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弘诲，字绍传，号忠铭。定安县人。生于嘉靖二十一年(1541年)，卒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享年76岁。死后朝廷派遣当时的海南分巡提学副使戴熹主持谕葬，其墓在今定安县富文镇九所墟附近。原来陵墓规模宏伟，主墓全用雕刻着各种花纹图案的方石叠成，祭坛两侧列有石牛、石羊、石狮、石翁仲，并有石柱旗杆，外筑围墙。“文革”期间被毁，石器荡然无存。现在群众用方石把墓叠起来，但已面目全非。

王弘诲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参加乡试中辛酉科解元，时年20岁。4年后，中乙丑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检讨、编修、会试同考官、南京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尚书等职，卒后赠太子少保。

嘉靖四十四年 (1565年)二月，王弘诲刚中进士，即遇到海瑞逆鳞入狱。但他冒着风险朝夕探望，并亲敷疮药调护。《忠铭公年谱》记载：“十月，海忠介公抗疏言天下第一事，犯颜强谏，世宗大怒，将付狱，忠介公访公于玉堂，自分必死，以后事托公，遗白金二十两，曰： ‘死于尔乎，殡还我首丘足矣，公闻命，勉相慰籍，决不负言。’ 海瑞下狱，弘诲极力保护， 每省视狱中， ��馕备至。 狱吏吓以危言， 亦不畏避。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王弘诲在他的《致仕谢恩陈言疏》中，也谈及此事：“……臣之同乡友人，故都御史海瑞，为户部主事时，尝抗疏谏世宗皇帝，自分必死，以身后事付臣，然犹嘱臣虽官翰林，亦当思所自效，毋徒若蠹书虫，生死陈编中也，臣每绎其言而愧之。” (《天池草》卷一) 这就充分说明王弘诲光明磊落，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德。

万历四年(1576年)，王弘诲35岁，鉴于琼州士子赴考旅途遥远，跋涉艰苦，渡海又有风浪之险，特上《奏改海南兵备道为提学道疏》，请求改海南兵备道为提学道，让琼州士子能在海南就地考试。这个奏疏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准。自此，琼州士子赴考方便多了。这件事便是海南民间所说的 “奏考回琼”。这对海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此事得旨准行，王弘诲绝口不讲，琼州士子亦无知晓。后陈之屏在他的旧箧中偶然看到奏疏准旨稿，向外界传出，读书人赞曰： “王公之功卓矣! 伟矣! 不可谖矣!”这件事对琼州士子来说真是功德无量啊!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王弘诲62岁的时候，琼人学子捐款在定安县城建“王弘诲公生祠”，以纪念他的功德，今祠址建为定城医院，但后殿犹存。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王弘诲58岁，经过多次请求，才获准致仕。按当时情况来说，他要求致仕是比较早的。他所以较早要求致仕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真的病老，而是因为万历皇帝不听他的劝谏，以此表示对当时的朝政不满。此时明皇朝已经腐败无能，王弘诲对为官丧失了信心。如他在《庚子自南 (京)礼(部)乞归，再会乡同年于珠江舟次》诗中就流露了他脱离官场而过隐逸生活、放情山水的思想。王弘诲致仕后隐居家乡，放情山水，曾到定安、琼山、文昌、万州等地风景点游览，写了大量风景诗，还热心办了许多公益事：

一是兴建书院，教育后学。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在定安县城建了一座尚友书院。还资助修建澄迈的天池书院、文昌的玉阳书院等，并亲到这些书院授课。

二是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王弘诲致仕归里时，特意从南京带回松苗松籽，在今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南两里许的荒山上，开垦30多亩地，种上松苗松籽，繁衍成林，当时极为茂盛。直至日军侵琼后，始遭破坏。尚存的松林，当地群众称为“王尚书松林”。现在村民已进行封山育林，加以保护。

三是修桥造井，方便群众。万历年间，王弘诲在县南25里李家图龙梅村西龙门塔下，建永济桥(《定安县志》建置志五)，方便群众来往。又在今定安县龙门墟西约3公里水出村附近挖一喷泉井。王弘诲命名为“漱玉泉”。此井水质澄沏甘醇，井由石条叠成，水常溢流井外，灌田多亩。今并尚存，不过现在井下筑堤堵截蓄水，井区成为湖泊，井被淹约1公尺深。井边原有王弘诲手书“漱玉泉”之石碑一块，也被淹没。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王弘诲卒于定安故乡，群众奔走相告。“士民哀之，为之罢市。”可见士民对他悼念之深。

王弘诲一生着作甚丰，在文学上颇有成就，卓成一家。着有《尚友堂稿》、《吴越游记》、《天池草》、《来鹤轩集》、《南礼奏牍》、《南溟奇甸录》、《文字谈苑》、《国朝名臣录》等。

现存《天池草》有诗300多首，其题材丰富，内容广泛，不乏不满现实，讽刺权贵之作。前人评价颇高。门人区大伦说：“王弘诲的文章“尔雅醇厚，自成一家。”(《龙梅王氏家谱》) 明朝状元焦竑也说他“诗赋宛转深切，万口传颂。”清代学者沈恺说他的诗文“宏中而肆外，皆非无为而发。《火树篇》、《春雪歌》令权辅短气，奸回褫魄”。综观他的主要作品确是“宛转深切”、“宏中肆外”、“有为而发”之作。他的诗文笔调清新，文字精炼，感情真挚，主旨确切，格律严谨，用词遣字非常讲究，吟诵起来音节锵然。不过现存王诗中酬应肤浅之作也不少，甚至有宣传迷信的糟粕。这是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不必苛求于前人。

更值得提及的是，王弘诲虽然是封建社会的高官，但为人正直，毫无媚骨。官南京礼部时，前后上十余疏，如 《忠铭公年谱》 中所说： “他知时事不可为，十三疏比古人尸谏，痛陈国家之大病： 一在元气已伤，复加税务以刻削之，民不聊生，将有土崩瓦解之势。一在元首眩昏，百司失职。肱股心膂非用其人。怀利事昏，纲纪尽废。一在关膈不通，病在壅蔽。一切奏章留中不报，建言诸臣或贬或斥。用人行政颠倒是非。何以为治? 而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言，以冀君之十悟。其去国之忠尤欲报国而未能也。”此为王弘诲致仕之原因。托病以求退，他非真病，欲借一已有病不可医，以医国之病。其言： “臣之病关只一身，天病所关在宗社。”危言悚论剀切指陈，毫无讳忌。疏中三千余言无一切定病证，明字药方，可与海瑞上《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共传与世。王弘诲还因屡谏不听，而将奏疏付梓，名为 《南礼奏牍》，自为小引曰： “甚诲，进言之难也! 非言之难，有以听之之难也，又非徒听之难也，以言之而必吾听之之难也。”总之，从上述各方面来看，王弘诲不失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忠君爱国，贤能清正，同情人民，关心教育的好官吏。由于他退休后尚能重视教育，关心人才的培养，因此，海南人民至今还在缅怀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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