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天一夜的航行，第二天的黎明即将来临。
施存统为了看日出，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就来到了船头的甲板上，任凭凉爽的海风吹拂着衣襟。一眼望去，无垠的海面上薄雾如纱，深蓝色的波涛连绵起伏，群群海鸥上下翻飞嬉戏。忽然，东方现出一抹胭脂般的红晕，红晕扩散，露出了一牙红日，这红牙越来越大，很快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霞光弥漫，波浪升腾，海天一色。施存统被这壮丽的景色所吸引所震撼，仿佛心胸豁然开朗，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着朝霞般的希冀……
经过五天的海上颠簸，施存统来到日本。
26日，他带着行李直接找到东京北丰岛郡高田村3626番地宫崎龙介的家。
宫崎龙介(1892-1971)是东京帝国大学新人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日本广为人知的社会活动家。他此时担任《解放》杂志的编辑工作，还被委托管理已于1916年去世的革命军黄兴在日本的宅邸。他的父亲宫崎滔天是孙中山的好友，曾鼎力相助过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们父子与孙中山来往密切，自然与跟随孙中山左右的戴季陶也非常熟悉。因此，对戴季陶介绍来的施存统，他们格外热情。
经过简短的交谈，宫崎龙介发现施存统的肺病比较严重，安排他在自己家住下后，当日就陪施存统去医院看病。
看了病，开了药，施存统便回到住处。他一边治病，一边开始筹划学习科目。他在8月中旬写的《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一文中写道：“我近来下了一个极大的决心：(一)除了日文以外，至少须学一种外国文(已决定英文);(二)除了普通科学以外，至少须学一种专门学问(决定经济学)。”
留学日本时的施存统。
在第一阶段，他专攻日语，首先向一位日本下女(服务员)学会了片假名、平假名，接着，在宫崎龙介夫人的指导下学习日文。他十分用功，每天要学习十个小时，日夜不辍，勤读巧记。他想，“等到日文能够看书之后，然后再学英文。‘兼程并进’”。
他将自己学习日语的感受写进了《对于抄近路求学的朋友的忠告》一文，发表在1921年1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近来国内青年抄近路学日文的人很多，然据我们的经验看起来，绝对没有抄近路的理由”，“无论做什么事请，加倍努力是可以的，抄近路则大概都不行;对于求学的尤其是如此，学日文亦然”。
在紧张的学习中，一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施存统会思念故国，思念师友，思念同学，思念亲人……
8月16日夜里，他独坐灯下，思乡思母之情突然袭来。母亲去世已经有半年多了，她是被旧的礼教和病痛折磨死的，他一想起母亲悲惨的命运和非人的遭遇就心疼不已，他曾多次想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非孝》是一种抒发，那是议论式的，是对旧礼教的愤懑、控诉与鞭挞!但是，母亲的苦难一生、她对儿子的爱和希望以及自己对母亲的思念和对其不幸遭遇的哀怨等情感还没有畅快地发泄出来，它在自己的胸中鼔荡着，他在寻找着新的发泄渠道和新的载体。这时，他想起了去年由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写的中国的第一首白话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不正是自己此时的心境吗?他认为这种白话诗体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随性情而为，正好可以抒发自己思母的感情。于是，他坐到桌前，稍作构思，便先定下题目：《追哭“先母”》。接着，感情奔涌，诗句流出：
母亲!
你去了!
你真去了?
你究竟到哪里去了?
你还是到天国去呢?兀还是到地狱去啊?
这些个，儿到现在还不明白!
母亲!
你做的什么人呀?
你的做人生活怎么样呀?
可怜你做了二十六岁的徐家女儿，二十二岁的施家媳妇，
却不能好好儿替你自己做一天的人!
你做徐家女儿的苦况，
我只曾听人言而不能亲见!
你做施家媳妇的劳绩，
八岁前，我已经恍惚不记得;
但记得你磨麦时我用小碗来添麦!
及到离了大家庭，
你和老父要想免除“不出三年乞丐”之讥，
终日终夜总不看见你有一秒钟的休息!
母亲!
你劳苦呀!
你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劳苦呀?
你常常对我说：
“大的小的没希望，希望只在你们四个兄弟的头上!
若是你们长大能争这口‘受冤被压的不平气’，
我这劳苦便不算白费!”
唉!言犹在耳，人却不见!
回想这口“受冤被压的不平气”，却历历如见!
儿愿恳切领受母这训、誓扫一切“受冤被压的不平气”!
母亲!
你病了!
你为什么病呀?你的病是不是可以医治的呀?
还是谁糟蹋你如此呀?
唉!母亲!说到这里，儿的眼泪已经流满纸了呀!
没有眼疾、绝没有这病!
没有这病、哪里会……
可是眼疾初起的时候、“田心”医生明说“五十元”可以“包得”;
虽然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初起”了呀、总还可以救得;
只为了老父吝惜这“五十元”、一个月尚且不许医治、所以才有那一日!
非但如此呀，我在杭州向舅母哭泣求得的十五元、和丐尊先生慷慨借助的十元，尚且还不爽爽快快给你医得!
唉!“人”呀!“非人”呀!
有这“非人”的待遇，自然有这“非人”的死法!
母亲!
你无知觉了!
你的神经无用了!
我从杭州跑回家中，已不是我的母亲了!
我一见抱头大哭，你却还哈哈大笑!
环视家中大小，无一人忧心如捣!
他们都早早预备你身后的事，已经不把你记得了!
只有呆子大儿，只管问前问后，满心望你复活!
但是权不在握，有心无用，求医不得!
病到这般田地，在此九月天气，
尚只许你穿一件洋布大衫盖一条薄薄单被!
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把棉被给你盖?
他们回我“活人要紧，死人随他”!
不吃药，不看医，天天求神闹鬼，
这些且不要管他!
拿硬米饭给你吃，我惊吓到了不得!
他们说：“横竖她已无知觉”!
便溺撒在床中，这本是病人的常态;
但是你一犯了，便要受打受骂!
唉!母亲!
此情此景，怎样教我活人受得!
母亲!
你死了!
你死了么?
谁弄你死的呀?
你究竟怎样的死了呀?
唉!我的母亲活活的死了呀!
你死了一个多月，我在杭州才得到你已死的消息!
你儿得到这消息，悲愤填膺痛欲绝!
那种“含泪暗泣”的情，“干犯名教”的心，
只有自家能够明白晓得!
或者我已死的母亲也许能够晓得!
母亲!我的亲爱的母亲呀!
你的呆子大儿在这里叫你呀!
母亲!你听见了么?
我有许多苦心要对你说呀!
唉!母亲!母亲!
凭你千呼万唤也不见应了!
我怎能再有和母亲重见的一日呀!
他的泪水洒落在稿纸上，他的悲痛流淌在诗行间……
这时已是凌晨三点多了，他拭去眼泪，把诗稿装进信封。
这一夜，他几乎没睡。
第二天上午，他就把这首诗寄给了上海的《民国日报》。
9月3日，这首诗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专栏上发表了。
在这期间，施存统还做了一件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情，那就是对自己22年来的人生进行一个阶段性的回忆与总结。其实，早在半年多前，他就想做这件事情，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动笔。来到日本后，他除了看病，就是学习日语，或看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是，往日的种种事情有时会突然出现在脑海，甚至浮现在眼前，像是过电影一样。
一天早起，这种过电影的现象又出现了，他忽然来了兴致，便丢下书本，开始写《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
他想，要写就要写出真实的自己，赤裸裸的自己。他在“绪言”中写道：“我主张人格公开的，用不着无谓的隐讳。”“我这篇只写事实，不加批评;不讲罪恶，也不说善良。我自信我平生的好处，只是‘直爽’二字;——有时也不直爽——如果连这点好处都失掉，那真是该死了!”
少年时的被欺侮、被打骂和多种梦想;在浙江一师的学习、母亲的不幸遭遇和《非孝》引起的风波;在“工读互助团”时由满怀希望、充满热情到一次又一次的风波，包括与易群先的感情纠葛，以致“工读互助团”最终的失败;在上海与陈独秀、戴季陶相识，参加筹建共产党的活动……他都一一道来。
在一个多星期的写作过程中，他有时亢奋，有时痛苦，有时甚至伤心地落泪。
9月1日，这篇三万多字的回忆文章终于完稿。在文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写道：
我现在再把我是怎样的一个人，简单写在下面：
一、我是一个偏重主观，感情用事的人;
二、我是一个蔑视他人，唯我独尊的人;
三、我是一个好趋极端，排除中立的人;
四、我是一个私心自用，不受忠告的人;
五、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
六、我是一个无学问，无经验，无能力的人;
七、我是一个少嗜好(烟酒等都不吃)而枯燥的人;
八、我是一个破坏的反抗的人;
九、我是一个受新思潮感化而不受新思潮束缚的人;
十、我是一个确信一种主义要逸出主义范围外的人。
总之，我自己就是一个很不满意我自己的人;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更好的人。我以后不想做一个什么大伟人;我以后只想做一个切切实实能为社会造幸福的革命者!我想，我一定能够做到，我必须做到!
施存统力求这幅“自画像”能像22年来的自己，但为了警醒自己，他有意将缺点、缺陷描画得更醒目些，为的是要正视自己，认清自己，以利更好的扬长避短，改造自己。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以一首散文诗的形式结束：
“过去”已经过去了，
我们无法挽回!
“将来”很伟大啊，
我们努力前进!
破坏“过去”，
建设“将来”，
这是我们的工程!
我们要做这工人啊，
应得先把自己改造一程!
我们要改造自己啊，
除非“大家拿真面目赤裸裸的来示人”!
施存统写这篇文章，就是拿真面目赤裸裸的示人，他想让更多的人来批评他、研究他、监督他。正如他在这篇文章的“绪言”中所写的：“我很希望人家对于我所叙述的事实，有批评，有研究，使我可以明白‘我是怎么样一个人?’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在1920年9月20-24日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
这是他对自己过去22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回顾、反思和总结。
一边治病，一边写作、读书、学日语，刚到日本的几个月，施存统是十分忙碌和勤奋的。
他学习日语进步很快，几个月后，就能借助字典阅读原文。这时，他的思想和信仰还没有真正确立，正如他在《青年应自己增加工作》一文中所表白的：“我在上海，受戴季陶的感化最大，近来的思想，差不多处处都受他的影响。话虽如此，但是我对于他所抱的主义，却还没有绝对信仰，就是我一向所相信的‘安那其’主义，也只承认它是一个合理的理想;总之，一切主义，统抱研究的态度。”这里所说的戴季陶所抱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他在戴季陶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但还没有将其视为自己的绝对信仰。
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的信仰，他继续求索和研究。
施存统身处日本，深切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熏陶。因为在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要比中国早。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和河上肇等人在20世纪初就已活动在政治舞台。1906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第一个日文本。此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相继译成日文问世。堺利彦、山川均和河上肇等人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及论文也相继问世。这些无疑为施存统转变思想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他找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日文版，找来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堺利彦、河上肇、高津正道等人有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和论文，认真研读。
这时，日本共产主义研究者河上肇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天，河上肇对他说：“要想飞到天上去，只有发明了飞机才有可能，否则是空想。”河上肇的这句话使施存统茅塞顿开，明白了，要想达到理想社会，必须先有物质基础，否则就是空想。自己过去曾一度相信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几个原则——自由组织、自由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有实行的可能，而且我们也向这方面进行的”。但是，这几个原则如何实现呢?过去想的较为简单，过于理想。在这一年的9月29日，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我底最近觉悟》一文中写道：“那些要想从现实社会一跳跳到理想社会的人，只是一种妄想。”“我此后决不信单有理想而没有实行计划的主义，我信他无益，不从实际上做工夫，革命决不会成功。”
同时，他还常与在上海的陈独秀、李达等人保持通信联系，商讨建党的有关问题。
大概在9月初，施存统收到陈独秀的来信，信中说，不久前，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发起人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
自己成了共产党员后，就加快了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研究，并且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等人加强交往和联系。通过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立场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
施存统为了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地与国内的同志分享，在学了三个多月的日语后，就试着翻译。他征求宫崎龙介夫人的意见，想试着翻译日文。宫崎夫人说，这样也好，一边学，一边用，会学得更快些。
于是，他着手翻译北泽新次郎的一篇长文《劳动问题》，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宫崎和他的夫人。他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译完了这篇文章，并寄回国内。《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于1921年1月6日——18日予以全文发表。
此后，施存统译著不断。他对待翻译非常认真，在翻译之前，他要将原著读两三遍，如有译不出的地方，就请教朋友，译完后，还要请他人审校改正。在翻译方面，从1921年1月至1922年底，他在《民国日报》和《先驱》等报刊上，先后又发表了北泽新次郎、河上肇、山川均的《社会经济丛刊(一)》，植田好太郎的《劳动问题的发生和组合运动的进化》《劳动经济论》，山川均的《马克思主义和劳动全收权》《俄罗斯革命与唯物史观》《劳农俄国问题》《现代文明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观》《劳农俄国的安那其主义者》及其解说和批评的《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河上肇的《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上所谓“过渡期”》等。
除了翻译外，施存统还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书籍，并与日本共产党人研讨革命理论和实际问题。在此基础上，他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思考中国革命问题，写了多篇文章在《民国日报》《新青年》《共产党》等报刊上发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革命的要件》《为主义信主义》《再与太朴论主义的选择》《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存统附记)《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等。
可以说，在1921年上半年，施存统经过研究后，就有了向马克思主义屈服的想法。这年的5月8日，他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的《为主义信主义》一文中就声明：“被主义征服，屈服于主义，这决不是有丝毫可耻的事。……只有主义是值得跪下的。”
5月16日，他写了《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一文，发表在6月7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共产党》第五号上，文章说出了他在日本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他坚信：“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支那”，“所以才决定终身为共产主义努力，终身为共产主义牺牲”。
可以说，施复亮在这期间的翻译和著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宣传唯物史观施存统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就在于有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进化底一个法则，彼底应用范围，当然无中外之分”。在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这三者中，“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离开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和剩余价值都无法理解，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根底的，撇开唯物史观，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紧接着，在5月9日的《民国日报》上，他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和空想》，他在批评了“排斥唯物史观”的“空想”“超人”后，明确指出：“所以我们要实行社会主义，也应当遵守唯物史观，把树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筑好，然后社会主义才能稳固……”他还简明扼要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主要涉及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等核心内容。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是马克斯底功劳”。要改造中国，“只有坚守唯物史观”。但是，“要讲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非先理解唯物史观不可。”
几天后，他又在《见于〈共产党宣言〉中的唯物史观》的翻译“附记”中写明了自己的心迹：“我以为唯物史观是最能医治‘空想’的毛病的。我虽然不敢说我现在已经由‘空想的’进于‘科学的’了，但我却敢自信，我的‘空想’，已经减了不少。我很希望大家对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多做一点研究。”
二、宣传武装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施存统通过研究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苏维埃革命的经验，对苏维埃革命的性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在1921年5月8日给邵力子的信中写道：
苏维埃的性质，今天读了山川均的《苏维埃研究》，认为真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但由于我生病，不能完全翻译，今译出其梗概。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苏维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换言之，即对反对阶级实行强制专政的组织。因此，当阶级对立消灭时，全社会都被无产阶级同化、吸收，“苏维埃”也成为国家组织，将渐渐失去其功能。换言之，“苏维埃”是革命过渡时期的政治组织，到组织产生强制力的“苏维埃”完全无用时，只剩下一个劳动组合。我等由此而知“苏维埃”性质的大要。
这就是当时还没有执政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想化了的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5月26日，施存统在给邵力子的信中再次强调了这种思想：“我主张颠覆旧社会，建设无产阶级国家。我对国家的见解，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他阶级的机构。”
施存统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书信和文章，在国内的《民国日报》《共产党》等报刊上发表后，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使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转向认可无产阶级专政。可以说，这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可能是陈独秀，他本着这种思想，领导了彻底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运动，进行了两年之久。当时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领袖黄凌霜，早在1919年《新青年》上就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公开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又在1920年11月因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中领导，反对组织纪律，率领五人退出北京的共产党小组。陈独秀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和热情帮助，使其有所转变。1922年，陈独秀又介绍他去苏联实地考察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情况。黄凌霜回国后思想大变，他致函陈独秀说，未去苏联以前，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未表示可否，“现在已相信此种方法，乃今日社会革命惟一之手段，此后惟有随先生之后，为人道尽力而已”。
三、反击和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一是参与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剖析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本质。
在1918年至1921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肆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是拉丁文译音，意思是“同业联合或行会”，因此又被称为“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该思潮否定阶级斗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和平地用行会社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特别到了1920年下半年，中国理论界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远在日本的施存统也积极参加。他在《读新凯先生底〈共产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混合成的东西”，“是一种渐进的、改良的方案，不是激进的、革命的政策”，“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主张“蚕食主义”，反对暴力革命，这在事实上默认了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发达了，广大劳动者才会因为利害关系而集中团结起来，他们的“蚕食计划”才有实现的希望。他进一步指出，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以国家代表消费者利益，以基尔特代表生产者利益，使两方势力均衡，不致陷入一方专制之弊。这就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底精髓”。他认为，这实质上是一种调和主义，这不仅在中国是空想，即使在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发源地英国也不免是一种空想。在中国这种阶级尖锐对立的国家要想使势力均衡，是绝对不可能的。要改变现状，必须采取激进的方法，即“少数人革命”，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二是参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大论战，批驳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自1919年始对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攻击，他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其要害是反对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为信号，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大规模论战。正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先后发表了《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无产阶级专政与领袖变节》等文。施存统的反击极富特色，除了批驳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论外，还紧紧抓住无政府主义者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要害，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这方面，他比其他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深刻、更彻底。
施存统认为，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所争论的问题，并不是其根本主张能否实现的问题，而是“推翻有产阶级的国家之后要否建立无产阶级的国家问题”。无政府主义是反对这种主张的，而我们是坚决坚持这种主张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我们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因而即使夺取政权后，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更不要说共产主义。必须先借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一政治上的优越权，改造经济组织，实现社会化生产，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进而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等到那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就消失了。国家只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因此，施存统认为：“我们信仰哪一种主义，并非是对于某种主义有所私，完全因为某种主义能够救那个社会。”他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断言：在中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救支那”。通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辩论，施存统彻底抛弃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原想同无政府主义者携手革命“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年的7月，施存统已经彻底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立场更为鲜明，宣称：“我相信近世无政府主义原理不适用现在中国，所以不敢附和无政府主义。”
到了11月，他更明确地表示：“我是一个绝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
三是批评空想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观，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观。
施存统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自由平等是绝对的真理，现在的社会不自由平等，所以非改造不可。”他们并不懂得唯物史观，并不知道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之间的决定关系。1921年5月10日，施存统在《民国日报》上发表了《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一文，在此文中，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平等观：“马克思主义是建筑在唯物史观上面的，有了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才有自由平等。不是先有了自由平等，然后才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换句话说，自由平等，是建筑在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上面的。反对马克思主义，拿理想主义来反对，是不中用的。”
四、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中国革命的策略施存统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指导中国的革命。他在《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文中指出，要想中国有希望，“就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并且指出：“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设共产主义世界。”他还说出了自己的理由和策略：
他先从国际上看，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的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的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接着从国内来说，无产阶级要摆脱“非人生活”而获得“人的生活”，也只有用共产主义来发展产业。鉴于上述理由，他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他指出，实行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是“用机器生产”和“一切产业的社会化”，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实行共产主义，比别国要更加困难”。中国革命具有艰巨性。
他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之后，又进一步说明，中国革命既要靠经济的必然，又要靠人们的努力这个历史辩证法。他指出：“社会革命，一半是经济的必然，一半是靠‘人们的努力’。”二者缺一不可。
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方法和策略，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和领导问题。
他指出，中国革命用缓进的方法，即丢开政治、专做社会活动的方法是“不适用的”，“事实上也做不得”。“我们要在支那干社会革命，必须要从社会上政治上两方面并进，否则断断无效。”必须用急进的方法，即“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合拢来干，我们进一步就要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阶级组织。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怎样实施这个方法呢?他指出，就是采取“由无产阶级、兵士、学生三者联盟成的直接行动”，武装夺取政权。他说，在中国“谈社会革命而不主张用军队的，简直是笑话”。
1921年8月，施存统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文中，依据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结合中国国情，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三时期”：
“一时期”是革命的过渡期;“二时期”是共产主义的半熟期，即社会主义时期;“三时期”是共产主义完成期。过渡期的“性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其“最大工作：(一)把一切生产机关归国有;(二)征服有产阶级，并消灭一切阶级;(三)整理生产事业并发展生产力”。半熟期“是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出的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还遗留着旧社会的遗风，因此，“强制力在这时期也还不能免除”，还只能采取“各取所值”的分配原则。完成期则是“生产力已达到了十分可惊的程度，完全能够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
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都是拿产业发达的国家材料做根据的，所以他有些话，不能适用于产业幼稚的国家。但我以为，我们研究一种学说一种主义，决不能‘囫囵吞枣’、‘食古不化’，应当把那种主义那种学说的精髓取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乃正是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应用”。
施存统用自己的实际研究和著译，确立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
在日本期间，施存统不仅认真研究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还积极从事共产党组织的实际活动。
1921年4月，陈独秀、李达介绍施存统与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佛海联系，建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
在鹿儿岛的周佛海于4月19日和28日，给施存统寄了两封信。在4月19日的信中，传达了陈独秀的意见：
昨天我接到陈独秀来信说，与上海、湖北、北京等处的同志协商，希望我们两人作驻日代表与日本同志联络。想知道我们与日本人之间结成团体情况的人很多，我们必须努力。但我有两方面困难：(一)我明年要离开鹿儿岛，这一年间，我住在这偏僻的地方，任何事也未做;(二)我大学的志愿在京都，但与日本人的联系还是不方便。以上两个困难使得我徒有代表虚名，感到惭愧。请你转告陈独秀，因为你住在东京非常方便。
在接受陈独秀的提议后，“驻日代表”施存统和周佛海于4月下旬组成了“日本小组”，陈独秀指定施存统为“日本小组”负责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与日本同志的联系，二是发展组织。
“日本小组”刚成立时，发展缓慢，中共一大前，成员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二人。
当接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李汉俊寄来的信函，要求“日本小组”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时，施存统和周佛海就互相推选对方担任代表。按当时情况，施存统应该比周佛海更具备代表资格。可是由于周佛海已多年没有回国了，又时值暑假，最后，施存统决定由周佛海代表“日本小组”出席中共一大。
周佛海回国参加一大，施存统留在东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与留日进步青年建立联系，使得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有了快速发展，成员增加到十多人。小组成员多数是留学预备生，这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农民王”的彭湃，还有杨嗣霞、林孔昭等人。该小组的组长依然是施存统，小组开过两三次会。
由于施存统与日本社会主义者的平凡联系、与中国国内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他在日本期间，一直受到日本警察机关的关注与监视。
施存统刚到日本不久，还与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联系。
对无政府主义比对马克思主义更警戒的日本警察，在上海梅景九等寄给施存统的无政府主义杂志《自由》的信封上，发现了与施存统联系的地址：“东京府高田村一五五六宫崎馆存统”。因此，日本警视厅外事课开始警戒施存统与日中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于1921年1月查明施存统“常出入于宫崎滔天家，并购阅支那报纸杂志”，并已探知他是“极端排斥儒教，否认忠孝论”的《非孝》一文的作者，因此严密监视施存统的一切行动。
虽然，日本警察发现了施存统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系，但是，在1921年5月以前，日本警察厅在监视报告中认为施存统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与陈独秀、李达组织的共产党上海小组有联络，是“要注意的支那人”。
1921年4月23日，日本警察的报告中指出，施存统这一时期，“和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山崎今朝弥有交往，并把他们著作、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以及其他印刷品介绍翻译给上支那内地人”，同时还指出施存统正与“在上海的社会主义者鹤某以及我国社会主义者一起商谈、考虑宣传办法。最近能否在上海召开这一秘密会议还不确知。但根据鹤某寄给同人的最近信中得知，目前施存统和日本社会主义人士正准备发行秘密出版物，然后把它们寄出”。这里所说的鹤某，是李达。所谓的“秘密会议”，大概是上海的第三国际远东局的会议。
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等人接触的事，施存统并不承认，但是警察并不相信他所说的。至于“翻译他们的著作介绍给上支那内地人”这些事，无需回避，因为他翻译的山川均、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已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公开发表，警察是知道的。
“日本小组”的活动情况、施存统与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以及协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欲鼓动日本“同志”的动向，都被日本警察掌握，他们更加强了对施存统的警戒。5月8日，施存统在给上海的邵力子的信中说(这封信被警察开封并记载于警察监视报告中存档)：“我近来每日都受到日本警察的骚扰，实在可恶。”
6月17日，警视厅外事课课员到施存统住处查问了他。施存统在回答日本警视厅外事课的询问时说：戴季陶把他介绍给宫崎氏，在同人的尽力帮助下，能够住在现在的住所。目前上午专心学英语，下午学习日语和研究经济，准备考大学攻读经济学。他说：“我来日本后家里平均每月寄来100元学费”，钱是经过戴季陶转交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他在母亲去世后，便不与父亲联系，家中不大可能每月给他100元生活费。实际上，宫崎滔天在对警察的谈话中说：“他的朋友戴天仇念施存统头脑聪明，对他抱以厚望，让他到日本留学，给他每月50元学费。”因此，警察对施存统的警戒越发严谨。
有一次，警察问施存统：“你在日本与哪些人交往?他们中有没有社会主义者?”施存统为了避免警察的追究，仍然否认与社会主义者有联系，说：“在日本除了宫崎龙介以外，没有与其他日本人交往，同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次也未联系过。”
“你是不是与陈独秀通过信?”
“陈独秀的思想言论我是佩服的，但他现在是广东政府官员，而不是思想界人。”
“你说你不是社会主义者，那你为何研究马克思主义?”
“我是个学生，学习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学业的需要。但不是社会主义者，因而我没有做过宣传社会主义的事。”
但警察已经抓住了施存统与堺利彦等日本社会主义者以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联络的证据，不相信他的话。尽管施存统抗议“最近警察严密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使我难以忍受”，但警察并未放松对他的监视，并因警察对他的监视而遭到房东要求他搬到别处去住的窘境。
但是，施存统并没有惧怕警察的监视和盘查，没有停止革命活动。
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编的《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中，有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日本警视厅的一份报告：“1921年6月29日获悉：6月30日，上海支那共产党将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召集各地代表开会，日本人也将参加;所列邀请派出代表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广州、苏州、南京、芜湖、安庆、镇江、蚌埠、济南、徐州、郑州、太原、汉口、长沙。”
这说明，日本警察对施存统等人与中国国内共产党人的联系有着严密的监视。
1921年8月，共产国际为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需有日本人参加。可因为当时日本与苏联没有邦交，不能派苏联人去日本，所以共产国际就派张太雷秘密赴东京，劝说日本派人参加同年秋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大会。
张太雷到日本后，找到了施存统，说明了来意。施存统躲过警察的严密监视，出面斡旋，使不了解日本情况的张太雷成功地会见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和近藤荣藏。据日本警视厅保存的《施存统证言》中记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张太雷带着“俄国过激派的代表”“S君”(即马林)的使命和周佛海的介绍信，于10月5日来到他住的宫崎馆，在他处停留了约一周。张太雷到达后的第二天，便由施存统陪同，会见了与施存统有过交往的堺利彦，请求派人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主革命团体大会，堺利彦马上叫来了近藤荣藏答复张与施。他们第二次见面时，便确定了日本所派人数。
施存统作为“日本小组”成员及中共党员，促成了日本社会主义者与中国社会主义者及共产国际的联系。
但是，在张太雷离开日本不久，施存统就被日本警察逮捕。
他的被捕发端于两件事，一是始于有利用文章和书刊进行反军宣传嫌疑的近藤荣藏被检举的所谓“晓民共产党事件”;一是同时发生的“格雷事件”。
所谓“格雷事件”，是指一个叫鲍里斯·格雷的人，因携带日本共产主义活动经费约7000元来日，于11月24日在横滨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的事件。近藤荣藏随即召集了12位同志秘密结成“晓民共产党”，因此遭到日本警方逮捕。
“格雷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开始肃清可疑的外国人，他们在搜查介于格雷和日本人之间从事联系人的外国人的过程中，查到了施存统的名字。与此同时，警方继续调查“晓民共产党事件”，又发现施存统曾安排张太雷与近藤等人接触，并提供了经费。因此，1921年12月中旬，施存统与部分日本共产党员遭到逮捕。施存统被禁于日比谷警署。
在日本“各国共产党关系杂件中国部”的档案中，有一份被通缉的名单，施存统的名字就在其中。
施存统被关押后，很快受到警视厅外事课的严厉审讯。同时，他还受到东京地方审判所关于“晓民共产党事件”预审庭的审讯。原本身体就不太好的他，遭到严酷的审讯，加上在寒冷的拘留所里的关押，身体愈加虚弱。
施存统在接受审讯时，所说的一半内容都是有关张太雷来日本的事情。
警察质问他：“你是不是社会主义者?”
施存统毫无顾忌地说：“我从19岁就一直研究‘社会主义’……原来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则是共产主义者，即属于马克思派”。
警察问：“我们已经掌握你同日本社会主义者联系的证据，你是否承认?”
这次施存统也不回避了，直截了当地说：“和他们有联系。我在日本一年半，通过学习和研究，从无政府主义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想。今后我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要联系日本社会主义者。中国要赤化，日本早晚也要被赤化。”
在日本《外事警察报》1922年2月第10号第35页有“施存统的追放颠末”，其中有日本警察审讯施存统的口供笔录。
这份笔录如下：
日本警察局的《外事警察报》。
一、生平余(施存统)曾学于淅江省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第三年中途退学，不久后入北京工读互助团，该团办事处位于北京骑河楼斗鸡坑7号。约三月后，至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做见习事务员，旋因患肺病辞职。大正9年7月10日来日。
来日后，一边疗病，一边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客年春退学，专心研究社会主义。
二、与上海社会主义团体之关系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此皆为秘密团体，故没有固定办事地点，与各地同志相互联络，每以各团体主任或委员住处为通信地址。
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所创建，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界民派所组织，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而余有关者乃前者。
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9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之李达专展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
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无无)、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重辅)及余等七人于大正9年5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
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现有学员约六十人。其中，在中国内地者，长沙11名，武昌9名，济南10名，广州7名，北京5名，上海18名;国外者，日本2名，俄国1名。在日本之学生，即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周佛海及余二人。此类团体之宣传手段为报纸、杂志、通信。除社会主义大学校采通信手段外，其他多利用报纸、杂志。宣传主义之学校，另有法租界之世界语学校。该校发行《自由》杂志以为宣传机关，谢晋青及余为该杂志之驻日代表。然该杂志已停刊，故现无任何关系。
禁止携入日本之《共产党》杂志，其发行地点不明，亦不知与上述共产党有无关系。余自广州共和书局订阅。
现今，留日中国学生中，除周佛海及余外，更无同志。故即使余为上海共产党之驻日代表，其目的亦非为对留学生开展工作，实为联络上海共产党与日本社会主义者。
三、本人与中国人主义者之关系在杭州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余曾发表论文《非孝》，排斥儒教、否认忠孝。因该文颇受中国青年欢迎，以至于为主义者所知，后得以结交同志，开始交往。其主要者为陈独秀、戴天仇、李达、张国焘、俞秀松、黄壁魂(女)、李淖、周佛海、谢晋青、李人杰、杨明齐、李和明、哲民、李灵丹、邵力子等，余来日后仍有书信往来。就中，陈独秀、戴天仇二人乃余最崇拜者，彼等一直汇寄生活费与余。
谢晋青(警视厅指定乙类需要监视之人物，现居上海)确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罗豁、陈春培皆为无政府主义者，惟其主义与大杉荣派稍异。
黄壁魂乃三十四五岁妇女，广东省香山县议员，为上海及广州女学联合会之重要人物。据闻其夫曾在上海作公司职员，现在广东为官。
俞秀松乃余同学，于上海工读互助团及上海星期评论社皆同行止;然去年1月赴莫斯科，至今未曾联系。
邵力子为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之主笔，余居上海时曾向《觉悟》投稿，而彼亦向余所参与之周报《星期评论》投稿，缘此多有交往。
四、与本国社会主义者之联系迄今交往之日本社会主义者，有堺利彦、高津正道、伊井敬(近藤荣藏别号，由罗马字缩写E.K转讹)、宫崎龙介、山川均、髙濑清等。
最初得会堺乃前年12月许，李达来函与堺，询问其载于《改造》杂志文中所略者何字，余代转。时经谢晋青介绍与朝鲜人权某一同访堺。
次乃去年2月，李人杰托余购买其时尚未公开出版之卖文社刊《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时，以及数月前介绍上海俄国过激派代表所派张太雷时。
与高津正道，三四月前曾于神田美土代町基督教青年会馆晤面，但未曾过府往访。
与宫崎龙介，因其父宫崎滔天与戴天仇相识，经戴介绍结识其父子，时时过府拜晤。
与山川均，去岁9月，同友人唐伯焜一同造访府上。后因面咨《改造》杂志所刊论文删减部分再访。最后往访乃11月或12月初，鹿儿岛之周佛海赴上海之际;周接该地俄国过激派领袖S(Semeshko)致山川信，然因故不得来京，托余转交。余即持该信至山川处。
时山川曰余：“汝固知近来日本社会主义者多被起诉，来自伊尔库茨克之日人代表亦将遭起诉;知给在沪日人伊尔库茨克代表切勿回国。”该日本人姓名，当时记得，现已忘却。
五、本人与张太雷之关系张又称张复，江苏人，天津北洋大学中途退学，现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然非干部。
11月15日，张持时在上海之周佛海介绍信，负上海俄国过激派成员S(似S e m e s h k o)使命来访，并嘱余介绍堺。余遂于次日同张访堺于其私宅，介绍张与堺及伊井(近藤)二人相识。时张以面额100元朝鲜银行钞10张亲手交与堺，谓宣传费;伊井即以其中500元嘱余兑换。翌日遂至朝鲜银行分行兑换，后径赴堺处交与伊井。
时余受张100元朝鲜银行钞，用以付清拖欠房费。
同月13日，张自东京乘列车回上海，至今未接任何联系。云云。
上面是笔录的原文，未作改动。其中有错处，如：“淅江”应为“浙江”，“黄界民”应为“黄介民”，“上海工读互助团”应为“北京工读互助团”，“杨明齐”应为“杨明斋”。还需说明的是，原文中的“客岁”、“去年”、“去岁”均为1921年，“大正9年”为1920年，“哲民”为“费哲民”，“戴天仇”即为“戴季陶”。
12月23日，警视总监将驱逐施存统出境的处分转给内务大臣。
12月27日，被拘留中的施存统接到内务大臣勒令出境的命令。
第二天，日本各报都对施存统被捕和驱逐出境大加报道，还刊登了他的照片。
在中国，《晨报》和《申报》也报道了施存统被捕的消息，但施存统经常投稿的《民国日报》可能担心被指责与施存统有关系，对施的被捕和勒令出境之事一点也未提及。
施存统在日本最可依靠的宫崎龙介，当时由于被牵涉于“白莲事件”，自己也处于纠葛中，所以不能为施奔走帮忙。代替他的是他父亲宫崎滔天。宫崎滔天在接受警察询问时说：“听说他(指施存统)……会晤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大杉荣等。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想出名的人，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当时我恳切地告诫他，如果继续同他们交往，对将来不好。我本人今后绝不同堺等人交往。总之，警察掌握了很确凿的证据，给予了驱逐出境的处分”，宫崎滔天接着说，“不让支那邻国的一青年再进入这个国家，这个处分是不是太偏激，没气量。我要是政治家，决不是像这样处置。”
与施存统有过交往的中国留学生表面上显得并不关心的样子。日本警视厅在《留日中国学生对中国人施存统被处驱逐出境之感言》的记录中写道：与施存统有过交谊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表面上反应冷淡。田汉说：“假使真如报纸所说那样宣传社会主义，串通日本社会主义者危害日本治安，也只有被处以驱逐出境。”
施存统在匆忙中做完了归国的准备。
12月28日，在宫崎馆，施存统与同宿舍的中国学友二十余人一起开了“约十分钟的茶话会”。当日傍晚，在两三位友人的护送下去横滨，在神奈川县刑警监视下，登上了“亚里桑那丸”，走进了三等舱。他与护送的警视厅两名警察同船。
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次日的报道中写道：施存统穿着立领制服，不时从船窗眺望陆地，面露凄凉。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勇气，显得器宇轩昂。
据日本《外事警察报》记载，施存统对护送的警察凛然宣告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中国眼下文化运动正盛，将来再兴起工人运动、军队运动，相信必定能够赤化。……总之，我将来不会抛弃现在信奉的主义，还要更加研究它。”
后来，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说：“对于确立了自己坚定信念的施存统来讲，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害怕。他正在前往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和自己一样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而其核心中国共产党正迫切需要更多的积极分子来加入。”
第二天即29日上午八点半，“亚里桑那丸”号起航了。
“亚里桑那丸”号途中经过神户、门司，于1922年1月7日到达上海。
施存统迫不及待地下了船，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感到无比的亲切和难以抑制的激动，几日前在日本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的怨气顿时也就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