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主编 时间：2023年01月04日 阅读：134 评论：0

1913—1968

徐叔华，土壤学家。毕生致力于盐渍土研究。早在50年代，深入研究了华北地区盐碱土的发生与分布规律，提出了农业措施与水利措施相结合的多种盐碱土利用改良技术，特别是滨海盐土种稻改良措施得到了大面积应用。在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中，主持了 “四图一志” 的编写工作，在应用现代土壤科学理论总结我国农民认土、用土、改土经验，以及开拓我国新的农业土壤研究领域方面作出了贡献。
徐叔华，又名徐神祖，1913年5月生于湖北省京山县。1925年离家到汉口读书。1933年考入北平大学农学院。1935年转入南京金陵大学，1938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40年考取该校农业研究所土壤系研究生。毕业后，到四川金堂的铭贤农工学院任讲师。1943年到当时设在恩施县的湖北省立农学院任副教授。1945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及加利福尼亚盐碱土研究室实习，翌年回国，到已迁回武昌的湖北省立农学院任教授。1947年春，应邀至北平农事试验场任技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任土壤研究室主任，并担任中国土壤学会理事、《土壤学报》编委、北京市土壤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等职。“文化大革命” 期间，徐叔华遭受迫害，于1968年7月26日不幸逝世，终年55岁。

盐碱土改良利用研究的带头人

徐叔华1947年从南方来到北方工作以后，立即发现大面积的盐碱土是华北平原当时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因素，从此他把盐碱土的研究作为毕生的任务。从1949年5月开始，他带领了一支由七八个人组成的调查组，历时3年，跑遍了渤海湾沿岸的盐渍化地带，研究滨海盐土的发生与分布特点，总结当地农民改良利用盐土的经验。1950年他在河北省军粮城农场 (今属天津市)、1956年在河北省柏各庄农场建立了盐碱土改良试验基点，推行以种稻为中心的改良盐碱土综合试验，并取得成功。
徐叔华根据自己的调查研究，在渤海湾沿岸将原苏联学者划分的滨海土壤3个分布带细分为6个，依据地形的高低及脱离海水影响的程度，认为该地区土壤的发育序列为： 三角洲淤泥沉积物→海边盐土→淡草甸盐土及淡草甸盐化土→淡草甸轻盐化土或沼泽化淡草甸轻盐化土→非盐化土。他还根据这一地区土地资源、水资源以及地形、土壤特点，提出了系统的荒地开发技术。即在地形较高、排水较畅而土壤盐分较低的地区发展旱作; 在地形较低、土壤盐分较重的地区发展水稻，如水源不足则发展水旱轮作; 并研究确定了合理的渠系布局、冲洗定额、灌溉制度、培肥技术等一系列综合配套技术措施。在他的努力下，军粮城水旱轮作的棉花获得了每公顷产2595～2805千克的好收成; 柏各庄的200公顷光板盐碱地水稻生长良好，每公顷产量也在2250千克以上。他这一卓有成效的工作，带动了该地区水稻的种植与盐碱荒地的开发，使昔日的盐碱荒滩成了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在取得上述成绩的基础上，徐叔华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内陆盐土。从50年代后期开始，他奔波于我国内陆盐土地区，北至内蒙古、东北，西至新疆，南至河南，本着他一贯严肃、认真的态度，努力进行调查研究工作。只是由于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他已不可能再进行长期的蹲点研究，于是派遣他的主要助手王守纯等人开赴河南新乡建立盐碱土改良试验基点，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盐碱土改良研究。他要求王守纯等人下乡后一方面要抓好水盐动态观测，摸清当地盐碱土特性; 另一方面可以对多种行之有效的群众用土改土经验，如围埝蓄淡、冲沟保苗等措施进行试验。其后王守纯等人在新乡研究推广了冲沟播种的棉麦保苗技术，由于这一技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条件与自然特点，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1964年国家科委对王守纯等人关于 “豫北地区盐渍土棉麦保苗技术措施的研究” 成果授予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但徐叔华清醒地认识到，盐碱土改良的道路还很长，工作还需继续深入与发展，于是在1964年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汇总工作结束以后，他立即来到北京郊区盐渍化最严重的通县永乐店农场，准备在这里长期安营扎寨，努力做一番工作。他布置了大量有关盐斑成因，绿肥改碱及盐碱土多种保苗技术的研究，只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变化，工作受到颇多干扰，徐叔华也未能如愿在农村基点长期工作，特别在 “文化大革命” 中，这些工作被迫全部中止，当时徐叔华曾多次对不能集中精力与时间从事科研工作表示遗憾。但他撰写的 “渤海湾盐碱土的利用与改良”、“盐碱地之理论及其实践” “渤海湾盐渍土问题”、“渤海湾北部盐碱地的利用与改良的研究”、“军粮城盐碱地之利用与改良”、“柏各庄盐碱地的改良与利用”、“渤海湾盐碱地调查报告总结”及 “土壤改良”等论文，以及他在滨海盐土上获得的大面积改良利用实际效果，已经奠定了他在我国盐碱土研究和改良利用工作中的带头人地位。

农业土壤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1958年开始了全国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由于中央领导的重视，土壤普查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国多数土壤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一工作。在第一次土壤普查工作中，重视群众认土、用土、改土经验的总结，重视联系生产实际，但也存在准备仓促，计划不周，忽视现代土壤科学理论指导等种种不足。作为土壤普查工作的主要技术骨干，徐叔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尽力排除 “左” 和 “右” 的干扰，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和 “土洋结合” 和 “洋为中用” 的学术方向。他在各次会议上的发言和撰写的学术论文中多次阐述自己的观点，如他在 “关于我国农业土壤分类的发生学观点问题” 一文中强调，要应用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土壤发生学观点来指导中国土壤分类，也就是不仅仅要重视历史时期地质过程对土壤的作用，更要重视土壤发育过程，特别是在人为耕作利用影响下的发育过程。由于中国土壤发生发展的某些特殊性，国外一些土壤的发生特点，成土过程和命名含义不完全符合我国的情况，因此应当重视研究总结中国土壤的发生特点与成土过程，特别是人为劳动所造成的土壤变化，以及对农业土壤发生发展的主导作用，并从群众对土壤的命名中总结提炼恰当的名称。他的这些观点得到我国大多数土壤工作者的赞同，不仅对当时的土壤普查工作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且影响着日后的我国土壤发生分类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第一次土壤普查的全国汇总工作中，徐叔华担任着主要的技术负责人。由于各地报来的材料可比性差，汇总工作难度极大。但徐叔华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指挥着全国土壤普查办公室的青年科技人员，应用现代土壤科学的理论，对大批杂乱无章的资料进行科学整理，将群众经验与科学理论相结合，终于编写完成了 “四图一志” 即 《1∶250万中国农业土壤图》、《1∶400万中国土地利用现状概图》、《1∶400万中国农业土壤肥力概图》、《1∶400万中国农业土壤改良分区概图》 和 《中国农业土壤志》 这套资料，全面阐述了我国农业土壤的耕作熟化过程和肥力状况，为因土改良、因土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通过整理所形成的我国第一个完整的 《农业土壤分类系统》，共划分出60个土类、119个亚类、337个土组。尽管这个分类系统并未在我国得到普遍认同与应用，但其中提出的某些原则和划分的某些农业土壤类型，却得到同行们的确认。这个土壤分类系统表明，徐叔华等中国土壤学家意识到原来使用的苏联土壤分类体系有许多不足之处，而试图依据中国农民的传统经验使土壤分类更适应生产的需要和更符合中国土壤的特点的努力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影响是深远的，从此以后在所有提出的中国土壤分类中，我们都可以或多或少的看到农业土壤的印痕。
由于受土壤普查工作的启发，徐叔华从此又开始致力于农业土壤学理论的建设，特别是人为耕作施肥等措施对土壤影响的研究。他于1960年制订了土壤肥力长期定位观测的研究方案，确定了湖南祁阳黄夹泥田和北京小黑红土两个长期监测点，并陆续开展了定位观测工作。他设置了多种耕作栽培与轮作措施的处理，系统观察不同的人为措施对土壤性状的影响。这项工作是我国土壤肥力系统研究和长期监测的开创性工作。遗憾的是在 “文化大革命” 中他却遭受无理批判，试验被迫下马。
为配合定点研究，徐叔华于1962年在土壤肥料研究所组建了大比例尺土壤调查与制图研究组，在北京红星公社、树林农场、和平公社和河南新乡东孟姜女河流域开展了多种比例尺的土壤调查与制图研究，其目的是调查研究农业土壤基层分类单元的发生与分布特点，土壤类型与自然条件、人为生产措施的关系，用面上的调查和定位观测相配合的方法，总结研究了农业土壤的发生与演变过程。
虽然徐叔华的这一系列研究工作因 “文化大革命” 的干扰而未得到意想的结果，但他的学术思想和设计思路仍给后人以启迪。70年代以后，中国农业科学院土肥所的一些研究课题就是沿着徐叔华开辟的道路而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

重视生产 治学严谨

徐叔华从1947年开始就主持前华北农事试验场、华北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土壤研究工作。他一贯重视土壤学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工作，组织研究室的科技人员下乡调查或蹲点，针对农业生产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坚持以土壤肥力、土壤资源、土壤改良、土壤耕作轮作和土壤施肥等应用领域为重点，坚持在查清土壤基本性状的基础上，研究土壤利用、改良、培肥技术及其理论依据。他自己除了进行盐碱土、土壤普查和土壤肥力等科研项目以外，还组织和参与了多项长期或短期的为农业生产服务的项目。
1950年徐叔华组织了华北地区的一些农场，联合进行测土施肥研究，布置了一大批粮、棉作物的氮、磷、钾三要素试验，测定了大批土壤样品，并根据试验研究结果提出了施肥意见。1953年他考察了山西省的运城、临汾、曲沃、洪洞、汾阳、介休、闻喜等地，并与当地合作进行了多项灌溉、栽培方面的试验研究。他指出山西粮棉高产的关键问题是土壤肥力，而当时最有效的培肥措施是种植和翻压豆科绿肥，他还提出了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合理灌溉措施，提出了防止或减轻小麦冻害的栽培措施。徐叔华还于60年代担任了北京市政府农业专家顾问团成员，每年都要到北京郊区考察农业生产，向市政府提出生产措施建议。
徐叔华聪慧过人，学识广博，但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写文章前深思熟虑，不轻易动笔，但提笔则如行云流水，一挥而就，绝少修改。工作中极为严肃认真，不准确的数据绝不使用，不准确的话也绝不说，在维护科学的严肃性方面，他立场坚定，绝不妥协，甚至不惜得罪领导与同事。在与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的相处中，徐叔华常常给人以心高气傲、卓而不群的印象，但对青年科技人员，徐叔华却是和蔼可亲，诲人不倦，他特别关心青年人基本技能和严谨学风的培养。作为一个才华出众的土壤学家，徐叔华因种种原因而未充分发挥他的才能，特别是因 “文化大革命” 而英年早逝，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但作为一个优秀的、严谨的学者，他的形象至今仍留在人们心中。他关于渤海湾盐碱土的研究是我国土壤学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他开创的农业土壤研究领域，至今仍有后来人在继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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