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殖民当局在塞拉利昂的掠夺和剥削日益加重。英国的贸易公司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压价收购农产品，以不等价交换获取巨额利润。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原来已经压得很低的价格又一再压低。例如，1920—1929年，塞拉利昂农民出售1吨棕榈仁可以得到18英镑;到了1934年，只能得到7英镑。同一时期内，1吨棕榈油的价格，从31英镑跌到8英镑;1吨可拉果，从96英镑跌到12英镑。收购价格压低了75%—88%。同时，塞拉利昂农民购买工业产品，肥皂、火柴等进口的英国商品，其价格只下降了30%—40%，农民受到双重剥削，日益贫困。许多农民不得不到城市和矿区谋生。英国的矿业公司获得了开采和输出钻石、金属矿石的专利权。^[1]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矿石原料占塞拉利昂出口总值的半数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塞拉利昂约有3万名雇佣工人在矿山、运输业和建筑业中劳动，其劳动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每天的工资只有7便士到1先令，仅能购置一个人的粮食。连英国殖民官员也承认，塞拉利昂居民的饮食比殖民以前要坏得多。1939年，一个专门调查英国殖民地人民饮食状况的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在弗里敦，一天的食物至少需要花费6—7便士，一个月需要15先令，这个数字等于一个城市工人的工资。一个工人只能养活自己，而不能养活妻子及儿女，更不必说花钱购置衣服、付房租和其他费用。多数工人居住在贫民窟和破茅屋内。1926年，英国发表的一份卫生报告显示，弗里敦的人口过于拥挤，许多房子没有通风设备。

由于营养不良和卫生条件差，各种疾病流行。多数人患有肺结核、疟疾及其他疾病。殖民当局对医疗保健事业毫不关心。据统计，1914年，塞拉利昂的民政部门只雇佣25名医务人员;1936年，医务人员减少到21名。因此，塞拉利昂的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婴儿的死亡率更高。在内地，每1000个新生婴儿中，就有300—400个婴儿在1岁内死亡;1919—1943年的25年中，弗里敦就有21年的死亡率超过出生率。^[2]

塞拉利昂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早在1919年，塞拉利昂铁路工人工会就组织了一次罢工，取得了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胜利。几年之后，随着粮食和房租的涨价，原来增加的工资仍无法维持生活。1926年，铁路工人又提出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的要求。尽管英国进行疯狂的镇压，罢工工人仍将斗争坚持了6个星期，大批工人遭到逮捕和镇压，铁路工会遭到破坏，几年后才恢复起来。20世纪30年代，很多矿山及港口也建立了工会组织。

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一部分封建主投资于商业和高利贷活动， 逐渐转化为资产阶级。这些新兴的、本地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参加了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一些群众文化组织提出，希望给予非洲人参与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发展民族文化，扩大教育事业，改善医疗设施。这些群众提出的诉求只是在请愿中表达改良的愿望，还没有提出推翻殖民统治的要求。30年代后半期，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青年同盟，但同盟领导人遭到殖民当局的迫害，使其不能开展活动。

[1]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 非洲史(1800—1918年)[M].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04.
[2] 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 非洲史(1800—1918年)[M].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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