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1983
康迪，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35年大学毕业后从事植物病理学教学与科研; 1940年赴延安投身革命，为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 1949年后，长期担任西北农学院领导工作。倡导 “教育、科研、生产结合”，“教师 (科技人员)、学生、工人结合”和 “学校、科研机构、生产单位结合”。这三个 “三结合” 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法影响全国，为培育中国农业专业人才，发展大西北农业教育和科研事业，以及筹建杨陵农科教三结合示范中心作出了重要贡献。康迪，原名金光祖，字展白，抗日战争时期为表示抗击日本侵略军之决心以 “抗敌” 两字的谐音，改名康迪。
1913年10月3日康迪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3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毕业后任上海商品检验局职员，后应中国着名学者戴芳澜先生之召，任广州岭南大学助教，此后曾先后任广州中山大学讲师、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讲师，曾在中国着名学者戴芳澜、俞大绂教授指导下，以研究员身份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工作。1940年11月受周家炽先生的影响，经吴玉章介绍从昆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后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务主任、预科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农业科科长等。当时在延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科学研究，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为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成为陕、甘、宁边区早期把农业科学技术和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又红又专的模范。1946年2月26日，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他以军代表身份参加了西北农学院 (今西北农业大学前身) 的接管工作。从此，他扎根西北的黄土地，拚搏、奋斗、奉献，历任西北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院长、党委副书记、代理党委书记等达数十年之久，为西北农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今日西北农业大学的成长壮大、为培养祖国农业建设人才、为中国大西北农业教育与科技事业，为建立武功 (位于杨陵) 农业科研协调中心 (现已扩建为全国唯一的、国家级的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作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康迪于1980年下半年住进医院。病重期间，他仍时刻关心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建设，关心西北农学院的建设与成长，病危时还嘱告亲属，他去世后要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1983年1月20日，康迪同志离开人世，终年70岁。他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热爱祖国、服务人民、拚搏奉献的典型代表。
一位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
1949年5月，西北农学院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从头起步。作为接管西北农学院军代表的康迪，时刻惦记着开拓新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在此期间，他在西北农学院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为实践党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关于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 的指示精神，依靠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全力整顿学校，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办学，为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农业科技人才。
在经济恢复之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转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阶段，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改革提出 “一主三辅三结合” 的方针。康迪结合西北农学院的实际，明确提出学校要实行教育、科研、生产三个任务的结合; 教师 (科技人员)、学生、工人三种成员结合; 学校、科研机关、生产单位结合，即后来在全国推广的 “三个三结合” 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法。他运用当时苏联和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从教育思想、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到教学组织管理、校内基本建设等方面全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试验和探索。他组织总结出的教学管理经验，使广大师生和管理人员明确了课堂讲授、实习、实验、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论文) 以及考试考查等十大教学环节的任务、作用及相互关系，保证了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1956年，康迪到苏联考察，对前苏联的高等农业教育感触甚深。归国之后，他明确提出把西北农学院办成综合性农业大学的奋斗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学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此后，在学校的发展和建设中，他十分重视基础理论学科的建设，同时也不放松应用学科的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西北农学院在植物生理生化、动植物遗传育种、物理化学、胶体化学、土壤等学科方面都奠定了较为丰厚的基础，农学、植物保护、园艺、林学、畜牧兽医、农业机械、水利、农业经济及管理等学科也有了一定的优势，校舍、图书资料、仪器设备等物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学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新局面。
1960年，在全国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大办农业的新形势下，康迪领导西北农学院在原有11个专业的基础上，增设了作物遗传育种、植物生理生化、农业物理、农业电子技术等8个新专业，作物遗传育种、植物生理生化等学科开始招收研究生。他还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规划设想在西北农学院的基础上，分设畜牧兽医、林学、水利和农业机械等几个学院，把西北农学院办成一所理、工、农、医、管结合，农、林、水、牧专业齐全，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综合性农业大学。他曾感慨地说： “办教育、培养人才和其他事物一样，要在一定数量的基础上求提高，在充分提高的基础上求发展，这是教育工作不断发展、波浪式前进的一条客观规律。” 他还认为： “数量与质量、发展与提高、长远与当前、需要与可能应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办学中，超出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去增设专业会脱离实际; 要求过高的条件会造成浪费。但是，学校不求提高和发展，一味地不充实条件，就会影响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这也是一种浪费。”他不仅要求教职员工做工作，发挥优势，而且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勇于实践，不断探索，为西北农学院的建设发展与壮大，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劳动。被当时的中国农业教育界誉为 “一位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开拓者”。
独具特色的中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的创建者
作为一名农业教育家，康迪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把培养高等教育师资队伍作为办好高等教育的长期战略性任务。在他担任西北农学院领导的几十年中，他一直呕心沥血，竭尽全力，为西北农学院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被广大教职工誉为 “独具特色的中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的创建者”。
他认为，师资队伍建设，首先是要搞好队伍建设规划。他说，一所学校的领导，必须熟悉教师。为此，他经常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掌握全校教师的数量和质量是否适应教学需求; 了解教师的职称、年龄、专业、学历结构是否合理; 掌握各类教师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实践技能、教学科研情况以及外语的实际水平是否过关。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他为各单位的各类教师提出明确的培养提高和使用规划，并切实解决教师队伍“不适应”、“不合理”、“不过关” 等问题。与此同时，他要求各教学单位和个人制定进修计划，帮助教师明确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找到自己的 “起跑点”，激励教师向新的高度攀登。其次是关注搞好教师的普遍提高。他认为，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教师应不断更新知识。他结合自身的切身体会，采取 “以任务带动培养提高” 的办法，坚持在职教师业余为主、校内为主、自学为主的原则，做到精与专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个人与导师结合，加强教师普遍性、经常性的培养提高，并要求教师结合教学任务，认真钻研本学科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在努力搞好课堂讲授的同时，要求他们积极参加指导学生的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与毕业论文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利用假期或教学任务的间隙，参加国家或学校组织的农业生产调查; 建立学科间的协作攻关，深入实际开展科学研究与生产示范。20世纪50年代初，西北农学院专门组织赵洪璋、苏献忠、李克方等专家教授参加校县挂钩、长短结合的 “生产综合样板” 和 “单项试验点” 等多种形式的蹲点组。还有计划地组织和动员教师3000多人次参加了西北农林部和有关省、自治区的218个调查组，赴西北、华北、西南、华中等10多个省、自治区农业生产第一线开展多学科考察与调查，在实际中大大拓展了教师的知识面，促进了学科间的协作交流与渗透。第三是搞好教师的重点培养。康迪认为，一所高等学校必须有一批活跃在学科发展最前沿的骨干教师。为此，他充分发挥有建树教师的带头作用，培养一大批青年教师茁壮成长。20世纪50年代后期，从西北农学院涌现出一批在国内颇有声望与建树的科学家与教育家，如虞宏正、石声汉、沙玉清、周尧、赵洪璋等，分别在物理化学、胶体化学、植物生理学、古农学、水利工程学、昆虫学、小麦育种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处于国内有相当影响的地位。为了使这些学科带头人的渊博学识得到继承和发展，康迪采取给他们 “配备科研助手” 的办法，组织中青年教师向他们 “拜师学艺”、“科学接班”、招收研究生、组织协作攻关、进行综合性科学研究等多种形式培养青年教师。为了下大力气解决一些学科骨干教师不足和水平不高的问题，他有计划地选派有培养前途的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有关院校进修提高。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农学院至20世纪60年代初的十几年间，先后选派250余名教师到国内外进修提高。其中去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学习的有20多人，从而使一大批有培养前途的优秀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骨干。第四是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工作与学习提高的关系。他担任学校领导期间，一直十分重视教师的道德品质培养和思想政治素质提高。“教育者必先受教育”，他要求教师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以各自精通的科学技术和业务知识去教育学生。他说，用政治去 “代替一切”、“占据一切”，把刻苦钻研业务说成是 “白专道路”，把业务尖子视为 “修正主义苗子”，是我们处理政治与业务关系上的一个严重教训，应该永远记取。他认为，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必须首先正确处理好工作与学习提高的关系。因此，他对教师提出明确要求，即教师必须承担教学和科研两个方面的任务，还要参加技术推广与生产实践，把各自的科研成果和参加生产实践取得的知识与经验转化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转化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
在多年的教育管理实践中，康迪始终坚持教育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这个中心任务，把开展科学研究、参加社会生产、直接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作为高等学校的 “三大社会职能”。他还认为，这三大职能的有机结合，首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各类合格的建设人才，这个思想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农学院发扬了老区的教育优良传统，把支援农业生产列入学校计划，采取与社队长期挂钩、承担技术指导、派教师和科技人员深入农村总结群众生产经验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促进了教师和科技人员的健康成长; 学生的生产实习与地方生产对口进行，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扩大了见识。同时，还充分利用学校的教育资源，举办农业干部和农业劳动模范培训班，积极培育、繁殖和推广农牧良种，对农村和农业进行技术与智力支援，使学校成为农业、农民、农村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收入的好“参谋”。通过支援生产，锻炼了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西北农学院担任各种领导工作的数十年中，康迪一直致力于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改革实践，不仅大大提高了教育质量，而且促进了科技成果的不断涌现。如在此期间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洪璋教授培育成功的 “碧蚂1号”、“丰产3号”、“矮丰3号”等多批大面积推广种植的优良小麦品种，不仅填补了中国小麦品种的空白，而且在中国小麦育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成为中国小麦育种史上的一个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是“碧蚂1号”，当时年种植面积达9000多万亩 (600多万公顷)。从1950年至1965年的15年间，全国累计推广种植面积高达6亿亩 (0.4亿公顷)，累计增产小麦155亿千克，1959年后更创造了中国和世界上一个品种种植年代最久、种植面积最高的 “世界纪录”。若以每公顷增产2325千克概算，该品种创造的经济效益已超过100亿元人民币。又如，在康迪领导下由西北农学院着名奶山羊专家、全国劳动模范刘荫武教授主持选育的 “西农莎能奶山羊”，推广总数已占到全国奶山羊总数的2/3，累计增加产值达64亿元人民币。再如，1950年起由该校着名昆虫分类学家周尧教授主持开展的小麦吸浆虫防治研究，消灭了蔓延在中国黄淮流域川原地区的具有毁灭性灾害的小麦吸浆虫害，为中国害虫防治史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后荣获首届科学大会奖。
在领导西北农学院进行教育改革的实践中，康迪总结了出人才培养中 “三个必须” 的指导原则，即： 第一，必须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本身的科学规律制订教学计划、组织教学过程、安排教学活动，有计划地、循序渐进地把教学与生产实践、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明确要求，在指导思想上要重视基础理论教学、注意各类课程之间的顺序和衔接以及加强理论与实践教学的配合; 教学计划中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这 “三基本” 必须同时并重; 在教学计划的安排上实行先基础、后专业基础、再专业课的 “三段式”教学规律绝不能打乱; 在各门课程的内容安排上，要突出思想性、科学性与先进性。第二，必须按照农业生产规律，安排实践性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他还提出要按照教学规律和要求，在教学过程中结合进行生产实习和实践活动; 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季节性、连续性和多变性特点，安排实践性教学活动，既不打乱教学体系，又能达到各专业对实践教学的要求。第三，必须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规律与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混淆起来。他指出就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而言，可以先有理性知识，后有感性知识; 也可以先有感性知识，再有理性知识。实践必须重视，但无区别地强调先实践，后理论，过分注重直接经验、过多地安排实践活动，或以实践代替理论，必然会影响学生获得全面知识。他坚持认为，正确的原则应该是从教学需要出发，根据不同性质的课程和不同的教学阶段，安排不同的教学环节，使学生获得全面知识。
在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等合格人才的同时，康迪一直十分重视教学条件的建设。他认为，要办好学校，需要的物质条件很多，但诸多条件中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农场 (工厂) 是三个关键性条件，是师生学习、研究与工作的 “三大基地”。他从1949年进西北农学院那一天起，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三大基地” 的建设，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 后期他重掌西北农学院后，看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提出的更高更新的要求，愈发重视这一工作。他认为，图书馆是人类知识的宝库，是人们获得知识和科学技术信息的重要阵地。师生到图书馆广泛地读书、查阅文献资料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要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图书馆的建设是一个重要方面。在图书馆的建设上，他既坚持抓藏书建设，增添购置各种图书资料，保证教学、科研需要，又坚持抓图书馆管理队伍建设，使西北农学院图书馆的发展与建设进展很快。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该校图书馆仅有562米2，藏书15万册，到1955年，藏书量增加到27.98万册。1964年，在康迪的亲自领导下，学校又建成一座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装备的图书馆，建筑面积达8094米2，管理队伍也有了较大发展。
康迪认为，实验室是高校培养专门人才、进行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设施。因此，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他一直抓住不放，一是抓全面规划和重点投资。所谓全面规划就是抓各学科实验室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建设。所谓重点投资，就是在重点学科和实验室上要保证资金和物质的投放。他在西北农学院担任各种领导的几十年中，多方争取资金，加强实验室建设。据统计，到1955年，实验室由1949年的18个增加到35个，购置较好的仪器设备一万余台 (件)，20世纪60年代西北农学院就建立了同位素实验室。1979他第二次回西北农学院后，又积极筹建植物生理生化实验室、遗传实验室、组织培养实验室和小麦育种研究室。二是抓队伍建设。康迪认为，实验室的关键因素是人。为此，他提出按 “调、配、选” 的三字方针来充实这支队伍。“调”就是调一些知识面较广、实验技能较好和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教师或科技人员到实验室工作; “配”就是争取上级分配一批大专和中专毕业生做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选” 就是选择一些工作认真负责、有培养前途的工人到实验技术岗位上，充实和加强实验室的技术力量，并采取措施稳定这支队伍，促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对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多年工作实践中，康迪十分重视把教学试验农场 (实习工厂) 办成 “三结合” 的基地。他认为，高等院校的教学试验农场(工厂) 的前提是发展生产，为科研、教学服务才是目的。因此，他提出农场 (工厂) 必须从教学、科研、生产 “三大任务” 出发，努力做到 “六要”，即一要丰产示范，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二要安排好教学上的各种实习; 三要为科学研究提供良好条件; 四要多种经营，农、林、牧全面发展; 五要实行教师、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六要不断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端正办场 (厂) 方向。他还提出，加强领导、实行科学化管理、重视职工队伍建设，是办好农场 (工厂) 的三个关键环节。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6年，该校每年下场 (厂) 实习的学生人数由7 000多人次增加到2.8万人次，到场 (厂) 结合生产进行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的人数由新中国成立初的15人增加到80多人、50多个课题。仅1952—1957年，西北农学院教学试验农场 (工厂) 就承担了1.3万元的实习与科研经费。通过在教学农场和工厂的 “三结合” 锻炼，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教学、科研人员得到了提高。
科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康迪认为，高等学校不仅要出人才、出成果，还要开展技术推广，直接为生产服务，教育、科研、生产必须结合。高等学校、科研部门、推广单位虽各有不同的任务，但若能把他们结合起来，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技成果更迅速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从而有力地推动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这种结合是十分必要和完全可能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了从体制上把科研、教学、推广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在杨陵科研单位还很少的情况下，就从内外两个方面努力做工作。一方面，认真组织学校的师生员工着力于教学体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竭力建好学校农场，使它们不仅成为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培养人才的良好基地，又能成为农业生产示范、良种推广、技术传播的基地和为生产服务的一支骨干力量; 另一方面积极争取参加区域性农业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活动。如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参加了全国开展的农业四化十块大样板的规划工作，并亲自组织和主持了武功地区的 “农业四化样板” 试点。
为了把教学、科研与生产三大系统紧密结合和联系起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他多方努力，上下奔走，积极争取，并在担任陕西省农林科学院的副院长、院长之际，在西北农学院原有的西北农业科研所、西北植物调查所、西北土壤调查所、水利工程实验室的基础上，把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分院、西北植物研究所、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等相继建立在西北农学院所在地杨陵，为此后杨陵地区农业科教单位的进一步建立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1963年，他又提出把杨陵这个集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为一体，农、林、水、牧等科研教学单位集中的地方，建成一个像美国 “匹次维尔农业中心” 式的农业科学城，并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共产党员，仍坚持深入杨陵各单位，与各单位有关领导、群众一起调查研究，重新提出在杨陵建设农科城的方案，大胆地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他认为，这个科学城的名称应该叫 “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除具有教学、科研、推广协调职能外，还应该有三个实体，一是以遗传工程、植物生理生化、植物免疫机理、生物育种技术为中心内容的科学实验研究中心; 二是以人工气候、分析测试、农业科技情报信息为内容的分析测试实验研究中心; 三是作物种质资源研究室并附种子资源库。这三个研究中心或研究室由一定的专职工作人员和杨陵地区的教学、科研单位的兼职技术人员作为主要力量，分头负责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他的这一改革设想在全国科学大会和陕西省科学大会提出后，得到上级和杨陵地区各科教单位领导和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1978年 “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建立，他担任了筹备委员会的领导，并和筹备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制定具体实施方案。1978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正式成立了 “武功农业科学研究中心协调委员会”。这个中心经过20年的发展，1997年，经国务院批准，在西北农业大学所在地杨陵，建立了中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和陕西省有关领导、部门和杨陵各单位大力推动与协助，杨陵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目前的杨陵，正在按照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积极进行科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准备着手进行科技、教育、推广及生产大联合的试验。可以预言，这一事业必将带来杨陵乃至西北地区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新的腾飞。康迪的宏伟设想正在变成现实。
简历
1913年10月3日 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
1928—1931年 在江苏省立扬州中学读书。
1931—1935年 在浙江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学习。
1935—1936年 任上海商品检验局植物病虫害检验员。
1936—1937年 任广州岭南大学助教。
1937—1939年 任广州中山大学讲师。
1939—1940年 任昆明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讲师。
1940—1945年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历任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员、教务主任、预科主任。
1945—1949年 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建设厅农业科科长。
1949年 以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西北农学院。
1949—1954年 任西北农学院秘书长、教务长。
1954—1972年 任西北农学院副院长。
1972—1973年 任省农林局领导小组成员、核心小组成员、陕西省农林局领导小组副组长。
1978—1979年 任陕西省农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陕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陕西省农林科学院院长，西北农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
1983年1月20日 病逝于西安。
主要论着
1 康迪 .高等农林院校科学研究的规划问题 .光明日报，1956—10—03
2 康迪 .积极培养青年科学研究的兴趣和能力 .群众日报，1956—11—28
3 康迪 .科学研究方法论 .陕西日报，1958-11-18
4 康迪 .十年回忆 .陕西日报，1959-10-01
5 康迪 .加强教学工作的计划性 .西北农学院行政工作简报，1953-01-03
6 康迪 .贯彻第二届高等农林教育会议精神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西北农学院简报，1955-01-20
7 康迪.理论学习方法论.西北农学院院刊，1955-05-14
8 康迪.提高教育质量是高等学校的长期性中心工作.西北农学院院刊，1955-09-08
9 康迪.访苏小感.西北农学院院刊，1957-04-17
10 康迪.把科学研究推向新的高潮.西北农学院院刊，1959-12-26
11 康迪.正确处理教学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的关系.西北农学院院刊，1961-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