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浚 (1421—1495)，字仲深，号琼山，别号琼台，琼山人。祖父丘普，性仁爱，素喜“济人利物”，平生以善行着称。父丘傅，早卒。他自小靠母亲守志教养。丘浚少年就聪敏颖异，读书过目成诵，“日记数千言”。他六岁就能作诗，现有七岁时所作之《五指山》诗，足见其少年才学。幼年时家贫，往往远出数百里借书读。17岁时准备应科考，就能“落笔为文，数千言立就”，拔萃于同辈。

明正统甲子 (1444年)，丘浚乡试获解元(第一名)，景泰甲戌 (1454年) 殿试获二甲第一名 (在状元、榜眼、探花之后)被选入翰林院，为18名庶吉士之首，参与编纂《寰宇通志》。通志编成后，丘浚被授翰林院编修。此时，他就以博学称着于时，对明朝历史和典故尤其熟悉。此期间他除撰写有创见的文章外，还有大量碑、铭、序、记、词、赋之作流布于世。当时，海南卫官兵深受远调之苦，两广用兵经年不断，天顺七年(1463年)，丘浚上疏条列利弊数千言，上书大学士李贤，李贤认为他的策略很好，代转奏英宗皇帝，皇帝深为嘉赏并命按丘浚之策办理。

天顺八年 (1464年) 宪宗即位，改元成化，丘浚被任经筵讲官。次年，升侍讲，并被命编 《英宗实录》。成化三年，丘浚被擢为侍讲学士。每当丘浚为皇帝讲学时，他以渊博的学识和洪亮流畅的语言博得皇帝的喜爱。不久受命续编《宋元纲目》，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编好后，升翰林院学士。不久，擢升为祭酒，掌管国子监事。成化十六年 (1480年)，升为礼部侍郎，仍掌管国子监。此间，丘浚广集经传子史百家有关治国文章之观点，进行研索，形成自己的见解，编撰了 《大学衍义补》一书，共160卷。书中对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敦教化、备规制、慎刑宪、严武备、驭边方、成功化等一系列治国大略，都有独到之论述。该书写成时正值孝宗皇帝即位，《大学衍义补》奏上，皇帝深为嘉许，批说： “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并赏赐金币，命刊行。丘浚被擢升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不久，参与编修《宪宗实录》，任副总裁。弘治四年(1491年)，实录编成，丘浚被加封太子太保，不久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当时他71岁。

担任大学士职位后，丘浚对如何振兴国家，抑制吏治中的腐败之风，体恤民艰，发展生产等方面，提出大量主张。他在上疏中提出，为了振纪纲、淳风化，必须抑制当时盛行的佛道两教，制止印造经忏，停止大兴修斋设醮和求神赐福之举; 要制止大造宫室糜耗国家资财，占用民田等行为; 要积足国力，团结民心以同仇敌忾御侮，并要做好备荒备灾; 要防止 “常员之外多增官员”，减少支出，以“充国力”。弘治七年(1494年)，丘浚被封少保兼太子太保，后又迁任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丘浚虽然仕至“位极人臣”，但他为官清廉。做官凡40余年，“自处无异韦布”，“产业仅能卒岁，第宅不逾齐民，在都城市屋于苏州巷南，规模卑陋，聊蔽风雨”，“所得俸余即充官费，绝无赢余。”弘治八年 (1495年)，丘浚病逝。当时朝廷派官员护丧南归，除了钦赐的钱币外，丘浚的财产 “惟图书数万卷而已”。病逝之时，皇帝闻讣嗟悼不已，“辍视朝一日” 以表哀悼，赠 “特进柱国太傅，谥文庄”。

丘浚的着述不但广及文学、政治、哲学等方面，而且在经济学上也有杰出贡献。在《大学衍义补》 中，他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指出一切资于人力的世间之物即劳动产品，它的价值是由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所决定的，而且，“其功力有浅深，其价值有多少”，价值和劳动耗费的多少成正比，明确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这一论述，比英国人威廉·配第和法国人布阿吉尔贝尔在17世纪60年代提出 “劳动价值论”，要早出近两个世纪，是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早提出劳动价值理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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