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
过益先，水稻栽培学家。总结群众丰产经验，研究水稻高产栽培理论与技术; 研究提出北方水稻旱种节水栽培技术并用于生产;组织开展全国稻田农作制度研究并与亚洲协作网接轨，探索在不妨碍水稻增产的前提下降低稻田甲烷排放量的技术措施，为中国水稻生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过益先，1924年4月10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过畅候是商学院肄业生，先后在无锡制镁厂和常州市一家电厂当职员。母亲知书达理，能诗会画，是一位敢于反抗缠足封建陋习的新女性。过益先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内乱频繁、列强瓜分势力范围、日本侵略军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沉重灾难的日子中度过的。由于时局动荡，父亲工作不稳定，他从小只得跟随母亲投奔无锡乡下的祖父母家，在那里完成了小学学业。从记事时开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由此引发的全国抵制日货运动，以及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给幼小的过益先以强烈的震憾。在他的心灵里早早的撒下了爱国自强的种子。1936年，12岁的过益先进入私立无锡中学，从此告别了他所熟悉和热爱的乡间生活，到城里读初中，也开始了他四处奔波的求学历程。1937年上海 “八一三” 事件爆发不久，无锡被日军占领。父亲不愿为日本人做事，愤然辞职离开了工厂。受其父影响，过益先宁愿到一个老秀才家读私塾、去上海租界读书，也不愿进日军占领下的学校。直到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他才不得不回无锡进私立正风中学读完高中课程。1943年秋过益先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开始了大学生涯。值得一提的是，这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他满怀爱国激情，同数千名大学生一起参加了由四年级学生领导的 “首都清毒运动”。他们游行到南京夫子庙一带，冲砸了所有鸦片馆，把醉生梦死的吸毒者揪了出来，还把抄出来的大量鸦片、毒品和烟具拿到国民大会堂广场焚烧。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满腔悲愤，面对持枪列阵、虎视耽耽的日本宪兵队而毫无畏惧，大长了中华儿女的志气，其情其景历历在目。1945年8月抗战胜利，南京中央大学被关闭，过益先起初到上海南通农学院借读，随后入南京临时大学读完三年级。1946年夏，临时大学结束，过益先被分配到浙江金华英士大学农学院四年级，就读约两个月，因反对校方编级考试，加上学生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校内激发了一次冲突，校方为平息事端，一方面出布告勒令过益先及其他两名由南京临时大学分配来的学生退学，另一方面又按照过益先等的志愿，转请原教育部高教司介绍去新光复的台湾大学农学院就读，至1949年暑期才毕业。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总算结束了艰难的学生时代。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台湾，一心想报效祖国、赴台已32个月之久的过益先归心似箭。为了躲避当局的监视与阻挠，他与同学李郁治以去香港申办1950年留英公费为由，秘密离台赴港，奔向新中国，并于11月上旬到达广州，回到祖国怀抱。
回到大陆后，过益先原想进南方大学学习革命道理后再参加工作，不幸体格检查时发现肺结核，未被录取。1950年2月初回到家乡无锡，并向华东军政委员会打报告申请工作。3个月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农业处技术改进课任技佐。1954年大区彻消，12月他被调到中央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后参加农业科技情报的创建工作。1958年，为了适应北方水稻生产大发展的需要，中国农业科学院在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内设立水稻研究室，对水稻专业已有10年资历的过益先也在这年11月被调到作物所，从此，他与水稻栽培科学结下不解之缘。
在华东农林部工作的5年中，过益先不仅从众多老干部、老共产党员身上学到了克己奉公、为人民服务的许多优良作风，也在脑海深处牢牢地树立了熟悉生产、服务生产、了解农民、服务农民的观点。1959至1960年，过益先在上海市松江县农村蹲点2年，学习总结全国劳模陈永康单季晚粳丰产经验及其推广应用情况。通过上百丘基本田块的定点观察记载和实际测产结果，不仅对劳模经验有了较深入的理解，而且对当时浮夸风的危害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凭着科技工作者的良知和责任感，过益先用自己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 《松江县单季晚稻丰产经验总结》一文，在1961年《中国农报》上发表，希望有关领导能从中了解一些生产上的真实情况。那一时期，全国掀起以密植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农学界也在展开大田作物合理密植与群体结构的大辩论。过益先以合着和独着形式两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文，阐述不可过稀也不可过密的道理，强调合理密植要与所处的具体生态环境相适应，并与林世成一道在作物所内开展了“作物合理动态群体结构”课题研究。1964年根据3年试验结果，在《作物学报》上撰文论述水稻合理密植的理论与实践，受到稻作学界的认同。
1964年11月，根据三线建设的需要，中国农业科学院组建西昌工作队。过益先刚从北京团河农场基点归来，未及与家人团聚过年，就满怀激情和吃大苦、耐大劳的决心，随队奔赴四川西昌任农业组组长，和其他研究所的3位同志一起，住进袁家山大队第五队的一间破旧的库房，开始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的生活。他们在劳动中推广高温堆肥、规格插秧、施用化学肥料、浅水灌溉结合中期落干与化学除草等技术。当年全村水稻平均单产跃增50%，从每亩200千克提高到300千克，受到当地农民和领导的赞扬。1966年，服务范围扩大到全公社。正当他们满怀信心迎接新挑战时，“文化大革命” 开始了，过益先奉召第一批回所参加这个史无前例的运动。
过益先研究的课题几乎涉及中国水稻生产的各个领域。几十年来，生产需要什么，他就专心研究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推动首都水稻生产的发展，他尽心尽职做好北京市水稻科技顾问团工作，频繁出现在乡间地头和农民家中，深入浅出传授水稻育秧新方法和化学除草技术。在北方，过益先首先研究和推动以旱种为核心的水稻节水栽培技术。又是他首先从日本引进水稻工厂化育苗技术和设施，并在北京郊区进行试验示范。他业务视野开阔，1979年就开始走出国门，历访美国、日本、东南亚及南亚各国，开展科技交流，弘扬中国农业和水稻成就。他促使中国较早加入亚洲稻田农作制研究协作网，让我们古老而丰富多彩的农作制与国际接轨。晚年，他出于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和研究生一道致力于稻田甲烷排放量控制研究，为国内这一新兴领域积累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人们看到的过益先，一直是一位思路敏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水稻专家，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先患的严重肺结核险些夺去了他的生命，后来得的肝病和支气管扩张又经常折磨着他的身心，是祖国的呼唤和对事业的热爱给了他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他在水稻栽培专业上的长期执着追求也相应地获得了回报。“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他接连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水稻旱种技术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1978)。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七、八届委员及其所属科技工作委员会委员 (1988—1998)，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 (1986—1998)兼该会栽培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 (1986—1997)，北京市政府水稻科技顾问团副团长、团长 (1980—1996)，海南省海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1990—1992)，亚洲水稻农作制度网 (ARFSN) 工作组成员 (1982—1995)。先后参加《中国水稻栽培学》、《中国稻作学》的审、撰稿工作，担承多种农业科技刊物的编委，还被聘为亚洲农作制度协会 (AFSA) 第一、二届理事 (1990—1993)。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开创水稻旱种技术
1971年，过益先随他所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所集体下放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文化大革命” 中并未受到太大冲击的他，被驻所军代表指派到京郊水稻主产区大兴县农村蹲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益先十分珍惜重新回到专业工作以自己的知识为农民服务的机会，一心想做出成绩来。然而，70年代初，北京地区干旱少雨，使水稻插不上秧，插上秧返不了苗，返了苗也长不好而发生减产，水稻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少，单产一年比一年低。地势低洼的北京着名水稻产区大兴县芦城公社几乎全部耕地种植水稻，一年一熟，生产和生活所遭受的打击更大，农民们心急如焚，渴望上级能为他们提供一种抗旱种稻新技术。过益先急农民之所急，决心要为领导和农民排难解忧，他一方面不辞辛劳骑上自行车访问稻区干部群众，了解发掘当地抗旱节水种稻经验，一方面详细翻阅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并从日本水稻干田直播技术中得到启发;后来又专程到河北省芦台农场学习了解50年代该场水稻旱直播、幼苗旱长的经验和教训。他通过对北京市1841年以来百年降水记录的分析，总结出北京地区降水特点是： 年降水量小，平均为636.7毫米; 年际间变幅大，最多1 406毫米 (1959)，最少242毫米 (1869)，相差4.8倍，年雨量分布不均，85% (541毫米) 集中在6至9月，7、8月的月平均在200毫米以上，超过长江流域稻区。他从前人的研究得知，水稻蒸腾系数与小麦相仿，生理需水远低于当前的田间需要量，如果改水整田为旱整地、改移栽为直播，延长小苗旱长时期至接近或进入雨季，并采用浅水结合落干的灌水方法，就可避春旱、迎秋涝，化解种稻用水多的矛盾，形成一套适应北方降水特点的抗旱节水种稻技术。过益先拟订了从品种筛选、不同叶龄灌水效应、高效化学除草剂选优入手的旱种水稻技术研究计划，选定在芦城公社东芦城大队进行试验研究。公社和生产队领导十分支持，认为这正是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因而无偿提供稻田作试验地，打机井保证用水，并且组成以回乡知识青年为主体的大队科学实验小组来具体承担实施的任务。1973年种了4亩旱种试验田，进行了品种、灌溉、化学除草三项试验，5月 15 日播种，到6月下旬，旱种稻苗还不到20厘米高，几乎没有分蘖，而插秧水稻已是一片葱绿。在社队干部的支持下，他冒着失败的风险，硬着头皮不浇水，7月 1 日一场大雨，连下了3天，雨量200毫米，一下子沟满渠平，旱种稻田有了稳定的水层，结合追肥，经10天，株高达40厘米，约增高1倍，又过10天，株高达70厘米，超出了插秧水稻。试验结果，品种京引47小区折合每亩产量380千克，为最高。又经2年试验，1975年京引47小区折合亩产569千克，1.5亩示范田实收亩产491千克。这样，一套适合北京地区降雨特点的抗旱节水种稻新技术终于产生了。其要点是： 选用全生育期130～140天的中熟品种，于5月上中旬直播于底墒足的旱田，播深3厘米，播后覆土并镇压，喷施化学除草剂，苗期旱长，至长出4～6个完全叶开始灌水，有效分蘖期保持水层，以后根据水情实行灌溉，全生育期灌溉4～6次，每次灌水50立方米上下，结合灌水进行施肥，于10月初完熟。这项新技术于1976年开始在大兴县推广，取得了每亩灌水200多立方米 (常规600～800立方米)、生产稻谷370千克以上的好收成。经《人民日报》和 《北京日报》等新闻媒体报道之后，天津、河北、辽宁、河南、山东等地纷纷来信、来人访问，引进技术和品种试种。1982年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为此立项推广，1985年旱种面积就达260万亩，其种植区域向南延伸到江苏、浙江。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农民的共同努力，这套技术日趋完善成熟，不仅为干旱少雨地区发展水稻生产开辟了新途径，也为中国节水农业提供了一种新的种植技术。
推动中国稻田农作制研究的发展
中国稻田农作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特别是在充分利用土地和光热资源以及用地、养地上有着很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国土幅员广阔、生态条件多样，加上农作制本身涉及作物品种、栽培、土壤、肥料、气象、水利、机械、养殖等众多学科，所以各地稻田农作制差异很大，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同行之间缺少共同语言，很难摆脱各自就事论事的状况。对比国外的成就和最新进展，过益先深为不安。1980年3月，他应邀只身赴菲律宾国际水稻所 (IRRI)出席国际水稻种植制度学术会议，并作了题为《中国水稻种植制度及其发展》 的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浓厚兴趣。回国后他抓住机遇，在国内组建了有辽宁、北京、浙江、四川、湖南、广东六省、市农科院参加的水稻种植制度协作网，并作为中国成员加入“亚洲水稻种植制度协作网”，得到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 的经费资助，于1984年开始了第一轮合作研究。该协作网在辽阳、通县、绍兴、广汉、长沙和新会建立了6个农村试点，重点研究为： 现有主要种植制度评价，粮饲 (肥)、粮经等二元结构种植制度创新和节水增收等配套栽培技术。1986年增加了种稻与养畜结合的研究内容，由江苏农科院现代化所、土壤肥料所等4个研究所承担，在镇江建立了第一个稻畜 (猪) 结合的农村试点。1988年第一轮合作研究结束时，参加合作研究的单位增加到12个，农村试点增加到7个。1989年开始的第二轮合作研究，项目名称改为 “水稻农作制度研究”，正式把农畜、稻鱼结合纳入研究领域，以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与国际研究接轨。新增稻田养鱼、农机具改革、经济效益评价等专题，新建北京昌平、上海颛桥稻—奶牛试点，江苏宜兴稻—鱼试点，原有试点也根据贫困农民是本项目主要服务对象的宗旨进行调整，组成了一支由20个研究所包括作物、土壤肥料、畜牧、农业生态、农业经济、农业机械、农业气象、淡水养殖等专业，老中青结合的多学科科研队伍。通过大家10年的合作研究，在关系到中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热点问题上取得了明确的结论。第一，传统的稻田种植制，如稻麦两熟、双季稻、绿肥双季稻、大麦双季稻均是适合各地具体生态条件增产粮食的好制度，在适当的施肥制度，特别是施用有机肥和蒿秆还田的配合下不仅能增产，而且可持续发展。第二，传统稻田制的主要缺点是，产品单一，经济效益低，而且常年连作，土壤结构差。改进的途径是，改革种植结构，引进非禾谷类作物，实行水旱轮作，如广东的菜—稻—稻，湖南的菜—玉米—稻，菜—玉米+大豆—稻，四川的麦—稻—甘薯，油菜—稻—甘薯 (或蔬菜、玉米)，浙江的西瓜—稻、西瓜+玉米—稻，上海的大麦/青贮玉米—稻，北京的小黑麦 (青贮)—稻。第三，提出了不同种植制度下配套栽培技术，便于农民采用。至1993年项目结束时，协作组共有14项专题成果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有近50人次出国考察、培训和参加会议; 同时，研究制定了可供全国通用的稻田农作制研究方法，使研究规模和水平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开展控制稻田甲烷排放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90年代初，对于作为第二个重要温室气体甲烷的研究，已开始由单纯观测其自然排放规律转向谋求加以控制。稻田是大气甲烷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何控制稻田甲烷排放，涉及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必须以不影响水稻增产为前提才具有实际意义，这就为水稻栽培专业提供了参与机会。1990—1992年过益先参加了国家环保局引进、美国环保署(USEPA) 资助的合作研究项目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环境中心的科研人员联合组成的课题组。他们在3年的试验中，得到了如下的结果： 施用农家肥增加甲烷排放，间歇灌溉有抑制甲烷排放的效应，水稻旱种则测不出甲烷的排放。1994—1998年他和助手们又参加了由联合国开发署 (UNDP) 资助、国际水稻所主持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参加的稻田甲烷排放与控制的国际合作研究，并引进了一套价值18万美元的稻田甲烷自动取样测定系统，对水稻本田生育期稻田甲烷排放量进行连续测定。他们用大量实测数据论证了北方稻田的甲烷排放量远低于南方，也低于前人测得的结果; 北方稻田甲烷排放的季节变化呈明显的单峰曲线，分蘖期达到峰值，其后下降，先快后慢，以至趋向平稳; 在同一季节内每天排放量的大小决定于当天温度的高低。并进一步指出，为充分发挥间歇灌溉减少甲烷排放的效应，宜在分蘖期甲烷排放高峰期实施间歇灌溉。他们还初步证明不同品种的产量与甲烷排放量没有密切联系，选用产量高、排放量低的品种可能是减少稻田甲烷排放的一项最有希望的措施。只要将品种、施肥、灌溉三者加以科学组合，不但可以有效控制甲烷排放，同时还可提高水稻单产。这项研究为栽培与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从而引向一个新领域。
尽管过益先早年得过严重的胸膜炎和肺结核，中年又患急性肝炎并被诊断为肝硬化早期，但他以超常的思想勇气和毅力对待疾病，认为身体越是不好，就越要自觉锻炼，增强接受挑战的意识与毅力，越要珍惜时光多做事，但他是一个工作起来不顾命的人。在他近50年的科技生涯中，他不声不响地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从年轻时代直到年逾古稀，无论是外出开会办事还是下乡下点，总是骑上自行车就上路。一次参加顾问团下乡考察，在集合途中被汽车碰倒; 一次在去基点为所在地农民讲课途中被汽车刮倒，稍加包扎缝合后就赶赴集合点和继续骑车赶到会场。他严以律己，凡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在试验工作中，他经常参加田间作业，数十年如一日，1994年70高龄时还亲自操作机动两行插秧机为甲烷试验田插秧。过益先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过益先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简 历
1924年4月10日 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
1949年7月 在台湾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毕业。
1949年8—11月 任台湾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助教。
1950—1952年 任华东农林部农业处技佐，华东农林部国营农场管理局技佐。
1953—1954年 任华东农林水产局国营农场管理处技术员。
1955—1956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筹备小组助理研究员。
1957—1958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办公室助理研究员，情报组(室) 助理研究员。
1958—1973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74—1978年 任北京市农业科学院作物所助理研究员。
1978—1998年 任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 (1980)，研究员 (1985)。
1992年 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1998年 退休。
主 要 论 着
1 过益先.松江单季晚稻丰产经验总结.中国农报，1961
2 过益先.关于水稻叶色变化的研究动态及问题.作物学报，1962，1(3)： 313～318
3 过益先.从群体结构探讨水稻高产规律.人民日报，1963年04-09(3)
4 林世成，过益先等.水稻不同群体结构丰产特性的研究.作物学报，1963，2(4)： 363～380
5 过益先.北京郊区种植麦茬稻的经验.中国农业科学，1976(2)： 42～45
6 过益先.怎样夺取水稻高产.农业科学通讯，1976(10)： 19～20.(11、12)： 41～42
7 过益先.水稻旱种的高产技术及规律.农业科技通讯，1982，(4)： 4～5
8 过益先，费槐林.中国水稻种植制度及其发展 (英文)，农艺学的进步(Advance in Agronomy)，1983 (38)： 340～368
9 过益先.稻田多熟制生产的问题与解决途径 (英文) .东亚水稻增产潜力及解决途径，日本作物学会，1984，55～68
10 过益先 .中国水稻种植制度的改进 (英文) .壳牌农业，1991 (10)：28～30
11 王连铮，过益先.中国稻麦种植制度及其发展 (英文) .稻麦种植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办事处，1994，160～171
12 王增远，徐雨昌，李震，过益先等.水管理与有机肥对稻田甲烷排放的影响 (英文).作物学报，1998，24 (2)： 133～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