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3年01月04日 阅读：107 评论：0

1923—

叶惠民，土壤学家。长期致力于西南地区土壤研究。两次参与并指导云南省土壤普查，撰写了《云南土壤志》;对红壤旱地提出了8项改良措施，提高了红壤的生产力;针对云南省胶泥田的低产原因，提出盖草和施用磷肥，使冬闲胶泥田实现一年两熟，产量提高了3倍以上。
叶惠民，祖籍浙江省鄞县，1923年1月9日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早在中学时代，他就认识到中国西部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土壤瘠薄，希望自己将来长大后能够从事土壤改良这样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为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出一份力量。1943年夏季，他考入重庆中央大学农业化学系。毕业后，到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土壤肥料系工作，1949年转到中农所北碚农事实验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碚农事实验场属西南农林部领导)，1953年北碚农事实验场改称西南农科所; 1958年西南农科所迁云南，称云南省农科所，1977年又改为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1947—1956年，叶惠民除了从事实验室工作外，主要是搞化肥试验、冬水田改良和水稻防倒伏研究等，也曾到四川奉节、云阳等地农村去推广施用硫酸铵技术。在西南农科所与土肥系同志们一道研究氮、磷、钾配比与水稻倒伏的关系，该项研究结果在西南地区农业科研会上发表后受到好评。
1956年以后，他参加了由西南农学院侯光炯教授主持的西南地区土壤区划，到云南、贵州两省进行土壤调查并参与区划工作。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开始后，1858—1959年，叶惠民参加了云南省土壤普查工作，并主持编写 《云南土壤志》，绘制土壤图。1961年，他被派去北京参加全国土壤普查资料汇总并担任南方组组长，组织评土归类工作。在完成 《中国农业土壤图》和参与编写 《中国农业土壤志》 的过程中，他具体参加编写了 “鸡粪泥田”、“冷浸田” 和 “我国低产田地类型” 等有关章节。结合普查工作中对农业土壤类型的一些认识，他又对水、肥、气、热与红泥土类型的关系和冬闲胶泥田限制因素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改良措施，在云南全省推广后增产效果显着，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和云南省农业科技大会奖。除了土壤改良工作外，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他还参加了样板田和基点试验、跑面调查，进行了水稻穗肥施用、绿肥、双季稻、耕作制度改革和高产稳产农田建设等项研究工作。
1975年开始，由云南省科委、农牧渔业厅、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的 “红壤改良利用” 的协作研究，在曲靖、陆良、昭通、昆明、弥勒、蒙自、邱北、施甸、临沧等9个县 (市) 办了10块红壤改良利用样板田。叶惠民参加了昆明样板点的工作并对其他样板田进行巡回指导，在生产中综合运用科研成果，使样板田的玉米连续4年增产，从原来的每公顷产1500～2250千克提高到3750～4500千克，1979年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82—1984年进一步在全省10个地、州 (市) 58个县大面积推广红壤改良的8项技术措施，收到十分显着的效果，累计改土约55万公顷，增产粮食21. 5万吨，1985年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77年，叶惠民担任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所所长，1979—1986年担任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1980年全国开始第二次土壤普查，叶惠民被聘任为全国土壤普查顾问、西南组副组长，同时还担任云南省土壤普查顾问组组长，参加了试点、培训和巡回指导工作。历时11年完成了土壤普查的内外作业，进一步查清了农用地和非农用地土壤的面积和分布状况。1994年，他被评为中央农业部土壤普查先进工作者。1991年和1992年，中央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在重庆举办南方低产田改良技术高研班，两次聘请他为教师，讲授西南地区中低产田地的类型、成因与改良对策。
80年代，云南省在大理、保山、玉溪、楚雄、勐海、临沧、官渡、蒙自、思茅、昭通、曲靖、丽江、瑞丽等地举办13个农业综合试验示范区。1981—1984年，叶惠民代表省农科院参加了综示区的组织、制定工作计划、巡回指导和年终总结工作。综示区实行领导、技术人员与群众相结合，试验与示范相结合，4年间累计试验示范水稻、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12. 7万公顷，增产粮食5. 5万吨。
1979—1990年，叶惠民先后担任过第四、五、六届云南省政协委员、常委，1986年担任云南省科协第三届副主席。在任职期间，他积极参政议政，为发展云南农业出谋献策，1991年被选为省科协第四届荣誉委员。1992年又被省政协评为先进个人。
1990年退休后，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比如省市土地详查和规划验收、烤烟施肥成果验收、外出考察、讲课等。针对云南省土地利用、烤烟施肥、农业区域开发等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在农学会、农经学会上作报告，提出建设性意见。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他与土壤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云南的每一个地、州 (市)都曾留下他的足迹。谈起云南省的土壤类型、特点和分布，他如数家珍; 对云南省土地资源的利用、农业发展的宏观战略，他都有深刻的见解。由于他在土壤科学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对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曾先后担任过第五届中国农学会理事、第四届中国土壤学会和中国土壤肥料研究会理事、第五届云南省农学会副会长、第六届云南省土壤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为了表彰他的业绩，1987年云南省政府授予他 “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称号，自1991年7月开始，他又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参加土壤普查 为改良利用奠定基础

在50年代和80年代，两次全国土壤普查，不仅查清了我国的土壤分布和土地资源，在土壤分类方面也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分类体系。此前，我国在土壤普查中，重视并吸收农民的分类方法。在确定土类、土组、土种的基础上，再进行肥力分型。在第一次土壤普查中，叶惠民参加了全国资料汇总，组织评土归类，并直接承担 《中国农业土壤志》 中有关章节的撰稿工作，还以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名义代为撰写了 《中国农业土壤改良类型》一文，发表在 《土壤通报》上。在云南，他参与并主持了 《云南土壤志》 的编写和土壤图的绘制，结合云南省实际，将农业土壤划分为 “油、胶、绵、散、涩、冷、薄、劣” 等8个肥力类型。在第二次土壤普查时，他又和大家一道进一步查清了云南省的农用地和非农用地土壤的面积、分布状况，并在 《试论西南地区中低产田土的主要类型和改造对策》一文中提出把西南地区中低产田地划分为中低产水田、红黄壤和坡薄土3大类型的观点，为因土改良、因土种植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法。

改良红壤旱地和冬闲胶泥田 效益斐然

早在60年代，叶惠民在宣威县蹲点时就开始研究水、肥、气、热、等项指标与红泥土类型的关系，在 《学术研究》上发表了 《宣威丘陵半山区旱地红壤肥力类型》 一文。在云南省的267万公顷耕地中，有一半是红壤，由于旱、酸、瘦等不良性状，平均每公顷粮食产量仅1500～2250千克。1963年，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开始在陆良县开展红壤的改良利用研究，提出增施磷肥、扩种绿肥等措施。在此基础上，1975年全省又办了10块红壤改良利用样板田，叶惠民指导样板点的工作，进行了肥力指标试验和快速培肥试验，总结出氮磷配合、大窝塘、绿肥、间套作4项措施。1979年全国南方11省 (区) 红壤改良利用会议的代表参观了云南省红壤样板，给予了好评。之后，在全省58个县进行更大规模的红壤改良中，进一步制定推广了增施有机肥、扩种绿肥、氮磷配合、增施石灰和微肥、间套作、合理耕作、坡改梯、客土等8项措施，使55万公顷红壤平均每公顷增产粮食382. 5千克。
在云南省的100万公顷水田中，有1/3是胶泥田，其中大部分又是冬闲田，每公顷产量不足375千克。叶惠民从60年代起对这一稻田土壤类型的肥力特点进行研究，弄清它的低产原因是冬春气候干旱引起土质粘板、毛管水分供应失调和磷酸盐固定。针对这一特点提出了盖草和施用磷肥的改良措施，使6. 7万公顷冬闲胶泥田实现一年两熟，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了3倍以上。

为发展土壤科学而不断追求

叶惠民前后两次参加土壤普查，又参加了红壤和冬闲胶泥田改良工作，工作中他善于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西南地区中低产田土类型划分和云南立省体农业区划意见，既推动了生产，又发展了土壤科学。
50多年来，叶惠民广泛接触了有关的科技工作，如50年代在西南农科所参与研究了水稻倒伏问题; 60年代中期在昆明农村蹲点，研究了水稻穗肥的施用; 70年代初在云南省农村巡回调查耕作制度和农田建设; 80年代参与云南省水稻综合试验示范区研究水稻栽培技术规范; 90年代还参与了烤烟栽培技术研讨，这些研究从各个方面丰富了土壤改良利用的内容。
80年代以来，叶惠民除了从事土壤研究外，还经常参加一些关于云南全省农业生产的讨论、咨询和调查活动。如1990年云南省委提出建设167万公顷不同层次高产稳产农田的要求，他在省政协组织农业组的委员进行调查研究，并向省委提出关于高产稳产农田建设的具体意见。“七五”期间，云南省提出粮食生产自求平衡的问题，他就在省科协第三届三次大会上作了 《抓中产，促低产，保高产，实现粮食持续均衡增产》 的发言。90年代初，云南省城乡一度出现使用土地不当的现象，他及时撰写《对土地问题的再认识》 一文，呼吁认识土地、开发土地、保护土地。该文在 《云南农村经济》 和 《云南土地》等刊物上发表之后，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受到普遍好评，现已被收入 《中国农业发展文库》 和 《中国改革发展文库》 之中。
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使叶惠民深切地感到，从事土壤工作必须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紧密结合; 土壤研究必须和其他农业技术研究紧密结合; 微观研究必须和宏观的社会活动紧密结合。只有在相互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相互促进，才能使土壤科技工作向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50多年来，叶惠民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热爱的土壤肥料科学研究中，努力为发展云南省的农业生产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无论担任何种职务，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土壤科技工作者。现虽已年逾古稀，但他还时刻关心着土壤科技事业的发展，这种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对事业充满信心的执着，无疑是对后来者的一种鼓励、敦促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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