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字文舒，太原郡晋阳县(今山西太原)人，晋阳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北疆军事重镇，名士辈出。王昶出生在书香门第，又生活在晋阳这样的天下名邑之中，颇受家风、水土的影响，才华出众。同郡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人王凌，也是少年英俊，二人互相仰慕，结为知己。那王凌年龄小些，但王昶对他很是尊敬，过从来往，像对待兄长一般。王凌自然也是以礼相待。
王昶生活的时代，动乱不安，天下三分，曹操、孙权、刘备鼎足而立，已成定局。曹操的长子曹丕，被立为继承人，为了日后坐天下有一批得力的帮手，他千方百计地网罗人才。王昶品学俱优，曹丕听说后，便迫不及待的把他召到门下，任命他为太子文学，旋即又让他做太子中庶子。这两个职务都是太子属官，没什么权力。但是，却是一种极好的官场锻炼。
延康元年(220)十月，曹丕终于代汉称帝，他便是魏文帝。
他做太子时网罗的人才一个个被委以重任。王昶出任洛阳典农中郎将，主管洛阳附近的屯田、农垦等事。王昶在其位谋其职，非常关心农业生产，认为农业的兴旺与否是国家能否富强的关键。当时洛阳及附近树木成林，大量占用耕地，造成农作物匮乏。针对这种情况，王昶倡导砍伐树木开垦荒地，劝勉百姓，勤于农桑，开垦的田地特别多，保证了农业生产。政绩突出，被提升为兖州刺史。
曹丕做了7年皇帝，于黄初七年(226)病死。太子曹睿即位，是为明帝。
对于前朝大臣，明帝格外礼敬，王昶被加授扬烈将军，还得到了关内侯的爵位。王昶为官从不枉食俸禄，他虽然在外任职，心中却想着朝廷。他认为魏国沿袭了秦朝、汉朝的弊端，法制苛刻琐碎，如果不对国家的典章制度大大改革一番使之合乎先王的规范，要想使当前的政治局面和社会风气好转，是不可能的。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加上自己丰富的积累，伏案疾书，写出了《政论》一书，全书有20多章，从各方面阐述了目前政治制度的利弊，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政论》完稿后，他又撰写了《兵书》十多篇，阐述了用兵的方策。他把这两部书献给明帝，供皇上参考。
青龙四年(236)，明帝下诏，让文武大臣推荐有文韬武略且忠心报国的贤才，不问年龄大小，不管地位高低，唯才是举。他要求卿校以上的官员每人荐举一人。时任太尉的司马懿，有识人之明，觉得王昶是个人物，遂把自己推荐的那个名额，给了王昶。
过了三年，明帝去世，太子曹芳即位。
王昶调任徐州刺史，封武观亭侯，升任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徐州诸军事。当时，魏军驻扎在宛城(今河南南阳)，离襄阳(今湖北襄樊)300多里，各军又分散驻扎，而战船远在宣池(今湖北宜城南汉江边)，布局非常不合理。王昶认为，一个国家虽然经常保有一支一定规模的军队，但是打起仗来并不能保证常胜不败; 地形虽具固有的险要，但防守却无一定的模式。这样一旦战事紧急就不能火速组织起来迎击敌人，还是不能取胜，于是他上书朝廷要求把军队移居新野(今属河南)，在二州操练水军，并且广辟田地发展生产，使农业发展迅速，获得了大丰收，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丰厚，为一旦发生战争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这时，朝廷内部曹氏皇族与权臣司马氏的争斗日趋激烈。嘉平元年(249)，太傅司马懿杀掉了大将军曹爽，控制了朝政大权。司马懿想有所作为，以赢得更高的声望，遂奉请曹芳，多方咨询大臣们关于政事得失的意见。王昶从国家利益出发，大胆上表，陈述了有关治国方略的五件事：
第一，应该尊崇正道注重学问，抑制消灭浮华的风气，让公卿大夫的子弟进入太学并努力办好学校教育;
第二，应该推行考试制度，考试就好比准绳，没有不用准绳而仅凭主观就能断定曲直，废弃进退考核的标准却能凭空衡量官员的胜任与否的;
第三，应该让官员担任一个职务的时间长久一些，这样才有利于考察他的政绩，有了政绩就应该升擢官品，赐予爵位，以进行鼓励;
第四，应该控制官员的数量，裁减冗员，增加官员的俸禄，使他们有较丰厚的收入，以便用高薪养廉，告诫他们不要骄横奢侈，要为官清正，真正地为百姓做点实事，不和老百姓争利;
第五，应该消灭奢侈浪费，一定要推崇节约勤俭，这是祖先遗留下的美德。如果奢侈浪费成风，国库就会空虚、军备废驰，给百姓带来灾难，给国家埋下祸根。要让人们穿着符合自身身份的服饰，不要追求华丽高贵。让上上下下等级分明。要储积谷物布帛，以备灾荒，战乱之年补用。教育百姓克服攀比思想，恢复朴实的风气。只有这样才能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殷富强盛。
朝廷对王昶的建议非常欣赏，曹芳下诏对其建议加以褒扬称赞。因而又让他编定考核百官的办法，王昶认为虽然尧舜的时候就有了考核官员的规定，但其具体的考核办法却没有传下来。到周代的时候，朝廷设有冢宰这一官职，由他负责掌管考核百官的政绩以决定处罚或奖赏，但也仅此而已。周代的时候没有制定考核百官的具体制度。王昶从多方面考虑，查阅了大量的史料，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后说，圣明的君主对任用贤才应该是非常明智的，他们提出升降官员的具体条件，而具体实行起来则让冢宰或宰相负责，自己只掌握总的纲纪，因而他对官员的胜任与否可以从宏观上掌握。他的观点得到了朝野的赞同。
东吴的孙权，承父兄基业，广纳贤士，并与蜀国修好。曹操虽然平定中原，地大物博，兵力雄厚，一时也难以制胜吴国和蜀国，终成遗憾。后来孙权嫉贤妒能，流放忠良之臣，嫡子庶子矛盾纷纷，闹得不可开交，造成国内局面混乱，内部不和，给了魏国可乘之机。嘉平二年(250)，王昶上奏朝廷说：“现在东吴内部虚弱，可乘此机会出兵以制服吴国和蜀国; 从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山上)到夷陵(在今湖北宜昌东南)之间，黔巫、秭归、房陵等地都处在长江以北，这里的百姓与我国新城郡(今湖北房县)的百姓接触密切，可以袭击攻取。”朝廷采纳了王昶的建议，派遣新城太守州泰进攻巫县、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去攻打夷陵，王昶则领兵去攻打江陵。吴兵引沮漳河水淹没江陵以北地方，以阻魏兵。王昶用粗大的竹索作为桥梁，魏兵悄悄地渡过沮漳河，敌人毫无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仓皇逃奔南岸。之后，吴军开了七条通道进行反扑。王昶沉着应战，等吴军靠近时，让连弩同时发射，吴军溃乱，大将施绩连夜逃入江陵城，魏兵乘胜追击，杀敌几百人，获得了初步胜利。吴兵擅长水战，王昶考虑到长期在水上交战对魏军不利，想把敌人引诱到平地和他们会战，于是设计迷惑敌人，一面命令部队顺着大路撤回，让敌人放松警惕，另一面让人披上缴获的铠甲，骑上缴获的战马，提着斩杀的吴兵的头颅，围着江陵城来回奔跑以此来激怒吴军，并设下埋伏准备伏击他们。吴军果然上当，大将施绩率兵追赶魏军，行至半路，魏军调转头去与吴军交战，将施绩打得大败。施绩舍弃部队，仓皇逃跑，魏军斩了他的部将钟离茂、许旻，缴获了吴军的旌旗战鼓兵器珍宝仪仗等物，大振了军威，凯旋回师。另外两路王基、州泰也都凯旋而归。朝廷非常高兴，升王昶为征南大将军，并给了他仪同三司的待遇，进封他为京陵侯。
正元二年(255)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举兵反抗专制朝政的司马师。司马师亲率大军围剿，王昶也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且立下汗马之功。消灭了毋丘俭、文钦后，朝廷论功行赏，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关内侯，王昶则升为骠骑将军。
甘露二年(257)五月，镇东大将军诸葛诞在两淮一带起兵，反抗把持朝政的司马昭。东吴出兵支援诸葛诞，形势一时颇为紧张。
司马昭从前几次用兵上看出王昶颇有将才，这次又让他统兵去镇压诸葛诞。王昶根据当时的形势，占据夹石(今湖北远安)以威逼压制江陵的吴军，牵制施绩、全熙的军队使其不能东进声援诸葛诞。诸葛诞断了后路，无法坚持，兵败被杀。朝廷下诏书说： “从前孙膑围魏救赵，立下奇功。而今王昶挥军西逼江陵，这也壮大了我军东征诸葛诞的威势。”王昶因为平叛有功增加食邑千户，加上以前的共有4700户，升任司空，持节、都督仍和过去一样。
王昶成为朝廷重臣。不过，这时的朝廷已是司马氏的天下了。王昶虽然没有屈身事奉司马氏，但也不与司马师做对，有时还围着司马氏的指挥棒转。
王昶谨慎谦逊，对晚辈要求甚严。他为侄子和儿子起名，全本于谦虚诚实的意义，来表达他的深意和期望，所以一个侄子名默，字处静; 另一个名沉，字处道。他的儿子一个名浑，字玄冲; 一个名深，字道冲。体现出他的良苦用心。他非常关心晚辈的成长，写信告诫他们说： “作为儿辈应遵循的原则，没有什么比珍惜生命和不断地完善德行，从而光宗耀祖更为重要的了。这三点人们都知道是好的，但是有的人却避免不了身遭险恶、家破人亡的灾祸，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们崇奉仿效的不是正道啊! 孝敬仁义，是各种品行中最重要的，具有这样的美德，并且以此立身于世，人生才有意义，这是修身立德的根本所在。孝敬长辈就会使宗族安宁，举家和睦; 仁义待人则会受到乡人的敬重，并可以在世上留下美好的名声。人如果不真诚地陶冶自己的情操，丰富自己的心灵，只追求华丽的外表，舍本求末，就会陷于浮华。”他不厌其烦地谈古论今，训导后代。他说： “我很希望你们淡薄名利。君子有时得到了名利却不能安然处之，这是为什么呢？是厌恶它不是从正当途径得来的罢了。值得担扰的是人只知进取而不知退避，只知索取而不知满足，因此就有了困顿受辱的牵累和悔恨的事。人应该知足，知足才能长乐。俗语说： ‘如果不知满足，就将失去所喜欢的东西。’回首看看往事的成败，一味贪求而不知满足却能保持家世不衰，福禄寿终的，从来没有。”
甘露四年(259)，王昶去世，谥号穆侯。王昶为官多年，功勋卓著，名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