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76
涂治，农业科学家，农业教育家，植物病理学家。新疆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开创者之一，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长期从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科教工作。1939年即入疆担任新疆学院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新疆农业厅厅长、八一农学院院长和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坚持走农林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重视发展农业科教事业，强调因地制宜地研究解决新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动建立了新疆当代农科教体系，促进科研、教学与生产相结合，为新疆农科教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涂治，字策三，1901年8月20日生于湖北黄陂县东乡涂家湾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一生酷爱读书。1915年，涂治14岁，即以优异成绩考取北平清华学校，离家赴校求学。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激于满腔的爱国热情，不顾重重阻拦，上街参加游行，受到这一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1924年清华毕业后考取公费生，与同班同学周培源一道赴美留学，他在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和研究院攻读作物育种学和植物病理学，获博士学位。
1929年，涂治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回到祖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河南大学任教授、实验室主任和农学院院长。“九一八” 事变后，由于日本侵略军不断入侵，眼看国事日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科学救国的愿望破灭了。此时他得知工农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看到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深受教育和鼓舞，他便不辞而别，悄然离开内地，来到祖国大西北，在陕西武功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业大学) 任教授、教务长、农学系主任和实验场主任等职。
“七七” 事变发生后，涂治积极组织学校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国民党政府当局对于涂治的这些活动既恨又怕，因而免去了他教务长的职务，为此，他索性辞去农学系主任职务，住在实验农场，自修俄文和翻译一些介绍苏联的文章，准备脱身去延安。此时恰逢着名的爱国主义者、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新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慕名前来邀聘他到新疆协助扩建新疆大学和筹建农学院，便欣然受聘，前赴新疆。
1939年春，涂治来到迪化 (即今乌鲁木齐市)，先后任高级农校和新疆学院教务长、农科主任和副院长，本着 “教用结合，学用一致”，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使新疆学院继续成为新疆各族青年向往革命的摇篮和培养专业人才的唯一高等学府。1942年，盛世才将他逮捕入狱，严刑逼供，使他受尽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与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由此腿部因受刑留下残疾。出狱后，涂治任建设厅技术顾问兼血清厂副厂长，1946年5月又回到新疆学院任副院长。1949年9月，他出席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赞扬他与新疆少数民族同志亲密团结、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忠心耿耿地为边疆各族人民服务的模范事迹。会后，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并在候机室与他亲切交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治一直担任新疆农业厅厅长、八一农学院院长和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在工作岗位上，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坚持走农林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重视发展农业科研事业，强调因地制宜地解决新疆农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推动建立了农科教体系，促进科研、生产、教学相结合，为新疆农科教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呕心沥血，兴办新疆农科教和屯垦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治荣获西北野战军颁发的毛泽东奖章和西北解放纪念章。新疆省人民委员会成立，他被任命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农林厅厅长。1950年1月23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洪流。
涂治为开创新疆农林牧业的生产技术、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王震同志非常重视和赏识涂治的才能和品德，涂治成了他的得力参谋和亲密助手，经常随王震同志到南北疆各地视察，共同谋划驻疆部队屯垦生产的大计。涂治把农林厅的技术干部组成几个随军工作队，协助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他为新疆军区筹办的农业干部训练班配备教师，并亲自指导教学工作。部队缺乏农业经营管理经验，他及时亲自翻译出苏联有关农业耕作栽培和经营管理的各种技术小册子送给部队学习参考。部队和地方发展生产需要大量的农业科技干部，王震报请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批准新疆军区成立八一农学院 (即今新疆农业大学)，任命涂治为院长。为了物色师资，他四处奔走，从内地有关部门请来了大批专家、教授。有的老专家为涂治的一片赤诚的心所感动，头天谈好，第二天就同他一道启程来新疆。涂治按照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结合生产” 的原则，以延安 “抗大”精神办学，发扬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八一农学院师生除在校内进行课堂教学外，还要经常深入生产建设兵团的部队垦区，与广大军垦指战员一起，推行先进的耕作栽培技术，创造大面积的粮棉丰产记录。涂治利用暑假期间，把农学院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和高年级的学生派到生产兵团的各师、团、营、连，分别担任农业委员、农业教导员、农业指导员和农业技术员，与部队各级军政首长一样有职有权，既指导生产技术，又开展教学实习。还帮助部队规划农田、设计水利工程，发展养畜养禽营、造防护林带等。通过这些活动，既推动了部队的屯垦生产，为大批军垦农场的建设打下了基础，又丰富了农学院的教学内容，培养了大批理论联系实际的技术干部。这样的办学方法，曾经受到党和国家有关领导部门的好评。八一农学院全院师生员工都以有涂治这样一位有胆有识，又有作为、有声望的院长感到自豪而意气风发，首批毕业生，还应教育部的要求与安排，部分分配到内地有关省、市工作。
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在涂治的倡议和筹划下，20世纪50年代新疆就在70多个县迅速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并在南北疆一些有代表性的农业区和生产兵团垦区相继建立了20多个农业试验场 (站) 和试验基点。1955年又成立了新疆农林牧科学研究所，涂治兼任所长。1965年，正式成立了新疆农业科学院，涂治被任命为院长。
涂治特别强调发展新疆的农业科技事业，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生产结合，因地制宜的研究解决新疆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他亲自主持院 (所) 学术委员会，反复认真地讨论制定新疆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方法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始终坚持农业科研工作要做到试验、示范、推广相结合，实验室、试验场 (站)、农村基点相结合; 他建议新疆要坚持走农林牧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大农业的道路。他对新生事物总是热情支持，对推广先进技术强调因地制宜。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内地一些科研单位对原子能利用研究举棋不定、忽上忽下的时候，他克服经费不足和各种困难，积极支持新疆农林牧科学研究所开展核辐射育种、贮藏、保鲜技术的研究。鉴于新疆干旱缺水，他提倡开展喷灌滴灌试验; 北疆无霜期短，他号召推广水稻薄膜育秧; 新疆地广人稀，他就一直提倡实行农业机械化。
涂治一贯重视科研、教学、生产相结合。在他的倡议和主持下，动员农学院的教师兼任新疆农林牧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 动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兼任农学院的系主任; 从农学院选拔优秀毕业生充实研究所的力量，让研究所的青年科技人员到农学院学习进修; 对重大的科研课题，组织两院的人员合作研究，协作攻关; 对两院的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提倡互通有无，共同利用; 组织两院对口学科的专业科教人员座谈讨论，交流技术经验，还派他们到生产第一线开展学术考察、传授技术。通过这些活动，使两院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做到了教研相长、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受到各级党政领导和生产单位的好评。
坚持真理，团结科教工作者
治学严谨，实事求是，按科学规律办事，是涂治突出的特点和作风。在学术问题上，他一贯坚持党的 “双百” 方针，发扬学术民主。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有的科研、教学单位曾对摩尔根遗传学派进行压制和批判，有一次他作学术报告时就大声疾呼地说： “对于不同学派的学术争论，不能压，不能乱批，不能乱扣帽子，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要人家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通过实验，拿出科学依据说服人”。有的单位砸了持不同学术观点学者的实验钵，犁了人家的试验地，他对这种粗暴行为不能容忍，并要求必须制止。为此，他还特意邀请浙江农学院沈学年教授来新疆讲授摩尔根遗传学，受到了广大科教人员的称赞。
“大跃进”年代，当他得知浮夸风吹进了新疆，有的教师传达了有关会议“打擂台” 的精神，在农学院和农科所的试验地里要搞深翻1.5米，施肥几十车，下种几百斤的 “卫星田” 时，非常生气，批评这是瞎胡闹。他耐心地教育说： “你们都是学科学、搞科学的，把地犁这么深，施这么多肥，下这么多种子，科学吗?合理吗? 这样密密麻麻的麦田不通风透光，麦苗又黄又细，能够达到秆粗、穗大、粒饱、获丰产吗?” 他还亲自搞了一块丰产田作对照，用事实来说服大家，使大家心悦诚服。事隔20多年后，在一次大会上，原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自治区政协主席司马益·牙生诺夫曾感慨地说： “在浮夸风盛行的时候，只有涂老能够坚持科学真理，对歪风顶得住”。
涂治对科技人才的关心和爱护更是使人难以忘怀的。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凡是热爱祖国，有一技之长的人，无论是年长的专家、教授，或是年轻的科技人员，他都爱护备至。留学瑞士的地质学家王恒升，曾任西北地质局总工程师，因历史问题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刑，经涂治无私无畏的说情后，由王震司令员请示周恩来总理批准撤销判刑，并派车将他从狱中接出来留用。乌鲁木齐市六道湾露天煤矿，就是当年王恒升留用后跟随王震司令员查勘决定开发的。在一次集会上，王震同志高声地说： “在地面上一查勘就能够确定地下是个大煤矿，这就是科学家的本领，释放王恒升做得对，受到总理的表扬，这是涂治老师的功劳”。原在吐鲁番棉作试验场的两个年轻科技人员，由于热情直爽地向场领导提出批评意见而受到批判时，涂治知道后，立即要农业厅打电话去制止，并随即派工作组去查实后，及时地调整了场领导。
鞠躬尽瘁，为发展民族地区农业忘我工作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涂治遭到了残酷迫害，被监禁隔离，失去了自由。不仅精神、肉体受到极大的摧残折磨，连他毕生购藏的图书，撰写、翻译的文稿，也丧失殆尽。直到1973年，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关心过问，才恢复了自由。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使他青春焕发，他说： “党给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要为党再干十年”。这时，他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有的同志劝他说： “你英文、俄文都好，还懂法文、德文，年岁这样大了，还是到北京去做点翻译工作吧，不要管那些行政事务了”。他说： “这要看党的决定，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那里”。以后，自治区党委为了减轻他的劳累，只安排他担任新疆农业科学院革委会主任、院党委副书记的职务。但他重新工作后，更加珍惜时间，早上班，晚下班，连星期天和晚上也在看文件、写材料。1974年，73岁高龄的涂治带领新疆10余名代表到湖南华容县，参加全国四级农科网经验交流会。
涂治后半生职务很多，除上述已提到的以外，他还先后被选为自治区党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协委员、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新疆生产兵团党委委员; 他还担任了自治区科委副主任 (赛福鼎主席兼主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包尔汉兼院长)、自治区科协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新疆分会主席，以及几种全国性学报刊物的编委或顾问等20多个社会职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他对每项工作无论是本职或兼职都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一年中他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忙于开会，但无论到哪一个单位去开会，他都要准备好发言提纲; 无论刮风下雨，白天黑夜，离家远近，都是提前或准时出席，从不迟到; 无论到哪个单位去上班，中午从不回家休息，都是自带干粮在办公室边吃边处理公务。他看材料、批文件以及为报刊审稿都非常仔细认真。无论工作怎么忙，怎么疲劳，每周一次的党组织生活会，他照例准时参加。
1975年，涂治出席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次聆听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抱病坚持 “要把我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的《政府工作报告》，使他受到极大的感动和鼓舞。为了新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他更加忘我的抓紧工作，不顾自己年迈腿痛，为了摸清冬小麦冻害情况，他从乌鲁木齐一直到伊犁，在700多千米的乌伊公路沿线，亲自调查各公社、农场的冬小麦冻害情况，经过分析总结，提出了四项有效的防冻措施。为了迎接中国北方10个省区的农田防护林会议在新疆召开，他长途跋涉，赶到喀什去参加会议，并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莎车去参观防护林营造情况。返回时，他又拒绝了大家的一再劝说，坚持不坐飞机，要乘汽车，沿途到7个地、县农科所、试验站和农村基点，去看望坚持在生产、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同志们。为了支持自治区党委提出的要打好农业生产翻身仗的号召，他亲自动手，写了 《关于自治区打好农业生产翻身仗的几点意见》一文，送交自治区党委。这篇文章是他在疆工作近40年，研究发展新疆农林牧业生产的一个科学总结。新疆日报曾经再次刊登了他的这篇极其宝贵的遗作。
1976年，涂治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两次正在开会安排工作，他竟连小便失禁都不知道，与会同志见此情况，无不为之感动流泪。大家纷纷劝他住院治疗休养，他说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应该不遗余力地抓紧工作。一天在上班的途中，他腹痛难忍，同车的同志将他送进医院检查，医生说病情严重，需要立即住院，他不同意，说有很多急事要做，医生只好强迫他住院，不久即报病危。1976年3月30日9时47分，涂治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5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号召学习这位忠诚优秀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优秀领导干部，学识渊博又红又专的着名农业科学家的无私无畏崇高品德和好学深钻、求真务实的精神。
简历
1901年8月20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东乡涂家湾。
1916—1924年 在北平清华学校学习。
1924—1929年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和研究院学习。
1929—1939年 在粤、豫、鄂、陕等省农业院校任教授、教务长、院长。
1939—1949年 任新疆高级农校教务长、新疆学院副院长、建设厅顾问。
1949—1968年 任省人委委员、农林厅厅长、八一农学院院长、农林牧所所长、农科院院长、科委副主任、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68—1973年 在 “文化大革命” 中被隔离审查。
1973—1976年 任新疆农业科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1976年3月30日 病逝于乌鲁木齐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