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国民党反动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五一口号”共有23条，在头两条中就喊出：“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蒋介石做伪总统，就是他快要上断头台的预兆。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与民主党派有直接关系的是第四条和第五条。第四条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顺应了民意，代表了前进的方向，很快得到在香港设有总部或有代表机构的民主政团的响应。
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将信交给了黄炎培。
5月23日，民主建国会秘密召开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张絅伯、杨卫玉、盛丕华、俞寰澄、王纪华、陈巳生、盛康年、郑太朴等参加，讨论中共的“五一口号”。
会议一开始，黄炎培就说：“近日，我收到了由盛康年先生从香港带来的沈钧儒先生给我的信，他在信中介绍了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他们公开表明响应中共的‘五一口号’，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奋斗。我们民建也该表明自己的态度。如何表态，请大家讨论。”
黄炎培话音刚落，就有人说：“我们民建会去年底就已经转入地下了，如果现在我们表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与国民党公开决裂，必会遭来打击，陷入险境，难保安全。”
这个意见得到部分与会者的支持，他们主张对中共的“五一口号”持暧昧态度。
施复亮与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主张，施复亮说：“现在已经到了民建会在政治紧要关头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我们决不能含糊，应该公开表明态度。我认为应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经过说理和斗争，最后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民建在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民建抛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最终郑重地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
民建的这种转变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恼怒，他们加紧了对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等民建领导人的监视。施复亮和钟复光多次发现在他们寄住的周庚家周围常有密探出没。钟复光十分担心丈夫的安危，建议他离开上海，去香港。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华南分局，邀请在上海和香港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爱国民主人士代表进入解放区，共同商讨筹备召开人民政协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等问题。
在上海的民建总会接到邀请后，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等人讨论决定，推派章乃器、孙起孟和施复亮为民主建国会代表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并通知了他们。
施复亮清楚，自己一直被特务监视，他担心自己离开上海后，会祸及家人。于是，他写信将在金华的准女婿曹荣生叫到上海。施复亮对曹荣生说：“近日我要离开上海赴港，再转赴东北解放区，代表民建会参加新政协会议。我担心我一离开上海，特务会找家人的麻烦。所以找你来，有几件事情要交代给你。”
“您说，我记着。”
“国民党反动政府即将垮台，在垮台前夕，它必然要作垂死挣扎，更加疯狂地镇压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你们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会注意的。”
“我已把月明和光南送回老家叶村，那里是游击区，比较安全。把洪宇转入地下安排在上海工厂里当工人。我离开后，你伯母也要离开上海去叶村。你回金华后，多多照顾他们。”
“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解放后，百业待兴，需要大批建设人才，你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过，要广交进步朋友，以便解放后推荐给新政府参加建设工作。”
“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做的。”
交代完这一切，施复亮的心稍安了一些。
1948年11月22日晚，盛丕华、胡厥文、杨卫玉、陈巳生、胡子婴、李正文、秦柳方、范尧峰等人在上海红棉酒家为施复亮饯行。
当天晚上，施复亮回到家后，钟复光拿出小皮箱，给他准备行李。
施复亮说：“不要用皮箱，也不要带多少东西。”他指了指外面，“免得引起他们的注意。”
钟复光明白了丈夫的意思，点了点头，收起了皮箱。
“这大冬天的，我把衣服都穿在身上就行了。明天我拎个公文包出门，像是去上班。”
“我陪你出门，像是上街。把你送到杭州后，我就去金华。”钟复光说。
“这也好，我们一道离开上海，同车到了杭州后再分开，你去金华，我去香港。”
第二天上午，施复亮夫妇离开了家，并没有引起他家周围耳目的注意。他们乘车离开上海，到了杭州后，施复亮继续前往香港，而钟复光换车去金华。
施复亮到达香港后，和其他在港的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人一道，继续筹划着落实共产党的“五一号召”。12月4日，民建在香港的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和王却尘等理监事经商议后决定，与民革、民盟等十个民主党派联名发表《为保护产业、保障人权告国内同胞及各国侨民》的文章，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准备。
由于当时大多数民主人士滞留在香港，为了将他们接送到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周恩来作了精心的安排，将钱之光的夫人刘昂从延安派到大连来接替钱之光在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工作，接送这批民主人士就由这家公司负责。将钱之光派到香港去进行联络和安排。
钱之光去香港的任务虽然是接送民主人士，但需要用经贸工作作掩护。于是成立了香港华润公司，由杨琳任经理，钱之光任董事长。可以说，香港的华润公司与大连的中华贸易总公司是为了完成运送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这项特殊任务而建立的南、北两个工作点。
经过一番筹划，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十几位，由章汉夫陪同，乘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租用的苏联货船经朝鲜罗津，转道去了哈尔滨。
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同志们。他们在大连又租用了一艘苏联货轮，装载从解放区运到大连的货物和一些黄金南下。再由华润公司安排，将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等，由连贯陪同，从香港出发，在庄河大东沟下船登岸，转赴哈尔滨。
施复亮是随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去东北解放区的。这批人数最多，还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鏊、马寅初、翦伯赞、洪深、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三十多人。
周恩来对这次行动的指示更加具体、周密，电示刘昂和冯铉，要将这批民主人士北上事宜，与苏联驻旅大的有关部门交涉，安排最好的旅馆，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请大连地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他都有明确的交代，还要刘昂等人为北上的民主人士准备好御寒的皮大衣、皮帽子、皮靴。
为了安全起见，钱之光与第三批离港的民主人士商量后决定，于12月26日深夜上船，这天是圣诞节的第二天，人们都在度假过节，正好可趁这耳目少的时机上船离港。
1948年12月施复亮(第三排左一)与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合影。
施复亮等人被秘密护送上一艘苏联商船“阿尔丹”号，在夜色中启航离港。
船行至青岛海面时，遇到较大的逆风，货船坏了一个引擎，直到1949年1月7日上午，施复亮等人乘坐的“阿尔丹”号抵达大连。中共中央派了李富春、张闻天会同民革的中常委朱学范专程前往码头迎接，入住大连最高级的大和饭店，并在关东酒楼举行了丰盛的欢迎宴会。当晚，李济深陪同他们到火车头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的演出。中共中央东北局依照周恩来的通知，给他们每个人送来了貉绒大衣、獭皮帽和皮靴等御寒衣物。施复亮等民主人士非常感动，尤其听到给他们御寒的衣物是周恩来亲自嘱咐办的，更是十分感激。
在大连，他们作了短暂停留，参观了工厂，于1月10日乘专列去沈阳。
他们在东北住了一个多月，先后参观了大连、旅顺、沈阳、哈尔滨等地的工厂、农村、学校、煤矿、电站，施复亮感到耳目一新，同行的人无不心情激动。在一次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支歌，歌词直抒胸臆，旋律雄壮豪迈，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听完全曲，章乃器若有所思，便建议说：“我想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一句中加一个‘新’字，也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接着，他解释说，“总是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的，加上一个‘新’字，道理上讲得通，还可以表明新旧中国的不同。”
施复亮和大家都说：“改得好!”
大家按照改动的一唱，果然好，不但增强了气魄和自豪感，还使歌曲更为和谐。从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以更加雄壮豪迈的气魄唱响四面八方，传遍中华大地。
通过参观学习，施复亮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无论市民、工人，还是农民，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脸上都洋溢着翻身作主的喜悦之情。对比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的惨状，施复亮感触良多，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看到了人民的希望，更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从而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和信念。
中共中央于1949年9月20日编选的《民主党派介绍之三——民主建国会》的材料中写道：施复亮“到解放区后大有进步，承认过去言论有错误”，“施复亮北来后，言论见解上已抛弃其过去所揭橥的‘中间路线’，特别是经过对解放区经济事业的实际观察，及对毛主席著作的研读，已不再提及过去所主张的‘新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也表现向我党靠近”。
通过在解放区的参观学习，施复亮等人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加充满了信心。1月22日，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领导成员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联合发表了《对时局意见》，指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决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并首次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施复亮也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
2月25日，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施复亮与章乃器、孙起孟等一行35人，乘“天津解放号专车”由沈阳抵达北平，受到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迎接。
4月15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施复亮、包达三、孙起孟、吴羹梅、胡子婴等13位民建领导成员及工商业家。席间，盛丕华提供了有关上海经济方面的情况，并提出最好能组织一个由熟悉上海工商业情况人士组成的顾问团，随南下部队一起进入上海，这样有利于上海经济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毛主席听了表示赞成，并勉励他们为解放上海效力。
施复亮响应毛泽东的嘱咐，主动报名参加陈毅率领的大军南下。
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施复亮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为解放和接管上海，毛泽东、周恩来又多次嘱勉民革理、监事为解放上海效力。施复亮与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吴羹梅、张絅伯、俞寰澄、包达三、盛康年、胡子婴等，就接管上海的问题，连续在北京六国饭店开会，先后进行了七次专题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4月24日，施复亮与黄炎培、章乃器起草了《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并设法送给在上海的胡厥文，准备在上海解放时发表。
5月27日《商报》发表的《欢迎解放军宣言》。
施复亮提出的随陈毅率领的大军南下解放上海的请求得到批准后，他便加入解放上海的大军，做些宣传鼓动工作。
5月27日，上海解放，施复亮有一种上海重生的强烈感觉，看到成千上万的市民举着横幅和标语上街欢迎人民解放军，感到由衷的高兴。
当天，《商报》刊登了民主建国会《欢迎人民解放军宣言》，呼吁全市人民协助解放军接管大上海，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号召上海的工商业家，按照“增加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维持并恢复生产，协助人民解放的事业，并毫不迟疑地振奋起来，支援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许多民建会员走上街头，迎接人民解放军，送茶送水送毛巾，表示对人民解放军的崇高敬意。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施复亮任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顾问，他以满腔的热情积极投身到上海的恢复和建设之中，和在上海的民建会员一道，利用各自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深入到工商业者之中，动员他们为上海的恢复和建设贡献力量。
施复亮同陈毅将军是旧交，他主动对陈毅说了自己的经历，检讨自己过去思想不坚定的错误。陈毅对此十分赞赏，并肯定了他协助党所做的统战工作。
施复亮感谢陈毅对他的理解和鼓励，表示一定要贯彻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尽自己的力量，做好工作。他通过民主建国会组织报告会，6月3、8、11日，他在原八仙桥青年会等地作了《解放区与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政治》等多场报告。参加者大都为工商、金融界的人士，礼堂里座无虚席，施复亮身穿草绿色军装，精神焕发、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对工商界的政策，使全场听众受到极大的鼓舞，稳定了人心，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
这时，钟复光和小儿子光南从金华叶村回到上海。接着，月明也由叶村回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一家终于团聚。
从6月中旬开始，施复亮为了新政协会议和上海的工作，在上海、北平两地奔波。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施复亮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推举参加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
6月25日，周恩来给中共华东局发了一份电报，并转上海市委，请即将黄炎培、陈叔通、章士钊、盛丕华、施复亮、包达三、吴羹梅、胡子婴等14人聘为顾问，“俾其能因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展地位。……此14人，均将参加新政协，约在上海停留一个月，即须北上，望你们吸引其参加一些工作，中心在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华东局及上海市委立即遵照执行。陈毅本人也邀请包括章士钊、张元济、施复亮等在内的八方贤达，组成了自己的“智囊团”。
6月下旬，施复亮又从北平回到上海。26日晚，他参加了陈毅举行的欢迎黄炎培、陈叔通、章士钊、盛丕华、施复亮、包达三、吴羹梅、胡子婴等民主人士的盛大宴会。马寅初、吴耀中和许广平等人也应邀参加。
陈毅首先代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对民主人士表示欢迎。他说：“从上海解放到今天，我们一直盼望各位回来。各位在上海工作有几十年的历史，学识、经验都非常丰富。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工作是非常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各位对上海情况十分熟悉和了解，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要短视，必须有远见，看到光明的未来，要有忍受短时间的痛苦、勇敢负起责任的精神。比喻上海目前遇到的‘二白一黑’问题，就是大米、棉花和煤炭问题，事关生产和人民生活问题，正在设法解决。劳资双方要共同克服困难……”
陈毅讲话结束后，即和党、政、军的负责同志分别与民主人士交换意见，形成了几个交谈小组，施复亮和其他民主人士倾吐衷肠，为新上海的建设献计献策。
这之后，施复亮深入到工商界和工厂之中，为帮助解决“两白一黑”问题和协调劳资关系四处奔波。
9月17日，施复亮在北平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筹备会。这次会议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更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根据新政协筹备会《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民主建国会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投票选举参加新政协候选人，开票结果，施复亮得75票，为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一位。
9月20日，施复亮出席民主建国会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总会迁北平及推进会务等要案。成立“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由施复亮起草《民主建国会推进会务方案》，并由黄炎培、胡厥文、盛丕华、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九人，组成会务推进工作综合小组。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施复亮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看到，各民主党派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商国是，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会议期间，施复亮思想活跃，积极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出谋献策。他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兼副秘书长。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施复亮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毛主席洪亮的声音，看到万众欢呼的热烈场景，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他暗下决心要多做工作，报效国家和人民，弥补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缺陷和错误。
建国后，施复亮本想去上海教书，但毛泽东、周恩来要他留在北京工作。周恩来对他说：“你是经济学者，又长期接触民族工商业者，可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些工作。”
1949年9月民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候补代表在中南海怀仁堂合影(前排左起：沈子槎、黄炎培、冷遹、杨卫玉、胡厥文;二排左起：章元善、陈巳生、胡子婴、陈维稷、孙起孟、盛康年;后排左起：章乃器、莫艺昌、施复亮)。
施复亮感谢党对他的信任，表示：“我只有肝脑涂地，尽心竭力做去。”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10月9日，在民建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的第一次常务委员会上，施复亮建议：民主建国会应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废除民主建国会旧的政纲、会章中不符合《共同纲领》的内容，参加“伟大的革命统一战线”。他的建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通过，从而使民主建国会的旧民主主义政党的性质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政党。这是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施复亮为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副部长。
在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期间，他协助李立三部长妥善处理部里的事务，特别是他按照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利用自己的学识、经验和在工商界的人际关系及影响，为团结、教育、改造民族工商业者做了大量工作。同时，他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十分重要，它关系到党群关系、政群关系，也关系到能否调动起劳资双方的积极性，更好地开展新中国的建设。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他认真研究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和讲话，还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他夫人保留下来的施复亮当年剪贴的许多报刊文章来看，他涉猎广泛、研读精深。其中大部分是关于经济理论方面的，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介绍，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策法规的研究等。这些剪报上留下了他认真研究的记录和在重要的文字下面画出的一道道红杠杠。
1950年2月18日与光南在天安门城楼。
施复亮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苏联的经验，结合当时劳资方面的实际，先后写作出版了《资产阶级的自我改造》《如何建立新的劳资关系》《五反运动后的劳资关系》等小册子，对于改造民族工商业者、调整劳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劳动部的工作，施复亮还是民主建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先后担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因此，他以劳动部副部长和民建会副主委的双重身份从事调整劳资关系的工作。作为劳动部副部长，当然要保障工人的利益;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负责人，又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为了正确理解和处理党的“劳资两利”政策，他有问题就向上级请示，然后按照具体情况予以处理。
建国初期，有许多问题还没有明确，民主建国会内经常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有一次，讨论民建的组织发展问题，在大、中、小三种资本家中应首先发展什么人入会。
施复亮在会上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大企业主在工商界代表性大，应首先争取他们，同时团结中小企业主。”
他的这个观点立即引起了争论。有的赞同，也有不少人反对。反对的人说他这是“上层路线”。
经过争论，最后还是决定按施复亮说的意见办。
新中国刚刚建立不久，有些人对共产党关于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还不了解或是有误解，有人就说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是杀猪政策，养肥了再杀。
施复亮认为这种错误说法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批驳。他说：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一是共产党不会有这样的政策，二是资本家也不会那样傻，等着被杀。“今天的工商业者不是猪，而是牛。鲁迅说：‘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看见共产党员在做人民的勤务员，我们要做牛，也是为人民服务，在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上，多发挥一种耕种作用……”
1951年3月31日，施复亮在上海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合办的劳动保险讲座上作了《关于劳动保险条例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详细讲解了党和政府关于保障劳动者权利和利益的各项措施和规定，为调整劳资关系做了引导和疏通的工作。这篇演讲稿后来在《上海工商》上发表，进一步扩大了宣传效能。
建国初期，部分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向国家机构内部派遣代理人，大肆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严重地腐蚀了干部，破坏了抗美援朝和国家的经济建设。
为了打击不发资产阶级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了教育和惩处被不法资本家拉拢腐蚀的干部，中共中央于1951年12月1日作出《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也就是“三反运动”，这主要是为了纯洁干部队伍，揭露和惩处了一批贪污违法的干部，最典型的就是依法判处大贪污犯、原中共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和原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死刑，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共产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对广大干部也起到了警示和惊醒的作用。
接着，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简称“五反”运动。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一些不法资本家受到了揭发和惩处。
同时，中央要求各部门领导认真、系统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做检讨，各级负责干部均应逐级地在群众面前检讨，以推动本系统、本单位运动的深入开展。此事自然牵涉到在政府机关工作的有关党外人士。
李立三为了避免在“三反”运动中犯右的错误，在劳动部组织了对代表资方利益的施复亮进行批判。令其在劳动部工作范围检讨代表资方利益问题，同时还牵涉到他的个人历史，并将他有关“中间路线”的文章印发给部里的全体干部批判。同时，民建中央也组织批判章乃器的“大资产阶级政治路线”和施复亮的“大资产阶级组织路线”。
施复亮对于上述问题作了认真的分析，认为，中央要求各级干部在运动中都要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作检讨，自己作为民建的领导人之一，又是劳动部副部长，当然不例外。但是，批判他“大资产阶级组织路线”问题，他有点想不通。自己是提出要首先争取大企业主，那是为了把大资本家争取过来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如果把大资本家争取过来了，同时团结中小资本家，那工作就好做了。难道这真的错了吗?心想，建国后，自己一直在宣传党和政府关于团结、教育、改造工商业者的方针政策和劳资政策，为调整劳资关系，写文章、作报告，尽心尽力做工作。这一切都是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的，也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他认为自己并没有错。还有一件让他忧心的事是，关于自己的历史问题和“中间路线”的问题，过去自己已多次作了自我反省和检讨，组织上是清楚的。可这次又重新提出这些问题，劳动部在批，民建也在批，他不知后果究竟如何。他并不担心个人的荣辱，最担心是怕因此失去为新中国建设继续出力的机会。他十分苦闷和惆怅，一连几个晚上都睡不好觉。
钟复光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的，就问他有什么心思。
施复亮怕她担心，不想告诉她，就说：“没什么心思，你睡吧。”
“你有没有心思我还看不出?还是说出来吧，我帮你分析分析。”
施复亮就将民建和劳动部批判他的事和自己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
钟复光听完后，确实为他担心。但还是为他排解说：“现在是运动中，什么事都会发生。几十年来，坐牢、挨批的事，你已经历过多次，不都过来了吗?我想这一次也会过去的。”
“我倒不是怕挨批，我是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又做错了什么?主席和总理不计前嫌，相信我，委以重任，我正想好好工作，将功补过。可这么一来，我如何面对民建的同仁，如何面对部里的同事?今后的工作又如何做呢?我还会有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继续工作的机会吗?”他显然有些激动，一口气说了下来。
“我想还不至于那么严重吧。主席和总理知道这件事吗?”
“我不清楚。”
“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你还是应该向他们汇报一下自己的想法。”
施复亮想了想，说：“我想这样，一是就个人历史问题给党中央和总理写一封信，作进一步的反省和说明，请求党中央和主席、总理相信我的认错和转变;二是就资产阶级思想侵蚀问题，在民建和劳动部作深刻检讨。把性质不同的两件事分开来处理。你看行不行?”
“我看这样比较好。”钟复光赞同。
施复亮先做第一件事，一连几天，花了很多工夫，写了一份很长的个人历史交代材料，交给李立三部长，并请他转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
李立三看完信后，就将信呈给了周恩来总理。
关于自己历史的交代材料交出后，施复亮就集中精力考虑如何检讨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其实，对这个问题他在认识上是模糊的。作为民建，它是应该代表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的。可是，现在还能坚持这种立场吗?是不是应该改变呢?还有，他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上看到，有的文章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腐朽思想时，就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目前阶段仍有积极的一面，并认为资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积极性其实是一种欺骗手段。这可是党的喉舌发出的声音，自己不能不听呀。再说，从全国各地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来看，有些不法资本家确实是“五毒”俱全，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理论和现实使得他不得不考虑，作为代表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是应该适当修正自己的主张和组织原则。于是，施复亮写了一份《重新检讨民建会的性质、任务和主体》的发言稿。
3月5日，在民建会常务委员会议上，施复亮作了这个长篇发言：
他说：我与民建中央副主席章乃器有分歧，不同意他所提出的“每一个民族资本家在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的大立场之内，可以而且应该有一个自己阶级的小立场”的主张。我应该检讨的是，我虽然曾写过《章乃器同志思想的矛盾》一文去批评，“但没有根本否定民族资本家的小立场”，只是替知识分子和工商从业人员争取一个“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小立场”，“承认社会内可以有三种小立场和平共居”，这实际上是让资产阶级立场“占优势”。同时，他说：在民建会代表谁的问题上，过去自己也主张“代表公私兼顾的私人利益，劳资两利的资方利益”，这是错误的。最后，他总结说：“三反”、“五反”后，我以为民建会会员的立场问题，“应该努力争取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彻底放弃任何企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和行为，以团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并信奉毛泽东思想的工商业者，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教育改造全国工商业者为宗旨。……不能有任何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否则，必然重犯“三反”、“五反”中暴露的种种错误和罪行。
施复亮的这个发言稿被送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一边看，一边皱起了眉头，觉得施复亮的检讨超乎应有的尺度。他在凡涉及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小立场”、“私人利益”和“资方利益”的词句下，画了粗粗的红杠，特别在“彻底放弃”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一语下，画了两条横线，并圈掉了让工商业者“信奉毛泽东思想”的话。
对整篇发言稿，毛泽东批了八个大字：“完全错误，一塌糊涂。”毛泽东很清楚，明明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组成的民建会，却要“彻底放弃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图”，认为“团结、扶助民族工商业者”的方针是错误的，甚至认为“要尽可能反映工商业者的各种意见”，也是错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何以会产生如此糊涂的认识?毛泽东再联系到施复亮写的有关其个人历史的信，和劳动部组织干部对他的历史问题和“中间路线”的批判(其实这些问题早已有结论，本人也早已认过错)，施复亮当然会感到有压力。同时，统战部又组织批判他的所谓“大资产阶级组织路线”，这就使他的思想出现了混乱，反而糊涂起来，以致对自己的正确认识也批了一通，检讨一通，走向了错误。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三反”、“五反”运动中出现了某些过激作法，已在统一战线内部引起思想混乱，而这与我们党内在舆论宣传和思想教育上的一些偏差有关。对中央统战部提出的错误口号、《学习》杂志上有些文章的错误观点和党内出现的某些“左”的偏差，毛泽东虽然及时发现并作了批评，对一些过火作法做了纠正。但其不良影响已经产生，施复亮等民主人士不恰当的检讨，即为例证。为了规范划清思想界限的工作，避免诸如此类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干部交代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草案时，注意吸取了有关这方面的教训和意见。
3月16日，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结合政府工作的特点，对中央指示草案提出意见。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政府机关司局级以下有一批民主党派党员，他们交代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很难不影响和牵动民主党派及其上层，他们中的一部分也会觉得不交代不好，请考虑民主党派如交代时，可否让他们如周总理在政务会议上表示过的大家交代一下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自然不要追交，而是主动的交。李维汉还提出，有关“民建会会员不能有资产阶级思想”的说法，是由当时报刊批判资产阶级“剥削群众，不劳而食……的腐化堕落思想”提出后所引起的混乱，可否在指示中略加说明几句。
3月17日，周总理致信毛泽东，对中央的指示草案提出几点具体修改意见，其中第三点谈到了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与规定：对于某些民主人士，应规定由各级党委及其统战部门、政府党组好好掌握，首先由本单位拟定名单，经党组批准，免其交代为好。至于交代与资产阶级的思想联系，“恐要在交代社会关系之后，因这是长期细致的工作，要求急了，会收效不大，且会妨碍工作”。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对该指示做了一些修改，以《中央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于4月5日正式下发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区党委并大军区执行。
在此期间，毛泽东还审阅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该指示稿首先指出，有的民主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种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毛泽东觉得在这里，应针对施复亮检讨等类事件所反映的思想混乱，做一些分析和说明，因此加写和改写了一大段话。
为什么对民主党派不宜采用整风检讨和批判的做法呢?毛泽东修改后的指示稿分析说：因为民主党派内部本来是包括各部分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这里，毛泽东加写一段话强调说：“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从上面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施复亮关于个人历史的信及检讨的发言稿后，引起了很多的思考，并联系党内出现的某些“左”的偏差，对有关政策和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同时，毛泽东还当面批评了李立三，直截了当地说：“你们搞‘左’了，非搞回来不可。原工商业者算在人民里面，坚持党的团结教育政策，首先要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总理也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中央统战部长、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和劳动部长李立三，并要他俩尽快约施复亮谈话，传达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并做一些解释。
李维汉、李立三很快就安排时间约见了施复亮。李维汉首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意见。
接着，李立三作自我批评，说：“毛主席批评得对，我们搞‘左’了，我是部长，应负主要责任。发下去的批判材料我已经要办公厅立即收回。”
施复亮心想，主席和总理如此关心自己，十分感动，他激动地说：“我已经看了毛主席关于干部检讨和在运动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指示，深受教育。我检讨中的观点确实是完全错误的，是过激的，毛主席批评得对，我虚心接受，认真改正。主席对我的检讨风波如此重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仅批评教育，而且切实加以爱护和保护，使我更加看到了党的伟大和实事求是，看到了主席的宽广胸怀。能得到主席和总理的理解、教育和信任，我十分高兴，请转告我对主席和总理的谢意。”
李维汉说：“我们一定转告。现在百废待兴，主席希望你利用民主党派的身份，多做工商业者的工作，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施复亮说：“我会照主席的指示去做的，也希望你们俩今后对我多帮助、多监督。”
李立三说：“还是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我们齐心协力把部里的工作做好。”
“我会的。这之前我还担心再没有机会和你共事了呢?这下好了，我的疑虑一扫而光了。”施复亮高兴地和李立三、李维汉握手。
接着，劳动部将散发的材料全部收回，李立三还在劳动部的干部会上作了检讨。
民建会也就批判施复亮一事在《三反五反专刊》第四期上发表了《两点检讨》。
在施复亮的检讨事件过后，毛泽东对施复亮等爱国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重视和爱护，充分发挥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而施复亮由于放下了包袱、澄清了思想，工作的热情更加高涨。
4月间，施复亮先后在北京、天津调查了解工商界的情况。他发现工商界有些人产生了消极畏难甚至抵触情绪，有的人说：“当初说的把猪养肥了再杀，现在兑现了。”也有人说：“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
施复亮针对这些情况，深入工商界，做报告，找人谈话，一再强调，“五反”是反对和惩处不法资本家，违法自肥的资本家当然要受到惩处，而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守法的，都是好的，不会受到冲击的。他说：“针对‘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这种说法，毛主席最近就有重要批示，毛主席说得很清楚，‘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毛主席还说了，我们要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同违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所以，只要你没有违法，而是守法经营，那就不要自己吓自己。虽然有个别地方或单位出现逼供信和扩大化的问题，党中央已及时作了纠正。因此，我们都要积极投身到‘三反’‘五反’运动中去，揭发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而某些不法资本家更要尽早坦白交代不法行为，争取宽大处理。”作为民建的负责人，他的话在工商业者中还是有影响、起作用的。
在调查中，施复亮发现了不少问题，于是写了“五反”后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通过李立三交给了毛泽东。
在简报中，施复亮主要反映了劳资双方存在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不少资方要求政府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加以明确规定，哪些权利应归职工，哪些权利应归资方?二是对于工人监督问题，也希望政府明确规定工人监督生产和营业的范围，等等。
毛泽东认为施复亮在简报中所提出的问题，应予迅速妥善解决。他批示此件由刘少奇、周恩来阅后，交北京市市长彭真处理，并告天津市市长黄敬注意，要求在5月份内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还特嘱李立三转告施复亮，他的调查简报已阅，已告彭真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普遍的问题，中央已指示各地注意妥善解决。
毛泽东如此重视施复亮在简报中提出的问题，使他深受鼓舞。
1952年7月，施复亮出席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将民主建国会改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改为总会委员会，取消理监事名义，最高领导人职称由召集人改为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黄炎培任主任委员，章乃器、南汉宸、李烛尘、盛丕华、施复亮任副主任委员。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的报告，“五反”运动宣告胜利结束。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共占95%左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5%。在运动高潮时出现的扩大化问题，在定案处理中也基本上得到纠正。
这之后，施复亮写文章，或是讲话，宣传“三反”“五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强调“三反”“五反”运动的胜利，不仅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工商业者。巩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在私营工商业中开始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参与管理的制度，为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反”“五反”结束后，民族工商业者情绪不高，尤其是很多资方代理人纷纷要求转业。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工商业者振作精神，继续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事业。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为了宣传党的政策，鼓励工商业者发挥经营积极性，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到上海宣传党的政策，调查了解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和劳资关系问题。施复亮为组长，民建和工商联各派两三位干部参加。
这年11月下旬，施复亮带着调查组的同志到了上海。在他们到上海前，上海市民主建国会、工商联和市协商委员会曾邀请168位工商界人士分组举行过座谈会，收集了不少情况和意见。他们一到上海，就首先听取了主持这些座谈会的同志向他们介绍座谈会上所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接着，他们又召开了六次座谈会，其中四次是私营工商者参加的，两次是职工参加的。除此之外，施复亮还多次会晤工商界朋友，接待来访者。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施复亮对所掌握的材料进行认真的研究，于11月25日，在大光明电影院作了《如何建立新的劳资关系》的长达三小时的报告。这个报告讲了五个方面：一、“五反”运动对劳资双方的教育。二、目前某些资本家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三、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前途。四、新的劳资关系。五、目前劳资关系情况和问题。他理论联系实际，对劳资双方的现状、前途、问题以及他们的担心和疑虑都作了阐述、说明和解答，对上海的劳资双方和政府干部都起到了很好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经济周报》1952年第49期发表了施复亮的这个报告，全文一万三千多字，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和作用。
曾是当年调查组成员、经济学家冯和法1992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复亮同志到了上海，频繁地参加座谈会，会晤工商界朋友，到了晚上还有人到招待所来访问他。他是一个认真的人，抓工作很紧，不顾疲劳，还在大光明电影院作了长达三小时的报告(该报告后在《经济周报》上发表)，起了很好作用。但是，复亮同志由于疲劳过度，就在上海工作期间病倒了……
施复亮病倒后，被送进医院治疗。在北京的钟复光请假赶到上海的医院陪护。
1952年底施复亮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作报告。
在病榻上，施复亮仍坚持口授，由秘书笔录了一份有关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上报中央。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强调各项工作要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中心的方针。而这一任务的提出，不可避免地就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严格区别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界限。对官僚资本采取剥夺、没收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则是采用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毛泽东认为这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毛泽东强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对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是有利的。”毛主席最初设想的过渡办法，是要和平改造，逐步过渡，要从“国家资本主义”的改造开始入手，即是要在资本家自愿的前提下，先搞公私合营，把私人资本公营化，将其逐一纳入国家计划的范畴，然后再进一步将这种公私合营式的企业，转变成完全的公有制企业。
施复亮认真研读了毛主席有关重要讲话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方针政策，撰写了《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民建会应有的努力》一文，发表在1953年12月《民讯》第32期上。文中写道：“民建会是从改良道路走到革命道路，从‘中间路线’走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从主张对美苏两国采取平衡政策而发展到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他号召民建会员认真学习、理解、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努力缩短过渡期。
不仅如此，1954年1月，施复亮和陈乃昌、钟复光等人先后到武汉、重庆等地进行调查。他在工商界和工人中一再宣传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特别是他反复宣传毛主席的有关重要讲话。如毛主席说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对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是有利的。”这对于调整劳资关系，解除民族资本家的顾虑，推动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调查中，施复亮发现各主要民主人士和工商界有影响的人物都表现出拥护共产党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态度，一些资本家表示愿意尽快将自己的工厂企业统统送给政府，尽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施复亮把调查的情况如实地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其他民主党派也有类似的报告。毛主席看了这些报告后很高兴，他说：“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这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见到施复亮时对他说：“施存统同志，你写的简报我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呵。”
施复亮说：“我是如实反映情况，仅供主席参考。不对的地方，还请主席批评指正。”
施复亮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当选证书。
施复亮回去后，兴奋地告诉程乃昌和钟复光：“我们写的简报起作用了，毛主席看了都说好。”
由于全国大多数资本家愿意尽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就加快了进度，大大缩短了“过渡”时间，原来计划要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在1956年底就完成了。
1954年9月，施复亮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正在他想把余年全部贡献给党、努力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但因操劳过度而得了半身瘫痪症，不得不进医院治疗，医生要他出院后作较长期的休息。
施复亮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合影。
在他瘫痪后，毛主席、周总理曾多次当面关怀过他的病情，使他深受感动。在他治病期间，李维汉、李立三受周恩来委托，多次到医院慰问。
他曾在病中给李维汉、李立三写信，并请转交总理，对党的关怀表示衷心感谢。
他在信中写道：“在1927年以前，我与你们曾共过患难，但在1927年8月以后，由于我认识错误，意志不坚，中途脱离革命，虽然你们不曾当面责备过我，但我至今内疚于心。解放以后，你们给我以很好的工作机会，但我自己总觉得工作太少，享受太多，常感不安。”
他想自己已经瘫痪，不能正常上班，就不能再担任劳动部副部长的职务，以免给党的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失。于是，他在1954年10月主动辞去劳动部副部长的职务。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康复，施复亮的身体有了一些好转，他又开始参与民建会的工作，主要是搞调查研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孙晓村在《亲切教导永铭心头——回忆与毛主席的几次交谈》一文中写道：
1956年党号召整风，希望大家提意见。那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施复亮同志说：“你出去跑跑，听听意见，人民对你们比较肯讲真心话，这样对我们党整风有帮助。”施复亮告诉了我，后来他出去跑了不少地方，确是大有收获，向中央作了反映。
1960年毛泽东送给施复亮的苏联产电视机。
施复亮总想为党和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日理万机的毛泽东也总是忘不了关心和照顾身体不好的施复亮。1960年，他将一台苏联产的电视机送给了施复亮。在当时，极少有人家有电视机，是十分珍贵的，施复亮十分感激。他想自己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为党和国家做应该做的事情，总觉得愧对党和国家所给的待遇，愧对主席的关心和照顾。因此他十分珍惜这一切，始终保持着廉洁、朴素的作风。
他自担任劳动部副部长后，虽然生活待遇和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每日三餐十分简单：早餐一碗清汤挂面，不喝牛奶;中、晚餐二两米饭，一荤一素。规定吃蛋就不吃肉，吃肉就不吃蛋。他烟酒不沾，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他穿着也很普通，家常穿一套布制服，一双布鞋。一套会客穿的衣服，平时不舍得穿，只有五一、十一上天安门观礼时才穿一下，回到家就换掉。一双皮鞋穿了20年，一件毛巾布衬衣，补了好几种颜色的补丁。朋友们都笑他可以上台唱叫花子戏了。
施复亮常说一句话：“自己的钱不一定自己用。”言外之意，多余的钱应帮助别人。他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和人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救济上海失业工人，他捐款1145000元(旧币);
抗美援朝时，他捐出了当时的全部积蓄;
在河北大水及邢台地震时，他各捐了2000元;
为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他捐了22000元……
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解放后，施复亮为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叶村农会，要求将他家那座两层小楼房捐献给村农会办民校，还将自有的四亩地也捐献给了民校，用以补充民校的办学经费……
他不仅自己这样，要求子女也要克勤克俭。他常教育他们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不能忘本，不能看不起农村，看不起农民。他常将自己在杭州一师求学时的艰难讲给子女听：那时，大部分学生的衣服都包给别人洗，只有他的衣服是自己洗。唯一的一件长衫星期天换下洗，星期一再穿上。冬天只有两条单裤过冬，什么卫生裤、毛线裤，想都不敢想。实在冷不过，就跑步、跺脚取暖。他的两个儿子参加工作前，穿的大多是父亲旧衣服改成的，唯一的女儿也一直穿母亲的旧衣服，直到她参加工作后，才为自己做了几件新衣服。
施复亮的座右铭是：“清以持身，明以治学。忠以任事，恕以待人。恒以成功，乐以处世。”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要求子女也这样做。要求子女刻苦学习，自谋生活。他从不为子女的工作找熟人、托关系。大儿子洪宇学成后，去四川当工人;女儿月明大学毕业后，在浙江金华当普通教师。
1958年春，女婿曹荣生被划成右派，从八级农艺师降为十二级农技员，下放劳动改造。他被下放的第二天，月明即受牵连被迫退职。从此她就没有工资，没有劳保，加之身体极度衰弱，支气管扩张大出血，无路可走，只得去北京暂时依靠父母为生。因施复亮多年来患严重高血压症，怕他经受不起刺激，月明只将丈夫被打成右派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并没有告诉父亲。
三年困难时期，月明见弟弟光南经常熬夜学习、创作，又缺乏营养，脸色不好，就买了半斤巧克力给他。施复亮知道后十分生气，批评女儿说：“农民的孩子连胡萝卜都没得吃，你怎么买这么贵的东西吃!我们不能特殊。”
施复亮为个人私事花费比较大的钱款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次，那就是为小儿子光南创造学习音乐的条件，化了两千多元买了一架旧钢琴，他逢人便说这是我平生“大奢侈”的事情。可以说，施光南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与其父亲的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1961年10月，曹荣生被摘去“右派”帽子，1963年3月，他被安排到浙江省农业干部学校当老师。在去干校报到前，他去北京探亲。
到了北京，曹荣生和月明商量，不能再隐瞒父亲了，由月明将荣生被打成“右派”及之后的事全盘托出告诉了父亲。
他们没想到的是，父亲听了后却出乎意料的平静，竟埋怨起妻子和女儿：“你们早该告诉我。”
“我们是担心你的病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钟复光解释说。
“这算不了什么。我了解荣生，他政治可靠，不会反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使他坐牢，我也可以去看他。事情都过去了，就算你们为革命忍受了一段磨难吧。”
荣生听了岳父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不禁热泪盈眶。多年来，他为自己的“政治错误”和月明依赖他们生活所造成的麻烦而内心一直非常不安，可如今岳父却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和理解，竟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只是连说了两遍：“生当衔环，死当结草。”
施复亮摆摆手说：“言重了!”突然，他转换话头，亲切地问，“荣生，北京好多地方你都没玩过吧?”
荣生点点头。
“那从明天开始，我带你和月明去玩一些景点。”
“您腿脚不方便，我们自己去就行了。”荣生说。
“你们不熟悉，还是我带你们去。说定啦!”
一连几天，施复亮以多病之身带女儿、女婿游览北京的有名景点。有时钟复光也同去。施复亮腿脚不便，走不动，常常他一个人在一个固定地点坐着，等女儿、女婿游完了一个地方，再去约他换到别处。一个多星期下来，他们游览了八达岭长城、天坛公园、香山、八大处、颐和园、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厂甸、大栅栏等地。
这年春节，施复亮又带着女儿、女婿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晚会，观看文艺演出，见到了刘少奇主席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
这十几天，是荣生和月明最开心的日子。荣生心里明白，这是长辈对下辈的痛爱，是长辈对他这个备受屈辱的灵魂的最好抚慰……
施复亮从1954年10月辞去劳动部副部长后，一直担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为民建的发展和当好参政党而尽心尽力。
1954、1959、1964年，他先后出席了三届全国政协会议，均当选为常委。1959、1964年，他又先后出席了两届全国人大会议，均当选为常委。他以多病之身继续为国家的建设出谋献策。
在这期间，施复亮还先后撰写了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收入《一大前后》和《共产党小组·下》两书)、《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收入《一大前后》一书)、《四十年前的浙江新思潮》(发表于1959年4月18日《光明日报》);还接受李彦、罗征敬的访问，回忆整理了《施复亮谈1920年——1923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载《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一辑)。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施复亮也受到冲击和批判。
因为他在1927年退出了共产党，在解放后当过国家劳动部副部长，从1954年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又都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副主任，又著译过很多书，所以，造反派把叛徒、走资派、资产阶级代理人等顶顶大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
他的子女一夜之间也变成了叛徒、走资派、资产阶级代理人的狗崽子。
一天下午，几十个造反派来到他家，说施复亮、钟复光都是叛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要抄家，搜查反动的材料和封资修的大毒草。
施复亮和钟复光都说：“我们不是叛徒、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家没有什么反动材料和封资修的大毒草。”想阻止他们。
“你们拒不认罪，顽固不化!你们快让开，我们查!”一个小头头恶狠狠地说。
施复亮、钟复光只好让他们查。
他们砸开锁，翻倒箱柜，乱翻乱扔，满地狼藉。
他们发现了施复亮精心收集的八百多张京剧唱片，便厉声问施复亮：“你不是说没有封资修的大毒草吗?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京剧唱片，都是国粹呀。”施复亮回答说。
“什么国粹?你们看看，《贵妃醉酒》《霸王别姬》《将相和》《谢瑶环》《女驸马》《铡美案》《凤还巢》……都是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不是封资修的大毒草是什么?!全部拿走!这也是他们的罪证。”小头头一边说，一边把唱片扔在地上。
“这里还有好多封资修的大毒草。”
“这些都是马列的书，是革命书籍，不是封资修大毒草!”施复亮辩解。
小头头翻了翻，说：“这些书就算了!日记和手稿都带走。”接着命令钟复光：“你去拿几只袋子来，我们要把大毒草和反动材料带走。”
钟复光只好找了一只面粉袋子和一只藤箱给他们。
他们把八百多张唱片和施复亮、钟复光的日记、手稿，连同他们的工作证、粮票、存款单等都抄走了。
临走前，他们还在墙上贴上了“造反有理”四个大字。
施复亮看着自己心爱的唱片和日记、手稿被抄走，心里隐隐作痛……
第二天，这些造反派又来了，要把施复亮带出去批斗。
施复亮说：“我半身瘫痪，走不了。”
“你装死!”造反派头头说。
“我瘫痪十多年了，大家都是知道的。”
“那我们把你架出去!”
说完，几个造反派就将施复亮架到院子里。
“就在这院子里批斗!”造反派头头说。
钟复光赶快搬出一张椅子想给丈夫坐。
“怎么?还想坐椅子呀!不行!得站着!”
“他站不住。”钟复光说。
“那就坐在地上!”
钟复光看出丈夫是不愿坐在地上的，就说：“还是我来扶着他吧。”
“那也行!”
钟复光扶着颤巍巍的施复亮，吃力地站着。
造反派将纸糊的大高帽子戴在施复亮的头上，把写有“大叛徒、走资派、资产阶级代理人施复亮”的大牌子挂在他的胸前。
施复亮无奈，只好由他们折腾。
造反派质问他：“大革命失败后，你为什么背叛共产党?”
“我没有背叛共产党!我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退出了共产党，但我退党后，没有叛变革命，没有与共产党为敌，而是同情共产党，通过著书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和民主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独裁统治。解放后，我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工作。”他义正词严，毫不妥协。
造反派要他交代与刘少奇的黑关系，他却说：“我认为，刘少奇同志是党的好领导人，我和他不是什么黑关系，是同志关系，是革命关系。现在，我仍然认真地读少奇同志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的这一番话，引起了更响的口号声：“打倒大叛徒刘少奇!”“打倒资产阶级走资派刘少奇!”“打倒大叛徒施复亮!”“打倒刘少奇的走狗施复亮!……”
“他顽固不化，拒不认罪，让他‘坐飞机’!”有人大声喊叫。
站在施复亮背后的两个造反派，一人抓住他的一只胳膊，使劲从背后往上抬，造反派说，这叫“坐飞机”。
施复亮险些跌倒。
“这大叛徒实在窝囊，今天就斗到这里。他拒不认罪，下次再斗，一直斗到他认罪为止。”
一个快70岁的人，怎能受得了这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施复亮的病加重了，瘫在了床上。
钟复光也被经济学院的造反派拉去批斗，说她是叛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钟复光也是不承认造反派说的那一套。
他们的小儿子光南知道这一切后，从内心里佩服爸妈的顽强和耿直。但也为爸妈鸣不平。
他对爸妈说：“你们干了一辈子的革命，到头来却被批斗。他们究竟要干什么?关键是一大批为革命作过重大贡献的国家领导人、很多老革命、老同事、科学家、艺术家受到冲击和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好多工厂也不生产了。这样下去，国家不就垮了吗?”
尽管施复亮有一肚子委屈和一千条不理解，但他只说了一句：“我想这只是暂时的。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
见父亲这么说，施光南也就说不出什么了，只好沉默不语。
但是，施光南心里明白，父亲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精神上仍然是很痛苦的。他和哥哥姐姐商量，分别给党中央和周总理写了信，说了他们父母的遭遇，恳求毛主席、周总理救救他们的父母。
他们的信是不是能被毛主席、周总理看到，他们不知道。可是后来施复亮听说，1966年8月30日，章士钊先生写信给毛主席，反映8月29日夜被红卫兵抄家的情况。毛主席阅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总理接到批示后，立即对章士钊采取保护措施，首先找来肇事的造反派，进行了严肃批评，责令他们立即将被抄走的全部书籍送回，并派出部队保护章宅。同时，他根据毛主席对章士钊信的指示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知名人士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给予保护。名单开出后，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转交给统战部，要统战部照名单划定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
由于施复亮是全国人大常委和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因此也被列入被保护名单。这才使得他和一批民主人士得到保护，免受迫害。
1966年9月底，施复亮收到一张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入席证，他十分高兴和激动，他拿着入席证对钟复光说：“这不是一张简单的入席证，其实它表示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的信任。在这非常时期，还让我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我做梦也没想到。”
钟复光也很激动，拿着入席证看了又看，意味深长地说：“这可是一顶大红的保护伞呀!”
1966年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城楼观礼入席证。
10月1日清晨，施复亮就穿戴整齐，被民建派来的车送到了集合点，并帮助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在观礼台上，施复亮看到广场上数万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充满激情的欢呼声，既感到高兴，又有些担心。高兴的是，他们对党和毛主席满怀炽热的感情。担心的是全国各地都在打倒“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都在破“四旧”、横扫“封资修”。是不是打击面大了些，会不会倒脏水连孩子也倒了，会不会影响经济建设……这是他几个月来一直忧心的事情。施复亮心想，自己虽然受到了保护，可是还有更多的干部包括他的妻子仍然在受冲击、挨批斗，他在为他们的命运而担心。他不止一次拒绝为前来“外调”的人提供不符事实的材料。
1967年在北京后圆恩寺居所前与妻、儿合影。
他担心的事情在不断发生，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批斗“走资派”和“臭老九”的浪潮席卷全国，一大批干部甚至高级干部以及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的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被打倒。施复亮不知如何对待这场史无前例的的“文化大革命”，忧心忡忡，寝食难安。
1967年11月22日深夜，在沉睡中的施复亮和钟复光被重重的敲门声和叫喊声惊醒。钟复光披衣起床去开门。
在门里问：“你们是谁?”
“我们是经济学院的造反派，快开门!”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把叛徒、反动学术权威钟复光带走!”
钟复光说：“我不是叛徒，我只是在1927年与党脱离了联系。我也不是反动学术权威!”
“你不要狡辩，我们说你是，你就是!”
“你们要带她去哪里?”施复亮问。
“带她去该去的地方，这不用你们知道!快开门!”
钟复光只好开了门。
门一开，一群造反派就冲了进来。
不容分说，他们就要将钟复光拉走。
施复亮拄着拐杖艰难地来到门旁，吃力地说：“这夜深天寒的，明天白天你们再带她走不行吗?”
“不行!现在就走!”造反派厉声吼叫。
钟复光对丈夫说：“你不用担心，好好照顾自己。”
“我不要紧，你自己多保重。”施复亮安慰妻子。
钟复光被造反派拉出门去。只见满院子和大门对面的墙上都贴上了“打倒”之类的大标语。
施复亮拄着拐杖，艰难地移到大门旁，倚靠着门框，看着被造反派带着妻子消失在寒冬的黑夜里。一阵阵寒风袭来，他只觉得冷飕飕的，一直凉到了心里。他回到房间，一点睡意也没有，呆呆地坐在藤椅上，为妻子的安危担心。
妻子被带走后，子女又都不在身边，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觉得空落落的。日不思茶饭，夜难以成眠。
已经是第三天了，还不见妻子回来，施复亮很是担心。经多方打听，他了解到，妻子被造反派关进了他们私设的牢房。
施复亮因有病，一个人不便外出，只好给在天津歌舞团工作的小儿子光南打去电话，说了他妈被造反派抓走关进牢房的情况。
光南听说母亲被关进牢房后，立即赶回北京，去探望母亲。
他打听到母亲被关的地方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去了。可是到了那里以后，造反派却阻止他探望母亲。
造反派说：“她是反动学术权威，是叛徒，不给见。”
施光南毫不畏惧，据理争辩：“我母亲根本不是什么反动学术权威，更不是什么叛徒!她是老革命，毛主席、周总理都是知道的!”
“说什么大话?!毛主席、周总理都知道她，岂不是要把人大牙笑掉!”
“我说的都是真的。”
“别在这里说疯话了!赶快离开这里!”
施光南退了一步说：“我是她的儿子。儿子见母亲，这是天经地义的!”
“别说你是她儿子，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不给见!”造反派就是硬把他拒之于门外。
施光南无奈而又气愤地回到了家。他向父亲说了去看母亲而被拒绝的情景，要父亲一定要想办法救出母亲。
施复亮也很担心妻子，第三天，施复亮由儿子光南陪同去经济学院看望老伴，也被阻之于门外。
儿子光南说：“您看，我来，他们不让见，您来，他们还是不让见。不知他们把我妈怎么了。您得想办法把我妈救出来呀。”
“我是想救，可怎么救呢?”施复亮无奈地说。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陪你去找周总理。”光南说。
“总理很忙，找他的人肯定很多，他也不好办呀。”施复亮说。
“无论如何也要去找，否则，我妈妈会被造反派整死。”光南坚持。
施复亮无言。
“要么这样，您给总理写封信，我带着您的信去找总理。”光南换了个办法。
施复亮心想，你一个普通孩子，怎么可能见到周总理呢?他知道儿子救母心切，就说：“还是你陪我去吧。”
在儿子的一再请求下，施复亮只好要光南陪他去见周恩来总理。
通过总理办公厅的安排，周总理接见了他们。
周总理一看见施复亮，就热情地和他握手：“老朋友，近来还好吧?”
“还好。谢谢主席和总理对我的保护。”施复亮说，“这是我的儿子光南。”
“周总理好!”施光南握住了总理的手。
“哦!都长这么高了。”总理请他们坐下后，便问施复亮：“你夫人还好吧?”
“我就是为了她来找总理的。”施复亮说。
总理关切地问：“她怎么啦?”
于是，施复亮把妻子被批斗，被关进牢房的情况全说了。
施复亮刚说完，光南就急忙请求说：“总理，现在只有您能救我妈妈了，请您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你们不要急，这事我现在就办。”说完，总理立即打电话给经济学院的造反派头头，要她们立即放钟复光回家，同时，总理还派了人去督促。
当天，钟复光就被放回了家。他们十分感激周总理的关心和保护。
施复亮和钟复光在病痛和忧郁中一天天地过着日子。
施复亮看到过去为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党的领导人被诬蔑打击，许多共过患难的故交旧友被迫害致死，连他最信赖的领导、同志、朋友周恩来的处境也十分困难。他悲痛、苦恼，为被批斗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而伤心，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担忧。因此，他的病情越来越重。
1969年，不了解施复亮病情的几个年轻的造反派要施复亮下干校。
施复亮愤怒地说：“你们看我都瘫痪了，还能去干校吗?!”
造反派说：“你真的瘫痪了吗?是不是装的?!”
钟复光气愤地说：“装的?!你们去问问我的邻居，问问民建的老同志，他们都知道的。”
施复亮语气坚决地说：“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走!我不离开北京，死也死在北京!”
这几个造反派见他态度强硬，没有办法，只好悻悻离去。
这之后，施复亮的病情更重了。他也更想念自己的家乡。这年底，他和钟复光商量后，将他们积蓄的2000元寄给叶村大队，为村里建了一所学校……
还有一件事让施复亮牵挂，就是小儿子光南的婚事。他已经30岁了，可还没有恋爱对象，施复亮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影响了他，一个“黑五类”的子女要找到一个好对象当然是困难的。
1970年11月初，施复亮的病情突然恶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生发了病危通知。
钟复光立即给子女发了加急电报。
两个儿子和女儿、女婿接到电报后，先后赶到了医院。
小儿子赶到医院时，见爸爸处在昏迷中，在输着液。妈妈和哥哥、姐姐、姐夫都守在床边。
施光南伏在爸爸的身前，摸着他的手，轻声呼唤着：“爸，爸，我回来了……”
施复亮好像听到了光南的呼唤，微微睁开眼睛望着儿子，嚅动着嘴，想说什么。
“爸，是不是想说什么?您说，妈妈和哥哥姐姐都在。”
他看着光南，没说出声来，又昏迷了。
月明说：“爸就是这样，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医生说，可能说走就走……”她的眼里滚动着泪珠。
钟复光说：“昨天上午，他对我们说，因为他的问题，使家人跟着受委屈、受歧视。光南至今没谈上对象，可能也是因为他的所谓历史问题。他不是叛徒，不是反革命分子，冤屈总有一天会昭雪的……我想，他要对你说的肯定也是这些话。”
光南的心里一阵酸痛，眼泪滚了下来，他伏在爸爸的身前说：“爸，我们相信您，您的冤屈一定会昭雪的。”
光南不知道爸爸有没有听到他说的话，一直昏迷着。
当天夜里，施复亮带着对冤屈的不甘和对夫人及子女的牵挂、不舍和遗憾，永远地离去了。
他没有给子女留下1分钱，留下的遗产只有一架旧钢琴和他的等身译著及他读过的书籍。
在那多难的岁月，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施复亮的丧事不得不从简。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施复亮举行了“告别仪式”，由胡厥文主持，参加悼念的有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及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还有他的家人和亲友。
人们默默地送走了一个含冤而不屈的灵魂……
12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称：
新华社2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施复亮先生，因病于1970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今天下午，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八宝山为施复亮先生举行了告别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