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3年01月04日 阅读：168 评论：0

1929—

姚贤良，土壤物理学家，长期致力于土壤物理性质及行为方面的研究。在红壤和水稻土的结构特性及土壤固相颗粒排列、物理行为及其农学意义上有不少创见及较高的造诣; 重视发展土壤物理测试技术，对推动我国土壤物理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姚贤良，1929年8月28日生于江苏省常熟县城区的一个普通商人之家。家境并不富裕，但由于父母没有文化，他们深感经商无文化受人欺凌，而决心送子上学。但他们要求不高，只要他读到初中毕业就行。但姚贤良受老师的影响，坚持求学。1945年抗战胜利，他考取江苏省立常熟中学 (原抗战时四川的国立二中)。该校老师都是抗战时期赴内地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同时，还教导他们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些启蒙教育，对姚贤良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姚贤良在举国上下欢庆声中毕业于常熟中学高中部。同年赴沪考取国立复旦大学农业化学系。1951年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院系调整，农化系迁往沈阳。1953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土壤和农业化学系。
1953年姚贤良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壤研究所，他原想从事土壤化学研究，后分配到所第四研究室 (即土壤地理研究室) 工作。1954年参加北京农业大学由前苏联专家主讲的 “威廉斯土壤学”讲习班，为期4个月。
1954—1956年姚贤良师从熊毅和席承藩教授参加华北平原发展灌区的土壤调查工作，先后任组长、副中队长和中队长之职，3年的野外土壤调查，为他日后从事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他于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赴前苏联科学院道库却耶夫土壤研究所留学。师从前苏联着名土壤物理学家卡钦斯基 (Н. А. Качинский)，作副博士研究生。其间，他完成了必读课程 (土壤学、土壤物理学、哲学和俄语) 和论文研究，于1960年通过论文答辩，获副博士学位。同年，返回原单位。
1960年9月参加由江苏省组织的江苏省溧阳县晚稻熟制改革调查。这是他回国后首次接触到的农业生产问题。通过调查，他较系统地剖析了盲目扩种晚稻以取代中稻而失败的土壤、施肥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各方面的限制原因，获得县委领导和有关专家的好评。1961年姚贤良参加土壤所的 “江西红壤研究任务组”，在进贤县基点工作较长时间，并开始从事红壤物理性质研究，积累较多资料，为以后的红壤物理性质研究打下了基础。1965年他又参加由熊毅教授领导的太湖高产水稻土肥力指标研究任务，主要负责物理性质肥力指标研究。1978年他参加制订中国科学院10年学科规划中的 “土壤科学规划”。同年被提升为副研究员，并任土壤物理研究室主任。
从1980年开始，姚贤良又进行了红壤物理环境和植物生长关系的研究。其间，他分别取得中国科学院红壤生态站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支持，进行较系统和深入的红壤物理性质研究，取得不少科研成果。他自参加工作后共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作为第一主编和第一副主编的 《土壤物理学》 (1986，农业出版社)和 《中国水稻土》 (1993，科学出版社)，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 (1988) 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1995) 及国家科委自然科学二等奖 (1997)。他还参与 《中国红壤》(1983，科学出版社) 和 《中国土壤》 (1978; 1989，科学出版社) 等专着的部分撰写工作，它们都分别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1985)、(1990) 和国家科委自然科学二等奖 (1991)。他还是 《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土壤卷》 (1997，中国农业出版社)的副主编和全国自然科学名词标准化中 《土壤学名词》 (1988，科学出版社) 的主编。
姚贤良还积极参与国内外的科技活动。系中国土壤学会会员和国际土壤学会会员，并任三届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物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三届土壤学名词审定委员会主任，三届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委，《国际农业物理》 (International Agrophysics) 期刊 (波兰主办) 编委等。

系统研究红壤物理性质

我国南方红壤面积分布很广，土壤肥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土壤物理问题，但与土壤化学研究相比，红壤的土壤物理性质研究相当薄弱。姚贤良与他的同事们从60年代初，结合红壤改良研究任务先后到海南岛、广东和江西等省进行了红壤，特别是粘质红壤物理环境及其调控的系统研究。30多年来，对红壤结构的形成及其肥力意义，红壤力学性质、水特性、状况及其调控等方面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科学资料，提出不少学术上有益的见解。
对土壤结构的概念方面，在50年代一般常局限于前苏联威廉斯 (В. Р. Вилъямс) 的团粒结构概念。往往易将土壤结构和土壤肥力等同起来。但姚贤良在大量实际工作中发现，有的土壤中的水稳性团聚体含量很多，但土壤的肥力水平不一定很高，相反亦如此。他受前苏联导师卡钦斯基提出的应将土壤结构发生学上的概念和农学上概念分开的观点的影响，姚贤良认为，土壤结构的概念应该有三层内涵： (1) 土壤团聚体的形成、形态及其大小分布; (2) 由不同大小团聚体的排列组合而形成的各种土壤孔隙系统和; (3) 不同孔隙系统中水、气、热的保持和移动、力学性质及其对植物根系的影响。由此可见，土壤结构状况不能与土壤肥力状况等同起来，土壤结构对植物根系生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上述三个不可分割的环节来实现，而更重要的是后面两个环节。他在研究红壤结构及其肥力意义时，就是按上述思想来布置研究的。其研究成果为国内外同行所推崇。
姚贤良提出红壤结构形成主要取决于二氧化物、有机胶结物与颗粒的相互作用，其中以有机胶结物胶结形成的土壤团聚体既具有水稳性，又具有多孔性，是良好结构的表现。他还指出，良好的红壤结构中有效水含量也较高，且能改善土壤中养分供应条件，如降低磷的固定能力等。他还指出，发育于第四纪红色粘土和玄武岩风化体上的红壤，其土力学性质与一般粘质土不同，它们的粘结力较小，粘着力较低，塑性指数与粘粒含量不呈正相关，具有 “砂性土” 的力学性质。这主要与粘质红壤中存在大量由三二氧化物胶结形成的水稳性微团聚体有关。粘质红壤中的有效水含量低，土壤特征曲线上的比水容随着含水量下降减少较快以及在田间持水量范围内的土壤非饱和导水率亦很小。土壤水的有效供应量和供应速率均较低，是形成红壤上作物在旱季极易遭受干旱危害的土壤内在原因。了解这些特性对合理利用红壤地区的水土资源和提高红壤肥力具有重要意义。

深入剖析高产水稻土的结构性

我国系统开展高产水稻土研究起步较晚，主要认为高产水稻土的肥力水平已很高，增产潜力不大，指标不明确，研究难度大。到70年代的中后期，太湖平原的苏南地区，随着水稻土上复种指数的不断提高 (由稻麦两熟大面积改种为双季稻大麦三熟)，当地干群普遍反映，土块变大变硬、耕作愈加困难、化肥“胃口”增大，作物生产的经济效益日益下降。针对这些情况，在熊毅教授组织下，姚贤良深入太湖平原进行综合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并负责高产水稻土结构性方面的研究。
姚贤良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对江苏无锡县 (现锡山市) 前洲基点的大量定位观测、面上采样分析和对比研究，认为稻麦双高产的水稻土不仅取决于能及时地平衡供应养分，而且亦与水稻土本身具有较好的物理条件有关，其中主要是结构性和水分条件。他在前洲点的定位观测发现，所谓稻麦双宜的一等田，其耕层养分储量并不很高，而是有效养分高，耕层结构性好，且土体的通透性亦较好; 所谓三等田，其耕层的养分储量较高，但有效养分很低，结构性和通透性较差。姚贤良在调查中还发现，由旱地新改的水稻土上稻麦易获高产，一旦连种几年，土壤通透性变劣，产量即不稳。反映了高产水稻土应具备良好的土壤物理条件。这些研究成果为丰富稻作土壤肥力的概念提供了新的例证。他们通过调查、田间试验和温室模拟试验，发现改制后水稻土物理性质变坏的主要原因在于与水田淹水时间延长，烂耕烂耙次数增多，粗有机物回田量日少有关。因此，只要克服上述不利因素，适当增加水稻土的复种指数是完全可能的。当时，他们提出在减少双季稻大麦三熟制，恢复稻麦两熟制的同时，适当扩种旱三熟 (即麦、豆、稻或麦、玉米、稻)。后经田间定位试验表明，这种旱三熟既不减少复种指数和经济效益，还能节约劳力和保护土壤，这些工作为解决水稻高产，与地力维持之间的矛盾指明了方向。
到80年代初，苏州地区高产水稻土已基本恢复稻麦两熟制。据当地干群反映，两熟制比双季稻大麦三熟制好，保护了土壤，特别是节省了大量农业劳动力，为发展当地的乡镇企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项研究工作的成果主要与熊毅教授领导的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有关。其中姚贤良所研究的高产水稻土结构性等研究成果亦起到了重要作用。以往稻田的物理条件的肥力意义不为人们所重视，他所领导的稻作制 (尤其是水旱轮作制)农田的土壤物理条件及其肥力意义研究工作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关注和好评。

积极促进我国土壤物理学的发展

与土壤学中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土壤物理学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大量的土壤物理性质研究是在本世纪50年代开始的。但因当时的研究基础较差和专业人员较少，进展较慢。为改变这种状况，在50年代中后期，中国科学院和沈阳农学院等机构，先后向苏联科学院和高等院校派遣研究生，从事土壤物理学研究。1956年姚贤良被派往前苏联学习土壤物理专业。出国前所长马溶之教授反复对他说，出国后要克服专业和语言等困难，好好学习，回国后要在推动我国土壤物理学中起作用。姚贤良在以后的工作中始终记住老一辈土壤科学家的教诲，决心在促进我国土壤物理学的发展中起一个螺钉的作用。
60年代初，姚贤良回国后，曾作了多篇诸如 “土壤结构的肥力意义” 等文献综述或译稿，并与程云生等一起翻译了由前苏联А. ф 互久尼娜等着的 《土壤及土质物理性质测定法》 (1965，科学出版社)，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土壤物理的发展进展和前苏联有关土壤物理的测定方法。
1979年，姚贤良和他的同事们一起，首次组织了全国第一次土壤物理学术讨论会 (杭州)，以后又组织全国第二次 (1982，大连) 和第三次 (1985，上海) 学术讨论会。他组织土壤研究所的同事撰写学术论文提交讨论会与国内同仁进行广泛交流。不仅起到国内同仁间沟通研究情况的作用，而且对提高土壤研究所土壤物理室的知名度也起到良好作用。迄今全国土壤物理学术讨论会仍在定期进行，第六次讨论会已于1996年10月在北京进行。
为积极引进国外土壤研究先进理论和测试技术，姚贤良和他的同事们还先后组织短期进修班或研讨会，如 “土壤水分进修班” (1979，武功)，特邀国内着名学者，介绍土壤水分能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土壤结构研讨会” (1985，南京)。邀请国外专家讲授国际土壤结构研究动态。为了改变研究手段落后的现状，他还在70年代末，引进成套日本产的土壤物理测定仪器，并积极支持和组织仿制成土壤孔隙测定仪，土壤饱和导水率测定仪等仪器，在国内首次将磨片技术应用于土壤微结构研究，从而推动了土壤物理研究工作。
姚贤良在沟通与国外的土壤物理研究交流上亦作了不少工作。他参加第八届 (1964，罗马尼亚) 和第十二届 (1982，印度) 国际土壤学会学术年会活动。会上分别宣读了 “耕作红壤结构形成” 和 “红壤物理性质及其与微团聚性的关系”，受到国外同行的好评。1983年应国际理论物理研究中心 (意大利) 的邀请，参加了首期 “国际土壤物理进修班” 活动，讲授了 “土壤结构—团聚性”课程。他还先后与法国、原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美国等国以及菲律宾国际水稻所的土壤物理研究同行建立了联络，为向外派遣土壤物理研究生或短期进修 (考察) 人员创造了条件。
姚贤良治学严谨，为人淳朴，严于律己，忠于事业，忠于职守，为同事们所称道。他关心国家的经济建设，坚持科研为生产服务的方向。他多次讲，我们研究土壤结构的目的是为了改良土壤结构，必须重视开展人工结构改良剂等研究工作。在他的倡导下，人工结构改良剂在某育苗地，运动场地建设等领域获得良好进展。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积极主张多学科的交流渗透，拓宽土壤物理研究者的知识面、视野和思路。积极支持土壤物理性与养分供应，土壤物理性与环境 (溶质迁移)，农业物理信息技术等学科的发展。主张土壤物理研究工作向工程、国防、环境等领域延伸。如今，姚贤良为开创土壤物理研究工作新局面仍在锲而不舍地追求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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