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魏晋之际，中国大地风云变幻、乱象纷呈。文人学士或颓废放荡，逃避现实; 或隐匿韬略，甘作“卧龙”。在举世浮靡、动荡的风气中，却有一位才高识远的名士独能静察时变、弄潮乱世。这就是曾历宦曹魏五世、官至太尉的一代名臣——高柔。
一
高柔，字文惠，陈留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生于熹平三年(174)。其先世高固因拒绝出仕王莽朝被害，以烈节垂名。曾祖、祖父辈都累任刺史、宰守，以勤身、清名闻世。父亲高靖，为东汉蜀郡都尉，以公正孝廉为乡里称颂。高柔自幼受到这种家风熏陶，养成了勤谨、正直的性格; 动乱的年代又赋于了他敏锐的政治眼光。
高柔的家乡陈留，地处中原南北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汉末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不休。其时，父亲远仕蜀郡，高柔年方弱冠便担起了留居乡里操持家计的重任。初平四年(193)兖州刺史曹操和徐州牧陶谦鏖战正酣，陈留一带暂时比较平静。有一天，高柔突然把临近乡亲召集起来，郑重劝告他们赶快迁徙他处，众人愕然不解。高柔侃侃分析说： “曹操虽然只有一个兖州，可雄心勃勃，行将图谋天下。他虽然一向与陈留太守张邈友善，但一旦挫败陶谦，必然会来取近在咫尺的陈留，一场兵祸正在眼前，我想和诸位乡老一同避居他地，以备不虞，不知大家意下如何？”众人都认为曹操与张邈交情甚笃，断不至于背信弃义来攻陈留，加上高柔人少言轻，没有几个人信从，应者寥寥。高柔的叔父高干是袁绍的外甥，当时任并州(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刺史，来信召唤，高柔便带领自己族人前往投奔。翌年，陈留果然成了曹、张厮杀的血腥战场，高柔宗族因而得以免遭兵祸，众口称誉其见微知著、料事如神。不久，高柔父亲病死任上，消息传来，高柔孤身前往迎丧。当时道路艰涩，兵寇纵横，他一路上辛苦荼毒，无所不尝，历经三年才返回故乡，艰难险阻磨练了他的意志，也增长了他的才干。刚过弱冠之年，高柔便以机警远识、大义至孝而名扬一方。
曹操凭着自己的文韬武略，广纳人才，苦心经营，在群雄争战中迅速崛起，特别是建安四年(200)官渡一战; 大败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建安九年(205)，曹操又平定了黄河以北地区，高柔的叔父高干迫于形势献地投降曹操，高柔也被任命为菅县(今山东章丘西北)县令。菅县中人夙闻高柔大名，有几个平素行为不端的县吏偷偷离去躲了起来，高柔到任后知道了这件事，说： “当年邴吉(汉宣帝时丞相)手下的官吏犯有过失，他都能够容忍，何况这几名官吏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过失，”于是召还他们复职。这几名官吏回任后，都感奋自励，痛改前非，成为高柔的得力助手。
良禽择木而栖，高柔深知要想在乱世安身立命，施展报负，最关键的莫过于审时度势、投靠明主。建安十年(206)，高干翻云覆雨、降而复叛。高柔身为高干侄儿，按说自应追随高干，但他清醒地认识到统一是大势所趋，曹操是众望所归，叛乱不会有好的结果，于是冒着遭受猜忌的危险，毅然南下归附曹操。不久，高干兵败被杀。高柔在关键时刻再度表现了卓越的胆识和政治远见。开始，曹操因高干而对高柔心存芥蒂，想借故杀掉他，就任命他去做刺奸令史。高柔到职后，用法允当，案无留滞，勤于职守，夙夜不懈。在一个风雪深夜，曹操微服出巡，看到高柔怀抱文书伏在案上睡着了。曹操非常感动，脱下自己身上的裘衣亲手为高柔盖上，并轻声吩咐左右随从放轻脚步，以免将他惊醒。高柔通过自己任劳任怨的工作终于使曹操消除了对自己的防范与猜忌，不久升任为丞相仓曹属。建安十六年(211)，曹操派遣司隶校尉钟繇去讨伐据守汉中的张鲁，同时命令征西副将军夏侯渊率军同钟繇会师。高柔劝阻说： “大军一旦出动，关中韩遂、马超等人必定怀疑是要袭击他们，从而集结起来同我们对抗。因此，应该首先招抚关中地区，等这些地方平定以后，汉中可传檄而定。”曹操不听，仍派大军入关，结果引起关中韩遂、马超等十部人马的联合叛乱，兵力一度超过十万人。曹操被迫亲征，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将叛乱平息。这件事后，高柔开始日益得到曹操的推重和信任。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为魏公，征调高柔为尚书郎，不久更调任为丞相理曹掾，职掌军中刑法，地位重要。曹操亲自下令说： “治理安定社会的教化，应当把礼仪放在首位; 而治理乱世的措施，则应该以刑法为先导。所以当初舜流放了四个凶顽，任命皋陶为卿士; 汉高祖消除有秦一代的苛繁刑法，让萧何重订《九章律》。现在丞相理曹掾高柔清明有识，公平允当，明于典宪，勤勉努力啊!”勉励高柔当以皋陶、萧何为楷模，忠职严宪，建功立业。当时，战乱频仍，军中士兵逃亡不息。按照当时的“士亡法”规定： 出征将士逃跑，要逮捕拷打其妻子儿女。曹操担心这样仍不能制止逃亡，想进一步加重刑罚，把治罪面扩大到逃犯的父母兄弟。这时，正巧军中鼓吹手宋金等人在合肥(今安徽合肥)逃走，宋金的父母、妻子和二个弟弟都被抓到官府问罪，主管官员奏请将他们一并杀掉，以儆效尤，曹操拟批准。高柔上书劝阻说： “士兵逃离军队确实可恨，可我经过调查发现，这些逃犯中也常有翻悔的。我的意思是不如宽贷，饶恕他们的家人，通过家人来诱导逃犯回心转意。本来逮捕拷打妻子儿女正使他们绝望，若再加重刑罚，我唯恐如今在军中的士兵，看见一个人逃跑，处罚要连及全家，便会带着家人一起逃奔。弄到后来，想杀也无人可杀。因此，重刑不但不能制止逃亡，反而会助长逃亡。”曹操说： “对!”立即停止处罚，不杀宋金的家人，因此蒙受不杀而活下来的人很多。
高柔任理曹掾不久，转任法曹掾。期间，曹操创设了一种特务组织——校事，由卢洪、赵达等人主持，秉命伺察官吏过失，刺探防范群臣。校事带有浓厚的曹氏私臣爪牙色彩。他们举罪纠奸，纤芥必问，随情任性，冤滥严重，被百官吏民视为煞星，严重干扰了国家司法监察部门的正常工作，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高柔为了维护国家法制尊严，一面坚持循法行事，一面冒逆鳞之险，上书劝谏曹操说： “本来国家任命官员，分配职守，就是要让他们依法行使职权。如今设置校事，这不是上面对自己臣属表示信任的作法。而且卢洪、赵达等人屡屡以自己的憎爱为所欲为，作威作福，应该检察惩处他们。”曹操不以为然，说： “你对卢洪、赵达等人的了解恐怕还不如我。要想侦探、揭发和辨别众官所为，派贤人君子去做反而不行。过去叔孙通任用群盗是很有道理的。”后来，赵达等人贪赃枉法的事情败露，曹操只得捕杀了他们，以平民愤，并因此向高柔道歉。此后，曹操对高柔更加信服，高柔在司法部门也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威信，这固然与他本人的努力分不开，但更得力于他选对了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的明主。
二
延康元年(220)十月，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即魏文帝，封高柔为治书侍御史，赐爵关内侯，随后又加授治书执法。当时，好些人对曹魏代汉心怀不满，民间诽谤谣言不绝，文帝对此非常痛恨，下令对谣言惑众者大肆捕杀，并重赏告发者，想藉此来平息。可结果事与愿违，不仅谣言未绝，诬告之风反而推波助澜。针对这种情况，高柔上书建议说： “如今有谣言惑众的就杀，有告密的就赏，结果，既使有过错的人丧失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又使凶残、狡诈之徒乘机诬陷作恶，实在不是消除奸邪、减少争讼的正大光明之道。过去周公作诰，称颂殷代祖先功德，全然不顾小人怨言; 汉文帝也废除了前代制裁诽谤谣言的法令，以恢复秩序。臣认为应该修改妖谤赏告之法，以光大上苍养育万物的仁德。”文帝接受了高柔的建议，下诏命说： “有敢于以不实之辞诬告他人，就按他诬告的人应得的罪名来判处他! ”结果，诬告现象很快绝迹，谣言也随之平息。曹丕对高柔大为赞赏，于黄初四年(223)提升他为廷尉。在廷尉任上，他一干便是23年，历魏文帝、明帝和齐王曹芳三朝。
高柔任职廷尉期间，办案一向谨慎，重视调查研究，从不凭主观臆想轻率定罪。一次，护军营士窦礼出营几天没有回来，军中以为他已逃走，上表要求通缉他，并依据“士亡法”将其妻子儿女收为官家奴婢。窦礼的妻子盈几次到官府呼冤申诉，但无人过问，最后具状告到高柔处。高柔亲自接见了盈，问道： “你凭什么认为你丈夫不会逃跑呢？”盈流泪回答说：“我丈夫从小孤苦无亲。奉养了一个老太太，当作母亲，侍奉恭谨孝顺，又怜爱儿女，抚慰看顾从不远离，他绝不是那种轻薄狡诈不顾家室的人。”高柔又问道： “你丈夫平日可与他人结过怨仇？”盈回答说： “我丈夫敦厚善良，与别人无甚怨仇。”高柔听后默默揣想： 窦礼笃孝爱子，不会恣意弃家逃走，与别人又无夙怨，仇杀的可能性也不大，看来定有他因。于是，他又转向盈问道： “你丈夫可与别人有过钱财纠葛？”盈想了一会说： “他曾经借钱给同营军士焦子文，几次催他还，一直未还。”高柔打发盈走后，觉得其中有疑窦。当时，焦子文正好因为一件小事被关在狱中，高柔决定亲自提审他。在公堂上，高柔先是慢慢问过他犯事坐狱的经过，突然话锋一转，厉声问道： “你是不是经常向人借钱？”焦子文猝然被问，脸色都变了，吞吞吐吐地说： “我觉得自己贫困，从一开始就不敢向人借钱物。”高柔穷追不舍，说： “你过去就曾借过窦礼的钱，怎么说没有？”焦子文以为事情败露，很感惊讶，应对更是支支吾吾，语无伦次。高柔趁机劝诱说： “你既然已经杀了窦礼，就应趁早认罪伏法，以求宽大处理，抵赖是没有用的。”焦子文于是叩头请罪，全盘交待了自己杀害窦礼的经过，以及埋藏尸体的地点。高柔随即吩咐吏卒衙役，照焦子文所说的地点，挖出了窦礼的尸体。一场冤案真相大白。事后，高柔特意奏明明帝下诏，恢复了窦礼妻子儿女的平民身份，并以此布告天下，引以为戒。
根据曹魏制度规定： 官吏遭遇大丧(父母去世)，守丧一百天后开始工作。当时，有个司徒吏叫解弘，父亲去世，守丧期满后正赶上军队有行动，命令他前去报到，他以生病为由推托未去。明帝下诏斥责说： “你又不是曾参和闵子骞(二人皆为孔子弟子，以孝著称)，怎能就会因哀痛过度而损伤了身体呢？”命令廷尉将解弘捕拿，要将他拷打至死。高柔在审讯中见解弘身体羸弱，确实有病，就上疏说明解弘确实居丧过哀，形销骨立，不堪远行，并非借口推托，建议应该宽勉，明帝采纳了高柔的意见，下诏说： “解弘真是孝子啊! 宽恕他吧。”
总之，高柔断案，一向重视证据，屡次访审要案、疑案，以明察案情，慎审用刑而博得人们的赞誉。
三
曹操一向主张，治理乱世以刑法为先导，并把“明于典宪，忠严尽责”作为司法官吏的准则。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高柔确实没有辜负曹操的慧眼提拔和重用。
明帝为人聪明坚强，反应敏锐，但纵情任性，崇尚奢华。他上台不久便大兴土木，先是扩建了许昌宫，后又在洛阳动工兴建昭阳殿、太极殿等建筑群，不断征调民工。百姓劳役繁重，疲于奔命，田野几近抛荒，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他还广采众女，充斥后宫，整日沉湎在美女阵中，身体日见羸弱，后宫皇子连连夭折，一直没有皇位继承人。高柔怀着忧国忧民的抱负，上书明帝，认为，当时吴、蜀侧窥，民众穷困，正应该治兵急农，励精图治，不该上下扰劳，豪奢残民。他说： “从前，汉文帝为了珍惜仅为十家财产的费用，不去兴建一个小小的台榭供自己娱乐; 霍去病忧虑匈奴为害中国，无暇考虑修筑府第。何况如今我们所耗费的远不是一百两黄金这样的小费用，所忧虑的也并非是北方戎狄这样的小祸患啊!”他建议先粗略装修好已建成的宫殿，权充朝会、宴会之用，就此请工匠返回家园，恢复生产，等吴、蜀平定后再继续兴建。他还针对皇帝沉溺女色，子嗣夭亡这一情况上奏说： “比照《周礼》，作为天子，后、妃、姬、妾共120人。我听说如今后宫妃嫔已远超过这个数目几倍，皇上后嗣不昌恐怕与此有关。我认为，只需选择少数端庄贤淑的美女留在后宫，凑足妃嫔数目，将其余的都遣送回家，使陛下得以休息静养，清心寡欲，如此，多子多孙的征兆就会来临。”明帝答复说： “我知道你忠诚老实，内心牵挂着王室，常常能直言不讳。你分析得很清楚，其他事情也盼望你多进忠言。”
当时，魏明帝在大修宫殿、广采众女的同时，还在洛阳附近划出上千亩园林禁地，圈围了大量野兽供皇室狩猎，并制定了严峻残酷的“猎法”，规定： 杀死皇家禁地一只鹿者要判处死刑，财产没收官府。由于“猎法”严酷，百姓不敢狩猎，禁地麋鹿成群出入农田，残食秧苗，四处为害。百姓虽设置木栅阻挡，但力量有限，无济于事，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一带周围几百里，常常因此颗粒不收。针对这一情况，高柔几次犯颜上书说： “圣明的帝王治理国家，无不发展农业，节俭用度，积累资财以备灾荒。在古代，一夫不耕，会有人因他挨饿; 一妇不织，会有人因她受冻。最近以来，百姓劳役繁重，耕田人数已大大减少，再加上麋鹿到处蹂躏，百姓境遇非常困苦，国家积贮匮乏。设想万一仓猝之间爆发战争，或遇上水旱天灾，寸草不生，我们将何以对付？ 恳请陛下怜悯稼穑艰难，除禁济民，以使人民安居乐业，欢欣鼓舞。”颇有一股为民请命而面折廷争的勇气。
四
高柔认为，廷尉是主持天下公平的官职，身为执法官以身作则，严肃纲纪，依法办事，即使忤逆人主也不能“以至尊喜怒而毁法。”在实际中，高柔也正是这样做的。
当初，魏文帝曹丕作太子时，夫人郭氏的弟弟犯法获罪，魏郡(郡治今河北磁县东南)西部都尉鲍勋依法处理。曹丕几次向他说情都被拒绝，因而怀恨在心，等曹丕称帝后，鲍勋又不断直言劝谏，更使曹丕恼怒不已，决心找机会除掉他。黄初七年(226)， 魏军伐吴， 班师归来驻屯陈留(郡治河南开封东南)，当时鲍勋在军中任治书执法。郡长孙邕来晋见曹丕，顺便拜访鲍勋。当时营垒还未动工，只有标杆。孙邕便没走大道，直接穿插小路进营中。大营负责人要因此检举他，鲍勋认为营垒还未完成，没有检举的必要。曹丕听说这件事后，认为报复的机会已到，便下诏将鲍勋逮捕入狱。廷尉府先是判他5年徒刑，而后司法三官(廷尉正、廷尉监、廷尉平)以为处罚过重，改判罚黄金二斤。曹丕闻后暴跳如雷，嚎叫道： “鲍勋非死不可，你们竟敢包庇他，逮捕司法三官交给军法总监，我要叫你们几只老鼠同埋一个穴中。”令下后，高柔不为皇帝淫威所惧，具折上书说明事情实在情形，并指出，鲍勋老父鲍信对曹魏建有功勋，要求将鲍勋赦免。曹丕不准所请，坚持鲍勋非杀不可。高柔坚持己见，拒不执行命令。曹丕大怒，可又无可奈何，便施展手段，征召高柔到尚书台问话，等高柔一出门，立即派人到廷尉府传自己命令，用棍棒将鲍勋打死，等一切完毕才让高柔回府。
魏明帝时，宜阳县(今河南宜阳西)典农刘龟私下在天子苑囿中射兔，被其下属、功曹张京报告了校事，魏明帝派人将刘龟抓来投在狱中。按照曹魏帝国法律，下属控告上级要判罪，魏明帝有意庇护张京，隐匿了他的名字。高柔上表请求明帝说出告发者的名字。明帝大怒说： “刘龟应该处死，他竟敢跑到我的禁地来狩猎。将刘龟送到廷尉处，廷尉就应该拷问他，为什么还非要说出告发者的名字，难道朕是胡乱抓他的吗？”高柔不惧虎威，反复上奏，说明执法官一定要依法行事的道理，言辞深明恳切，明帝终于醒悟，说出了张京的名字。高柔立即回去审讯，依法将刘、张二人各治其罪。
魏明帝青龙五年(237)，魏国乐浪公爵兼辽东郡长公孙渊叛变，在辽东(今辽宁西部大凌河中游地区)独立，自称燕王。在这之前，公孙渊的哥哥公孙晃被他叔父派到洛阳作人质。在公孙渊谋叛之际，公孙晃曾几次密奏明帝，指出公孙渊图谋不轨，请曹魏出兵讨伐，明帝未听。等公孙渊公开叛变，公孙晃作为人质应该绑赴街市斩首，但明帝念及以上情况，于心不忍，打算把他投在狱中悄悄处死。高柔拒绝答应。他上书说：“《尚书》中说： ‘用惩处来讨伐其罪行，用德行来表彰其善举’，这是帝王制度清明公正的法则。公孙晃及妻儿作为叛逆者亲属，应该斩首示众，但臣私下听说公孙晃曾几次主动检举公孙渊谋叛情形。臣认为，若果真是这样，就应该宽免他的死罪，否则就应该依法将其在街市斩首示众。现在进了发布赦免他的命令，退又不公布他的罪行，想关在狱中，让他自杀，这既不符合法律规定，又会招致四方对我们的非议，认为中间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实在不是光明正大的办法。”坚决拒绝非法捕拿公孙晃。曹睿既不能使高柔屈服，又不想就此赦免公孙晃，最后便密派使者带着金粉毒酒到公孙晃家中，将其全家赐死了事。
随着曹魏帝国的建立，北方政治逐渐走上正轨，专制统治重新开始得到加强，在这个由变乱趋向安定的过渡时期，法治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手段。虽然在封建专制王权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但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避免王权的乱用，抑制地方不法豪强势力对下层人民的蹂躏，使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相对得到缓和，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高柔身为法官，为官清正，明于典宪，执法严谨，对维护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因此获得了曹魏诸帝的赏识和尊重。
五
正始六年(245)，高柔调任太常。这年八月，拜为司空。三年后，又拜为司徒。高柔成了宰辅之臣。
高柔身历数朝，丰富的政治阅历和杰出的才干，使他能够在历次重大政治斗争中处变不惊，站稳立场，这在曹魏后期的权力更迭中表现得最为突出。魏明帝在位期间，整日沉溺声色，贪图奢华，为曹魏政权预伏了危机的种子。明帝去世后，幼帝曹芳继位，由皇族曹爽和权臣司马懿共同辅政。双方为着独揽朝政大权展开激烈争夺，一时间朝野危窦丛生。在这种险恶的政治形势面前，高柔表现出了饱经世变者特有的成熟和冷静。他谨慎从容地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审时度势地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政治格局。正始十年(249)，司马懿父子乘曹爽陪同皇帝去高平陵(明帝墓)祭祀之机，发动了政变，控制了洛阳城。高柔奉太后诏书，假节铖、行大将军事，派兵占据了曹爽军营，解除曹爽兄弟掌握的武装。几天后，曹爽伏诛，曹氏集团被一网打尽。高柔在这场事变中事实上扮演了当年“周勃”的角色，为司马夺权立下了殊勋，其政治地位也因此更趋巩固与发达。同时，由于他是奉太后诏书行事，并未因此落下夤缘势力，改换门庭的口实。高平陵事变后，高柔进封为万岁乡侯。不久，曹芳被废，高贵乡公曹髦即位，又封高柔为安国侯，转任太尉，增邑加俸，子孙蒙惠。景元四年(263)曹魏灭蜀前夕，高柔寿终正寝，享年90岁，两年后，司马篡权，曹魏灭亡。
高柔历仕五朝。与曹魏政权相始终。他一生精明干练，孜孜国事。既怀济世之才，又善经世之术，成为一代名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