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时代。在这些色彩各异的群星中,中外驰名的《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可算是一颗璀灿夺目、别具异彩的军事明星。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人。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完因内乱逃到齐国,并担任了管理百工的工正之职。不久,陈完改称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因为攻打莒国立了战功,齐国国君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他作为采邑,并赐姓孙氏。这样,田书又称孙书。这位具有军事才能的孙书就是孙武的祖父。
后来,齐国发生内乱,孙武便离开齐国,投奔到今江苏、安徽、浙江一带的吴国。他在吴国先是过着一种半自耕农式的隐居生活,公元前512年得到大臣伍子胥的竭力推荐,受到吴王阖闾的召见,并任命为将军。《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等一些史书记载,吴王看了孙武呈献的十三篇兵法之后,还用一百八十名宫女让孙武进行操练,以考察孙武训练部队的实际才能。于是,孙武演出了一幕吴宫斩美姬的脍炙人口的故事。吴宫教战,不过是一个军事寓言,旨在说明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的思想。
孙武在吴国的主要事迹,是协助吴王举行了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的吴楚柏举之战。吴国的都城在姑苏(今江苏苏州市),楚国的都城在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两地相距千里之遥。公元前506年,吴王决定大举攻楚。孙武与伍子胥等人参预制定了以楚国郢都为战略目标,实施远距离战略袭击的作战方针。这年冬天,吴王阖闾亲自出马,率领吴军主力三万余人,联合唐、蔡两国,溯淮河西进,利用大别山荫蔽部队行动,迅速前出到汉水,同楚军隔水对阵。最后,经过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决战,重创楚军,接着又在追击中五战五胜,顺利地占领郢都,达到了预期的战略企图。
十年之后,吴王阖闾在同越国的战争中受伤而死,其子夫差继位。孙武又继续辅佐吴王夫差,并于公元前484年发起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之战打败齐国军队,公元前482年黄池会盟之后,吴国终于取代晋国成为霸主。
孙武的卓越战功,现存的史书语焉不详,他后来的结局以及生卒年月也无从查考。然而他的不朽名著《孙子兵法》十三篇却完整地流传下来了。
《孙子兵法》历来被称为 “兵学鼻祖”,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是得到公认的世界第一部军事学名著,久负盛誉。
《孙子兵法》问世之后,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韩非子·五蠹》说: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从汉代起,即有人为《孙子》作注,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注家,是三国时军事家曹操。自此以后,注家蜂起,迄今大体有百数十种之多。
《孙子兵法》在国际上的流传也日益广泛。早在唐代中期,日本遣唐使者吉备真备就把《孙子兵法》等中国古籍带回日本。在世界各国中,日本对《孙子兵法》的译注、研究的专著迄今大约有一百六十余部,不仅数量最多,阐发也甚为深刻。据初步统计,《孙子兵法》还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朝鲜文、越南文、希伯莱文等数十种不同文本。有不少外国军事评论家给予《孙子兵法》以高度的评价。例如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其所著《大战略》一书中这样写道: “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类似这样的美誉,不胜例举。事实上,当今的世界上,一些军事问题的专门学者,仍然在努力研究《孙子兵法》,试图从中探索指导未来战争的借鉴。
为什么一部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经历了两个社会形态之后,至今仍葆其美妙的青春呢? 考其原因,除了《孙子兵法》是一部我国新兴地主阶级在军事领域中的奠基石,富有革新、进步的思想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孙武揭示了许多基本的军事原则。他从军事斗争优胜劣败这一基本原理出发,提出了制定作战计划,集中兵力,确定主攻方向,善于实施机动,注意密切协同,创造主动态势,立于不败之地,等等。这些主张,至今仍然是作战的重要原则,不能违背。
孙武所以能提出若干反映军事规律的军事原则,是与他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注意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密切相关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 “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认识客观实际上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 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今天,我们研究军事,研究未来战争不要看轻这句话,同样,学习和研究《孙子兵法》也不要看轻这句话。
我们知道,从一定意义上说,战争的本质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是在一定的区域通过武力迫使敌方屈从于我方的意志,取得战争的胜利。敌对双方,失去一方也就失去了战争。为了从这种你死我活的流血斗争中保全自己,保全人民,保全国家,孙武大声疾呼: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对于己方,孙武认为,战前要修明政治,发展生产,充实国力,所谓“修道而保法,能为胜败之政”。竹书《孙子兵法·吴问篇》充分体现了孙武的这一治国强兵思想。《吴问篇》中,吴王向孙武询问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赵、魏这六家世卿哪个家族最后能强大起来,控制政权? 孙武对这六卿一一作了分析,最后作出判断,晋国的政权可能最后要落到赵氏手中。他的根据就是,比较起来,赵氏的亩制是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亩制最大,而所收田赋又最轻,为政者不骄奢,在下者有温饱,再加之不穷兵黩武,因此能得到民众较多的支持。孙武这一番议论和分析,反映了他关于修明政治,励耕抚民,乃能制胜的思想。
在军队建设上,孙武同样注重要知己。他要求加强军队的训练,具备良好的武器装备,严格军队的纪律,实行明法审令,特别是对将帅的选拔和修养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和要求。主要的就是“智、信、仁、勇、严”。
在作战指挥方面,孙武对于“知己”有着丰富的内容,可贵的见解。首先,他主张“胜兵先胜而后求战”,“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就是,没有必胜的把握不要轻易发起攻击,而应首先完善部署,立于不败之地,做到无隙可乘。在思想上要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样才能常备不懈,保持战备,防敌奇袭。
作战是敌对双方的行动,是战斗力和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敌对双方能不能在战场上决出雌雄胜败,就要看指挥员是否善于提挈全军审时度势,抓住战机,乘虚蹈隙,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对于战争的胜利,孙武有一个千百年来为兵学家们所重视和尊崇的观点,这就是通过“伐谋”、“伐交”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战争历史表明,在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情况下,对于即将爆发的战争,是可以通过政治、外交上的斗争而延缓甚至终止战争的发生。当然,这种不经过直接交战而消弭战端的思想,主要地还是孙武所处的春秋时代诸侯列国之间兼并战争的产物,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
但是,必须看到,孙武并不仅仅期求于 “不战而屈人之兵”。当 “伐谋”、“伐交”不能实现之后,他也明确主张要“伐兵”,用战争去对付战争。重要的是,在 “伐兵” 中他主张“胜于易胜”,“胜已败者也”,打败那在战场态势上已处于败局地位的敌军。为要达此目的,既不能凭主观空想,也不能寄希望于鬼神的保佑,而应搞好侦察,了解敌情。他强调说: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要通过 “知敌之情”的敌国乡大夫或王公贵族的亲信或逆用敌方间谍以掌握敌方军事机密。当然,他也谈到己方要派出间谍刺探敌国军情。在战场上,他详细地提到了三十三种 “相敌”之法,去观察、判断敌军动向。提出了用欺骗、佯动、试探性进攻等等方法去察明敌情。
从战场上说,要察明的敌情,孙武认为主要是敌军部署上的虚实强弱,发现敌军既是要害而又薄弱的地域,并以之作为我军的主攻方向,以便集中兵力,抓住战机,快速行动,做到“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救”,达到速战速决、出奇制胜的作战目的。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的一个瑰宝,它有着博大精深的内容,触及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方面,诸如军事地理学、军事后勤学、军事心理学、军事运筹学等各个分支学科。它的阐述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古朴的,原始的,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一部系统研究军事理论的专著,却又是弥足珍贵的,这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是应当引为自豪和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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