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照箕，字朱榻，1910年9月16日生于定安县黄竹镇边头村，1984年10月病逝于西安市， 享年74岁。

朱照箕自幼跟随在当私塾老师的父亲和长兄身边念书。他禀质聪颖，生性好学，学习成绩特好。1926年夏，轰轰烈烈的琼崖大革命给朱照箕以革命熏陶。他初中毕业后回家乡黄竹小学任教， 参加了革命斗争，加入了黄竹地区党团支部，并于次年5月转为中共党员，任支部宣传委员。

1928年秋，由于琼崖国民党疯狂镇压革命，白色恐怖笼罩着海南，朱照箕经组织同意，取道香港去广州读知用中学高中文科班。由于他经常在校报和各种壁报、专栏上发表一些宣传进步思想、鼓吹革命、揭露黑暗社会的文章，次年夏就被校方以 “鼓吹风潮”为理由开除了学籍。

1929年夏， 为了完成学业和进行革命活动， 朱照箕和一个姓奋的同学结伴到上海考取了在上海招生的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预科班。他入学不久，就和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一新兴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新文学研究会。由于朱照箕是新成员，敌人不大注意，中共北平市委特别指定他负责市党的联络工作。他经常利用夜间或星期假日传送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把革命的声音传给知识分子。

1931年秋，由于叛徒告密，朱照箕被当作“共党”嫌疑分子抓进了监狱，敌人前后对他进行了八次审讯，施以种种酷刑，但他坚强不屈，始终没有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最后，敌人无据可依，只好将朱照箕取保释放。

出狱后，朱照箕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此后他在大学努力学习，完成学业， 获得了北平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1935年夏，朱照箕毕业于北平大学经济系， 受聘于当时北平比较进步的《正风》杂志社，任编辑。其时， 日寇在华北进行挑衅，蒋介石却采取屈辱妥协的外交政策， 派其华北军分会负责人何应钦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达成“何梅协定”。朱照箕利用当编辑的方便，撰文驳斥蒋介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的论调。揭露蒋介石借口平津时局动乱，把北平的古物运走卖给美国的罪行。他在《正风》杂志上发表了这样一首诗： “燕市烽烟急，津门惊便衣;流亡叹载道，古物借口移。”对于蒋介石的华北军事长官宋哲元十足的奴才相，朱照箕也引用朱熹的“金以和字愚宋， 宋亦以和字自愚”这句话予以辛辣的讽刺。

1940年春， 《正风》杂志销路日减，濒临停刊。这时，北平的 “中华通讯社”招考高级工作人员，朱照箕投考并被录用，派充该社经济课主任，并兼该社附设之中华新闻学院教授，讲授经济新闻课。他还兼任国立北平外加专科学校教授、北平大学教授。1944年6月，他调任《华北新报》经济版编辑。抗日战争胜利后， 《华北新报》改组为 《华北日报》， 他继续任该报编辑兼撰述。1946年2月， 他调任北平 《世界日报》言论委员、《民强日报》撰述，同时兼任文法学院和朝阳学院教授，分别讲授工商管理学和经济数学。7月，国民党吉林省政府有个广东梅县人当主席，想找个广东老乡做随身秘书，并看中了朱照箕，把他拉进了吉林省府大院。朱照箕过不惯秘书生活，三个月后便婉言辞去秘书之职，重过教授生涯，任潘阳医学院、三余文理学院教授。1948年3月他任天津育德法商学院教授，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同年8月，他同时担任国立东北大学教授和中国大学教授， 分别讲授经济名着选读及企业组织和管理。

朱照箕在事业上辛勤耕耘，先后编写了《经济学原理》、《统计学》、《货币银行学》、《成本会计学》、《经济新闻学》、《企业组织与管理》等教材和讲稿，出版过《粮食与战争》等书，翻译美国 《哈利逊福利经济学》以及在报刊上发表许多经济方面的文章、论文和社论。他在京津知识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但他从不摆什么架子。他以“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作为座右铭，严谨治学，广博掌握知识。他曾这样说： “我平生有爱学习之癖，想把自己培养成有用之材，从无雇佣之观念。”凡与他共事过的人，都说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他的桃李遍天下，尤与焦实斋、雷任民、李达、郝德青等人交往较深。他在任京津各大学教授期间，曾经讲授过经济学原理、统计学、货币银行学、成立会计学以及经济新闻等课程。他崇拜陈豹隐编着的《经济学讲话》和日本经济学家河肇编着的 《经济学会集》，这两本书对于他在治学方面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观，有很大的帮助。对待学术上的问题，其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和方法论的，如对劳动问题他认为：“我国自古为农业国家，工商业之发达为近数十年之事， 所以工商业之劳动在我国成为问题为期甚晚， 此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同，其解决之道路当亦有异。”

1949年4月北平解放，中国大学停办，东北大学迁搬，北京文管会选送朱照箕和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到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政治理论。学习结束后，他调任北京合盛五星啤酒厂会计课长。1951年10月，他又被选送中央税务学校学习专卖业务，次年6月学习结束， 调到中国商业部专卖公司负责统计和组织技术工作。1953年底，为了支援西北建设，响应国家号召，他说服了妻子、儿子，主动调到西安西北商管局工作。1957年整风运动中， 他向主管部门领导写了一篇下乡调查报告，提出了一些工作上的看法、建议以及健全党内民主制度的意见，于是，他成了整风运动的对象，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反革命分子，判了五年徒刑，送到陕北南泥湾劳动改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朱照箕又成了专政对象，给他安上种种罪名，于10月10日被“造反派”扫地出门，遣送回原籍定安县边头村劳动改造。

1979年3月， 朱照箕的错案得到了彻底平反，安排在西安市政工程公司工作。朱照箕1980年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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