须在国共两党以外形成一个进步的民主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其强大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既可以做双方团结的桥梁，又可以做共同团结的基础”，坚决为争取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实现奋斗到底。
以上七条表明了施复亮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
1月8日，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大厦举行招待会，与会者有中共和各界知名人士。施复亮和与会者对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开放政权、释放政治化、检讨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等意见。
民主建国会招待会签名，施复亮签名居中。
1月11日，施复亮又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感想与希望》一文，公开申明：“十八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都是中间派的立场和态度……但是中间派绝不是调和派，在是非之间决不能中立;在民主与反民主之间决不能调和”。他认为：“今天中共是一种进步的力量，在它忠实于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们不但不应该拒绝和它合作，而且应该诚实合作。”主张采取一种“坚决反对保守反动的道路”的中间路线。
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中共的地位和各党派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重庆人民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欢庆了1945年的“胜利年”之后，接着，1946年1月10日，又迎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为了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取得好的成果，民主建国会和其他民主党派及团体于会议期间组织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施复亮被选为理事。
1月12日，民主建国会中央机关刊物《平民周刊》在重庆创刊，施复亮任编辑委员会召集人。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怎样促进政治民主化》。
从1月12日到27日，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组织，共召开了八次各界民众大会，宣传民主党派和人民对和平建国、民主施政的愿望和要求。前三次是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合作会堂举行的，从第四次起，改在重庆沧白堂举行，每次到会群众均在千人以上，最多达三千多人，气氛非常热烈。施复亮积极参加并主持了其中的几次活动。
大会的召开，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惧，当局连续派遣特务跟踪威胁到会的政协代表，并且扰乱会场，谩骂、殴打会议主持人、政协代表和到会群众。
1月14日，施复亮在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合作会堂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民众大会，会议一开始，就有特务故意捣乱说：“贵会会章既是标榜中间立场，希望贵会一切言论不要做《新华日报》的尾巴。”
大家都明白，当时的《新华日报》是共产党主持的进步报纸，这个特务话中有话，其实是说民主建国会做了共产党的尾巴。
施复亮毫不回避，在总结发言中亮明自己的观点：“中间派不是调和派，不是折中派，而是要团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广大中间人士，特别是工商界和知识界的人士来共商国是，讨论民主建国的问题，要说什么‘尾巴’的话我们就是真理的尾巴。谁说的话代表了真理，我们就支持他、拥护他。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新华日报》说了三加二等于五，这是常识性的真理，即我们肯定跟着也说三加二等于五，难道就成了《新华日报》的尾巴了吗?难道要我们说等于四或等于六才对吗?”
特务被驳得无言以对，但仍然乱叫乱嚷，肆意干扰和破坏。
施复亮不顾干扰，继续说：“国民党执政30年来，政绩好坏，国人皆知，有目共睹。现在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的办法，我认为它是彻头彻尾维持个人独裁。今天很多先生的发言指责得很正确……《新华日报》是站在监督政府的立场，代表老百姓说话，说的是事实，是真理，难道不许我们当真理的信徒吗?我们就是要明辨是非，坚持真理，要当真理的尾巴，作真理的信徒。”
这一席话立场鲜明，落地有声，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由于听众越来越多，民众大会从第四次开始，改在重庆沧白堂举行。但仍然遭到特务的干扰和破坏，而且越发的嚣张。他们狂呼乱叫，向台上扔石块、木块，在台下放鞭炮、敲小锣，甚至包围谩骂作报告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还打伤了政协代表郭沫若、张东荪等人。
国民党这一连串的捣乱破坏，被称为“沧白堂”事件。
政治协商会议开了22天，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终于达成了《和平建国纲领》及军事、宪法草案、政府组织、国民大会等五项协议。
这正是施复亮多年来所期盼和追求的。他和广大重庆人民一样，认为这是1946年“和平年”的良好开端，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和平、民主的希望。因此，他的政治热情又一次被激发出来。一连几天，他都处在兴奋之中，还不时地哼唱起他所喜爱的京剧来。
为了庆祝政协会议成功，敦促国民党履行协议，1946年2月2日，由“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所属的23个团体发起，定于2月10日上午九时半在较场口广场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开了三次筹备会议，施复亮参加了第三次筹备会议。筹备会对大会议程和大会主席团等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协商，选出李德全、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刘清扬、王葆真、易礼容、黄洛峰、顾锡璋、阎宝航、祝公健、尚丁等二十多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大会总主席，黄洛峰为大会总指挥。还邀请政协代表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罗隆基、邵力子、曾琦、陈启天、李烛尘、张君劢等参加大会。
2月9日下午，在四川省银行职工宿舍里，施复亮向钟复光说了他参加筹备会的情况：“今天我参加了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在今天的会议上，决定明天上午九点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群众大会，已发出通知和消息，希望陪都各界人民或团体共同参加庆祝。你是民建会、妇女联谊会会员，也应该约集一些人参加明天的大会。”
“那当然，我马上就去通知。”钟复光说。
“我也要去市政府请参议会胡子昂会长在明天的大会上讲话。”
说完，两人就都离开宿舍，各自干各自的事去了。
这边在抓紧筹备，可是，蒋介石政府也在暗中谋划。因为他们并不想履行政协协议，而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幌子，掩人耳目。因此，他们对明天将要召开的庆祝大会极为不满，但又不好公开反对，于是精心策划了一场阴谋，暗中组织了一批特务和打手，企图破坏大会的召开。
2009年，曾奉国民党高层指令参与较场口血案的国民党前中统局特工郑蕴侠回忆：“1946年2月6日，我接到上峰通知，2月10日晨，中共将要在重庆较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上峰的命令是‘伺机控制会场，执行破坏活动’。”
于是，2月10日清晨，郑蕴侠与一干特务就埋伏在会场。
2月10日正好是星期天，上午8时左右，钟复光就带着中兴学校的一些教职员从江北来到了较场口广场。钟复光看到，有很多参加会议的群众队伍高举彩旗、喜气洋洋地向较场口广场涌来，有些队伍还一边行进，一边唱着歌曲。在临时搭的主席台前面站满了人，都是头上扎着一圈白布，身穿过膝的蓝布旧长衫，脚上大多是穿着草鞋，好像都是抬滑竿的人。在主席台上左边靠后有军乐队整整齐齐地坐着。钟复光感到十分诧异，心想，自己过去参加过很多群众集会，都没有见过军乐队，真正的人民团体是无钱请军乐队的，今天为什么有军乐队?她对身旁的人说：“从上个月国民党特务在沧白堂等处捣乱的情景看，恐怕今天的大会也不会平静的。”
未到九时，广场上就有了近万人。
施复亮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也都在主席台上就座。会议即将开始。
可就在这时，一场闹剧开始了。
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打手。
还没到九点半，就有几个人大声喊叫：“快开会!快开会!”
会议的主持人请大家稍等片刻，九点半准时开会。
周德侯叫嚷：“中国以农立国，请农会主席刘野樵当大会主席!”
刘野樵等特务头子立即跳上主席台，抢夺话筒，悍然宣布开会。先由他们带来的军乐队奏“国歌”，接着是读总理遗嘱。
施复亮对这突如其来的捣乱感到愤慨，为了阻止刘野樵作报告，就在总理遗嘱刚读完的一刹那，施复亮和主席团中的另外几位成员立即向群众高喊：“请李公朴先生报告!”
李公朴刚走到扩音机前正要讲话时，在台上的特务就一哄而上，拳打脚踢，并用事先准备好的铁尺将他的头打破，鲜血直流。
施复亮一面护卫李公朴一面高呼：“不可打人!一切事情应讲道理!”
“谁不讲道理?你就是破坏秩序的人!”台下的暴徒们反诬施复亮，又说，“有道理到台下来讲!”
在台上的暴徒用力要将施复亮推下主席台。
一帮暴徒大喊：“打!打!下来，下来!”
台上的几个暴徒围住施复亮，拳打脚踢。
政协代表郭沫若挺身阻拦，也立刻遭到殴打，左额被打伤，腹部被踢伤，眼镜也被打落在地。
穿着礼服的马寅初见此情景，怒斥特务的暴行，特务一拥而上，剥下了他的礼服，抢夺而去。
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会场。
特务们要将施复亮抛下主席台。这时，有几位青年跑过来保护施复亮，护着他向主席台的右下侧走。
施复亮一边走，一边回头痛骂那些捣乱分子：“好威风，好勇敢!为什么不拿这种精神去对付日本人!”
特务们继续追打施复亮，并高喊：“打死他!打死他!”
有几十个暴徒追着施复亮打，并且乱打保护他的几位青年，一直打到民新食品店与四方茶馆间的一个杂货铺内。
几位宪兵警察和该杂货铺的老板、伙计挡在了门口。
暴徒们不肯罢休，拼命地用板凳向铺内的施复亮砸去，施复亮接住了板凳，人未被打着，眼镜却掉到了地上。
这时，经施复亮请来的代表重庆市民到会讲话的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正好赶到，见此情景，便竭力劝阻，特务和打手才不得不悻悻离去。
钟复光到处寻找施复亮，在乱阵中好不容易找到了杂货铺，见施复亮坐在店内的一张小床边，面色惨白，喘不过气来，手上拿着眼镜，满身都是泥土，从头到脚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
钟复光急问：“你什么地方被打伤?”
“全身疼痛，头脑晕晕，又痛又涨。暴徒打我时，我用双手保护腹部。”
“是谁护送你到这店来的?”
“好像是我介绍到陶行知育才学校的学生，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今天我没有被暴徒打死，要感谢那些青年，尤其是那两位为保护我而挨打了的青年和胡子昂议长。”
胡子昂见施复亮受了重伤，便对钟复光说：“你赶快陪施先生坐我的车去医院。”
“那你呢?”钟复光不好意思地问。
“不要管我，我有办法。”
“那太谢谢你了!”钟复光将施复亮扶上车，陪着去了重庆市民医院。
周恩来本来是大会的特邀代表，但因有重要约会就没有去较场口。当他在九点半左右听到参加会议的人来向他汇报较场口发生的情况后，非常气愤，立即终止约会要去较场口。
大家劝他不要去，说在混乱中即便去了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周恩来说：“特务横行，爱国人士被打，我不能看着不管呀。”说罢，就和廖承志等人乘车而去。
为安全起见，龙飞虎、朱友学等四人带上驳壳枪也跟着去了。
他们赶到时，现场混乱不堪，特务、暴徒还在行凶打人。见周恩来等人来了，他们就像疯狗似地围了过来。
周恩来下车后，愤怒地斥责那些特务、暴徒：“谁让你们这样干的，是谁指使你们这样打人的?”
特务、暴徒们不但不听，有几个家伙反而掏出了手枪。
见此情况，跟周恩来去的四个人也掏出了枪对准特务，挡在周恩来的面前，和那几个特务冷眼相对，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此时，周恩来却制止自己人说：“谁让你们这样做的?他们不讲理，我们要讲理嘛!”
这时，有一个特务认出了周恩来，便对同伙说：“他是周恩来。”
这几个家伙一听周恩来的名字，似乎有所畏惧。
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李德全也是主席团成员。就在这时，冯将军得悉赶来，后面跟着全副武装人员的随车。
代表团人员和红岩办事处去参加集会的人，也陆续赶来了。
只听人群中传来一声长长的哨音，这大约就是特务和暴徒事先定好的暗号，那几个家伙和混在人群中的特务、暴徒，听到哨音一哄而散，逃之夭夭。
除了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章乃器、马演初等主席团成员和特邀代表被打伤外，特务和打手还用事先准备好的铁条、砖头毒打来参加会议的记者、群众，当场有六十多人被打伤。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次流血事件不是偶然的，是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你们的血不会白流，通过这次事件，全国人民会进一步看清国民党顽固派假和平真打内战的面目。”
然后，周恩来让自己的同志尽快将李公朴等人送市民医院治疗，他也随同去了医院。他们到了医院后，听说施复亮已在稍前被送到了这家医院。
周恩来在医院探望慰问了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受伤人士。
过了不久，各界群众纷纷来到市民医院，排着长队、井然有序地签了名，向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慰问致敬。
经过医生检查，李公朴伤势较重，头上有两公分长的裂口，需住院治疗。施复亮“系患头部与右股部挫伤”，脑震荡，右半边身子也被打伤，而以股部、腿部的伤势最重。医生开了云南白药等让他回去服。其余的伤者也都回家养伤。
钟复光陪施复亮回到四川省银行职工宿舍后，就卧床养伤。当天中午，他没吃饭，昏昏沉沉睡了一会儿。12点时，他对钟复光说：“群众庆祝政协会议成功竟遭到毒打!这公理何在?民主何在?这国民党政府究竟想干什么?我要写文章抗议，揭露他们的罪恶行径。”施复亮难抑气愤地说。
“你还伤着呢!怎么写?过几天再说吧。”钟复光劝他。
“一天也不能等，我说，你记。”钟复光只好拿来纸和笔。
施复亮忍着伤痛，躺在床上口述被打经过，揭露血案的真相，钟复光笔录。
他讲了一段，感到头晕，就说：“我头晕，等一会儿再写吧。”便又躺下休息。
不久，邓颖超拿着水果来看望施复亮。
钟复光接过水果，去给邓颖超泡了一杯茶。
邓颖超坐在施复亮的床边，亲切地说：“我是代表中共代表团来看望你的，你受苦了。”
施复亮热泪盈眶，激动地说：“谢谢你们!”
“我们都是一个统一战线里的，不用谢。”
施复亮说：“这国民党反动势力竟对民主人士下此毒手，我一定要谴责他们的暴行，我正在写一篇《愤怒的抗议》的文章。”
“我看你伤得挺重，能写吗?”
“我是写不了。是我口述，复光记录。刚才我说了一段，头昏，就停下了。等一会儿再接着写。今天一定要发出去，最好明天能见报。”
“恩来也在与政协各方代表联系，要找蒋介石当面交涉，要求严惩打人凶手及其幕后策划者。”
“这样做最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联起手来，给蒋介石施压。”
“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我们只能斗争，不能妥协。”
“是呀。这次又是一个血的教训。”
“希望你好好养伤，早日康复!”
他们谈了十几分钟后，邓颖超起身说：“你们还要赶写文章，我就不耽搁你们了。希望你好好养伤，早日康复!”
“请你转告周副主席，谢谢他的关心。”
钟复光送邓颖超走后，见施复亮面色通红，他激动地对钟复光说：“邓颖超代表中共代表团来看我，说明共产党和周恩来副主席对我的关怀，这使我感愧交集。我不能辜负他们提出的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希望，今天为争取民主挨打，但没有被打死;明天我还要为争取民主建国而努力呢!”施复亮越说越兴奋。
钟复光见他面色更加通红，兴奋过度，马上递给他一条湿毛巾和一杯开水，并劝他再休息一会儿。
施复亮擦了一把脸，喝了水后，说：“我们接着把文章写完吧。”
于是，他说，钟复光记，到傍晚时，《愤怒的抗议》终于写完。
施复亮看了一遍后，就嘱咐妻子立即将文章送到报馆去。
钟复光把文章放进包里，就出门去报馆。
当晚，政协各方代表举行紧急会议，推出周恩来等四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周恩来、沈钧儒、梁漱溟、罗隆基联名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信中对国民党暴徒行径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第二天，《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晚报》等迅速报道了事件真相，施复亮《愤怒的抗议》也发表在《新华日报》和《新民报》上，文中写道：“我对于这种事实，不能不对于今天当权的国民党表示愤怒的抗议!”“我们个人是吃亏了，是被打了，但是历史的车轮还是要向着我们所相信的方向进行的。”
在同日的《新华日报》上，还发表了一位市民《写给被殴打的贤达们》的信，信中写道：“你们的被害被殴打不是徒然的，你们的光荣是永远不灭的!”我们“决意永远作为你们的后盾”。
“较场口血案”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震惊。有识之士慨叹道：“嗜权而致如此下作，也就无药可救了!”
气愤难当的冯玉祥将军挥笔写下《较场口》一诗，详细记录了较场口血案的过程，深刻揭露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凶残罪恶，直斥蒋介石政府的野蛮残暴和反人民本质。2月12日，《新华日报》发表了这首诗。诗中写道：
开个庆祝会，本来是很对。
会竟未开成，民众被打退。
对着主席团，居然发大威。
有的破口骂，有的砖石飞。
章乃器被打，施复亮挨捶。
有些打伤者，打坏一条腿。
拳打和脚踢，施君伤为最。
……
诗中的“施君”即为施复亮。
重庆市民纷纷写信给郭沫若、李公朴和施复亮贤士表示支持和慰问。
全国各地也纷纷发来慰问的函电。
在延安，各界代表立即召开了声讨国民党特务罪行的大会，对较场口惨案进行强烈的谴责，并派黄齐生为代表到重庆慰问。
钟复光后来说：“从2月11日起到2月底，每天去慰问施复亮的人川流不息，我均一一表示谢意。”
施复亮在养伤期间，重庆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蒋介石已在密谋发动全面内战，爱国运动受到镇压，民主人士受到监视，施复亮仍然处于危险境地。
2月22日，国民党反动派又在重庆制造了反苏反共游行，并捣毁中共新华日报社营业部的事件。周恩来代表中共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关于国民党特务捣毁〈新华日报〉的声明》，声明指出，国民党指使特务分子扰乱重庆沧白堂政协促进会的会场、制造“较场口事件”等，其目的是想挑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愤怒、好造成更大的事件，进而撕毁政协会议决议，破坏和平民主的进程。中共要求国民党当局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的民主秩序。同时，重申中共在国家的问题上不会感情用事，将继续出席国共美三方军事会议。
施复亮反复读了报上登载的这个声明，看到周恩来有理、有节、有利地同国民党开展斗争，使反动事件制造者的阴谋彻底失败。施复亮从中深受启示。为纪念2月10日“较场口血案”，施复亮与李公朴、王葆真、曹孟君、史良等五十余人发起成立“二一〇社”，表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独裁专制进行不懈斗争。
同时，施复亮和钟复光还继续参与筹建民建重庆分会的工作，他是大学方面组织发展的负责人之一，钟复光是教育方面组织发展的负责人之一。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6年2月24日，民建重庆分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施复亮被推选为成立大会主席团成员。在成立大会上，施复亮和黄墨涵就重庆分会筹备概况作了报告，并再一次控诉了国民党制造“较场口惨案”的罪行，号召大家维护政协决议，反对独裁，为民主建国而斗争。
自“较场口事件”后，国民党变本加厉地镇压民主运动，监视逮捕民主人士，施复亮也在他们的监视之中，随时都有加害于他的可能。但他无所畏惧，继续参加各项反独裁、要和平、争民主的活动。
国民党竟然不顾中共的严正声明，又指使特务于4月6日捣毁了新华日报社。施复亮得到消息后，义愤填膺，立即找到周恩来，表示了自己对国民党的愤慨，并要撰写文章，予以谴责。
周恩来考虑到施复亮的安全，劝他说：“我建议你早日离开重庆，以免受迫害。”
“我是不怕他们的。”施复亮说。
“但我们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换个地方照样革命。”
“那好，我听你的。”
“我想你还是去上海吧，那里你熟悉。”
“在上海的民建总部也来信邀请我去总部工作。”
“这不正好嘛。你一家去上海的事，我来安排。”
“谢谢你。”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5月上旬，施复亮一家与新华社的一些同志一起乘飞机去了上海。
刚到上海，5月22日，施复亮就参加了民建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决定筹建平民出版社，施复亮被推为筹备委员及召集人。
民建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施复亮要找一份工作以维持生活。本想进大学教书，可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已密令全国各学校，不准聘用施复亮。
京沪区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请他去主编《京沪月刊》，这也符合他的专长。他踌躇满志，进行认真的策划和构想，力求办一份有特色的月刊。但因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有反蒋内容，即被辞退。
好在钟复光找到了一份工作，是铁路局图书管理员。因此，他们一家就住在北火车站钟复光工作单位的一间小屋里，靠钟复光的微薄工资勉强度日。
施复亮找不到工作，只好为报刊写文章，赚点稿费，贴补生活。同时，还要为民建发展组织和平民出版社的工作奔走出力。他以清茶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向他们宣传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民建的政纲和主张，并指出国民党统治的末日即将到来，鼓励他们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
不久，钟复光被解职，连寄身的小屋也没有了。为了找一个安身的地方，施复亮只好在报上登了一则租房启示，声明出不起押金和顶费，但保证每月不拖欠房租。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看到了这个启示，知道了他的困难处境，便安排地下党员周庚出面帮助，请施复亮一家搬到半淞园路自己的家中免费居住，而且还在经济上接济他。对这看似意外的照顾，施复亮的心里是明白的，他十分感激周庚以及他背后的组织。
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施复亮全身心地投入反蒋反美的革命斗争中。当时，蒋介石正在筹划重新组织旧政协，企图拉拢民主党派，民盟的某一主要领导人中了敌人的圈套，有意接受国民党的特殊待遇，已住进广慈医院的高级病房。眼看民盟将分裂，施复亮就去找民盟主席张澜，张澜听了他说的情况后，以主席身份宣布：民盟坚决不跟蒋介石走。张澜又委托施复亮把此决定转告这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才正式表示不接受国民党的优待，粉碎了国民党分裂民盟的阴谋。
1946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撕毁停战协定，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全面内战。全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作为各民主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上海，掀起了反内战的群众斗争浪潮。
6月5日，民建、民盟等53个人民团体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决定组织上海人民举行反对内战大会。
施复亮积极投入反内战的斗争之中，在民建总会创办的机关刊物《民讯》上连续发表了《当前时局与本会的任务》《今后的第三方面》等多篇文章，宣传民主，反对内战。
民主建国会总部与雁荡路80号的中华职教社为邻，民建的许多会议都在中华职教社举行。时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曾在中华职教社与民建总会领导黄炎培、施复亮等人共同探讨对时局的看法和如何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
6月15日，施复亮参加了民建会员的座谈会，认为“和平不能等待，要人民去争取”，正式通过推派代表晋京请愿的决定。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雷吉琼等11人为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共13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马叙伦任代表团团长。
21日，民建在《联合晚报》《大公报》《时代报》《中华日报》上发表题为《挽救国运解决国事为永久和平呼吁》的文章，施复亮参与了这篇文章的起草。文章指出：“在这国家安危所系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更热望全国同胞，赶快拿出主人翁的身份，一致起来为奠定永久和平而努力!”
22日，施复亮又参加了民建举行的会员座谈会，通过了欢送本市人民代表赴京请愿吁请和平案，决定全体会员到火车站欢送代表并参加反内战游行。
6月23日，和平请愿代表团离开上海，上海人民组织了大规模的欢送会。这天清晨，施复亮和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鏊、吴晗、陶行知、沙千里、林汉达等社会知名人士到车站送行。上海地下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以及先期秘密来到上海的中央青委负责人等都来到了现场。
施复亮看到，上海各界包括300多个单位的学生、工人、教师、店员等从四面八方来到火车站广场，有的说有5万人，也有的说有10万之众。他们贴标语、发宣言、高唱反战歌曲、高呼反战口号，整个广场沸腾起来了。施复亮深深地被爱国民众的热烈情绪和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所感动。
可是，请愿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就遭到一伙歹徒的围困和殴打，致使马叙伦等多人受伤，这是国民党蓄意制造的“下关惨案”。
施复亮十分气愤，奋笔疾书，写出了《伟大的民意与愚蠢的反动》一文，发表在6月29日《周报》第43期上，揭露和痛斥了国民党制造“下关惨案”的阴谋和罪行。
更加令施复亮愤怒的是，7月11日、15日，国民党特务在昆明相继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在短短的五个多月里，施复亮先后经历了国民党制造的“沧白堂惨案”“较场口惨案”和“下关惨案”，又惊闻战友李公朴、闻一多惨遭暗杀，这使他更加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民主、搞独裁、打内战、残酷杀害民主进步人士的本质。
国民党政府一边实行白色恐怖、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和民主进步人士，一边想以假民主欺骗人民。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同时，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当时，各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已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何去何从的分水岭。
11日，蒋介石为争取中间势力，决定会议延期召开，并派陶希圣、张群等人做民建负责人黄炎培、施复亮等人的工作，动员他们参加国大。但遭到了他们的拒绝。
施复亮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于10月31日在《民主周刊》上发表了《警告第三方面的政协代表》，揭露国民党政府在政协代表上弄虚作假的伎俩。
可是国民党一意孤行，11月15日单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
黄炎培、施复亮等人对国民党任意践踏民主的行为十分愤慨，表示要予以谴责;民进、九三学社等政治团体也意见纷纷。于是，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十一个政团于12月31日联合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大会”的代表不能代表各民主党派，只能代表国民党，因此，所通过的宪法只能是“一党宪法”。这“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1947年1月3日，施复亮参加了民建召开的常务理事会议，讨论通过了《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再次表明了民建反对“国民大会”和“一党宪法”的态度。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根本不顾民意，不理睬各民主党派的批评，继“国民大会”之后，又玩起了“改组政府”的骗局。蒋介石拉拢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社会贤达”参加“国民政府”，称这个政府是“多党”的政府。
4月22日，施复亮参加民建常务理事会会议，讨论决定发表声明，揭穿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假象和骗局，施复亮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哪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并表示中国要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进步的道路，“只有重新恢复政协的精神和原则，组织全国统一的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彻底实行和平建国纲领。”
施复亮看到，从1946年2月“较场口惨案”以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暴力行为越发地嚣张：暗杀民主人士、镇压革命和进步力量、破坏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召开一党控制的国民大会、谋划“改组政府”的骗局、关闭和谈之门……这一系列行为，使施复亮在重庆谈判和政协期间所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和民主建国的希望日趋渺茫。这时，他想，国民党已在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共产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得不陷入内战之中。既然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条道路都不能救中国，那就得有第三条道路来救中国。于是，他更加坚定了走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中间路线的主张，并为实现这一政治主张和扩大中间派势力而奔走呼号。
前面已经提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施复亮曾一度参加改组派，试图将已经“背叛主义背叛民众背叛党纲背叛党章”的国民党改造成真正执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的国民党，并提出了一整套改造国民党的理论。虽然他当时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中间路线，也没有明确提出中间路线的思想主张。但是，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使得改组派的性质和他参加改组派期间的政治活动显示出中间性色彩。是实践教育了他，在退出改组派以后的反思中，施复亮默认自己当年从事的即是中间运动，并且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和错误。1932年，他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一书的序言中明确写道：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没有经济的根据”。1937年，他又在《一个诚实的声明》一文中指出：“在国共两党正在剧烈斗争的时候，一切中间运动都不会有好的前途，不投到国民党方面去，便只有投到共产党方面去。”
既然早在30年代，施复亮就认识到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那为什么到了40年代，在国共两党又尖锐对立的时刻，他又主张走中间路线呢?这不是明知故犯吗?其实，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它有着深层的原因，并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国际背景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美苏对峙格局，这使得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力量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在美苏两国的牵制下，国共两党要想单独推行各自的主张都为美苏两国所不允许。中国既不可能建立亲苏的共产党政权，也不可能建立亲美的国民党政权。美苏争夺中国的结果将导致一个调和的中间型政权出现。因此，中国只能走妥协、折中的中间道路。实际上，美国已经在极力扶植所谓第三种力量。此外，战后欧洲一些改良性质的政党，如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搞议会斗争取得某些胜利，对国内中间路线主张的繁衍也有影响。
从国内来说，抗战后期，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活跃起来，各种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相继成立，具有代表性的民主党派如民主建国会，公开申明“不右倾、不左袒”，自处“中间地位”。中国民主同盟的纲领中虽未提出中间路线的口号，但希望走国共之间的中间道路是它的基本政治态度。此时，热衷宣传中间路线的报刊也纷纷问世，典型的有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和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特别是在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过程中，国共两党都在努力争取中间派，这就在客观上突出了中间派的地位，使他们有了施展力量的舞台。一度出现的和平气氛和民主的假象更助长了他们走中间道路的幻想。
由于上述因素，加之施复亮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既信马克思主义，又信三民主义;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即使退出共产党后，但在其思想深处仍与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这种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在特定的政治历史条件下，便会使他对中间路线重新焕发出热情和希望。
1945年，在民主建国会筹建期间，施复亮就已经确立了中间立场。但系统提出中间路线的理论那是在1946年7月到1947年5月。在这期间，施复亮先后写了《何谓中间派?》《“第三方面”的组织问题》《论“第三方面”与民主阵线》《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中间路线与挽救时局》等文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反响。
1946年5月，李平心在《文汇报》上撰文，与施复亮围绕中间路线展开讨论，《观察》《时与文》《民主周刊》《时代批评》《光明报》《民主与统一》等报刊也都曾刊登文章，评论施复亮的中间路线主张。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一文中对施复亮的《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作了较高的评价：“目下最能代表大多数人心理的一篇文字。”可以说，施复亮关于中间路线的独到见解和论述，成为40年代中间路线社会思潮中举足轻重的代表人物。
1946年7月14日，施复亮在《文汇报》发表的《何谓中间派》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中间派”的概念，并说：“中国的中间派，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政治路线、对内对外的明确政策，以及对国共两党的独立态度。”
1947年3月14日，他又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指出，政协的路线“在本质上，却是一种中间性的或中间派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说：可惜这条路今天已被“国共两党一致抛开”，“继续利用武力”，这个责任在国民党，是国民党“逼迫共产党采取革命的政治路线”。如果国民党不改变政策，也“会逼迫中间阶层的群众逐渐走向革命的政治路线”。为了避免内战延长、破坏加剧，还是应该回到“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这是“一条正确而且可能的道路”。
1947年4月11日，他又在《中间路线与挽救时局》一文中写道：“我们的‘中间路线’，简单说，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政协路线就是这样的一条‘中间路线’。在今天的中国，也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真正的民主路线。”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指出：“自然我们主张调和国共，决不是无原则，也不是被动的。我们认定在当前国内和国际的情势之下，只有中间路线才是牺牲较少的可能实行的路线，我们要根据多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把那‘趋于极端’的国共两党拉回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同时我们要以主动的态度，坚持自己的反战立场和民主原则，努力争取中间路线的实现。”
可见，施复亮所主张的中间路线，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它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间派的社会基础施复亮说，中国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的社会，小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人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和一部分佃农)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简单说，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是今天中国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他认为中间派的政治基础是很广大的，也就是说中间派是广大中间阶层的政治代表。既然中间派代表中间阶层，中间阶层又很广大，所以施复亮认为中间派的立场是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中间派的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中间派对于下层劳苦民众——工人、贫农和一切失业者，采取同情和扶助的态度。
二、中间派的政治理论和主张施复亮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提出了中间路线在政治上的构想：“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为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也不赞成依赖任何外国。如何建立起这样的民主政治呢?施复亮试图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的各自优点而糅合成中间路线的建国方案。他认为，苏联的政治制度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特点，是不足取的。他强调实行多党制，主张在形式上应当仿效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要纠正英美政治中少数特权阶级统治的弊病。在经济上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殖民地化，也不赞成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时候来实行社会主义。他认为，英美的经济缺乏民主，应当加以改进。而苏联是一个榜样，希望以苏联式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英美经济的缺陷。他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中是这样设想的：“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这是施复亮描画的在经济上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经历了从“经济平等”、“经济的工业化”、“第三条路线”到“新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过程。
为此，施复亮提出了具体的策略和措施：全面改革土地制度，取消地主特权，但是，不要发动农民剥夺地主的土地，而是由国家以“土地债券征购一切非自耕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实现“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扩大国营事业范围;保护民族工商业，扶助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奖励各种合作事业;保护关税和部分的计划贸易;制定劳动法，普遍保护劳动人民，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时，禁止使用童工，增进劳工福利事业。
在思想上，施复亮主张是自由主义的(某些个人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反对任何思想上的统制和清一色，没有教条主义的信仰。
因此，施复亮形成了典型的中间路线关于中国国家制度问题的主张，即建立以改进了的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加改进了的苏联式的经济民主为理想的国家制度。
为此，他号召国共以外的中间派组织起来，制定一条中间派的政治路线，既反对国民党的反民主的“右翼党派的政治路线”，也反对共产党的“左翼党派的政治路线”，强调“中间派决不笼统地反对国民党或共产党，也不盲目地追随国民党或共产党”，“不可做任何一方的尾巴”，而应居中调和，“不右倾、不左袒”。同时，他在《何谓中间派》一文中指出：“中间派在行动上的态度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行动。”他甚至“要求国共两党同时解除武装。”他认为：“目前摆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和平的改良道路，另一条是暴力革命的道路”，“中间派在本质上是改良派……改良道路又是今天整个中国和全体人民所应走的道路”。他主张通过政治协商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期望以政协决议的贯彻，实现和平改良的道路。
施复亮说：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达到“国际地位的平等”、“政治地位的平等”、“经济地位的平等”，是中国人民唯一的建国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在政治上必须民主化，在经济上必须工业化。政治的民主化和经济的工业化，是我们建国的两大基本方针，也是我们当前奋斗的两大具体任务。施复亮提出：“中国中间阶层的历史，是要建设一种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而其斗争的方法和态度又是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他又提出中间派政治路线的“三个基本原则”，它们是：“第一，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必须把它变成为多数平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进一步且须变成为全体人民所共治的民主政治。第二，中间派所要建设的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主张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为着提高农业的生产力和农民的购买力，主张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在阶级关系上，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在党派关系上，主张跟左翼党派合作，共同制止右翼党派的反动政策，但须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的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只要中间派能够始终坚持这三个基本原则，我相信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定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成为当前中国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施复亮主张拥护政协道路，呼吁回到政协路线。他说：“坚决拥护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政协道路，努力促其实现。政协道路是符合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特别符合于中间阶层利益的走向民主的道路，应为‘第三方面’的党派和群众所一致拥护。”中间派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独揽政权和伪装民主，“但不欲以暴力手段去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回政协的道路”。
三、“兼亲美苏”的外交政策1946年8月3日，施复亮在《两条道路，一个动力》一文中提出：“中国今天不仅在国内应当走中间的道路，在国际上也应当走中间道路。“1947年4月11日，他在《中间路线与挽救时局》的文章中说得更明确：“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兼亲美苏两国，既不应亲美反苏，亦不应亲苏反美。这样的外交政策，只有在那包括国共两党及中间派的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才能采用。”
如何“兼亲美苏”，他在《何谓中间派?》一文中有具体的论述。他认为，在美苏争夺中国的形势下，作为中间派，不能“倒到一方的怀里去反对另一方”，“对美苏两国采取同等亲善政策，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充作美苏合作的桥梁，决不做美苏冲突的牺牲品。”
四、中间派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施复亮十分强调中间派在中国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他的这种看法是同他对整个中国形势的估计分不开的。据他估计，在最近的将来，国民党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统一中国。即使将来共产党统一了中国，那时的中国必是一个“糜烂不堪的中国”。内战有长期化的可能，“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唯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种种改革。但要走回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中间派不只“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地位，发挥决定的作用”，“而且应当做人民的发动机”，意思就是领导者。
施复亮也看到，“内战对于中间派最为不利，如果长期继续下去，可能使中间派归于瓦解”。因此必须制止内战。“但要制止内战，尤其要在最短期内制止内战，倘若有强大独立的中间派，便可能发生决定的作用。在和平恢复以后，推行民主政治的时候，中间派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的力量”。目前只有加强中间派的力量，才能使国共双方不能不互让，从而“获致‘调和’，达到‘统一’，建立‘民主主义的社会’”。
五、在组织上建立强大的中间派施复亮认为，要实现中间性的改良路线，即实现政协路线，全国的中间阶层必须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强大的中间的政治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共之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以外的一切民主党派(包括国民党民主派)和民主人士，应当赶紧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独立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担负起自己的神圣使命。
他说，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共产党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外，一切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的政治力量都属于“第三方面”。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以及许多以和平奋斗的方法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民团体，甚至那广大无组织的反对内战独裁、要求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属于“第三方面”。这些力量必须在组织上形成强大的中间党派，以便领导一切中间群众积极参加当前的民主运动。
他主张“把民盟变成整个‘第三方面’公共的政治组织”。他说：民主同盟，无疑地是当前第三方面的中心组织，自政协举行以来，已成为第三方面的实际领导者。但在组织上它还没有包括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既不够广大，也不够健全。“民盟应当成为一切‘第三方面’的党派和人士协力推动民主运动的公共组织。”“在民盟旗帜之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这是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最正确的组织路线。”他积极推动第三方面的联合行动和联合组织，使它形成一个足以同国民党和共产党抗衡的力量，以实现中间路线的主张。
可以说，施复亮对中间路线和中间派的论述最多、最为完整。他是主张中间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
施复亮也清楚，由于中间派人士的政治面貌差异很大，成分也十分复杂，因此，虽然在大的方面主张相同，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各种不同政治背景的中间人士，实际的主张和倾向并不一致。比如：
“不右倾、不左袒”，这是中间派的同一态度。但事实上，中间派人对国共两党的倾向并不一样。有的明显偏向国民党，如《大公报》虽然也装出一副“超党派”的样子，批评国共两党，以示“不偏不倚”，但骨子里还是“拥蒋反共”，对共产党的攻击不遗余力，对国民党的批评则流露出“恨铁不成钢”之憾;有的采取对国共两党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一面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一面攻击共产党;有的则和稀泥，希望一碗水端平，充当无原则的和事佬。而他自己则更同情共产党，他强调，对于国共“只应作原则的调和，决不作无原则妥协”。这时，民主党派中有人认为他揭露和批判国民党蒋介石是尖锐的，但提出的挽救时局的主张却是脱离实际的。面对形势的恶化和同仁的批评，他在阐述中间路线时，也有所变化，强调他的立场是“中间偏左”的。他在《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指出，之所以一再强调中间路线，是为了加强中间阶级的力量，“以便跟左翼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共同阻遏右翼的反动的政治力量”，为了避免“误解”，不致影响“在民主运动中的亲密合作”，他指出：“中间派处在左右之间，亦是处在前后之间，自然应该面向前头，背向后头，即应当向着前进的道路走的。中间派只有向前进步，才有生路;向后便是死路。所以独立的中间派，必然是偏左而不是偏右的。”“中间路线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翼反动路线‘相反’，而跟工人及贫农的左翼革命路线是‘相近的’，甚至‘几乎完全相同’，只是方法不同：一个是‘革命’，一个是‘改良’。自然万一中间路线真正走不通，中间阶层和中间派也可以支持并执行左翼的政治路线，但决不可支持或执行右翼的政治路线。因为反动是一条死路，只有改良和革命才是出路;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因此，在国共两党斗争的是与非之间，他坚决反对违反民主的法西斯独裁专制，谴责蒋介石国民党“二十年来腐败无能的统治”，以及发动内战的种种罪恶，而对共产党，则承认它代表进步的革命势力，肯定它在民主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表示要联合包括中共在内的民主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向国民党反动派争民主”。
“兼亲美苏”也是中间派的共同主张，但在他们中也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有的人对美国抱有更多的幻想，认为：“中国并不要对美苏同等亲善，中国只求不反苏，对美则可更亲善一些，或可以说亲美胜于亲苏。”更有人主张联美抑苏。施复亮和一些人则主张加强与苏联合作。他虽然也持“兼亲美苏”的中间态度，但在心中，对美苏还是有区别的，他在《中间路线与挽救时局》一文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中国的对苏关系，跟对美关系有些不同：第一，直到现在，苏联并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不会援助内战的一方以助长中国的内战;第二，在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这一点上，我们有跟苏联采取一致行动的必要，而美国目前的对日政策却正在扶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第三，中苏国境相连一万余里，苏联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强国，我们实有跟它修好的必要;第四，苏联是一个新兴的进步最快国家，其建国的精神和方法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他更指出：“美国要独霸中国，要把整个中国划入它的势力范围”，是“违反中国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亲善多寡，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总观施复亮的中间路线思想，它的进步性和缺陷都是比较明显的。
他主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反军阀、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反内战和民主联合建国，并且提出“偏左不偏右”、“向前”不“向后”、“改良不成，便只有革命”等观点以及对美国、苏联的评价，显示了革命的进步性。其发展生产力和土地改革的构想，也有一些可资借鉴的价值。但是，他不能认清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阶级本质，看不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和希望，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良，坚持“第三条道路”，并过高地估计了中间派的地位和作用，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的。
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大权在握，武装强大;共产党虽然是在野党，但也有不断发展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而中间派，既没有赖以生存的地盘，也没有自己的武装(并且提出取消武装)，因此，它的思想和主张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无法成为统治思想，更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
1947年2月9日，施复亮收到了由沈钧儒和郭沫若具名的邀约函，邀请他于2月10日上午9时到上海青年会九楼，参加重庆“较场口血案周年纪念”。
第二天上午，施复亮如约而至。到会的大多是一年前亲历重庆“较场口事件”的民主爱国人士：沈钧儒、郭沫若、马寅初、史良、邓初民、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黄洛峰、胡子婴、张西曼、曹孟君、方与严、陶晓光、林亨元、沈静芷、祝公健、顾锡璋、何惧、勾适生等。应邀参加的还有中共代表团的陈家康、华岗以及上海方面的王绍鏊、许广平、张絅伯等。
那正是“二九惨案”的第二天，所以，集会是在悲愤激越的气氛中开始的。章乃器主持会议，首先为李公朴和陶行知致哀。接着是郭沫若讲话，他说：“在这个悲愤的日子里，来纪念去年2月10日的‘较场口惨案’，更感到那是难忘的一天。我倡议结集一个‘二一〇社’，每年2月10日集会纪念那难忘的一天。并建议大家把那一天的斗争写出来，载入史册。”
施复亮和与会者都一致赞成郭沫若的倡议和建议。大家强烈谴责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撕毁国共“双十协定”和政协会议五项协议、挑起内战的恶劣行径，强烈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
施复亮希望中间派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联合起来，积极投身反帝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之中，为国家争和平、争安宁，为人民争民主、争自由!
与会者留下了“较场口血案周年纪念”签名。
可是，历史总是无情的。当中间派奔走呼吁“调和国共”，努力实现中间派的大联合，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的时候;当中间派的理论纲领政策阐述得更完备的时候，竟是中间路线破产之际。
一方面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自1947年春开始，连打胜战，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争转入国民党军实行战略防御、解放军进行战略进攻的阶段。1947年6月底，刘邓大军突破黄河天险，开始进攻作战。随后，陈谢兵团渡过黄河，进入豫西;陈粟率领的解放军越过陇海路，进入豫皖苏平原。三路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作战，恢复和开辟了广大的解放区，把国民党军和解放军作战的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解放军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重镇武汉。在此期间，其他各地的解放军的作战也取得了巨大胜利。这样，战局再发展下去就是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了。这显然出乎中间派的预料。施复亮和其他民主人士都看到共产党将会在不久的未来取得胜利。
另一方面是国民党，虽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仍然在作垂死的挣扎。同时，竭力强化法西斯独裁统治，加紧镇压民主运动，实行了“六二六”大逮捕。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地逮捕了大批爱国人士。
7月上旬，伪“国大”通过了所谓“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诬蔑民盟和民建“从事煽惑鼓动，甘为中共暴乱工具”。
“较场口血案周年纪念”签名。
施复亮明白，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向民主党派下狠手了，他无所畏惧，做好了被捕的思想准备。为了揭穿反动派逮捕革命人士的阴谋，他邀约各民主党派在上海的十位领导人，一起去见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
施复亮直截了当地问市长：“听说你们要逮捕我们，不用你们费事，我们自己来报到坐牢。”
市长尴尬地说：“这是没有的事，可能是误传。”
“是误传?!这话可是你这位大市长说的哦，我们都听清楚了。”民盟的一位负责人强调。
“各位先生都放心地回去吧，只要我还在市长的位置上，那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市长再一次表明态度。
见市长这么说，施复亮等人就离开了市政府。
虽然他们这些民主党派的领导没有被逮捕，但是，10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西安、杭州等八个城市先后屠杀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两千余人，开始了蒋介石独裁统治最黑暗的时期。
1947年10月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登出南京卫戍司令和南京市市长的布告，要“共产党工作人员及关系人不论过去或现在概须办理登记手续”，如不照办，“一经察觉，立予逮捕法办”。布告表面上是针对共产党，实际上是针对民盟，因为这种办法对共产党是不起作用的。
10月28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表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声明称民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今后对该盟及其分子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
为了避免国民党政府对民盟人士的无端伤害，11月6日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署名发表解散民盟的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解散之后，其他民主党派的活动都受到极大限制。
就在民盟发表解散公告的当天，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指出：蒋介石解散民盟，“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要有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就必须坚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
这样，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单纯的国共两大集团武力对抗的决胜局面。这也就接近了中国政治上的统一。
民盟解散后，从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民建更是备受迫害和镇压，民建会所数度被查抄，黄炎培、施复亮等几位主要负责人都被他们列为监视对象。在这险恶的环境下，民建会不得不考虑采取新的斗争策略。
11月18日，黄炎培、施复亮、杨卫玉、章元善等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在鸿英图书馆秘密聚会，商量对策。
黄炎培说：“现在国民党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做得出的，我们不能再明着跟他们斗，得改变策略。”
“我想，在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可以像共产党的地下党那样，也转入地下，进行分散的隐蔽的斗争。”施复亮提议。
杨卫玉说：“我同意施先生的意见。现在，我们的组织宜小，不易大，会员宜分散，不宜集中，活动宜隐蔽，不宜公开。”
经过讨论，决定把会员分散，编成若干小组，用青建、莫建、包建、寰建、康建、修建、核建、纪建、轮建等名称为代号，采用茶话会、聚餐会等方式，进行秘密活动，地点不固定，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作斗争。
此时的上海，不仅白色恐怖，而且物资紧缺，物价飞涨。施复亮没有固定的工作，钟复光每月也只有50元的工资，一家生活难以为继。
由于粮食紧缺，上海各家粮店米市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大儿子洪宇一连三个早上去排队买米都无法买到，只好空手而归。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钟复光只好在少量米中加入大量糠和菜充饥。
小儿子光南说肚子痛，哭哭啼啼。
钟复光知道他是因为吃多了糠菜，一连几天拉不出大便，肚子胀得难受。
周庚见小光南因为拉不出大便而痛苦得哭啼，十分心痛，便将自己家也不多的大米拿出一点给钟复光，说：“孩子小，不能吃多了糠，还是让孩子多吃一点米饭或粥吧。”
“你家米也不多呀，还是你们留着自己用吧。”钟复光不肯要。
施复亮也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住在你们家，你们连房租都不收，已经够照顾我们的了，这米我们不能要。”
“你们不用客气，我们大人饿点没关系，孩子的身体要紧。”周庚坚持让他们收下。为了孩子，他们只好收下了。
没过几天，施复亮老家一位乡亲送来一袋米，他们拿出点还给周庚，剩下的大半袋又勉强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他家帮忙的张云娇回忆说：他家平时不买肉吃，只吃点豆腐青菜，偶尔吃次猪血就算是荤菜。有一次，女婿曹荣生从南京带来四条鲫鱼，钟复光很高兴，要我精心烹制，给一家人开了一次荤。
因经济困难，女儿月明只好在复旦申请师范生的待遇，吃饭不要钱。
陈望道夫人蔡慕晖送给钟复光一件半新的黑呢短大衣，一双半旧的皮鞋。钟复光把皮鞋给了女儿，从未穿过皮鞋的月明高兴得不得了。
民建会里有些年轻同志知道施复亮没有固定工作，仅靠微薄的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加之他患有高血压症，就凑了点钱，并买了些鱼肝油之类送给他。他先是婉拒，说是大家都很困难。但在年轻同事的一再劝说下，他只好收下，并说：“由于我的生活很简单，从不随便接受别人的钱财。青年朋友的关怀接济，这次是例外了，请代为感谢大家。”
1948年春，中国革命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逐渐处于优势地位和全面反攻阶段。这年初，在香港宣布恢复活动的民盟已经认识到中间路线是走不通的，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革命和反革命、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中，“决不能有所谓的中立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
1948年夏与妻及儿光南合影。
在一次民建的理事会上，黄炎培也说：“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并与中共取得联系。”
施复亮赞同地说：“我们是到了该转变立场的时候了!”
革命形势的突变，中间派民主人士的醒悟，对施复亮触动很大，他开始审视自己的思想：1921年，自己在日本留学时，研究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将马克思的这条原理写信告诉了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可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自己陷入迷茫，抛弃了马克思的这条原理，走上了改良主义的道路，企图用革命的三民主义将腐朽的国民党改造成革命的国民党。但这种幻想很快就破灭了。1946年，国共重开内战后，自己对国共两党又丧失了信心和希望，又祭起改良主义的旗帜，提出中间路线的主张。眼见这种主张又一次破灭。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施复亮认识到，一种路线或主张的推行，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政权，二是军队。国民党掌控着国民政府和大量军队，共产党亦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局部政权和一定数量的军队。而中间派既无政权，又无军队。因此，中间路线和主张只能停留在文字上和口头上，无法付诸实施，无法扭转大的趋势，更无法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间路线的某些合理的构想和主张，可能使反动势力有所顾忌，有时不得不做一点表面文章来应付;若是对他们刺激过甚，便会引来暴力的打击甚至镇压。如果乐观一点看，中间路线的一些正确观点和中间派的一些合理行为，可能对民主进步力量有所促进和推动，对革命势力有所助益和帮助，但根本改变不了国共两党对立的局面。通过这些分析，施复亮认识到，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间路线都是行不通的。不左则右，不右则左。现在，国民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败局已定;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正势如破竹，一往无前，立国有望。因此，他想，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自己的思想和立场必须转变，由“中间偏左”转向“中共革命路线一边倒”。
从此，施复亮开始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