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何康，农学家，农业管理专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参与和主持国家农业行政、科研、教学和农业生产领导工作，是中国在热带北缘大规模发展橡胶和热带作物生产的奠基人，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科教事业和乡镇企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农业作出了突出贡献。获得美国世界食物基金会1993年度的世界食物奖。投身革命，决心学农
何康，祖籍福建闽侯，1923年2月26日出生于河北大名。父亲何遂是有名的儒将，工诗善画，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亲历了辛亥革命、护国、护法等斗争，富有爱国、民主思想，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军兴即与中共中央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建立联系。他的母亲曾留学日本，两个哥哥均在抗战初期先后奔赴延安进入抗大。何康政治上的成长是有其家庭渊源的。
何康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小启蒙，上海南洋模范小学肄业，跳班考入南京金陵中学，基础扎实，好读课外书籍，颇受进步思潮的影响。1936年，13岁的何康痛感民族危机的深重，在父亲的敦促下，怀着投笔从戎的豪情，考进了马尾海军军官学校。翌年，“七七”事变爆发，因与同学谋划去延安，并反对学校对抗日进步活动的压制，竟遭校方开除。他身背行装，与一小同学远走数千里，来到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心——武汉。1938年初，参加了左翼作家光未然领导的拓荒剧社 (后改为直属政治部第三厅抗敌演剧宣传第七队)，到鄂北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下农村、上矿山，为应城、汤池、天门、襄阳一带的群众巡回演出，很受欢迎。因工作过于劳累，何康因病被送回武汉休养，只得随他父母西迁重庆。同年9月，他考入重庆南渝中学高中一年级。1939年5月22日，16岁的何康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担任南渝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暑假，被派到红岩村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参加蒋南翔等同志办的青训班学习。1940年初，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后，按组织指示，何康撤出南渝转往成都，同年秋入光华大学经济系学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何康回重庆向董必武同志汇报。这时，父亲已应桂林行营主任李济琛邀请，担任行营总顾问。董老同意他随父前往广西就学。临行，董老亲切地和他长时间谈话，讲了抗日和国共合作的形势，抗日与进步力量必胜的信心。在谈到学什么时，董老说： “最好能掌握一门科学技术，将来好用之于国家建设。” 最后，谆谆以 “勤学、勤业、勤交友”相勉。董老富有远见的指示，对何康的一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初到桂林，何康转学入广西大学经济系。同年暑假广西大学经济系停办。改学什么专业呢?他受家庭熏陶，自幼喜爱文史;生物数理基础也很好; 甚至还有条件出国留学。然而，他毅然选择了当时不为社会所重视的农科。为什么要学农? 一则他从小就很喜欢植物学; 同时他随父亲跑遍了半个中国，又曾深入鄂北农村，深感中国农村广大，农村经济凋敞，农业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困苦; 更重要的是，他反复思量董老的教诲，认为将来建设祖国，发展经济，解决人民吃饭问题，必然是头等大事。于是，他决定转入广西大学农学院农艺系。
勤奋攻读，学以致用
抗战时期的广西大学，文、法、理、工学院在桂林良丰，农学院在柳州郊外的沙塘镇，与广西农事试验场、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站建在一起，形成一个农业科研教育中心，罗致了不少一流的学者。如肖辅、汪振儒、黄瑞纶、李景均、罗君骕、张信诚、马保之、程世抚、柳支英等。虽远离城市，生活条件较差，却是一个宁谧的读书环境。何康在这里度过了3年多的大学生活。
何康善于思考，勤于钻研。这和他较早接触进步书刊，特别是读过一些马列主义哲学着作有关。他不读死书，讲究学习方法。他认为，对某个学科，首先自己要掌握明确的系统概念，不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跑。这样，就得先下决心读通一本奠基性的书。那时，他对荷曼·罗宾斯的英文原着植物学教科书，硬是从头到尾，把所有的生字都弄通，所有的章节都学懂。这好比先搭起一个书架子，然后再看参考读物时，就知道把细胞、组织、器官等等插到哪个格去。如果发现新的东西，马上吸收，一般的便一略而过。他还认为一旦把植物学、土壤学等基础课读好，再去学食用作物、特用作物、园艺作物等，即可触类旁通。
何康也很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但上实习课专心，课外还种菜、搞青贮饲料、养猪。二年级时，农艺系开的土壤课里，土壤微生物讲的不多，而他却非常喜欢钻研这方面的问题。刚巧，这一学科的专家并非广西大学教授，而是广西农事试验场的技正张信诚博士，求知欲望十分强烈的何康，便主动去请求当张的助教和试验助手，经过诚挚的交谈，张信诚欣然接纳了这名广西大学的高材生。何康学习成绩优异，是1944年中华农学会奖学金在广西大学学生中两名获得者之一。
三年级时，开始考虑毕业论文选题。何康发现广西南部地区，由于稻田缺肥，农民又无钱买化肥豆饼，大多采用稻草还田措施增加土壤肥力，结果却往往发生植株黄萎现象，反而减产。这主要是因为土壤微生物的影响，究其竟是由于碳氮比例失调所致，还是其它原因? 应该怎样解决?他想以这个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为论文题目，征求张信诚意见时，张不仅表示支持，还帮他作了试验设计，同意他利用农事试验场的温室进行试验，将自己所作的尚未发表的小麦试验报告给他参考。
在进行 “稻草还田和土壤碳氮比对水稻生长及产量之影响”试验之前，他已经看过不少有关资料，选题决定后，他一边进行温室盆栽试验，一边考察大田施用稻草情况，日夜攻读有关文献，仅欧、美、日本和印度的材料，就参考了48种。他系统地综述了前人的工作，应用生物统计分析，表明取得的结果。简单地说，稻草还田之后，必须先增施一定数量的人粪尿，增加氮素，提供微生物大量繁殖的营养，以便迅速将稻草分解，释放出所含的大量氮、磷、钾营养素。避免因碳氮比失调，稻草分解时吸收土壤中原有的氮素，反而影响水稻的生长和产量。试验数据证明，何康所作的结论，完全符合当时国际上所公认的原理。论文包括26幅图表，共逾万言。指导教授是黄瑞纶和张信诚。在扉页黄教授签名盖章将其评为优等论文。那时正值湘桂大撤退，兵荒马乱，原稿不知所终。
事隔35年，1980年何康率中国农业代表团访美，在华盛顿与他的恩师、美国史密松尼博物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信诚博士重逢时，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激动地将他在抗日战争中湘桂大撤退时历经艰险保存下来，并长期珍藏的何康亲笔写的论文原稿，连同原始记录 “完壁归赵”。在场的人，听了那段传奇般的经历，无不为之动容。
在广西大学读书期间，何康按董必武同志指示不与地方地下党联系，以免暴露身份，而是在南方局特派员领导之下工作。1946年，何康大学毕业，先到南京与董老接上关系。后调上海，在中共上海局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即使在那样紧张、危险、生死攸关的斗争生活中，也没有离开他的专业。他创办的栖霞农场、丽群造园事务所，既是农艺、园艺的实践场地，也是党的地下活动隐蔽点。他积极协助创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团结一大批农业科技工作者。1949年5月上海解放，何康被任命为上海军管会农林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6岁的何康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分管科技教育与生产。至此，董老的预见成为现实，党为他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奉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为 “橡胶北移”攻关，为开创热带作物科教事业苦干二十年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当时，作为战略军需物资的橡胶，严重匮乏。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产天然橡胶。从长远考虑，中国非自力更生发展橡胶不可。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中央得悉海南种有100多万株天然橡胶，1951年中央决定，在华南建设中国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在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主持下，1951年11月在广东湛江成立了华南垦殖局，由中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兼局长。1952年组建两个林业建设师和一个独立团，前往海南、雷州半岛和广西采种、育苗，开荒植胶，同时又在云南西双版纳、福建南部进行开垦试种。业务上由中央林垦部新设的特种林业司指导。1952年6月，何康调到北京就任林垦部特种林业司司长。到任第三天，便匆匆南下湛江、海南岛与广西，进行实地考察3个月，向林垦部和中央提出发展天然橡胶的建议。同年10月，中央正式作出发展橡胶的决定。1953年，苏联政府派遣50多名专家，随带大批拖拉机来华参加垦荒植胶，这是中苏在农林方面第一个大合作项目，双方都很重视。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不久，苏方撤消了协议，撤回专家。中国决定按照自身的需要与可能，坚持继续开拓并发展自己的天然橡胶事业。1954年初，何康前往云南河口、德宏和西双版纳地区考察。当时边境地带尚不安定，交通也很困难，他和热带植物专家蔡希陶二人，由解放军一个班护送，骑着马跋山涉水，完成了这次艰辛的考察任务。选定在西双版纳景洪建立云南特种林业实验站，并在河口、德宏不同海拔地区进行多点试种。1961年4月，周恩来总理与缅甸吴努总理的会晤，就是在景洪特种林试验站的老橡胶林中，后立碑纪念。
巴西三叶橡胶原生长在南美巴西的热带雨林中，19世纪末期才移植到东南亚，到20世纪中叶，东南亚的橡胶产量已占世界总产的90%，它的生长发育需要高温、高湿、静风和沃土。所以世界各国的橡胶树都分布在低海拔的赤道以南10°到赤道以北15°之间。连权威性较高的 《大英百科全书》 中也断言： “橡胶树仅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赤道南北10°以内”。但是，早在20世纪初，中国就有华侨从南洋群岛引进橡胶，在海南岛建立胶园，到新中国成立时约有橡胶树100多万株，年产干胶200吨左右，数量虽不大，却证明了中国热带、南亚热带地区是可以植胶的。中国海南岛南部已是赤道以北18°;雷州半岛和西双版纳的纬度还要高，能否在热带边沿，即北纬18°至24°之间，克服寒潮、台风和土壤相对贫瘠等不利条件，大面积种植胶树而且达到较高的产量呢?这是一个前人没有做过的科学命题，何康知难而进!
首先，在一系列实地调查研究和国内外种植橡胶经验及阅读当时华侨送来的大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橡胶调查、研究材料的基础上，他负责起草给中央的报告。分析了前一阶段发展橡胶的方针即先大陆后海南、先草原后森林，因种植纬度偏北，又无防护林保护遭受寒流台风危害而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必须选择适宜的高温多雨、静风的小气候宜林地，依山靠林，着重发展优良品种芽接树 (单株产量3千克以上)，不栽植未经选种的实生树 (单株产量平均仅1千克) 的技术措施。上报后接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对芽接树等关键问题详加询问。很快，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指出中国今后发展橡胶事业，应遵循“提高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稳步发展” 的方针。
接着主管农林工作的邓子恢副总理又具体指示，发展橡胶应作长期打算，要以短养长，在橡胶幼林未投产 (开割) 前兼事油料农林间作及发展咖啡、剑麻、胡椒等热带作物。为此，将特种林业司改为热带作物司，并由林垦部转属农业部领导。
本来，何康一贯爱好植物学，在大学时，有一次考试，全班有半数同学不及格，他却得95分。30多年过去了，他任农林部副部长时，陪同来访的前联邦德国农业部部长参观北京植物园，对园内许多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还能流利地讲出它的拉丁文学名，使对方惊讶不已。
1955年，何康出访缅甸，翌年又访问印度，都以考察研究热带作物为中心任务。中央组织部一度要调他到由竺可桢兼主任的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副主任，当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征求他意见时，何康说： “我全面的科学知识不足，自己在热带作物方面已经打下些基础，还是让我专一门吧”。组织上支持了他的愿望，任命他为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
1957年3月，中国科学院和农垦部会同4个有关科研单位，由竺可桢主持在广州召开了华南热作资源开发科学研讨会，到会人员及苏联专家共206人，重点讨论了栽培橡胶的技术措施、选种、北移、橡胶工艺以及椰子、咖啡、剑麻等有关热带作物发展问题。何康作了 《我国热带作物发展对象、发展地区及存在问题》 的总结性发言。1958年，农垦部部长王震同志为使科学研究更好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亲自摸清了情况，决定将华南热作研究所由广州全部迁往海南岛儋县。何康勇敢而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勇敢而愉快” 绝非是文字的形容，追述一段往事，就可以理解何康的思想境界和以事业为重之动力所在了。那是1954年，在北京，有一次他随同华南垦殖局领导，前往叶剑英的住处汇报工作，不期董必武同志也在座。董老一见他就高兴地说： “呵，你长这么大了。都当司长啦”。何康提起董老当年的教诲，恳切地表示，正是由于遵循董老的指引，才决心坚持从事农业工作的。接着又向两位老领导反映了当时的工作情况，和对往后的设想，董老、叶帅频频点头，勖勉有加。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位于北纬18°至20°之间，地处热带、南亚热带，资源虽丰富，经济开发却很落后。儋县在岛的西北部，是个高疟区。何康与全所数百名科研人员和行政干部，就是在一片只有几间瓦房和茅草房的荒凉土地上披荆斩棘，开创基业的。最初缺水无电，当何康坐着一辆解放牌卡车拉来一台苏制发电机时，全所职工围集相迎，由衷地欢呼起来……。一些人，由于不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加上创业时的繁重劳动而病倒了，何康的双脚也溃烂了。但大家都满怀信心，以高昂的斗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去战胜困难。1959年农垦部部长王震同志亲自到这里蹲点办公; 董必武、叶剑英、邓子恢、谢觉哉、肖克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先后来这里视察。1960年春节，周恩来总理也来了，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总理见到全所同志上下一心，精神焕发，喜气洋洋，家家门上贴春联，十分高兴。总理见到何康家门上贴的春联 “儋州落户，宝岛生根”后，应大家的请求，挥笔题了一幅： “儋州立业，宝岛生根”。这八个大字，后来做成大标语牌悬挂在科研大楼上，激励宝岛新人生根立业。
周总理亲切地问及何康夫妇父母的情况，并指着他俩对在场的同志说： “他们都是官僚家庭出身的子女，现在不是干的很好吗?! ——出污泥而不染嘛!”
领导的关怀和重视，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何康一再说： “中国的热带面积虽小，但世界的热带面积很大，而且大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在热带的北缘，对热带作物的科研和生产有所发展，就会对世界热带农业有所促进，意义就不限于中国了，所以这是一项前程远大的事业”。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富有远见的事业心，何康与全所职工，特别是许多高级专家，同心同德，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为创建中国热带作物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智慧。
何康长期担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和华南热带作物学院两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他自己是知识分子，更懂得关心、团结和爱护。知识分子。比如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中国科学院派了60多名专家来院协助工作，他们尽可能把较好的生活条件让给客人。何康说： 这是 “广结善缘、好客成风”。后来，两院盖起几栋标准较高的楼房。党委决定，所有新盖的楼房，一律先供高、中级科研人员居住。直到1978年调往北京任农林部副部长时，何康一家始终住在三间平房里。
何康不单是一个行政领导者，他首先是科研、教育战线上的一名战士，一个懂行的指挥员。他长期坚持为热带作物学院的新生上第一堂课; 在经费紧缺的情况下，两院还尽力添置图书设备，当时全世界有关热带作物的期刊杂志约有200种，他们收集、订阅了160多种，这些期刊寄到后，第一个读者大多是何康，他不仅自己动手翻译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而且鼓励和帮助青年同志翻译。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两院不但完成了预定的科研和教学任务，而且编撰了中国第一部65万字的 《中国橡胶栽培学》，这本书自始至终由何康主持讨论、修订，审核和定稿，集体研讨经常在他家进行，热烈地争论，有时持续到深夜。
1961年何康与热带作物研究院的高级科研人员黄宗道、彭光钦、许成文等共同为中央农垦部制定了 《天然橡胶七年生产规划》，上报国务院后，邓子恢副总理在规划报告上作了如下批语：“这是一个关于橡胶生产和制造的报告，他把国内外橡胶生产的历史、现状、橡胶的特性和生产管理，都讲得很周详、很恰当。负责橡胶经营管理的干部，不可不看。” 后来又经何康等继续补充修改，于1962年7月定稿，题为 《关于发展我国天然橡胶生产的几点建议》，对中国橡胶生产的现状与方针、规划布局、技术改进、经营管理，以及如何提高科研水平等作了详细的阐述，再一次强调提出 “今后发展橡胶，必须种植芽接树，或经过选择的高产实生树”。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是一所高等学校，它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热带作物科学技术人才，还招收过一名越南研究生，这名研究生后来当了越南政府橡胶局局长。
何康注重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结合，更注重科研、推广与生产实践的结合，两院建立了占地2万亩 (1333公顷) 的实验农场，建立了热带植物园。而且主动地帮助农场和地方发展橡胶和其他热带作物，推广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例如儋县石屋大队因此增产受益，年年给两院送菜送肉，表示谢意。
1977年，何康调离海南后，由黄宗道教授继任两院院长兼党委书记，无论科研与教学都在原有基础上有更大的发展。1982年10月18日，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决定，鉴于橡胶北移栽培技术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与经济价值，特授予国家发明一等奖。现在，中国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居世界第四位。这个成果的取得，是何康与许多杰出的专家和领导人、大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和数以十万计的农垦战士共同劳动的结晶。1982年10月，叶剑英元帅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海南的垦殖事业，特地邀请何康去汇报橡胶和热带作物的发展状况，关怀备至。临别还与他全家合影留念。
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而奋斗
1978年，国务院任命何康为农林部副部长。同年7月，他率领由26人组成的中国农业代表团出访美国。这是中美正式建交前第一个访美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引起了美国朝野的重视。历时40天，走遍美国主要农业生产区中西部14个州，参观了农业科研推广机构、大学农学院、农场牧场、种子公司、农畜产品加工厂以及农场主合作组织、农业展览会等102个单位。对美国现代农业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考察。访美归来，邓小平、叶剑英同志以及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亲自出席了汇报会，听取了他们的考察报告和结合中国实际所提出的： 提高农业投资、发展社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加强科教机构、加快建立种子公司、实行农林牧三结合并加强水土保持、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七项建议。
1979年，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农业委员会，何康任副主任委员兼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当时，中央已明确指示，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方针。何康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拥护家庭联产承包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他刚刚就任，就亲自投身到农村改革的大潮中去，他专程赴山东荷泽地区的县、乡、村直至农户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感受中国农村大地改革的春风，取得农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他既熟悉农业知识，又掌握农村改革的第一手资料，应山东省政府邀请，在山东济南，做了一次农业农村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有几百人，都一致称赞他的报告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
何康在国家农委主要分管科研教育与对外交流。如何以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全世界22%人口，始终是他全力倾注的课题。1979年7月，在他的建议下，召开了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会议。会上，他引用大量数据，着重说明我们再不能满足于 “地大物博” 那个笼统的概念。要发展农业，首先必须摸清家底，掌握全国土地、气候、生物、水等一系列的自然资源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基本情况，区划各类类型才能更好地因地制宜，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安排措施指导生产。也只有掌握了全面的资源情况，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进行农业区划，建立商品粮、棉等基地，培养相应的人才，逐步走向农工商一体化。会后，成立了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并由他兼副主任。在王任重、万里、宋平、陈俊生等历届农业区划委员会主任的领导下，由他具体组织领导的全国农业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一直延续至今。他非常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工作，经常在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放手发动广大科技人员，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工作。诸如南方红壤土的改良、北方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淮海平原旱涝盐碱的综合治理、西北草原建设与改造、水产养殖乃至农村沼气的开发利用，等等。
在拨乱反正、百废待举的形势下，何康极力主张加强农业教育。他认为，解决农业问题，科学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一定要重视智力开发，培养一大批既有知识、又掌握技术的人才，才能提高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他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委员，立即着手恢复与调整在 “文化大革命” 中被搞乱的农业科研院所与高等农业院校，把被拆散、撤销和下放在缺乏科研教学基本条件不能开展工作的机构，想方设法迁回原址或城市郊区，并在财力、物力及争取世界银行贷款和国际资助上，支持农业教育和科研机构以及农业技术推广网络的建设，深受好评。为了提高各级农业行政领导、干部的政策和业务水平，他倡导在农业部直接领导的7个重点农学院，开办县级农业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而，又在北京开办包括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副省长参加的农业高级干部训练班，聘请第一流的教授讲课，他不但审读各种教材，主讲《农业现代化》课程，并且自己带头听课。
1982年，何康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3年在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农牧渔业部部长。1983年1月12日，他参加邓小平同志与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的一次重要谈话后 (见邓选三卷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怀着对祖国深厚的挚情，勤奋自勉，为贯彻落实党的农村战略，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保证农产品供应，增加农民收入，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唯恐有负党和人民的重托。这时他的工作范围已经涉及到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
他尤其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第一性的生产，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条件。有一次，在和基层科技干部座谈时，他感慨地告诉大家： 1966年12月，周恩来总理特邀他和广东农垦领导干部到中南海去谈工作，留他们吃饭的事： 桌上的主食有好几样，可样样都是杂粮做的，总理笑着说，“在中国，杂粮实际是老百姓的主粮，海南岛要重视发展粮食发展杂粮”。寓意深长的话语，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认为不能由于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减少，就影响了农业作为经济基础的意义。从此，他一再通过各种场合，宣传贯彻中央关于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又是基础的基础”这一战略思想。并在他的直接主持下，为促进粮棉持续增产，从1983年开始，在全国粮棉重点产区分期分批建设商品粮棉生产基地; 为丰富大中城市的副食品供应，1985年召开了大中城市会议，研究提高肉禽蛋奶鱼果菜的产量和质量，以后逐步发展为 “菜篮子工程”; 为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从1986年开始，分期分批建设优质农产品基地; 为解决高寒山区群众的粮食问题，全面实施 “温饱工程”。以上这些工作，至今都已经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如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国农业已经走出了短缺经济的困境，进入了供求基本平衡的时期。
何康在农业部工作期间，十分关心基层农业推广体系和推广队伍的建设。在他的努力下，争取到了国家对县一级建立技术推广中心的补助投资，现在全国每个县已基本建成了一个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对农技推广队伍的建设，得到人事等部门的支持，一次得到了全国10万推广人员的干部指标。
何康出任农业部长，对于正在兴起的乡镇企业，给予极高的评价，看到它的历史作用。尽管后来出现种种贬低乡镇企业的现象，他仍热情坚定地支持并深刻地指出： 农村和农业的发展，除国家支持外，“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这些都要靠发展乡镇企业来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为支持乡镇企业，团结广大乡镇企业家，198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乡镇企业协会，并连续两届被选为会长，亲自主持会务。
中国是世界花卉园林之母，但在 “文化大革命” 中，欣赏花卉被错误地批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使全国含苞未放的花卉产业几乎催毁贻尽。1984年在国务委员陈慕华的倡议下，何康亲自出面组织成立中国花卉协会，促进了中国花卉园林事业的蓬勃发展。陈慕华被选为名誉会长，何康为会长。他以行政力量扶持民间花卉事业之复兴，并为农业增添了一项高效产业。
何康在任农业部副部长、农委副主任期间，分管农业科技、教育和外事工作，任部长后，熟门熟路，特别关注农业科技和教育的基础作用及对外交流工作。在继续抓好农业区划、教育和科研院所的恢复和调整工作的同时，他还努力为科研、教学人员出国培训创造条件，并倡导建立中央农业管理干部学院与各大区依托国家重点高等农业院校建立分院，继续有计划地培训从县到省的各级主管农业行政领导干部。同时，为在广大农民中普及农业科技知识，并对基层农业干部进行学历教育，又支持兴办了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及各省、市、自治区分校。
何康长期主持农口外事工作，担任部长后仍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农业系统的对外交流。他积极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大力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并积极引进外资以及洽谈中外合资开发农业建设的若干重要项目，包括与世界银行签订的两项科教贷款协议等。使农业部成为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较早的部门之一。1979年，他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世界农业与农村发展大会 (WCARRD) 副主席，1982年起，又连任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第22届和23届大会副主席。他风度翩翩，而又平易近人; 善用英语对话，又机智健谈。有一次，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到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问题，他很有风趣地说，那就是既要少投入，又要多产出; 耕地少，又要多打粮; 饲料不足，又要多吃肉; 水资源既少，又要多灌溉。人口总数那么大，而人均耕地却这么少，可还得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就是特色，也就是困难。但是只要我们靠政策、靠科学，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解决这些难题，取得了经验，不仅能造福于子孙后代，而且对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也将大有参考价值。
1986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1987年6月，作为东道国代表团团长，他负责筹备并参与主持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粮食理事会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到会的各成员国部长39人，加上一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观察员近300人。会上，何康作了重要发言，充分体现了中国国际主义的精神实质，博得了一致好评。会后，他又接受了中国农学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授予的名誉会长的称号。
鉴于何康在农业事业上的成就和贡献，1986年美国的马里兰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89年4月，北京农业大学特授予名誉教授称号。1993年鉴于他13年任职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及部长，及40多年从事农业工作的成绩，美国的世界食物奖基金会授予他该年度的世界食物奖。
何康在农业部任部长8年。在此期间为农业、农村工作和广大农民群众办了不少实事，在全国农业战线上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广大农业科技、教育人员和农业行政领导部门的同志交口赞誉是农业部的一位好部长。
何康于1990年农业部长任期届满后，仍在1993年至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和财经委员会委员任期内，致力于促进与保护农业、畜牧、渔业和乡镇企业的立法工作。在此期间，与各有关部门专家领导及法学家共同努力，研究、起草、修改并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农业方面的法律，并多次组织和参与了执法检查工作。
简历
1923年2月26日 出生于河北大名，祖籍福建闽侯。
1939—1940年 在重庆南开中学上高中，并任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1—1946年 在广西大学农学院 (柳州) 学习，并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1946—1949年 在南京、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经济工作。
1949—1950年 任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
1950—1952年 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
1952—1954年 任林业部特种林业司司长。
1955—1957年 任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
1957—1972年 任农垦部华南热带作物学院、研究院院长。
1972—1977年 任广东省农垦总局副局长。
1978—1982年 任农林部副部长、国家农委副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
1983—1990年 任农业部部长。
1993—1998年 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
主要论着
1 何康 .中国橡胶栽培学 .北京： 农业出版社，1961
2 何康.热带北缘橡胶树栽培 .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1987
3 何康.中国粮食发展战略对策 .北京： 农业出版社，1990
4 何康.八十年代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 .北京： 农业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