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王一知作为工作人员到南京参加团的二大。
到了南京后，她想抽出时间去看望老同学丁玲和王剑虹。丁玲、王剑虹是在她去北京青年团中央工作前夕，于去年秋离开上海平民女子学校来南京的。听说，她们在南京一边打工，一边自修文学。分别快一年了，她很想尽快见到她们。
一天晚上，王一知向施存统请假，说王剑虹、丁玲在南京，她想去看望。
施存统同情妇女解放，不仅写文章呼吁，而且曾担任过上海平民女校的义务教师，鼓励平民女校的同学做妇女运动的“首发难者”，打破两重压迫。他知道，王剑虹、丁玲和王一知都是反对封建礼教的新女性。他希望在平民女校“没有师生底形式，而有朋友的精神”，这种师生关系一直在他的教师生涯中保持着，以致使众多学生对他怀念不已。
王剑虹、丁玲在上海平民女校读书时，曾听过施存统的课，很熟悉，也可以算是朋友。施存统听说自己的学生王剑虹、丁玲在南京，也想去看望，并邀请来南京参加团的二大的瞿秋白也去。
瞿秋白说自己并不认识她们，这样去是否合适。
王一知说：“有啥不合适的，她俩都是我的好朋友，年轻漂亮，又知性，都是奇特的名门闺秀，是值得一见的。”
“哦!你简单地说说，她们有何奇特的地方?”
于是，王一知向他介绍起来：
王剑虹比我小两岁，是四川酉阳县土家族人，家庭显赫，她的父亲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的秘书。她的母亲在王剑虹12岁时就去世了。
丁玲比我小三岁，出生在湖南福安县一个书香世家，母亲是知府的女儿，父亲家官位更高。丁玲四岁丧父，随母亲在她任教的学校里长大。她母亲在常德女子师范速成学校读书时，和同班同学向警予结拜姐妹，成为心腹之交。1912年，她们两人一同考入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的母亲曾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照看，丁玲叫向警予“九姨”。
我和王剑虹、丁玲是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在五四期间，我们一起参加过罢课风潮，宣传罢市，查烧日货，上街示威游行，反帝反封建。王剑虹还公开与校长辩论，是全校的领头人物。
1920年，我们在师范毕业后，各奔东西。王剑虹随父亲去上海求学，进了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学校。一次上课时，王剑虹撞见一位教员调戏女模特儿，便愤怒地冲上去打了那个教员两记耳光，这一下闯了大祸，不久，学校将她开除了。
经父亲联系，王剑虹被介绍到中华女界联合会工作，先后结识了黄兴夫人徐宗汉、李达和他的夫人王会悟，还有陈独秀。
王剑虹可是个女秀才，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妇女声》周刊的刊名就是她首先提议的。她在参与编辑稿件的同时，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一文，呼吁知识妇女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她的能力和才干得到了陈独秀和李达的赏识。
她还协助陈独秀、李达创办上海平民女校，在学校筹备工作进入尾声时，她突然想到了我和丁玲，她想让我和丁玲也到女校来学习。于是她在征得陈独秀同意后，趁1922年春节她回家探亲的机会，回到湖南，动员我和丁玲随她一道来到上海，进了平民女校。
去年底，我去北京，在青年团中央工作，王剑虹和丁玲也离开了平民女校，来到了南京，不知她俩现在的生活怎样?
听完介绍，瞿秋白来了兴趣，说：“确实不是寻常女子。好!我和你们一道去。”
王一知带施存统、瞿秋白和柯庆施去了丁玲、王一知的住处。
施存统因和她们认识，因此，与她们有交谈的话题;而瞿秋白和她们是初次见面，所以话语并不多，只是静静地听她们说，当可以说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
施存统问她们到南京后干些什么?
王剑虹说：“我俩一边到中央大学旁听文学课，一边自修，一边打工，当家庭教师、佣人，有时也当卖花女。”
“我俩是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很自由，但也很艰辛。”丁玲说。
这次相见的时间虽不长，但“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的瞿秋白却给丁玲、王剑虹留下了“很机警”的感觉。
瞿秋白
丁玲与王剑虹
施存统、瞿秋白、柯庆施和王一知离开后，丁玲和王剑虹便议论起初次相见的瞿秋白，她俩断定，“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
第二天，她们就通过王一知了解到，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生于1899年，与施存统同岁。1917年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加入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曾两次见到列宁。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去年12月21日，受陈独秀邀请，他离开莫斯科，今年1月回到北京，主持起草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参与制定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今年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前不久，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
原来，瞿秋白确是她们所断定的：“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
没过多久，瞿秋白、施存统和王一知又来到王剑虹、丁玲两人住的地方。
这次，瞿秋白的话多了，讲苏联的故事如同“熟练的厨师剥笋”。
丁玲、王剑虹和王一知都说很喜欢耿济之翻译的俄国作品，瞿秋白闻之更加高兴，说他和耿济之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两人的成绩最优，商务印书馆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就是他俩合译的。后来，他又列举些她们还没有读过的名作，用他的善于描摹的言语，将故事说得有声有色。他又不忘了说一些名人轶事，有趣的，或是恋爱的。这都是她们最爱听的。所以渐渐她们都忘了一切……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瞿秋白凭借丰厚的俄国文学素养，让三个深爱俄国小说的女孩子为之着迷，她们紧闭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随着谈话的继续，施存统和瞿秋白也很有兴趣地听王剑虹、丁玲讲述了她们近年来“东流西荡”的生活。
听完她们的述说后，瞿秋白说：“你们都很喜欢文学，还不如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上海大学是一所正规学校，在那里可以得到高人的指导，学到对你们有用的文学知识。这所大学是国共联合办的，共产党负责社会科学系，负责人就是我和邓中夏。你们去后可以自由听课、自由选择。”
施存统也说：“秋白说的对，剑虹、丁玲可去文学系。”他望着王一知说，“你可以去社会学系。我很快会去社会学系当教师。”
三位姑娘都被说动了，决定去上海大学读书。
这年秋天，丁玲、王剑虹来到上海大学中文系做旁听生，丁玲在一年级，剑虹在二年级。王一知也离开了团中央，到社会学系学习。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于1922年春，由王理堂以提倡新文化为号召，在上海闸北青岛路青云坊(今青云路298号附近)创立，并任校长。该校设有国文、英文及美术专修科，还有附中，全校共有160名学生。当年10月，该校掀起一场风波，学生要求改组校领导，并改革教学。10月23日，该校邀请于右任出任校长，邵力子(当时是共产党员)任副校长，学校改名为上海大学。校舍为老式石库门2层楼房10余间。蔡元培、汪精卫、章太炎、张静江等人担任校董。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于右任和邵力子商量后，想请共产党派人参与管理该校。陈独秀和李大钊商量后认为，要通过这所学校为共产党培养人才，所以要派得力干将参与该校管理，他们确定的人选是邓中夏。于是，共产党方面应邀派李大钊、张继赴上海四马路(现福州路)的同兴楼京津菜馆，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会谈。议定，国共两党通力合作，办好上海大学。并议定由邓中夏出任总务长。
邓中夏
邓中夏到校后，锐意革新教务，与于右任、邵力子等人通力合作，首先是明确办学宗旨：“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接着改革学校建制：分中学和大学两部，大学部设社会科学和文艺两院。同时重建教师队伍，解聘了一批不称职的教授，聘请思想进步且有真才实学的人士担任教职。因此，上海大学面貌焕然一新。
1923年7月，瞿秋白到上海大学当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8月底，施存统也来到这所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当时，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时髦学科，许多高等学校纷纷设置社会学系科或社会学课程，但大都是聘请外国人讲授，也无合适的中文教材，用的是英文本教科书，这给有些学生造成了很大的语言障碍。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建立后，很快扭转了这种局面。首先是社会学系的师资力量强，全是国内素有修养和学养的学者，其中大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出色的理论研究者和工作者，甚至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瞿秋白、施存统、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肖楚女等。第二是课程设置全面、系统、合理，开设了社会学、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社会哲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20多门课。第三是自编中文教材。不仅讲授，而且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著作，如：瞿秋白的《社会科学概论》，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邓中夏的《中国劳工问题》，恽代英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施存统的《劳动问题讲演大纲》，肖楚女的《中国农民问题》《外交问题》，杨贤江的《青年问题》，董亦湘的《唯物史观》《民族革命讲演大纲》等。这些著作，弥补了党的早期理论建设的不足，提高了党员的理论水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
除了社会学系之外，还有中文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学系等，也都是有名的教授任教，如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沈雁冰(茅盾)、邵力子、叶楚伧、何世桢、郑振铎、田汉、赵景琛、俞平伯、刘大白、洪野等名家都先后担任过上海大学各系科的教授。因此，上海大学声名远播，大批青年学子慕名而来，有的学生甚至不惜放弃清华等名牌学府的学籍来这所大学求学，学生人数增加到三百多人。它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人才的革命熔炉、红色摇篮。
施存统讲授社会运动史、社会思想史、社会问题三门课程。他亲自编写了这三门课程的讲义，后收入《社会科学讲义》第二集，由上海书店印刷发行。在教学中，施存统极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历史问题，并结合中国实际，讲解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由于他学识渊博、讲课形象生动，深受学生的欢迎。
丁玲和王剑虹不仅在中文系学习，而且还去别的系旁听。丁玲很喜欢沈雁冰讲的《奥德赛》《伊利阿特》等远古异国极为离奇美丽的浪漫故事。王剑虹则喜欢俞平伯讲中国古代诗词，尤其深深为优美婉转的宋词所陶醉。她们有时也去听瞿秋白、施存统讲课。
丁玲最初崇拜施存统，因为他曾因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而引起了浙江一师风潮，轰动全国，前几年又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社会名望较高，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很快，丁玲发现施存统与王一知正在恋爱，所以她主动退了出来。
不久，丁玲、王剑虹都被瞿秋白的学识、风度和口才深深吸引了，一种别样的情愫在她俩的心中暗暗生发。
在这期间，施存统与王一知的恋爱进展得很快，这年的10月，他们同居了，新婚宴尔，沉浸在蜜月之中。由于爱情的滋润和工作压力相对地减轻，施存统的神经衰弱症也有了明显的好转。
施存统夫妇其乐融融，瞿秋白心生羡慕，也开始寻找心仪之人。
自从与丁玲、王剑虹接触后，他便被她们的美貌、知性和青春活力所吸引。他每天忙完工作、上完课后，总要抽出时间到丁玲和王剑虹住的小亭子间去，和她们聊天，谈外国文学，谈中国古诗词。瞿秋白的爱好是多方面的，他有时还教王剑虹、丁玲唱昆曲《牡丹亭》，教她们按照节拍吹箫，教她们绣花——他把花鸟画在绸或棉布上，再题上诗词，由她们动手绣。
丁玲后来在一篇回忆的文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写道：
他为了帮助我们能很快懂得普希金的语言的美丽，他叫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诗。他的教法很特别，稍学字母拼音后，就直接读原文的诗，在诗句中讲文法，讲变格，讲俄文用语的特点，讲普希金用语的美丽。为了读一首诗，我们得读二百多个生字、文法，由于诗，就好像完全吃进去了。当我们读了三四首诗后，我们自己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了。
在频繁的接触过程中，王剑虹和丁玲两个少女的心弦被拨动了，她俩都不由自主地暗中充满了对瞿秋白的仰慕和爱意。或许是由于王剑虹与瞿秋白在性格、气质、生活经历等方面有更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早年伤母，都性格内向、外柔内刚，都喜欢中国古典诗词。因此，瞿秋白的感情砝码已悄悄地移向王剑虹。
由于瞿秋白、王剑虹都是性格内向且敏感的人，双方都不好意思主动向对方表达爱意。
一天，施存统夫妇邀请瞿秋白、王剑虹、丁玲一道游览宋教仁公园。已经深深爱上了王剑虹的瞿秋白远远看见王剑虹，就匆忙找借口回避，从另一条路上离开了。
王剑虹见瞿秋白离开了，也没了兴致，再也不说一句话。
大大咧咧的丁玲却埋怨道：“怎么也不打个招呼?”
施存统也颇感疑惑。前几天，瞿秋白明明对他说，自己已坠入爱河，但就是不愿说出爱的是谁。施存统以为秋白所爱的一定是王剑虹和丁玲中的一人，于是，他们夫妇为他们创造了这个机会。怎么秋白见了她们就走了呢?难道自己猜错了对象?
第二天放学后，瞿秋白没像往常那样来王剑虹、丁玲住的亭子间。
王剑虹见瞿秋白没有来，心里空落落的，拿着一本书像是在看，其实一行字也看不下去，沉默无语，直到深夜，还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瞿秋白没来，丁玲也觉得奇怪，但她并没有多想。
第三天，丁玲去施存统家，碰巧遇到瞿秋白。
丁玲热情地与他打招呼，瞿秋白却说有急事，匆匆离去。
施存统问丁玲：“你觉得秋白有些变化吗?”
丁玲摇摇头。
施存统接着说：“我问过他，他说他确实坠入爱河里了。”
“他说爱上谁了?”丁玲急切地问。
“我问过他，他就是不说。”
性格天真烂漫、处处像一个男孩子似的丁玲，回到宿舍后，将去施存统家的情况全部说给王剑虹听。
王剑虹听后默然无语。
两天后，王剑虹突然对丁玲说：“我要随父亲回四川老家。”
丁玲不解地询问：“怎么突然要走?这几天你闷闷不乐，出什么事了?”
“我不好说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会有变化的，请你原谅我。”说完，她避开丁玲，自己离开了亭子间。
过了一会儿，丁玲听到门外楼梯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瞿秋白来了。
丁玲对瞿秋白没好气地说：“我们不学俄文了，你走吧!再也不要来了!”她猛然关上门。
瞿秋白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丁玲气鼓鼓地躺在床上，无意中在王剑虹的垫被下发现了一页布纹信纸，一看是剑虹的笔迹，写的是一首诗，题目是：《他》：
回自赤都的俄乡，
本有的潇洒更增新的气质，
渊博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色。
他那学识、气质、形象，
谁不钦羡敬重，
但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读罢这首情真意切的诗篇，丁玲恍然大悟，原来王剑虹和自己一样，都爱上了瞿秋白。她犹豫了，不知如何面对。可她转而一想，王剑虹像是自己的亲姐姐，她与瞿秋白是很好的一对，自己应该忍痛割爱。她明白，王剑虹性格内向、自尊心极强，不愿主动表达自己的感情。加之在出游时，见到瞿秋白有意回避，后来他又一改常态，几日不来她们住的亭子间，她以为瞿秋白并不爱她，所以，她借口随父回老家，是要逃避这段感情，把爱情在心底收藏。
豪爽的丁玲理解王剑虹，她要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她。于是，丁玲立即带着王剑虹的爱情诗去找瞿秋白。她出门时，正好看见王剑虹回宿舍。
瞿秋白接过丁玲递给他的王剑虹的诗篇，读了好长时间，激动地问：“这是剑虹写的?”
丁玲点点头说：“剑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人，你去吧，到我们的宿舍去，她在那里……”
瞿秋白握住丁玲的手，说了声“谢谢”，就急忙去找王剑虹。
瞿秋白与王剑虹之间隔着的那层纸，在丁玲的帮助下，终于捅破了。王剑虹十分感激丁玲，她俩的姐妹之情愈加深厚。
施存统知道后，也为他们俩的爱情之火添柴加油。
1924年1月，瞿秋白与王剑虹同居。
他们结婚后，住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彬兴里306号。这是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瞿秋白夫妇住楼上，施存统夫妇住楼下。丁玲住在过街楼上的小房间。另外还有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也住在这里。
《施蛰存所认识和理解的丁玲》一文根据施蛰存《丁玲的傲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对丁玲在上海大学时与同学及与老师施存统、瞿秋白的关系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当时的大学女生不多，上海大学的学生，虽然大多是从文学革命发展到政治革命的进步青年，但在男女同学之间，还是很封建、很拘束的。施蛰存他们上课，都是男生先进教室，将前面空出两排座位，男生从第三排开始坐，待男生坐定后，女生才鱼贯进入教室。她们一般都是向男同学扫一眼，然后垂下眼皮，各自就座，再也不回过头来。女生坐满第一排，所以男生与女生之间空出第二排，如同“三八”线。男同学大多只能看到女生的背影。丁玲就是大学里一个骄傲的公主，很傲气，瞧不起男同学，只佩服有名望的老师。施蛰存从丁玲的谈话中知道，丁玲最初崇拜施存统。施存统因为发表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被浙江第一师范开除。他提倡的“非孝”被守旧分子认为是大逆不道，而青年人却认为是最激进的反封建，施存统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于是来当上海大学教授。在那时候，施存统的社会名望高于瞿秋白，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而瞿秋白在丁玲眼里，还只是觉得可以与之聊聊天的朋友。到了1924年，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讲课的声望超过了施存统，丁玲也对瞿秋白有了深入的了解，并选修瞿秋白的社会学课，瞿秋白也常常到丁玲与王剑虹居住的房间坐坐，跟她们谈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一天，施存统告诉丁玲，说瞿秋白坠入了爱河，原来瞿秋白与王剑虹相爱了。于是，瞿秋白、王剑虹、施存统及瞿秋白的弟弟瞿云白一起搬进学校附近的慕尔鸣路彬兴里一幢两楼两底的弄堂房子里，瞿秋白与王剑虹同居了。
1924年2月，上海大学的学生人数增加到400人，学校迁至租界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和时应里民房等处继续办学。
上海西摩路上海大学旧址。
瞿秋白和王剑虹同居后，丁玲和他们住在一栋楼里，更感到形单影只，不久，她就去了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
瞿秋白和王剑虹沉浸在爱的甜蜜之中。可是不久，王剑虹就患上了肺病。医生开始误诊为怀孕，但确诊为肺病后，已无药可治，很快病入膏肓。
因与瞿秋白、王剑虹同住在一栋楼里，施存统和王一知夫妇常去看望王剑虹，有时还做些好吃的饭菜送过去。
7月初的一天，瞿秋白把施存统叫到一边，对他说：“看来剑虹快不行了，天天大口地吐血、不停地咳嗽，我都心痛死了。关键是无药可治呀，只能眼看着她……”瞿秋白说不下去了。
施存统安慰他说：“这也是没法子的事，见她这样，我也是难受得不得了。不过，你也不要太伤心，不要把自己也弄垮了。”
“我也顾不了了。刚才剑虹给了我一张字条，像是遗书，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秋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将字条递给存统。
施存统犹豫了一下，说：“给我看吗?”
秋白点点头。
存统接过字条展开看，剑虹清秀的笔迹映入眼帘：
我生活在你的爱抚之中，虽然只有半年，我已经感到无比满足了。半年不过是人生激流中的一片涟漪，然而它却是无比绚丽多彩的一朵浪花。病魔纵然夺走了我的生命，但不能夺走我对你的爱。南京莫愁湖上的月夜真令人留恋。你把爱的诗句刻在美丽的雨花石上，让我永远地珍藏。那时，你曾经教我吟诵普希金的诗。此刻，我又想起那美丽真诚的诗句，就让我摘用来向你永诀吧。我那么温柔专一地爱过你，我一点也不愿使你难过悲伤，愿上帝给你另一个人，也像我爱你一样。
存统看完后，唏嘘不已：“她对你的一片真情真是令人感动啊。老天爷真是太无情了，怎么要把这么好的女子带走呢?”他将字条还给了秋白。
“是呀，苍天无情呀!”
没过几天，王剑虹就与世长辞了。
瞿秋白强压悲痛，把全部精力都投入繁忙的工作之中。有时晚上，施存统会过去陪他说说话，帮他减轻心头之痛。
这年秋天，施存统和王一知有了一个女儿。施存统初为人父，十分高兴，上完课，回到家中，只要女儿没睡觉，他就会抱起女儿逗一阵子乐。
很快就要到双十节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上海三十多个团体决定：10月10日上午10时，在河南北路天后宫召开国庆纪念大会。
这时正值江浙战争爆发，江苏军阀齐燮元和浙江军阀卢永祥火并。助齐倒李的国民党右派收买了一批地痞流氓，欲对大会进行捣乱。
大会开始后，国民党右派喻育之、童理璋在会上公开提出助卢倒齐的主张，立即遭到与会进步学生的反对，学生们的主张是，凡是军阀，都应打倒。
上海大学学生林钧当即发表演讲，大声疾呼：“我们当反对一切军阀，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喻育之、童理璋竟喝令林钧停止演讲。
上海大学学生黄仁、何秉彝等人奔上主席台，严词斥责会议主持人和国民党右派。
这时，躲在台后的一批流氓冲出来对学生们大打出手，十几名上海大学学生和全国学生联合会成员惨遭毒打，林钧被打伤，黄仁被抛到七尺高的台下，跌落在硬石上面，顿时口鼻流血，不省人事。
警察竟要将黄仁等受伤同学关闭起来，诬蔑他们是齐燮元的侦探，而任凶手走脱。
他们的这种无理做法顿时激起民愤，群起反对他们关闭受伤学生，并将黄仁等受伤学生送去医院救治。
黄仁由于伤势过重，于12日气绝身亡。
当天，瞿秋白奉中共中央之令组织了反对国民党右派暴行的“行动委员会”，发动全市人民起来抗议此种法西斯暴行。
黄仁惨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强烈抗议。上海大学学生会通电全国，揭露惨案真相，要求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严惩右派。
由于上海大学国民党区分部中大多是跨党的中共党员，因此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开除主要指使者童理璋、喻育之国民党党籍，并责令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就未采取任何行动帮助受伤学生、抚恤死者家属而作出书面说明。但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负责人、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伧不同意开除童理璋、喻育之，也不同意指责何世桢。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恽代英、沈泽民、邓中夏，还有双料党员施存统等联名上书孙中山，抗议国民党右派的暴行，要求严惩凶手。并指责叶楚伧“主持不力，(对右派)迹近纵容”。瞿秋白也上书孙中山，指出上海《民国日报》“言论诧异”，要求改组。孙中山将两份上书批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
叶楚伧迫于压力，不得不递交了辞呈，但是，他心有不甘，前往广州，向国民党中央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施存统等共产党人的状。
何世桢等人也公开反对瞿秋白，并以罢教威胁校长于右任。进步学生则给予反击。上海大学内部的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瞿秋白和何世桢同时辞职。施存统继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并为校行政委员会委员，参与学校领导工作。
为了有效打击国民党右派，施存统还亲自去医院向被打受伤的林钧同学调查访问，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撰写文章，于10月15日，在《向导》上发表了《林钧被打之报告》和《国民党员之抗议》，严厉谴责国民党右派的暴行。
上海大学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恐慌。12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称：
最近几个月来，中国布尔什维克之活动有显著之复活，颇堪注意。这些过激分子的总机关设在西摩路一三二号上海大学内，彼等在该处出版排外之报纸——《向导》，贮藏社会主义书籍以供出售，如《中国青年》、《前锋》。该大学之大部分教授均系公开的共产党人，彼等正逐渐引导学生走向该政治信仰。教授中计有：邵仲辉，又名邵力子，《民国日报》编辑，彼系共产党人已几年了;社会学系教授瞿秋白，瞿系中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之密切友人;施存统，于一九二一年因共产党活动在日本被驱逐出境。其他地位较低之教授而为《向导》写稿的则有：蒋光赤、张太雷、刘含初。
12月9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和静安寺巡捕房突然搜查上海大学瞿秋白等师生的宿舍，搜去了大量“排外性质书籍”、“社会主义性质之俄文书籍”。警务处的报告写道：“所发现的证据却明显地说明了该校约三百个学生的大部分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为此，代理校长邵力子被传讯，瞿秋白被通缉，搜到的书籍被付之一炬。
由于瞿秋白已在一个月前与杨之华结婚后从慕尔路住处搬走，避居在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家里，所以避过一劫。
施存统任社会学系主任后，成为社会学系这个战斗堡垒里的指挥者、战斗员。他对学生说：研究社会学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实。社会学理论是一切被压迫者脱离自己被压迫地位的有力武器。“没有社会科学知识而欲改造社会世界”就像是“没有指南针而欲航行大海”。
当瞿秋白写的《社会科学概论》一书出版后，施存统立即撰文在报上推荐，“赞赏这本书是中国社会学界空前的著作”，并说这本书对于弱小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都给予一种科学的解释，并且提示被压迫者一个有效的斗争武器：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如要脱离自己被压迫地位，首先必须明了社会科学所指示的道路”。
社会学系开设有《社会进化史》，这是我国较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述人类进化过程的一门课，本是由蔡和森讲授的。五卅运动后，蔡和森离开了上海大学，这门课便无人任教。施存统认为，这门课不能停，于是自己接下了这门课。可没有现成的讲义，当时要是自编的话，无论在时间还是能力上都不可能。这时，他发现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一书适合做这门课的教材，于是他加班加点，由日文转译了这本书(1929年12月，大江书铺出版了这本译作)。他在这本书的译者序言中认为，这是一本有关《社会进化史》的最好的空前的世界名著。
施存统不仅带头讲好课，传授革命理论知识，而且积极参加到社会现实斗争中去。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大学创办了工人夜校，向工人讲解社会不平等的原因，启发工人的觉悟。
施存统翻译出版的《经济科学大纲》。
1923年底，施存统参与了平民学校的筹建工作。1924年1月，上海大学成立了第一所平民学校，引起舆论界重视，各报刊登了有关该校成立的消息。随后，在杨树浦、南市、吴淞等区也建立了平民学校，名义上是教工人识字、学文化，实际上是借机向工人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为了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施存统与上海大学的师生一道，还帮助成立了几个地区性的工人俱乐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小沙渡路的沪西工人俱乐部，当时的领导人是项英。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揭示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统治，主张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商议解决时局问题的大政方针。
11月28日，上海大学代理校长邵力子召集全校师生大会，师生“一致赞助孙中山先生的彻底革命”，并推举施存统等七位师生负责联络各个大学，以推动教育界投入国民会议运动。
施存统与其他六位师生一道，联络国内各大学，为国民会议的召开四处奔走。他说，孙中山主张召开的国民会议，即使开不成功，不能解决各种困难问题，民众也能得到两种效果，一是将自己锻炼成一支强大的劲旅，获得未来胜利的保障;一是彻底暴露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罪恶，更知绝无妥协迁就之余地。无论开得成开不成，宣传国民会议，努力促成国民会议运动，“都是于国民解放有利益的，都是接近国民解放的第一步”。而对段祺瑞一手导演的“善后会议”，施存统却撰文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辛辣地讽刺说，号称“革命政府”的段执政，为了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相对抗，公然提出召集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而无一人民代表参加!其所认定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规定的做国民的资格第一是“男子”，第二是“成年”，第三是“通晓文字”，第四是“明白事理”，可见二万万女子，大多数农民工人都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了。这样的“善后会议”岂能代表广大国民的意愿和利益?!
上海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惹怒了上海租界的帝国主义爪牙。1924年12月9日，英租界派兵恫吓上海大学的学生和查禁进步刊物《向导》《中国青年》的发售，并搜查上海大学图书馆，搜去有关社会科学书刊三百多册。学生何秉彝等率领同学与之斗争并夺回部分书刊。同日，英租界巡捕房搜查慕尔鸣路彬兴里307号，施存统、蒋光慈等都住在这里。
1925年春，发生了两件令施存统十分痛苦的事。
一件是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施存统十分悲痛。他想，去年底，他还在为中山先生提出的国民会议的召开而奔走呼号，可才刚刚过去几个月，孙先生就去世了，怎不叫人扼腕叹息。施存统立即写了《悼孙中山先生》一文，载于次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一是深切地悼念，二是号召国人继承孙先生的遗志，努力完成其未竟的事业。
还有一件痛苦的事，是他与王一知的婚姻出现了问题。自去年11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同居搬出慕尔鸣路另租房子居住后，张太雷就住进了这所房子，与施存统成了邻居。没过多长时间，施存统发现妻子王一知与张太雷交往甚密，两人还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韵楼，关系有些暧昧。
1925年春，有一段时间，王一知竟然失踪了。施存统到处寻找，甚至去了她的老家湖南，也未找到，他只好只身回到上海。
一天夜里，施存统独自来到民国日报馆的编辑室，伏案号啕大哭，哭了很长时间。邵力子发现后，问他出了什么事，为何如此伤心。可施存统就是不肯说。
不久，王一知回来了。
施存统问她：“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一个多月?你去了哪里?”
“太雷去武汉工作，我去武汉了。”王一知淡淡地说。
施存统气愤了，大声质问：“你和太雷究竟是怎么回事?!”
王一知心想，既然到了这一步，不得不把事情说开了，就说：“我已经爱上了太雷。我俩分手吧。”
施存统原以为，张太雷已有家室，王一知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做出了荒唐的事，还不至于为了张太雷而离开自己的。可当他听到她说分手后，他的心一阵抽缩，隐隐发痛，停了片刻，喃喃地说：“你再好好想想，我们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吧。”
“我想好了。说实在的，我已经对不起你了，再不能对不起太雷。”显然她已下定了决心。
施存统明白，他和王一知的婚姻已经无法挽救了。
没过多久，王一知要带着女儿离开上海，随张太雷去广州工作。
王一知离开上海那天，施存统强忍着内心的痛楚送她和女儿上船，还送给她一本书——《父与子》。其实，这本书是他送给女儿的，寄托着父亲对女儿的牵挂和思念。
送走王一知和女儿，他像跌入了痛苦的深渊。妻离子散，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突然瓦解了。他愤然，他心疼……
由于受到的刺激太深，施存统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上海大学的不少师生去医院看望他、安慰他。他的学生、社会学系的一位女生叫钟复光，不仅去医院看望他，还写信给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并劝他保重身体，尽快从痛苦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
陈独秀见他十分苦恼，便开导他说：“你的学生钟复光不是很好吗?你们可以谈谈。”
施存统说：“现在哪有心思谈这些。”
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到医院劝他：“事已至此，就向前看吧。系里的工作等着你，正在筹划的一件大事，也需要你参与。”
瞿秋白所说的一件大事指的是即将发生的一场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施存统觉得瞿秋白说得对，要向前看，以大事为重，不能因为家庭的破裂而颓废、沉沦，而应该立即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于是，他强压心中的伤痛，参与到群众运动的发动之中。
由于上海日本纱厂厂主虐待中国工人，鞭毙工人，关闭工厂，拒发工资。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5月15日，顾正红带领工友与厂方斗争。日本资本家竟肆无忌惮的枪杀了顾正红，并打伤工人十余名。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施存统和上海大学以及全市各大学的师生前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这更加激起了民愤。
5月30日，一场更大规模的游行开始了。上海各大学三千余名学生和万余名工人罢课、罢工游行，至英租界巡捕房前，日方又伙同英巡捕开枪向游行队伍射击，当场打死工人和学生71人，打伤数十人。
当夜，中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等组成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6月1日，上海全市的总罢工、总罢课和总罢市开始了，其中包括20余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5万学生罢课，绝大部分商人参加罢市。
学生们继续上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钟复光等四位女生在散发传单时，被巡捕房抓走。
作为系主任的施存统得知四位女生被抓后，立即带领大批学生去巡捕房抗议，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
钟复光等人在牢房里也进行了说理斗争。
由于内外配合，巡捕房只好放了钟复光等学生。
施存统见到被放出来的四位学生，便关切地问：“他们没伤害你们吧?”
钟复光说：“只是推推搡搡，没其他伤害。”
“那就好，我们回校吧。”施存统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整个五卅运动中，施存统不仅与师生一道，在工人夜校中开展了发动和组织工人罢工、罢市、上街游行、演说、散发传单、追悼顾正红烈士等活动，而且以“光亮”为笔名，在《上大五卅特刊》上，先后发表了《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中国学生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和任务》《只有前进，不能后退!——我们的生死关头》《我们底战斗方略》等文章，申明工人罢工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揭露大资产阶级总商会修改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在运动中表现出软弱和妥协;支持工人阶级和广大学生的正义斗争，号召广大工人和学生“只有前进，不能后退”，誓死奋斗到底!
上海大学的师生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
6月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六十多人荷枪实弹乘着十多辆汽车来到上海大学，包围、搜查并占领了上海大学。
作为上海大学行政委员会委员施存统与其他校领导一起，立即集合师生，召开紧急会议，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
会上推举陈望道、施存统起草宣言，他们很快就写出《武装解散学校讯——上大全体宣言》，发表在1925年6月8日的《民国日报》上。他们在宣言中指出：“无论如何的淫威来压迫自由，如何的黑暗侵袭独立，断然师生合作一起，努力反抗，决不退让。”
由于全校师生的抗议和斗争，也由于社会舆论的支持，7月，上海大学迁回闸北中兴路，设临时办事处继续招生，后租闸北青云路师寿坊(今青云路167弄位置)15幢民房为校舍。
9月10日开学上课，弄堂口挂着于右任所书“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的牌子。当时学生已增加到800人，还附设有平民学校和青云学校。
五卅运动后，各地党团员纷纷进入上海大学，上海地委扩大为江浙区委，上海大学成立党支部。委员有高尔柏、李季、施存统，支部书记高尔柏是由施存统与杨贤江介绍入党的。上海大学成了党的战斗堡垒。
施存统不仅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理论战线上也是冲锋陷阵，锋芒毕露——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抬头。曾被施存统崇拜并有知遇之恩，甚至资助过他的戴季陶成了右派的主要代表。他支持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利用和歪曲孙中山思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上海大学于这年的11月成立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与之对抗。在成立大会上，吴玉章、肖楚女作了演讲，施存统作了题为《研究中山主义应取的方法》的演说，驳斥了戴季陶等人的谬论。他认为孙中山的重要思想是要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达到大同共产的社会理想和目的。
1925年6月，戴季陶将自己所写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一书向施存统征询意见。
施存统看过这本书后，认为这是一本专对“上层阶级”讲道的书，有一些原则问题必须辨明。于是他把与戴季陶以往的交情抛在一边，毫不客气地说：“你的一些观点我有不同看法。第一，照你的意思说来，革命家差不多就是慈善家，多劝几个知识分子、资本家、地主、军阀们来做慈善家亦是好的，可是工人农民却不会懂得这个理论;第二，一个国民党员若接受了孙先生的全部重要思想(尤其是理想与目的)，他必然地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因为只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达到孙先生的理想与目的(大同共产社会)，只有照唯物史观方说得通。不然，只有抛弃孙先生的理想与目的而一意努力于反共。”
戴季陶听了很不高兴，只淡淡地说：“革命家是要有善心的。也许你说的是对的，可也要看将来情形。”说完，他说有事，就匆匆离开了。
不久，施存统又看到戴季陶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在这本书中，戴季陶肆意抹杀共产党和青年团加入国民党后为促进国民革命所立下的功绩，并以挑战的态度、挑拨造谣的手段来损害共产党和青年团。他甚至从与孙中山“互助论”相矛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论出发，认为人类生存的欲望“都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以此反对唯物史观、社会革命论的阶级斗争学说，为打压共产党、青年团和其他进步组织及社团制造舆论根据。
施存统看过这本书后，很是气愤，写了《评戴季陶先生的中国革命观》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在该文中，施存统全面驳斥了戴季陶的种种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戴季陶近来的言论和主张的良苦用心，是要为国民党争一个正统派的地位，因而不得不极力反对C P，排斥C Y，不惜分裂国民革命势力，排斥最革命的分子。这本书的结果将逼他去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将使全国反共分子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共产大联盟，借戴季陶的理论做他们行动的护符，把孙文主义变成反共产主义。因为戴季陶是他“一向敬爱的前辈”，也是他“最感激的一人”，所以，他希望戴季陶为减轻国民革命的罪过起见，及早来纠正这一种反动的倾向。
可是戴季陶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他跟随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
五卅运动后，以曾琦、陈启天、李璜等人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派，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鼓动反苏反共逆流。因他们以《醒狮》周刊为舆论阵地，所以也被称为“醒狮派”。施存统旗帜鲜明地与之斗争，连续写了《醒狮派的“排外主义“——”国家主义”的反动性》《醒狮派的“革命”假面具揭穿了!》等文章痛加鞭挞!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共产党，反对国共合作。施存统又积极撰文，在1926年1月《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章，宣传国共两党合作，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抨击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
在现实的社会斗争和理论战线上的论争中，施存统愈战愈勇。妻离子散所带给他的伤痛渐渐得以化解。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他会想起自己心爱的女儿，不禁唏嘘不已，难以入眠。
可喜的是，在施存统过了一段独身生活后，他的一场新的恋爱开始了。
这个恋爱对象就是社会学系的学生钟复光。钟复光是自己的学生，向警予、邓中夏对她很了解，并跟施存统说过她的情况，王剑虹和她是四川老乡，也曾和他说起过她。近来，他们有过几次交谈，她也说了自己的一些经历。
钟复光比施存统小4岁，祖籍四川江津县。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姑娘。少年时，由于她的反抗和私塾先生的帮助，解除了“娃娃亲”的婚约。
16岁时，钟复光考入重庆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中，她与同学们走上街头，发传单，作演讲，向群众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宣传抵制日货，并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书刊，从中吸取进步思想和先进文化。她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和川东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她还与同学一道，办起了平民夜校，并被推选为校长。
1920年夏钟复光(左)在重庆二女师与同学合影。
1921年，她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结识了邓中夏，受到其革命思想的影响。她向往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经与七个同学商量后，就决定离渝北上。胆大的钟复光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几位进步的先生，在先生们的资助下她们启程了，乘船顺江而下先到南京，住在十庙口的一个非常简陋的公寓里，直至1923年初才辗转到了北京。这年暑假，经邓中夏介绍，并由他担保给付学费，钟复光进入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
起初，钟复光被安排住在兴业里1号向警予的家里，深受向警予的教诲和影响，她尊称向为“大姐”。
不久，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也住在向警予的楼上，钟复光与他们成了邻居，但很短暂。后来，钟复光搬到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与肖楚女作了邻居。邻里间常一起吃饭和讨论，这使她受益匪浅。邓中夏和恽代英天天都来这里办公，编辑出版《中国青年》，钟复光也帮着做些编务工作。
1923年秋，这时施存统已到上海大学，钟复光就成了他的学生。她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社会活动，这正是施存统所希望的。
不久，钟复光接受向警予交给她的一个任务：参与组建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她在向警予的领导下，联络了一些妇女界的同志进行活动，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和宣传资料。钟复光与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组的其他成员一起，向广大群众进行推翻军阀统治的宣传教育活动，工作非常出色。经向警予和邓中夏介绍，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实际上她已经是一名党的干部，在上海党组织妇女部长向大姐领导下具体从事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各项工作。
1924年冬，钟复光被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选为出席全国国民会议的代表，1925年初到北京参加会议，与全国的代表们共商国是。参会期间，北京党组织指示她参加孙中山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工作，具体任务是与邓颖超等四位同志一起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国友人。她与邓颖超在凝重而又低回的哀乐声中，有礼有节地招呼着客人。在孙先生灵柩前的遗像旁，她与邓颖超有一张合影，她一直珍藏着，成为永久的纪念……
钟复光(遗像左二)与邓颖超(遗像右二)在北京铁狮子胡同为孙中山守灵。
治丧活动结束后，在上海的向大姐用电报发来指示，要求她和同去的刘清扬等人趁全国各地的妇女代表都在北京的机会，成立中国妇女联合会。两天后，向大姐又寄来信，非常详细地作出安排和部署。于是，钟复光和刘清扬等立即行动，她们白天到各省的代表处进行联系，提出相关的候选人建议名单等，晚上就加班加点起草相关的文件和资料。因为全国妇女界的代表都在北京，经过二十多天的努力，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正式宣告成立。北京《晨报》在报道中说：
四月十二日下午，全国妇女界各团体在女师大召开联席会议，公推上海代表钟复光为临时主席，决定名称为中国妇女界联合会。推定石道璠、钟复光等三十人为筹备员，四月二十日招待北京新闻界。于四月二十九日开成立大会，由刘清扬任主席，钟复光报告筹备经过，中国妇女界联合会宣告成立。
钟复光回到上海后，向警予又指示她组建上海妇女界联合会。1925年6月5日，上海妇女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孙夫人宋庆龄也赶来参加了成立大会。在会上，钟复光汇报在北平参与孙中山先生治丧的经过，并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只要真正贯彻中山先生三大政策，我们一定能打倒封建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说着说着她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孙夫人和其他几位女士也是含泪欲泣。
五卅运动期间，钟复光冒着危险，深入到学校附近的小沙路一带的工人区活动。这里是日本纱厂的集中地，多为女工。钟复光同工人们打成一片，组织“包身工”和“养成工”学习文化知识，向她们宣传革命道理，使得纱厂参加罢工的人数不断扩大。5月30日晚上，钟复光还同工人们一起到南京路上进行示威游行。她走在队伍的前面，发传单、作演讲，到当街的商店内进行宣传。当局出动军警镇压，英国巡官命令开枪。但是，华警不愿打死游行群众，他们朝天开抢，而英警却对准群众开枪，多人被打死。钟复光同班的四川老乡、青年团上海地委组织委员何秉彝当场牺牲，血染街头，大家义愤填膺。
第二天仍进行示威游行，参与的人员越来越多，声势越来越大。钟复光和四位散发传单的女同学被巡捕抓进了捕房，但她并没有被吓倒，在捕房内仍不停地进行宣传，质问巡捕为什么抓人。由于她们不断的斗争，加之上海大学施存统率领师生前往警署抗议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当晚捕房就将她们放回……
同学牺牲了，瞿秋白被通缉，学校被美军陆战队占领，师生们被赶出了校门……但全国各地都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高潮，反帝怒潮高涨，各省发来电报声援他们。钟复光日夜奔忙，一点也不害怕，一点也不感到疲劳。
她接到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要她到内地各学校、工厂进行革命宣传，她成为“长江路”的代表之一，其任务就是带着传单，沿长江上溯，到各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向商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她先后到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宜昌、沙市、重庆等大中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就组织当地的学生会和妇女界召开大会。她在大会上进行演讲，由于演讲过多，过于激动，以至痰中带血。中秋节时，她终于完成任务回到学校。但到了冬季，钟复光又出现了吐血，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施存统得知钟复光住院后，就立即去医院看望。钟复光见自己最敬爱的老师来看望，很是感动，深情道谢。
施存统却说：“我得感谢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你去医院看望我，还给我写信，帮我排解忧愁，减少痛苦。”
“我也是出于义愤和对于老师的敬重。”
“往事不堪回首!不过，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见到您又振作起来，充满了活力和斗志，我真为您高兴!”
“嗨!我比你大不了几岁，不必称‘您’，就叫我存统好了。”
“您毕竟是我的老师，我怎么好直呼存统呢，这不是大不敬吗?”
“你是应该知道的，我在北京工读互助团时，就对胡适、蔡元培等先生直呼其名，我是最反对按身份和等级来称谓的。”
“这个我知道。那好，以后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我就叫你存统，在同学们面前，我还是叫你老师，这样行吗?”
“这样也好，说定了?”
“说定了!”
之后，施存统又多次来医院探望钟复光，两人敞开心扉地交谈，相互有了更深的了解，感情日增。
施存统给钟复光写了求爱信。
钟复光表示要互相了解人格，切磋学问，但并没有马上表示同他恋爱。
此后，他们更多的交往起来，有时相会面谈，有时书信来往。他们谈理想、话人生、探讨社会问题。
1925年9月1日，施存统用毛笔写给钟复光一张字条：“互相安慰，互相改善。”“互相扶助，互相创造。各成其善，以报效人类社会。”以此互勉。9月29日，又写给钟复光两张字条：“互相了解，互相调和。”“互相信任，互相小心。”次日，写给钟复光第四张字条：“人格的了解，学问的切磋，事业的合作。“10月7日，又写给钟复光两张字条：一幅是“自爱爱她，自助助她。”另一条是“相互‘创造自己’，协力‘裨益社会’。”这些互相勉励的格言使他俩的爱情不断升华。
“复光复亮”章及章盒。
两人频繁交往，爱意渐浓。有一天，钟复光问施存统：“我们将如何创造自己、如何有益社会?”
施存统说：“过几天我回答你。”
钟复光不解，为什么要过几天再回答呢?是不是他还没有想清楚?
几天后，施复亮将自己特地刻的一枚“复光复亮”的图章递给钟复光：“这枚‘复光复亮’印章，就是我对你前几天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我们要相互创造自己，协力裨益社会。”
钟复光恍然大悟：为中国创造光明，这正是他们俩共同的理想和希望。
施存统说：“从今天开始，我将名字改为复亮，为此，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什么打油诗?”钟复光问。
“我念给你听：‘复光复亮，宗旨一样。携手并肩，还怕哪桩?’”
“这诗有意思，又好记。我已经记下来了。”
“那你背给我听听。”
钟复光便背了一遍。
“一字不差!”施复亮和钟复光相视而笑。
这首诗表现出了钟、施二人高尚纯洁的爱情与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相结合的品格，当时就被传为佳话。
从此，施复亮便成了他的大名。
1926年初，施复亮与钟复光结为伴侣。
1926年3月26日，上海大学召开北平死难市民追悼大会，施复亮和杨之华、李季等到会演讲。
1926年春施复亮与钟复光新婚后摄于上海。
不久，施复亮得了肺炎住进上海福民医院，后又转到宝隆医院。出院后，他回金华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8月底，他又回到上海。
9月7日，上海又一场规模较大的革命行动发生了，那就是10万人参加的九七国耻纪念大会，追悼各地死难烈士，控诉反动政府的罪行。上海大学的共产党组织参与了这次大会的组织和领导，许多师生出席了大会。这引起了军阀政府的恐慌，开始对上海大学的进步人士和革命力量进行迫害和摧残，师生周水平、刘华、贺威圣等先后被他们杀害。因此，许多党员师生和进步人士被迫离开了学校。在现实斗争和舆论战线冲锋陷阵的施复亮也成为反动派的眼中钉。军阀孙传芳、齐燮元下令通缉几位著名教授，施复亮也在其中。
为了施复亮的安全，9月下旬，党组织安排他离开上海，去广州。
这时，钟复光已经怀孕八个多月，预产期就是11月。施复亮觉得在这个时候离开妻子，既内疚，又不安。可是，钟复光却说：“你放心地去吧，你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会照顾自己的，你不用担心。”
施复亮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妻子，去了广州。
到了广州后，他在中山大学任教，并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政治经济学。
在这期间，施复亮不仅教书，而且四处演讲，并著书立说，还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相遇，成为相互信赖的同志和朋友。
针对当时国民党内日趋明显的反共情绪，他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一再强调国共合作对于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性。他把讲演稿编成《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和训练》一书，于当年的12月份出版，首印5000册被抢购一空，1928年，上海三民书店又将它再版。在该书中，他对国民党的性质、阶级基础、组织原则、组织系统、权力机关及纪律等问题作了分析与论述。他认为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国民党代表被压迫民族。在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代表中国被压迫民族且能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党是国民党。他的具体分析是：一、“共产党是一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党，他阶级人加入共产党，亦必须无产阶级化，不能保持自己阶级的成见感情及拥护自己阶级的利益，在共产党内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力量为中心;而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农工商学几个被压迫阶级(阶级的区分，自然没有无产阶级那样的明显)的党，各被压迫阶级的人加入国民党，一方面固然要拥护各阶级共同的利益，团结共同的力量，同时在不妨碍共同利益的条件之下，各阶级都有要求自己阶级的利益团结自己阶级的力量的权利。”二、“共产党的构成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都只是第三国际(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不限于中国人，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不限于德国人，只要住在某国的国际共产党员，便得为某国共产党员;而国民党的构成却是国家的，中国国民党便是一个独立的组织。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只限于中国人。”所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只能代表中国无产阶级而不能代表全中国的被压迫民族，它是国际的而非国家的，它参加国民党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中国国民党则是“一个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达到这个之自由平等为主要使命的，一国家的，多阶级的，国民革命的党”。他的结论是，国民革命的成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国国民党。于是，他对加强国民党提出了一整套的主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时他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深度认识和对国民党理想化的一种思想反映，也可以说，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作出退出共产党、保留国民党员的决定，是与他的这种思想分不开的。
12月，施复亮应邀到广州党立华侨运动讲习所作了题为《孙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在演讲中，施复亮比较了孙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后，明确指出两者是共容的而不是矛盾的、冲突的，“孙文主义不但和马克思主义，没有冲突，并且孙文主义成功，就是马克思主义成功”。这篇演讲稿发表在1927年1月14日的《民国日报》(广州)副刊“现代青年”上。
从国共合作以来，施复亮总是满怀信心地为两党的通力合作而大造舆论。当时，共产党从国共合作出发，对有关三民主义的宣传也作了规定。中共中央通告第五号规定：“和革命党右派的斗争。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所谓积极地解释三民主义，就是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目的是巩固发展国民党左派的理想。这样，在解释三民主义时，就“不可多涉理论”。最重要的是用什么方法、什么力量才能使三民主义实现。这就要求多举事实说明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更进一步非到共产主义，民生主义不能算圆满成功。施存统也接受了共产国际消极的方面：依靠国民党左派的思想，当然就不去争夺领导权了。
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也有“刊物及演说均劝人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因为大规模的国民运动不可没有一个有力的公开的党为之号召指挥。
在中山大学，很多青年说国民党组织不好，缺乏组织训练，要施复亮介绍他们加入共产党。他“每次都拒绝”，并向他们解释：中国目前革命需要一个强大的国民党，国民党有缺点，每个国民党员应该负责将它改好，不能取消极态度，并再三说明国民党左派在革命中地位的重要，劝他们做一个左派党员，团结左派势力。
他在这段时间形成的思想，对此后他退出共产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广州期间，施复亮十分忙碌，正如他在《经济学大纲·译者序言》中所说：“当时演讲开会，日无暇晷。”
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随之，将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科、工兵科、炮兵科迁到武汉，组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1927年2月，施复亮夫妇按照组织的安排，来到武汉，施复亮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教官。钟复光任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
2月12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2月14日正式上课。
武汉军校的教育方针，基本上沿袭广州黄埔军校的传统，实行政治与军事相结合，并且以政治教育为主。政治课安排在每天上午，下午是军事训练。
政治课主要是结合实际，学习、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讲课的都是有名的有丰富经验的理论家，如：毛泽东讲中国农民问题，周恩来讲中国最近社会运动，李达讲社会科学概论，李立三讲国际职工运动，邓演达讲国民革命历史及战史，恽代英讲中国国民党宣言政纲及一切决议案、国民革命军之军事政治组织，施复亮讲各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纲要，还有陈独秀、吴文祺、陈潭秋、郭沫若和顾孟余等也常常给学生上课。
军事课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和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四大教程等军事理论。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
施复亮在讲课时，有时也表白自己的观点，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打倒军阀，要以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为榜样，对敌人展开有组织有策略的斗争。
3月4日下午，钟复光和女生上完课，回到家，一直处于兴奋之中，脸上洋溢着笑容。
施复亮问她：“看你高兴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呀?”
“你听说了吗?我们黄埔女生大队的创举和影响传到苏联了，斯大林很赞赏。”
“这是当然的。二百多名黄埔女生集中学习军事，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为黄埔女生自豪!”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典礼会场。
“也应该为你这个女生大队的指导员自豪。”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汉口大使加拉罕转告我们学校，要女生大队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拍一张集体照片给他作纪念。学校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决定明天给全体女生照合影。”
“你又不是学生，合影不会有你吧。”
“怎么没有我?我们指导员也参加。”
“那我该祝贺你啦。”
“那当然!”
3月5日上午，校政治部请来了武昌显真楼摄影师，在武汉军校内东首，为黄埔女生大队拍下了一张合影，这是一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照片。
1927年3月5日黄埔军校女生大队合影。
施复亮和钟复光在武汉军校过着有声有色的军事教育生活。可是不久，一场腥风血雨便铺天盖地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