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峰如指翠相连， 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 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余玉笋空中现， 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 遥从海外数中原。
谁能想到，这首五百多年来一直传诵不衰的《五指山》诗，其作者竟是一个七岁 (一说十二岁)的小孩! 而这一神童，并非“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他一生学海苦渡，博极群书，着作宏富，仕途也位至极臣，名扬四海。这个人， 就是丘浚。
非凡的生平
丘浚 (公元1421～1495)， 字仲深，号琼台，谥文庄， 明代琼州府琼山县人。祖父丘普， 性仁爱， 平生“济人利物”， 以善行着称。父丘傅，丘浚七岁父丧，靠母亲李氏守志教养。丘浚童稚之年就聪慧过人，读书过目成诵，“日记数千言”。六岁就善作诗，且“语皆警拔”，如前面所录《五指山》诗，足见其少年才学。幼年时家贫，往往长途跋涉外出借书读。十七岁时， 就能“落笔为文， 数千言立就”， 拔萃于同辈。
明正统甲子(1444年)，丘浚首次应乡试得中第一名举人，且对策答卷引起学者的注意。二试礼部，名登副榜，留京城国子监攻读，深受祭酒器重，名气渐隆。代宗景泰甲戌(1454年)，复试礼部，名在前列，接着获廷试二甲第一， 选入翰林院， 为18名庶吉士之首， 参与编纂《寰宇通志》。《寰宇通志》完成后，升任翰林院编修，这时，他以博学称着，尤其熟悉当朝典故，还撰写了大批有创见的文章，并有大量碑铭序记诗词流布于世。当时，海南卫官军深受远调之苦，天顺7年(1463年)，丘浚上疏奏请罢免远调，被皇帝采纳。当时，两广用兵经年不断，丘浚条列利弊，上书大学士李贤，李贤认为他的策略很好，代转奏英宗皇帝， 皇帝嘉赏， 命依丘浚策略施行。
天顺8年(1464)宪宗即位，丘浚被任命为专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的经筵讲官。他博学，声音洪亮，吐字清晰，皇亮很爱听其讲读。次年，升为侍讲官， 同时被任命编修《明英宗实录》。宪宗成化3年(1467)，升为侍讲学士。成化13年编修《宋元纲目》，不久被封为翰林院学士，旋又封为祭酒，掌管国子监。成化16年，加封礼部右侍郎，仍掌管国子监。此间，丘浚广集经传子史百家有关治国文章之观点，进行研索，形成自己的见解，结合当时社会实际，撰写巨着《大学衍义补》，对一系列治国大略，都有独到之述论。书成时正当孝宗皇帝继位，《大学衍义补》奏上，皇帝深为赞赏，钦批： “览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于政治，朕甚嘉之。”赏赐金币，并命刊行该书。擢升丘浚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任命他主编 《明宪宗实录》。弘治4年(1491年)， 《明宪宗实录》编成，时年71岁，请求致仕不允，加封太子太保，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 参预国家机要。
担任机要职务后，丘浚对如何振兴国家，抑制吏治中的腐败之风，发展生产等方面，提出了很多主张。他在上书中指出，为了振纪纲、淳风俗，一定要抑制当时盛行的佛道两教，制止印造经忏， 停止修斋设醮和大规模的求神赐福之举;要制止糜耗国家资财和占用民田行为，防止 “常员之外多增官员”， 减少支出， 以 “充国力”。弘治7年 (1494年)，皇帝加封丘浚为少保，改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地位相当于历代的宰相。
丘浚虽仕至“位极人臣”，但他为官清廉。做官40余年，据明代人黄佐在《广东通志》中记载， “自处无异韦布”，“产业仅能卒岁，第宅不逾齐民，在都城市屋于苏州巷南，规模卑陋，聊蔽风雨”，“所得俸余即充官费，绝无赢余”。弘治8年(1495年)丘浚病逝。当时朝廷派官员护丧南归，除了钦赐的钱币外，“惟图书数万卷而已”。病逝之时，皇帝闻讣嗟悼不已。“辍视朝一日”以示哀悼，追封丘浚左柱国、太傅，谥文庄。
学富五车 着述等身
明代学者、刑部尚书何乔新论丘浚时说： “岭南人物， 自张文献公有声于唐，余襄公、崔清献公有声于宋，迨公四人焉”(见 《墓志铭》。张为唐代着名宰相张九龄，余、崔为宋代名臣余靖、崔与之，均以廉洁贤能学识渊博闻名于时)，认为丘浚是数百年间岭南最杰出的四人物之一。明代《本朝分省人物考》中称丘浚“着述甚富，世称博学，为我朝之冠”，赞丘浚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四库全书》提要中说：“浚记诵淹博，冠绝一时，文章尔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确实，从史载丘浚为学之勤苦，天资之超卓，着述之丰硕来看，以上各论毫不过誉。
丘浚年幼失父，家道贫穷，但好学成性，只要闻知人家有好书，即使百里外，也必赶去借抄来读。他在《藏书石屋记》中说：“予生七岁而孤……如闻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计纳交之……有远涉至数百里，转浼至十数人， 积久至三五年而后得者”， 求学之勤苦可见一斑。据《诗文会稿》记载，当时书肆有好书，丘浚很想买，但自己有的钱却不及书价的十分之一，只好每日都去翻读，爱不释手，把书中重要部分全部熟记。后来他试探着出了个低价， 想店主把《汉书》减价卖给他，说： “如此价即买，否则余也熟记矣，”店主不信，以为丘浚夸口，笑着说：“宁有此事?果若所云，余愿奉赠。”因而取出《汉书》随便指里面数页试丘浚，不料丘浚背诵如流，不漏一字。店主大为惊讶，当即将《汉书》赠送给丘浚。从此， 丘浚 “神童”之名大扬。
丘浚七岁时就写了咏琼州十景诗， 前面提到的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五指山》，就是其中传下的一首。据记载，丘浚在京任职后，请假回乡省亲时，曾与当时琼州名流共咏此诗，反复推敲，想对数十年前的少年之作进行修改，但“苦思至再，无法删易”，可见少年时功底之坚实。他读书涉猎面非常之广， 且注重思考，如在 《愿丰轩记》中曾自述： “凡天下户口、边举、兵马、盐铁之事， 无不究诸心意。”景泰5年(1454年)，丘浚殿试获“二甲第一”(据前人焦映汉撰的丘浚传，丘浚殿试本可登状元或探花，但“廷试因策中微触时讳”， 因而名排探花之后， 获二甲第一名)， 当时的学士、洗马 (官名)李绍同众学士会于史馆，曾对丘浚说：“子生海外，何以得书籍师友而博洽如此?”丘浚入京后， 知道自己来自边陲，对学问更不自足， “益求人间所未见书读之”，对六经诸史， 九流笺疏，古今诗文，甚至医卜老释之说， 无不深究， “遂以博极群书称于时”。
丘浚不但苦读博学，而且笔耕更勤。他究竟有多少着作?这有待热心于海南古籍之人士进一步研究整理。据史书载和能见到的海内外学者的稽考。已知曾刊行于世的丘浚着作有：
(一)个人着述有： 《大学衍义补》、《世史正纲》、《朱子学的》、《家礼仪节》、《琼台诗话》、《琼台会稿》、《平定交南录》、《史略》、《成语考》和戏剧四部： 《五伦全备记》、《投笔记》、《举鼎记》、《罗囊记》。
(二)奉命纂修官书文献有： 《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明英宗实录》、《宋元纲目》、《明宪宗实录》。
丘浚的着述无论在经济、史学、文学方面，在当时都是非常杰出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也有很多超越前人的地方，且他的着作数量十分可观，不但大部头的各类专着容汇面广，诗作也多达数千首，又是广东最早的剧作家，有 “诗文满天下”之称(见 《丘文庄公传》)。他的作品数百年来传世不泯，除了内容博浩精深外，还与他治学认真严谨和敢于仗义执言有关。明代《国朝列卿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在编纂《明英宗实录》时，对被英宗皇帝以 “叛逆罪”处死的大臣于谦，有人认为应写于谦为 “不轨”， 但丘浚坚持己见，认为 “己已之变， 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有信哉!”并说： “事久论定，诬不可不白。”最后，众人被丘浚说服，对于谦 “功过从实书之”。又如对岳飞被杀，历来都只责秦桧而不责高宗，丘浚在 《世史正纲》第27卷中认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桧非承其意，决不敢杀其大将”，并据史实证述，见解独到。对丘浚这种不怀偏见、依实修史的精神，当代着名史学家吴晗表示嘉许：“英宗朝土木之变，于谦功最大，复辟后以非罪死，至修录时是非犹未定。丘浚力主谦之有功社稷，众遂论定”(见吴晗 《读史札记》)。当代着名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纲要》中，也特别指出：“宪宗、孝宗时，丘浚是一个博学的人， 先后参与 《英宗实录》、《宪宗实录》的编修， 有时还能不顾时议， 依实直书。”
丘浚的诗词， 数量很多， 好多是互赠酬酢之作， 但其中不乏传世精品。从《丘文庄公集》，特别是《溟南诗选》中的二百余首诗词来看，大多读来都朗朗上口。如《寄题岳王庙》一词：“为国为民，破敌执仇，可恨堪哀。顾当此乾坤，是谁境界。君亲何处， 几许人才。万死间关，十年血战，端的孜孜为甚来?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虽然天道恢恢，奈人众将天拗转回。叹黄龙府里，未行贺酒，朱仙镇上，先奉追牌。共戴仇天，甘投死地， 天理人心安在哉! 英雄恨， 向万年千载，永不沉埋。”气概恢弘，感情激昂，击节悲歌之状可见， 即置于宋词名篇间， 也不逊色。
当然，以现在的目光看，处于明代程朱理学盛行时期，作为封建朝臣的丘浚，作品中未免出现点缀升平宣扬封建伦理纲常的内容，如他部分着述中的人天感应思想等。他的戏剧 《五伦全备记》虚构了伍伦全、伍伦备兄弟和他们一家的际遇，宣传了要按封建伦理行事的思想，在游国恩、王起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认为丘浚这部戏剧代表了当时理学和 “风化体”的倾向。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就丘浚大部分着作来说， 都有入世的、面向社会现实的思想。他入京后， 历官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个皇帝，达41年之久，逐渐成为当时学术上最领先的人。《明名臣录》说丘浚 “国朝大臣，律己之严，理学之博， 着述之富， 无有出其右者。”这对学富五车， 着作等身的丘浚， 确是中肯之论。
经世致用的杰作 《大学衍义补》
在丘浚卷帙浩繁的着述中，《大学衍义补》历来最被推崇。清人纪昀在 《四库全书》提要中说： “浚博崇旁搜， 补所未备，兼资体用， 实足羽翼而行。且浚学本淹贯，又习知旧典，故所条列元元本本，贯串古今，亦复具有根底……其书要不为不用也”，高度评价丘浚学识的渊博，以及 《大学衍义补》取材的宏富。当代学者钱穆认为， 《大学衍议补》“皆卓然得学统之正，伟然揽学林之要，全国学者传诵其书，至于清末，历四五百载，弗辍弗衰。盖文庄不仅为琼岛一人物，乃中国史上之一第一流人物也。”
丘浚在大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58岁开始撰写《大学衍义补》，直至68岁才完成， 按丘浚自序， “采六经诸史百氏之言，汇辑10年，仅成此书”，可见耗费精力之巨。在此之前，宋代一名叫真德秀的儒臣根据儒家经典之一的《大学》，阐写了一本书叫《大学衍义》，共43卷，但里面只有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方面的内容，对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方面(即“治国平天下”)却没有论及。丘浚认为，重要的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于是写了《大学衍义补》一书，具体论述建立安定富强国家的策略。《大学衍义补》全书共160卷，1542页，字数达110万，是一部洋洋巨着。写这部着作，是有现实需要的。据史载，中明时代，皇帝多信任宦官，政局经常不稳定，且有蒙古族的瓦刺部、鞑靼部不断骚扰。而朝廷又侈糜浪费，军费开支增多，皇族、宦官及有权势的地主对土地大量兼并、侵占，王庄官田遍及各地，而他们又千方百计把徭役赋税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 社会危机四伏， 流民问题日趋严重。丘浚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出于整肃吏治、安民富邦的愿望，写这部书的。书中援引经训，旁征史事，深行研述，是他政治经济思想的实施策略。从书中的十二纲目，可窥见丘浚写此书正视现实、济溺匡时、经世致用的意旨：一正朝廷， 二正百官，三固邦本，四制国用，五明礼乐，六秩祭祀，七敦教化，八备规制，九慎刑宪，十严武备，十一驭边方，十二成功化。在内容方面，虽然观念上不免受程朱理学的羁绊，但他能阐发比较积极的方面。现在看来，书中反映出的“仁民爱物”、轻赋重农、发展经济的思想， 颇为难能可贵。
丘浚体恤民艰，有民本思想，这在他的许多奏章中都有体现。他曾上疏说： “君之所以为国者， 民也。民之所以为生者， 田也。民耕田出租赋以供君，君散民赋以为官之俸禄，既食君之禄则不当侵民……惟知为家利而不思为国保民， 可乎?”还说： 统治者 “必不轻费民财， 必不轻费民力。财不轻费，则敛于民也薄;力不轻劳，则役于民也轻，而天下安矣。”(《琼台会稿》) 他这种思想， 在 《大学衍义补》中有较多的论及，如： “愿仁圣在上， 思王业之所本， 念小民之所依。禁游惰则为之者众，省徭役则不夺其时，减租赋则不罄其所有。是虽不下悯农之诏，而人皆知其悯念之心; 不设劝农之官，而人皆受其劝农之惠。”在 “固邦本”一章中，特别指出 “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告诫统治者 “君之所以为君者， 以其有民也。君而无民， 则君何所依以为君哉?”并说，“匹夫匹妇之贱且贫，而天子必敬而爱之，不敢以其势位权力加之”，要求 “省刑罚， 薄税敛， 宽民役， 以为民造福”。这种思想， 与孟子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思想， 异曲而同工。
丘浚认为，治国要道之一，在于理好财政;理好财政要道之一，在善于“藏富于民”。他在 《制国用·总论理财之道》中指出， 对百姓“要因其土所出之财而致谨其财赋之入…不敢责无于有， 取少于多”，这样，根据土地和物产的实际分类出赋，使民均有衣食之资。他说，天下之财， “勤者得之，怠者失之，俭者裕之，奢者耗之”，“‘勤、怠、俭、奢’ 四言，是又万世理财之节度也”，而历代统治者横征暴敛， 是 “民财所以恒不足， 而国用也因之以不充”的根本原因。他主张， “不用聚敛之臣，而行崇本节度之道”。鉴于当时土地兼并现象严重，丘浚提出，国安须民安，而民安之要在耕者有其田。他在《固邦本·制民之产》中说， “凡有生于天地之间者，若男、若女、若大、若小、若贵、若贱、若贫、若富、若内、若外，无一人而失其职，无一物而缺其用，无一家而无其产， 如此，则人人有以为生……民安则国安矣。”而当时亟需解决的， 他认为， “民之所以为生产者， 田、宅而已， 有田有屋，斯有生生之具。所谓生生之具，稼穑、树艺、牧畜三者而已。三者既具，则有衣食之资，用度之费……礼义于是乎生，教化于是乎行，风俗于是乎美。”对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当时朝议中有人提出恢复古时之井田制，但丘浚条陈史鉴， 认为此议弊端极多， “决无可复之理”， 他提出了 “以丁配田”，限制田量，并把田地与差役联系起来的办法。这对限制皇戚贵族侵夺民田， 阻止土地兼并和由此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 有着明显的意义。
丘浚书中还对整肃吏治、强化抗灾保收措施、发展海运、开辟海埔造田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方略。他是我国较早提出对外贸易的人，且特别注意开辟海上交通运输，推动南北商品交流。他指出，现建都北京，而物产主要在东南，靠那条时塞时通的古运河，远不能适应漕运需要，国难富足， 南北经济交流不起来。他还提出措施： “于无事之秋，寻元人海运故道，一旦漕渠滞塞，此不来而彼来，是亦思患预防之先计也。”“寻访惯行航海渔民盐丁，优给驿道，重寻沿海曲折深浅之道，许以事成给以官赏，造成图策”，“然后于昆山太仓起盖船厂，差官将工部原派船料，造为尖底船只配军押运……”他认为这样做，既省脚费漕卒，又南北多加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又可以有海战之备，防止当时常出现的外族和海盗在海上的骚扰， 诚 “万世之利也”。
为了发展生产， 他书中还提出将我国沿海各地当时因千百年沧桑所形成的海埔， 开辟为农田。他说， “循行沿海一带滨海郡县，征募丁夫，筑堤扞海，划界为田，随宜相势，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职，如此则民资其食， 国坐享其富盛矣。”
《大学衍义补》中的 《盐法考略》、《钱法纂要》两卷，对盐业和货币制度的研究，有其独到之处，所提建议，经济价值甚高，为后来历代学者和统治者所重视，还被收进《广东通志》一书，并分别另有专刊本行世。他针对明代货币制度混乱不堪的状况，提出以银币为基础，银、钞、钱并用，合理兑换，以利民用的主张，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独步前人的创见。丘浚的经济思想，对后人的经济着作，产生巨大的影响。明清之际反对空谈 “心、理、性、命”， 提倡 “经世致用”学问的着名思想家、学者顾炎武，对中明以后学者颇多非议，然而对丘浚的经济学说却很推重。如对丘浚发展海运的主张，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6卷中说： “此策既上，朝议称许， 八十年后隆庆间， 民变相乘，漕运益苦，漕途总督王宗沐鉴于漕运之糜费，乃重申其义，条陈海运十二利之策， 幽燕国用兵食， 始得稍纾”， 盛赞丘浚的经济策略。
1981年， 《北大学报》第二期上发表学者赵靖的文章，指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 “以相当明确的形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1987年， 上海 《文汇报》也摘载一学者文章， 指出丘浚在 《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 “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看到的提及 “劳动价值论”的书籍， 均认为这论点为英国人配第和法国人布阿吉尔贝尔于十七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 《辞海》“劳动价值论”条也写道： “论证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创造的科学理论。由英国配第和法国布阿吉尔贝尔创始，英国亚当 ·斯密和李嘉图加以发展，马克思批判地吸收前人的观点，科学地全面地予以完成。”(缩印本1624页) 然而，丘浚在 《大学衍义补》卷27中谈到货币理论时就已经提出：一切资于人力的世间之物即劳动产品，它的价值都是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所决定的，而且“其功力有浅深，其价值有多少”，价值和劳动耗费的多少成正比，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按 《大学衍义补》完成于公元1488年算，丘浚“劳动价值论”的提出，比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要早170年。可见，丘浚是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理论的人。
拳拳思乡情
丘浚自进京至卒于任上，凡40余年。晚年从弘治四年起(1491年，时71岁)， 累次上疏，请求辞职，均被皇帝驳回。《广东通志》中记他要求致仕“前后凡十三疏，上皆不允”。史载孝宗是明中叶较开明的一名皇帝，君臣比较相得，治国也见有果。他曾在丘浚疏中批： “朝廷以卿学行老成特加任用， 所辞不允” (见 《海南丛书》卷一丘浚疏 《奉旨》)， 可见一再留用丘浚， 是出于对丘浚治国才能的重视。
丘浚晚年为何一再上疏请辞， 前人之书都记载因他自认为年老居要位难有作为， 且有病。近来读 《丘文庄公集》，结合看丘浚入阁后历次致仕奏疏，看来主要原因还是他那种拳拳的思乡之情。尤其晚年，念乡心更切， 至不能自已， 于是一再奏疏请辞归乡。
自从宰相胡惟庸、李善长造反后，明太祖就废了宰相制度。丘浚在70余岁被授礼部尚书，后又改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因他才高望重，在内阁中很受孝宗皇帝信任，因而实际上是负起宰相职责。明代黄佐在 《广东通志》中说丘浚 “仕至位极人臣”， 丘浚在 《入阁辞任第二奏》中也说自己 “徒以积资累考，侥幸至于极品”， 便可证明。他自觉国家任重，而自己年事已高，且当时右眼已患了青光失明症，于是奏请辞职。奏疏中说：自己已是“古人所谓日暮途穷、钟鸣漏尽之时也……盖反己内省， 的然自知不足以当朝廷重任， 恐误国家之事， 负明主之知”， 可见老病确是他奏请辞职的原因之一。
但是，他辞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晚年与日俱增的思乡之情。关于此，他常诉诸笔端，如晚年所作《客中对月》：“万里思归客，伤心对月华。愿凭今夜影， 回照故园花。”又如 《秋风》： “客里浑无赖， 树头俄有声。倚窗频侧耳，无限故乡情。”秋风明月皆惹他乡思，而每有家乡客来，或与人谈话提到故乡，他都十分眷恋： “八月秋高露气凉， 悲时感物倍思乡。白头倦值文渊阁，清梦频归学士庄。椰壳脂凝将减水，榔胎子出正分房。尚方珍馔经尝遍，却忆家林野味长。”(《客有谈及家林者偶成》)从诗中知道这时他已进入内阁，是70余岁之时，从秋高气凉，想到家乡的椰子、槟榔该快成熟了， 想到了 “家林野味长”， 可见时时心系故园。
这种殷切的念乡之情，即使在奏疏中，他也每每流露。他入阁后二奏中说： “伏望皇上察臣由衷之辞……赐以生还。不但免其职任，且复放归田里， 臣不胜感恩戴德之至!”明确提出想 “生还”、“放归田里”，在有生之年回到故乡。在后再奏中，又说： “且又去家万里，隔越大海，一子早丧，身多病而心多忧……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归田里。”(薛为明英宗时内阁大学士，68岁时奏请辞职归乡获准)读丘浚这些奏词，一个离家40余年的七旬老人盼生还故乡的殷殷之情，跃然纸上。而在他最后岁月里写的许多诗， 更可看到乡思之苦。如 《梦起偶书》：
秋来归梦到家园， 景物分明在眼前。
树挂碧丝榕盖密， 篱攒青刺竹城坚。
林梢飘叶重堆径， 涧水分流乱落田。
乞得身闲便归去， 看鱼听鸟过残年。
这种百计思归归未得，只得托梦到家园的情景，真有如杜甫、苏轼离乱或流放中的乡思，凄凄拳拳。想丘浚至死不得再见故园一眼，读了未免感慨系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